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选择

口述者：刘端祺

性别：男

年龄：68岁

工作单位：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办公室

整理者：王迈

他是我大学同学中才情出众的一个。医科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内科医生，20世纪80年代初出国学习。先从医，再做药，历尽艰辛，终于学有所成，得到主流社会承认，后来做到跨国药企的亚洲总裁，是那个年代外出打拼获得成功的代表，经济、社会地位都无可挑剔。我曾受邀参加他在北京组织的几次活动，见到他身居公司高位，精明干练，统筹全局，事业中天，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5年春节期间，他的应酬较多，餐后常感腹部深处疼痛，向后背放射。他自知不好，马上到医院做了检查。CT片显示他的胰体中部有一个占位性改变，包块仅压迫到胰管，未涉及胆管，所以没有明显的黄疸，但已有腹腔淋巴结转移。肿瘤标志物数值全面升高，特别是有高度诊断参考价值的CA-199高出正常值十余倍。他的病已不算早期，但还是有手术指征的，可以据情选择部分性姑息切除和放射性治疗；运气好了，能将肿瘤全部切除也未可知。鉴于手术不一定能够延长其生存期，也可以试着先进行化疗、放疗，减轻瘤负荷后，再做是否手术以及进一步治疗的决定。胰腺癌细胞的恶性程度和目前医疗技术的局限，都决定了病人无论用哪种方法治疗，做什么选择，存活期大多都只有1年左右。总之，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很多，但预后严峻。

他也算一位资深医生了，尽管不是肿瘤专科，但对胰腺癌的性质和可能的预后还是知情的。他找我的目的是出于对一位老同学的信任，听听我的诊疗意见。他还在我负责的肿瘤病房里选择了一间单人病房，准备开始接受治疗。

在交谈中，我感觉他对胰腺癌有一定了解，也在互联网上查了不少资料，但因毕竟不是专科医生，对自己胰腺癌的凶险程度估计还是不足，但又迫切想知道真相。他一向聪明果断、善解人意，但此时也难免有些心绪慌乱，反复问的一句话是：“CA-199诊断胰腺癌是不是成熟技术，会不会搞错？没有黄疸的胰腺癌是不是手术能根治？”显然，正如肿瘤心理学教科书上说的，和大多数刚刚听到这一“凶信”的患者一样，他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心理震撼，既心有不甘，又心存侥幸。在初获肿瘤诊断时，他从心底拒绝，希望在自己的身上出现奇迹。与许多患者不同的是，他没有抱怨，更没有失态。他说，他奋斗了，事业也“小有所成”，这辈子不白过，堪称丰富多彩。他也诚恳地讲了自己的牵挂：和前妻离异后，现在与小他近20岁的妻子感情很好，最小的孩子只有六岁，他不希望让年轻的妻子和稚幼的儿子过早地失去亲人。他绝不放弃生的机会，但也要做不测的准备，不要到时候“来不及”。他叮嘱我，一定要对他说实话，病在他的身上，一切决定要由他本人来做，他“扛得住”。

我邀他共进晚餐。餐后，他试探我：“咱们俩的生日只差几天，今年夏天，我们一起过生日，还在这儿吃饭，怎么样？”我说：“你要放宽心境，做多种准备，咱们争取吧。”尽管前面做了许多铺垫，听了我的话后，他仍然停顿了片刻，思忖了一会儿后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是理解的，我的意思他也明白了。我们之间用不着“善意的谎言”，也用不着淡而无味的“安慰劝解”，可惜这种完全现代意义上直言不讳的医患沟通，现时还只能局限在相知较深的亲友之间，不能普遍推广。

几天以后，他多方打听，权衡比较，决定飞往南方的一家医院，接受肝胰联合移植治疗。这项手术当时在全国只进行了不多的几例，而且患者都没能长期存活。可能是对残酷预后的面对，也可能是对家庭、事业的责任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移植寄予了极大希望，没有和谁商量，就毅然决然上了飞机。得知他的这个在我看来有些鲁莽的决定，我不免有些自责——我那样直截了当地向他告知病情，对吗？

大约半个月后，我接到他躺在病床上打来的电话，声音虚弱，断断续续，好像隔着天际在另一个星球上讲话：“端祺，我可能快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感到死神在向我招手了……感谢你对我的病讲实话，我本应该在你那小住几天，咱们再聊聊……但是，我不后悔，你知道，我是个宁愿燃烬也不愿锈蚀的人。”后来我了解到，那大概是在肝胰移植术后的一周，他的病情急剧加重，在获得重症病房医生同意后，通过电话依次向亲友们告别。

口述者感悟

两天后，他去世了。刚刚60岁的老同学，从跟我“预订”单人病房到去世，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他本来有希望再活上一年，但“移植”的选择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抛下孺妇稚子，匆匆离去，实在令人唏嘘。

但是，他的这个电话使我顿感释然——老同学希望在完全知情，而不是闪烁其词的情况下，真正独立地为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正是“我的死亡我做主”。他的哲学是，活着就要有意义，死也要死得痛快，“宁愿燃烬，也不愿锈蚀”。这是他的风格，独立、洒脱、男子汉，绝不拖泥带水，一辈子都是这样，直至离开这个世界。

事后，我从其他同学那了解到，他选择做移植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有几分侥幸心理，希望自己成为奇迹的主角和创造者；还有几分无奈，毕竟当代医学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没有更多的有效治疗手段和选择；甚至还有几分豪迈——风流倜傥一辈子，他可不愿意经受癌症百般折磨，熬成个“恶病质”，给人们留下一个瘦骨嶙峋的最后形象。当然，作为医生，他也心怀着一种献身医学的高尚——如果移植失败了，就算做了一份贡献。

手术前他办了三件事：一、公证了遗嘱；二、陪六岁的小儿子玩了两天，告诉儿子爸爸要离开他很长时间，好好听妈妈的话；三、照了相，俊朗阳光帅气，是他遗留给人间最真挚的笑容。

几分冲动，几分懵懂，几分不舍，可能还有作为医生献身事业的豪迈，促成了他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