与望舒进行更好的对话——《雨巷诗人戴望舒传》

（修订版）自序

拙著《雨巷诗人戴望舒传》200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已经是16年前的旧事了。

16年来，我没想到，戴望舒诗歌渐渐成了出版界的比较热的门类。我的戴传也因此借光，早就售罄。很多读者朋友想拥有它，只好盼它再版。

16年来，学界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包括我本人也没有停止有关研究，也发表了几篇新的文章，比如《不仅仅是一首悼诗：萧红与戴望舒的交谊》（载于《上海鲁迅研究2011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05），再如《短暂而集中的热爱——论戴望舒与俄苏文学的关系》（载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2010年04），还如《戴望舒与“左联”关系始末》（载于《现代中文学刊》杂志2010年06期）等。今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一个中型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还讨论了望舒抗战时期诗歌风格的嬗变以及翻译发表西班牙抗战谣曲的问题。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我的《引玉书屋版（从苏联归来）译者考》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12期），论证了引玉书屋版的《从苏联归来》译者并非戴望舒，而是郑超麟，从而纠正了或者说轰毁了很多年来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的讹传和臆想。尽管有个别学者在细枝末节上还纠缠不清，但我考证了这个大的史实如同板上钉钉。

初版本面世后，我自己读过几遍；每次读，都发现有问题；说实话，从字词到章节都有改善的余地。我一直想有再版的机会，从而能把我自己的和别人的新成果落实进去。

北京领读文化公司通过朋友找到我，本来是想要再版我的译著《菊与刀》；但那本书的版权暂时不在我自己手上。于是，他们转而决定再版我的戴传。真是跟我不谋而合，无巧不成“书”啊。

由于是比较多的修改，也由于我实在忙，所以修订工作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年。感谢领读文化的雅量和宽谅，没有怎么催促我这个主张慢性子做学问的人。

尽管我做了至少一百处大大小小的修订，但本书还不能说完善。比如，胡适曾请望舒翻译《吉诃德爷》（今通译《堂吉诃德》），每月预支稿费达200大洋之多。施蛰存说：“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成的”。叶灵凤认为很可能没有完成，但说“望舒生平有一个大愿望，就是要从西班牙原文将塞凡提斯的《吉诃德爷》译出……十多年来，他仍一直在继续这件工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登载的《吉诃德爷传》第四章“单表我们的骑士出了野店以后的遭遇……”。这件译事既然是望舒的大愿望，而且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多年，或许还有一些译文，只是我们至今未能寻访到，望舒的大愿望成了我们的大遗憾。

初版本出世后，承蒙我的师兄、诗评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蒋登科教授的厚爱，写了书评《饱满而又简洁的诗人评传》，对拙著的特点做了非常精当的概括，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3期。

16年前，我30多岁，还算是个青年，所以称望舒和比他小21岁的杨静是“老夫少妻”。其实，望舒娶杨静时才38岁，离世时也才45岁，岂能曰老。而我现在早已过了38岁，甚至过了45岁。按照我自己16年前的逻辑和说法，我自己是否也老了？我有点不甘心，于是，赶紧删除了“老夫少妻”的字眼。

16年间，我经历了很多很多世事人生，成了一个“知天命”的中老年人，对望舒的性格、心态、思想和诗风有了更加深入切实的感受和认识。因此，此次修订不仅仅是文字和史实的完善，也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蒋教授说我“在写作《戴望舒传》的时候”，“不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而是投入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情感，由此去理解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另一位诗人。”确实是知人之言。我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话者，去揣摩、理解望舒。我自信，过了45岁的我，较之16年前，是望舒的一个更好的对话者。

这是我要修订本书并且要写此序的深层原因吧。

北塔

2019.11 初稿于东城圆恩寺

定稿于海淀营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