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办杂志、开书店

回到杭州后，望舒和杜衡在“穷极无聊”^[24]中度过了几个月。杭州的反共恐怖气氛不亚于上海。他们时时感到身边埋着定时炸弹。于是，他们考虑再三，决定到施蛰存所在的松江乡下去。那儿比较安宁、安全，朋友们在一起，也可以相互慰藉、打气和切磋，共同做点事。

他们确实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事业之中——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25]他们管他们所住的施家小楼称作“文学工场”，意思是说他们甘愿像劳工一样从事文学，或者说为文学服苦役。他们把内心的焦虑和痛苦转化成了工作的热情和勤勉，仿佛在工作中，忘记了以往的不快和现实的无奈。他们确实干得很卖力，很过瘾。而且效率很高，望舒很快就译出了夏多布里昂的两部小说《阿达拉》和《勒内》。其中《阿达拉》被誉为法国第一部浪漫主义小说，《勒内》里的主人公勒内则成为“世纪病”忧郁的代名词。

1928年，开明书店将这两部作品合在一起加以出版；不过，书名叫《少女之誓》。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魅惑读者的名字呢？原来，这书名既不是夏多布里昂取的，也不是望舒取的，而是日译本的题名。提议借用这个题名的是精通日语的冯雪峰。望舒翻译完后，曾拿英文本校对过，还想请冯用日译本校读；冯没有答应，说日译本是从德译本转译的，他认为日译本只有题名可取。^[26]当然日译本的题名倒是符合小说的内容。《阿达拉》的故事发生在北美未开化的森林区。阿达拉是一个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女儿，自幼发下终身不嫁的毒誓，却最终抵挡不住爱情，将被俘的敌对部落青年沙克达斯从死亡威胁下救出，一起逃亡。阿达拉最后毁于激情与誓言的冲突之中。所谓“少女之誓”指的就是阿达拉之誓的立与破。

一开始没有出版商愿意出望舒的译本。冯雪峰是个社交颇广的热心人，主动请缨，帮望舒联系出版事宜。一开始他找王鲁彦帮忙，因为王跟人间书局的关系比较密切。鲁彦的答复是：“如能改为《少女之誓》这书名，他们决会要，可先拿到一部分钱，此种改书名，实不大好……我想如果为钱，则改书名，并改译者名亦可。”^[27]大众的接受心理总是倾向于小情调、小热闹以及那些跟女人隐秘的心理和生理有关的一切，甚至打“性”的擦边球，那样的阅读心理是一种窥阴癖。

1929年，世界书局还打算出一套大型的专门以爱为主题的丛书，叫“唯爱丛书”，可谓这类红男绿女阅读心理的登峰造极，以至于惊动了鲁迅，受到了他老人家的奚落。他在1929年4月7日给韦素园的信中说：“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今年大约要嚷恋爱文学了，已有‘唯爱丛书’和《爱经》预告出现”。^[28]鲁迅说的预告指的是，1929年3月23日《申报》刊载的关于《爱经》的出版广告：“罗马沃维提乌思作，戴望舒译，水沫书店刊行”；以及次日的关于“唯爱丛书”的广告：“世界书店发行，唯爱社出版，已出二十种。”论者以为：“‘唯爱丛书’自然是无聊之作，鲁迅一时疏忽竟把两者相提并论，误作一路货色了。”^[29]大概博学的鲁迅当时并不知道罗马的沃维提乌思是何许人也。事隔三年后，冯雪峰要编作家书信集，鲁迅则委托翻译家、西方文学专家李霁野向各路友好索回信件并选择“内容关系较大者”寄给冯雪峰。^[30]李弄到了鲁迅给韦素园的那封信，并建议鲁迅删掉“和《爱经》”，以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倒掉脏水时也泼掉了婴儿。鲁迅深以为然，所以在1932年7月2日给李的信中明确说：“‘和《爱经》’三字，已经删掉了。”^[31]从而使望舒免受了牵连。

甚至施蛰存，后来也曾劝望舒媚俗。1932年11月18日，施蛰存在给望舒的信中，也对望舒有过类似的关于书名的劝导：“洪雪帆至今还主张一部稿子拿到手，先问题名。故你以后如有译稿应将题名改好，如《相思》《恋爱》等字最好也。”^[32]从这段文字的主旨和笔调来看，施当时走的是大众化、商业化的路子。他们要挣钱，就得卖文稿，而且要卖给大众，而对于那些生活在浮华中的上海市民来说，有什么字眼比《相思》《恋爱》等俗艳而轻倩的字眼更吸引眼球的呢？

望舒本来没有那么俗的想法和做法，但经不住挚友的规劝和开导，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同意改用《少女之誓》的题名；不过，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人间书局没有承印，而最终改由开明书局出版。

望舒每翻译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写一篇序。在《少女之誓》的译序中，他主要讲了夏多布里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夏氏不仅影响了法国还影响了英国的同辈和稍后的作家，如雨果、拜伦等。望舒还讲了他自己对这两部作品的一些感想。如他说《阿达拉》“是一本充满了诗的情调，热情的火焰和不能慰藉的沉哀的书”。^[33]其实《勒内》的情调更是由热情而归于沉哀，主人公勒内自幼失去双亲，与姐姐阿梅利相依为命。阿梅利却在姐弟之间产生了非分的情感，无法自拔，最后走进修道院，在修行与祭献中熬过一生。

在松江待了几个月后，“望舒对这样孤寂的隐居生活感到有点厌烦”。^[34]大约在1927年7~8月间，他决定到北京去看看是否能进北京大学或中法大学继续他的学业。本来，他要施蛰存和杜衡跟他一起去；但施因为工作忙走不开，杜则一心想回杭州去，所以对北上没有任何兴趣；望舒只好独闯旧京。

这是望舒第一次进北京，人生地不熟，刚开始只能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下，瞎玩了几天；不过，很快地，他就认识了当时新起的一些文学青年，如姚蓬子、冯至、沈从文、胡也频等。胡也频当时已跟丁玲成为伴侣，丁玲那时还叫丁冰之，是望舒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上学时，湘妹子丁玲是美女，性格泼辣，又弄革命文艺，所以非常活跃，男同学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但上学期间，望舒与丁玲交往并不多。丁玲把望舒介绍给了胡也频，但他跟胡也频后来没有加深友谊。倒是与胡也频同属左翼阵营的雪峰颇得望舒好感，很快两人就成了挚友。望舒一直在寻求新的思想来刺激、鼓舞、提升自己。雪峰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当时最吸引年轻人的新思潮。望舒从雪峰身上找到了人生和社会的一种新的可能，所以两人相谈甚洽。

望舒在“上大”和震旦学习期间觉得大学生要么太谨慎，要么太折腾；这两样都跟他的性格相去甚远。从而使他对大学生活兴趣淡薄。此次进京，说是想求学，其实主要是想结交些文朋诗友，开阔些视野，散散心，顺便看看是否有学可上、有事可做。以他走马灯似的观察，他对北京的大学教育和文化氛围似乎挺失望的。他当时已经有了文学的功底，已经掌握了外语，他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资本从事创作和翻译，没必要再去混文凭、弄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