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战火中的课桌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不久，北平被日本人占领，接着天津沦陷。8月，日本人又把魔爪伸向了上海，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狂轰滥炸。上海军民奋力抵抗，这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三个月的奋战，上海终没能守住。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上海陷落，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自卢沟桥事变后，战区的多数高校都迁往西南、西北一带，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同济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31所大学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再迁江西、广西，后迁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滇南澄江，等等。当然，也有一些没有迁走的高校，比如燕京和辅仁，因为它们是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故而未动。

上海虽然被日本人占领，但情况比较特殊。除了日租界之外，还有苏州河南的法租界和英租界（英美公共租界）。这两个地方就像一个孤岛，独立于日本占领区，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之时为止。在那之前，上海之内，租界内外成了两个世界。《劫后的上海》一书中这样形容道：“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所以只要在租界内，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能得到安全保障。于是，上海的很多没来得及迁往内地的高校都迁入了租界。上海交大的大部分人员都没能及时内迁重庆，也搬到了法租界继续上课。吴文俊大二到大四的三年大学生活就是在法租界度过的。

虽然租界里面老师和学生学习生活基本稳定，但学校受战争的影响还是特别大。战时的1938—1940年，交大的学生锐减，数学系一共只有5名毕业生，其中包括1940年毕业的吴文俊和他的好朋友赵孟养。

进入大二，吴文俊的生活突然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经济状况。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汪精卫叛逃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正始中学校长陈群出任“内政部长”（日本投降后自杀），正始中学的高中大代数教师秦缅君出任汪伪政府的江苏省“教育厅长”，校办人员多数当了大大小小的伪官，正始中学就此寿终正寝，奖学金也就没有再发了。吴文俊拒绝了正始中学前校长陈群的捐助，经济陡然就变得窘迫起来。但对儿子的决定，吴福同和沈粹华都很赞成。传统读书人的气节也一直是他们要求吴文俊遵守的。一家人只能竭尽全力地缩减家用以供吴文俊念书，沈粹华花每一分钱更细致了，吴福同买每一个物件也更慎重了。

经济困窘是个难题，但还不是吴文俊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大二的吴文俊最大的困惑来自他的学习，他的专业。

直至大二，吴文俊还没有真正进入数学殿堂。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吴文俊的学习从来都是以兴趣为先导的——好读书，所以可以几小时地呆在房子里不出门；因为对物理感兴趣，所以自学数学，成为班级里的“数理王子”……大二的一部分老师讲课比较平淡，照本宣科，没有新意，这样的课并没能使吴文俊领略到数学世界的美妙。

对他来说，数学实在一般，知识的海洋多辽阔呀，除了数学还有很多更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学。他开始思考要不要换专业。

幸好，大三的一位数学老师帮助他摆脱了困惑，帮助他发现了数学的巨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