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经常说唐诗、宋词、元曲，这话容易让人误解，仿佛唐代的人写诗，宋代的人填词，而元代的人只是作曲。实际上，诗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只是宋元在主流的诗之外，分别发展了词及曲而已。

唐诗是古代诗歌的顶峰。唐人在边塞、田园、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等诗歌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唐诗不但在数量上远超古人，质量上也空前绝后。李白将古体诗推到了极致，杜甫使格律诗走向了成熟，王维写出了田园诗的意境，李商隐道尽了爱情诗的缠绵。总而言之，唐代是一个诗人荟萃的时代，是一个诗歌丰收的时代。

诗歌之所以在唐代出现大繁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代的科举考试要考诗歌，否则也不会有杜甫七岁学诗了。宋代学者严羽的《沧浪诗话》中记有：“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可见，这个观点宋代的人就已经有了。另一个原因是唐代的诗歌社交。杜牧的《九日齐山登

高》有一句“与客携壶上翠微”。这里的“客”是指杜牧的朋友张祜。张祜当时是一个平民百姓，而杜牧是池州刺史（市长）。按常理，他们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但是在唐代就可以，因为他们都是诗人。由此，唐代诗歌社交的普及和影响力可见一斑了。

宋词源于南梁，形成于唐而极盛于宋，故称宋词。宋词在当时是一种音乐文学，类似现在的流行歌曲。歌曲就要有旋律，这个固定的旋律就是词牌，如我们熟悉的〔蝶恋花〕〔念奴娇〕等。因为是先有了词牌，再照着填词，所以词的创作多称为填词。宋人的很多作品写出了人类的普遍情感，也因此穿越了历史长河，沉淀为经典。我们很容易想到李清照的“闺语”、晏殊的“别恨”、柳永的“情长”、李煜的“愁宗”，很容易想到苏轼的“大江东去”、辛弃疾的“千古江山”。宋词经常被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其实，宋词的主流始终只有婉约派，豪放派在当时则是另类。原因很简单，宋词主要用于宴会上的演唱，而且是由歌女来演唱。所以，歌女演唱才是宋词主流的传播模式。在这种应用场景下，“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浑雄的词是很难有市场的。

宋词之所以在宋代爆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宋代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对文人最友好的朝代。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曾下令不杀士大夫，有宋一朝的皇帝都很好地遵守了这一祖训。非但不杀，而且重文轻武。宋的武功远不如唐，对外策略基本上是以金钱换和平。如此，待遇优厚的文官就有大把的时间宴会交际，听曲填词。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大多也是词人，如宰相晏殊、“文坛宗主”欧阳修等。另一方面，大宋是“积弱不积贫”，非但不贫，而且商业发达，社会富庶。柳永的《望海潮》就描写了当时杭州城的繁荣景象。社会上有钱，则娱乐业发达。娱乐业发达，则少不了歌舞，那么填词唱曲在社会上的蓬勃发展也就自然而然了。

元曲源于金，包括元杂剧和散曲，其中元杂剧的艺术成就和影响远超散曲。同宋词一样，元曲也是音乐与文本的统一体，只是它的音乐性更为复杂。具体的体现就是元曲不但有曲牌，还有宫调。曲牌如同词牌，代表的是固定旋律。由于曲牌太多了，元人又把调式近似的曲牌归为一个宫调。元曲中常用的宫调为五宫四调。比如，五宫里的〔正宫〕唱起来惆怅雄壮，〔滚绣球〕〔叨叨令〕〔快活三〕等曲牌均属正宫。元曲创作大量引述口语、套用俗语，而这也成就了元曲的独特魅力。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

元杂剧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它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元代疆域辽阔，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使得当时的大都市很是繁华富庶，在大都这样的城市里出现了大量的剧场、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另一方面，元时汉族知识分子身份极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通。这些文化精英无奈转而投身于戏剧创作，这就带来了元杂剧的大繁荣。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孕育了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曲四大家，也催生了《西厢记》《窦娥冤》等传世经典。因为元杂剧的观众是底层百姓，在内容上不得不庶民化、世俗化。在音乐性方面，由于北

方、西域等少数民族外来音乐相继进入中原，它们与汉族地区的音乐碰撞、结合，推陈出新，为元杂剧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元曲的另一分支散曲也遵循类似的发展逻辑。

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中华文化中的明珠。它们历经千年而不褪色，依然脍炙人口，依然生机勃勃。现在的人已经不需要写古代诗歌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读、去背诵这些古代诗歌呢？因为它们依然能够触动我们，引起我们情感的共鸣。千百年来，科技进步很快，生活变化很大，但人性基本不变。登高、别离、羁旅、欢聚时我们所经历的情感与古人是一样的。春节家人团聚，你却孤身在外，“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描述了乡愁；与恋人分别，“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表达了不舍；金榜题名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说尽了心中的喜悦；事业低谷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道出了孤独中的执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是否写尽了亲人离世后的悲凉？

本书选取的作品是唐诗、宋词和元曲中最美的（个人之见），语言上明白如话，读起来触动人心。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选词时超出了两宋的范畴，这既是出于个人的偏好，也由于它们的艺术美。本书在编排顺序上没有按照年代及作者，而是按照情感和场景分为登高、怀古、忧愤、喜悦等几个大的类别。每篇包含两个基本模块：原文、导读，除《长恨歌》《琵琶行》两首外，每首都有译文，部分篇目有注释和/或延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