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在原台州师专（台州学院前身）工作期间，任教过现当代文学课，也做过一段时间的领导工作，在教学和工作之余，我写下了一些研究性的论文。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关于现当代文学的，它们或缘起于教学中所发现的问题，或平时学习有所心得有所见地，或立意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钻研。那时候，我有个想法，无论搞教学抑或当领导，都要尽量抽时间做一些科研，以便充实深化自己的教学，或在理性层面上，指导推进自己的工作。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要当一个“学者型”的教师或领导，要不然，教师只能是个教书匠，领导也不过是个事务主义者。当时我虽然有这种比较自觉的意识，但最终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收在该文选里有关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文章，从写作和发表的时间看，绝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如所周知，这段时间，正是学术界学理观念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不断变化的时期。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情况来看，它跟其他学科一样，“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因而往往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所谓“以论带史”，就是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文化大革命”以后，则纠正了这样的偏颇，强调了学术本身的客观性，于是就有了“以史带论、亦史亦论、史论结合”的提法。这时候，学者们则更多地从作家及其创作的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出现了许多“作家论”、“作品论”的论文与著作；1985年以后，学术界又强调了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提倡要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将现当代文学进行“综合研究”；同时，学界又不断引进西方新的学理与新的方法，以及新的语汇，致使各种不同模式的文学批评与评论不断涌现，一时间弄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或许是我先天的学术营养不足，也或许是学术思维的惯性与惰性作祟吧，我的这些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方法”，仍然还停留在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上，有的规模稍稍大一些，但也还称不上“宏观研究”（至多可称为“中观研究”）。因而无论从写作时间看或从研究方法看，这些文章都已经是“昨日的黄花”了。不过，在这些文章中，我基本上所遵循运用的是“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原则，比较注意社会思潮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比较注意文学评论的“知人论世”的原则，比较注意并着重于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欣赏与阐析等。当然，今天重读这些文章，总感一般，缺乏深刻，从文字表述的角度看，不少文章也明显沾染了“经院”气，不够活泼轻松。但笔者仍然“敝帚自珍”，觉得自己当年写作是用心的，文章内容也还扎实，或许可让读者从中获取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

本书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几篇文章，则是根据当时工作的实际需要而写的。“学校教育”原本不是个人所学的专业，能写出这些东西，完全得益于当年在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的一年进修学习以及多年从事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心得体会。尽管现在学校层次升级了，学校性质也变化了，但文章的某些观点还是有价值的。

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学校的学报上。其中只有＜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的艺术探索＞还没有发表，“附录”部分有三篇为讲话稿也未曾发表。这次在选编过程中，只对文字作了一些订正，至于内容和观点，则保持其本来的面目，同时还在每篇文章的末尾，对写作或发表的时间以及发表后的效应等，都作了简短的说明，以便于核查。

现在，当我的人生步入“夕阳”的时候，我将这些在学校生涯中所留下的学术文字，整理订正，选编成集，以为归档留存。

2013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