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疑 古

“整理国故”：胡适的历史观

显而易见，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和他的疑古主义的史学传统，是在胡适“整理国故”的口号下正式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的主张又是直接联系着“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倾向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所有这些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即中国古代书院文化与书院学术的尊古主义的历史观。不论是宋明理学，还是清代学术，不论是古文学派的学术，还是今文学派的学术，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人生的价值标准不在今，不在己，而在古，而在古圣先贤的遗训。对于古圣先贤及其遗训，只能尊，只能肯定，只能赞颂，而不能反对，不能批判，不能质疑。“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所要批判的就是这种尊古主义的文化传统。他们不再将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仅仅作为崇拜、尊重、肯定的对象，而是作为认识的对象、研究的对象。而要认识，要研究，主体就是在“今”、在“我”、在“今之我”，对象的性质和作用就不是先定的，而是认识的结果，研究的结果。所以胡适的“新国故学”与“旧国故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不首先确定“国故”的性质和作用，不将“国故”先定为“国粹”，而认为既有“国粹”，也有“国渣”，这要通过分析和研究而得以分辨。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注1自然“国故”中既有“国粹”，也有“国渣”，不都是好的、对的，那就是可以质疑的，可以怀疑的，所以顾颉刚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疑古主义主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这是一条沿着“学识”的道路层层递进的关系，也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只不过顾颉刚继承的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而更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但有继承，就一定有变移，到了顾颉刚的疑古主义的历史观，实际已经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历史观有了本质意义上的差别。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而不是同样一种历史观的不同表现形式。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的历史观是怎样的？统而言之，他们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当时常说的“进化的历史观”，用我们现在的说法也可以称之为“历史发展观”。在他们看来，整个人类（其中也包括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应当是停滞不前的，不应该是凝固不变的，而应该是进化的，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化发展才是正常的，停滞不前则是不正常的。这联系到中华民族当时实际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处境，更容易得到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青年，再也不能沿着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尊孔读经”的老路继续走下去了。教育制度变了，政治制度变了，现实处境变了，文化、人也要变，也要进化，要发展。正像我们现在常说的：“变”，才是“硬道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他们这些人是从“旧文化”中刚刚走出来的人，是首先感觉到需要“变”、需要“进化发展”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到社会上来当“圣人”的，甚至也不是到中国社会上来当什么“家”的，而是来促“变”的，是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做“叫醒服务”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的历史还是那个历史，中国的文化还是那个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不是从根上就是坏的，但也不是从根上就是完美无缺的，只不过现在不能不“变”了，不能不“发展”了。这正像爷爷还是那个爷爷，奶奶还是那个奶奶，爸爸还是那个爸爸，妈妈还是那个妈妈。只不过爷爷是吸大烟的，奶奶是裹小脚的；爸爸、妈妈对爷爷是百依百顺的，孙子、孙女则不同了，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不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当作做人的典范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孙子、孙女就不承认这份家业是爷爷、奶奶创下来的，是爸爸、妈妈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是要走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罢了。自己一生的道路将会怎样，是不是一定会比爷爷、奶奶的更辉煌，是不是一定会比爸爸、妈妈的更顺利，他们是不计较、也来不及计较的。总之，“五四”这代知识分子“反传统”，但不是“反历史”。他们承认过去的历史，只是不想重复过去的历史。他们对历史有了自己新的看法，但是并不否定中国古代的历史是由中国古代的人创造的。他们不是与中国古代的人、特别是那些历史名人比个人的高低，只是向中国社会表达自己与中国古代人不同的理想、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看法，并且也希望他们的同时代人能够理解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理解他们的看法，因为至少他们自己认为，这是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有利于全体中国人的。

这种历史观，到了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这里，实际已经发生了重心的转移和意义的变迁。“五四”那代倡导文化革命、文学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当时的胡适，其历史观主要还是一种整体的历史的观念，这种整体的历史的观念虽然也建立在对中国古代历史事实的感受和认识上，但其生成却不仅仅依靠对中国古代历史事实的感受和认识，其中既有他们对中国现实社会、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也有对世界其他民族历史的观察和了解，西方学者历史观的影响也是形成他们新的历史观念的基础因素之一。但到了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就把重心转移到中国古代历史这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身上，不在研究者历史观念的本身了。如果说“五四”新文化、新文学革命更是一个思想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上的革命，那么，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提出的就是一个学术领域的具体的学术研究了，就是中国古代历史这个特定学科的研究了。这就将重心由研究主体转移到了研究对象。但在这里，胡适却自觉与不自觉地忽略了一个根本之点，即中国现当代历史学家历史观念本身的建构与养成。这使他的“整理国故”的“国故学”实际上仍然属于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历史的文献学、史料学，“整理国故”就是整理这些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只不过它不再遵循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尊古主义的学术原则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仍然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学院历史学，因为没有一种新的中国现当代学院历史观念的支撑，中国现当代历史学家仍然像中国古代书院学术那样将中国的历史仅仅作为政治统治者治理民众的“资治通鉴”，中国现当代学院历史学家是不可能在浩如烟海、纷纭复杂的中国古代历史资料的整理中建立起仅仅属于自己的“史识”的，而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史识”，历史学也就失去了作为历史学、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作为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历史学、历史研究不是仅仅要人们记住过去时代的一些事实和故事，而是建构中国现当代人的社会观念、世界观念，其中也包括历史观念的途径之一。

在“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中，胡适的历史观在总体上仍然是反对尊古主义的，仍然是主张进化、发展的，仍然是将“现在”、将“自我”、将“现在的自我”作为研究的主体的，但在如何理解“现在的自我”的问题上，在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的时候，却有了显著的不同。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典范，也并不认为自己的标准就是衡量所有语言文化作品的标准。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体性，但却没有将自己的主体性绝对化，没有将自己的主体性视为唯一合理的主体性，他的主体性是在与其他多种具有自己主体性的事物和人所构成的关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贯彻和实现的。在这里，主要有三种主体性：其一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即研究主体；其二是接受者的主体性，即接受主体；其三是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即对象主体。研究者应有自己的主体性，但他的研究不能仅仅为了自己，同时还是为了社会，为了现实社会中的人。他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社会，公布于社会的人，希望得到当时社会、当时社会上的人的了解、理解和同情。即使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得到社会上所有的人的同情和理解，至少也要得到他的假想的读者群的同情和理解。这样，他就得承认接受者的主体性，尊重接受者的主体性，希望他们在不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地位的前提下理解和同情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不能将自己周围的人都视为傻子，不能认为接受者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对象也是有自己的主体性的。它是为自己而存在的，是以自己的形式存在的。研究者可以不承认研究对象存在的完满性与完善性，但研究主体却不能认为研究对象就不应该为自己而存在，就不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而存在。也就是说，研究者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但其主体性却必须在与接受主体、对象主体的关系中而存在，因而它不是绝对的，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其研究过程中，无论哪一个研究主体也是需要不断充实、调整、演化和发展的。不难看到，到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时，胡适这个“现在”、这个“自我”、这个“现在的自我”，开始有了某种绝对的性质，开始具有了能够分辨“国粹”与“国渣”的标准的意义和价值。“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发生的革命性影响、“五四”白话文革新的胜利和白话文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的“正宗”地位的正式确立，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留学经历和作为美国博士的学术头衔，所师从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当时美国乃至世界哲学中的崇高地位，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教授的学术地位以及在新进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使胡适不再怀疑自己在一个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中国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资格。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研究的主体，他已经意识不到一个自身思想意识的进化与发展的问题，已经不需要一个自身历史观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而在他这样一个研究主体的面前，接受主体不存在了，对象主体也不存在了，“国故”就只成了一些纯粹客观的历史资料。对这些纯粹客观的历史资料，已经掌握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主体是完全能够依照自己的标准将其分辨为“国粹”与“国渣”的，因而也完全能够通过这种分辨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做出完全正确合理的描述和判断。关键仅仅在于，对中国古代大量的历史典籍和历史遗迹要了解、要整理、要研究。而只要能够充分地占有这些资料，只要不辞劳苦地按照正确的方法对这些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整理和研究，过去各种错误的历史观念就能得到纠正，“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中国的历史也就能够在自己手下成为一部不包括任何错误和异议的“信史”，一部能够被全中国的人公认的中国历史。在这里，他实际是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史料学的观念完全取代了中国现当代学院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也给顾颉刚、傅斯年这一代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的中国古代历史学罩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