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艺术

袁行霈

一

白居易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诗歌语言上。他的语言浅显平易，有意到笔随之妙。赵翼《瓯北诗话》卷四说：“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这段话确切地说出了白诗的长处。

这个成就在讽谕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的讽谕诗都是指论时事、美刺比兴的作品。这类诗本来容易使人迷离恍惚，诗人处在政治迫害的危险中，又往往故意写得隐晦曲折，归趣难求。阮籍的《咏怀》就是这样，李善注曰：“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足见其隐晦的程度。所以《诗品序》说：“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论兴，也说过“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的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陈子昂、李白所写的刺讥时政的诗，亦未能尽去闪烁隐约之辞。白居易继承了杜甫显陈时事的传统，运用浅显平易的语言去表现政治讽谕的内容，取得极好的艺术效果。冯班《钝吟杂录》说：“白公讽刺诗，周详明直，娓娓动人，自创一体，古人无是，盖出于小雅也。”不为过誉之辞。

严格说来，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不少是所谓赋体。如《重赋》直斥两税法的流弊，《道州民》明写太守阳城上书罢贡“矮奴”之事，《阴山道》指言元和二年的新敕。都是直陈其事、浅近晓畅的作品。讽谕诗里另一些是所谓比兴体，这些诗虽是比类以言、引类譬谕，却也没有一丝的隐晦。《黑潭龙》以龙神比喻皇帝，狐鼠比喻贪吏，指斥贪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有木诗八首》用八种树影射八种人，虽是“引风人骚人之兴”，以讽前人、儆后代，却也意微词显，毫不费解。

白居易讽谕诗之外那些抒情写景的诗也有这种长处，他很少用典，只是以极其平常的语言，倾吐内心的感受。亲切自然、娓娓动人。如那首有名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初春带给人的那种轻快的心境，几乎是用口头上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乱花”二句是当之无愧的。

白居易并不只是浅显平易，他有些诗还能在浅显平易之中掀动波澜，这就是那些警句的出现。陆机《文赋》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白居易恰恰是善于运用一二警句统摄全篇，达到平淡中见神奇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地指明了他们剥削的本质。类似的例子很多，如：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新丰折臂翁》）

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缚戎人》）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

这些警句有的在篇末，有的在篇中，有的做诗人的口吻，有的做诗中人的口吻，都很鲜明强烈。值得注意的是，其警句之警，不在语言的奇峭上，而在于立意的新锐上。尖锐的思想以浅显平易的语言出之，不但不削弱思想的力量，反而更易入人心脾。刘熙载说得好：“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前人有以“柳阴春莺”形容白居易诗风的⁽¹⁾，也有以“平湖春涨”来形容的⁽²⁾，都只看到其“清浅可爱”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警拔深刻的一面，是不全面的。

在这里必须谈一下“元轻白俗”的问题。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什么是俗呢？苏轼没有说明，但从后人的阐发看来，不外是词俗和意俗两个方面。也就是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所说的“其词浅近，其气卑弱”。反对此说的也不乏其人，如张镃、王若虚、叶燮等。其中以叶燮的说法最公允，他说：“白居易诗，传为老妪可晓，余谓此言亦未尽然。今观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苏轼谓其‘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之易厌’。……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如《重赋》、《不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此风人之能事也。……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拟。”（《原诗》外篇下）叶燮不是笼统地肯定或否定，而是有分析地区别对待，不失为公正的态度。在白居易的二千八百馀首诗中，有言浅意卑的，也有言浅意深的，早年的讽谕诗一般达到了浅近与警拔的统一，晚年的诗歌也不乏佳作。如就其讽谕诗而论，能够写得那样通俗浅近，不能不说是对于诗歌艺术的一大贡献。

二

白居易的艺术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诗上。我国的叙事诗本来不多，长篇叙事诗尤其少见。白居易不但在讽谕诗中发展了叙事的技巧，而且写了《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样两首具备完整故事情节的长篇叙事诗，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

白居易的叙事诗不只是叙事，而且有抒情，如果说杜甫是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的话，那么白居易可以说是以叙事为主结合抒情。《秦中吟序》说：“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伤唐衢》中说他的诗是“一吟悲一事”。可见他并不是不动感情地纯客观地叙事。他很重视感情的作用，他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³⁾又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⁴⁾，这些话都说明在主观上白居易并没有排斥抒情。验之于诗，他那些成功的作品，也莫不在叙事中流露着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慨。

叙事与抒情的结合，在白居易诗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寓感情于叙事之中，诗里没有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在叙事的字里行间，如《卖炭翁》、《采地黄者》。另一类诗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代替诗中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就是替一个上阳宫女倾诉内心的凄苦，这种传统的宫怨主题在盛唐绝句中是屡见不鲜的，白居易用一首乐府诗来写就更便于叙事，而用第一人称来写就更便于抒情。像“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莺归莺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这些诗句既交代了她几十年的孤苦生活，也表现了她内心的凄凉与悲惋，叙事与抒情结合得很好。此外，《新丰折臂翁》、《缚戎人》、《重赋》、《杜陵叟》等诗也都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第一人称的写法。白居易还有一类诗，是在事情叙述完了以后直抒胸臆，这就是“卒章显其志”的写法。《观刈麦》、《村居苦寒》、《新制布裘》、《红线毯》都属于这种情况。如《红线毯》末尾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是颇为有力的。

脉络分明、曲折生动，是白居易叙事诗的另一个特点。如《卖炭翁》，开头八句对卖炭翁先作了一番总的介绍，“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勾勒出他的外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同样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表现了他的内心。在这番总的介绍之后，诗人拣取他的一次遭遇，加以具体描写。从卖炭翁送炭进城，到炭车被宫使掠走，这样一个过程，白居易只用八句诗就叙述得一清二楚，人物的活动像一幅幅画面，连续展现在我们面前。《游悟真寺诗》用游记文的手法，叙述五日游山的经过，长达一百三十韵，却毫无紊乱拖沓之感。白居易有时像游人，以惊异的眼光环视着周围的山石树木；有时又像向导，细细地指点着每一处名胜。正像游山玩水时走走停停一样，白居易也不时地在叙述之中插入一段景物的描写，如“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蓝水色似蓝，日夜长潺潺。周回绕山转，下视如青环。或铺为慢流，或激为奔湍”。文字清丽自然逗人喜爱。这首诗不像韩愈的《南山诗》那样出奇制胜，而给人以质朴浑成之感，是一首难得的好诗。

《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叙事诗的代表作。在中唐与传奇小说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不少带有故事性的长篇叙事诗，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李绅的《悲善才》、《莺莺歌》，刘禹锡的《泰娘歌》等等。《长恨歌》和《琵琶行》是这一批叙事诗中最优秀的两篇。

《长恨歌》和《琵琶行》都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浓郁的抒情气氛。它们艺术上最大的特点在于：叙事状物求实而不泥于实，故能于流丽的描绘之中寓有隽永的情味。《长恨歌》叙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有详有略，有虚有实，安排得十分精巧。看他写安史之乱，只用“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就交代了过去。写杨贵妃之死，只用“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两句就虚掩了过去，却在玄宗身上着实写道：“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玄宗血泪交流自然比写贵妃倒在血泊中含蓄动人。“归来池苑皆依旧”以下十六句是诗里最精彩的段落。这一段全用景物来渲染玄宗孤寂的心情，真切而不粘着。下面写贵妃“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一个比喻胜过多少描画。像这些地方都表现了白居易高度的艺术技巧。

《琵琶行》对音乐的描写有独到之处。它总是联系着听者的感受，联系着音乐所引起的想象，运用一系列比喻来描写，让人觉得那琵琶声中有琵琶女在，也有诗人的同情在。白居易不但写有声，而且写无声，写无正是突出有。“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两处描写不但使感情更深入了一层，而且增加了诗的变化，造成鲜明的节奏感。

白居易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有些诗是围绕着一个人的遭遇来展开叙事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上阳白发人》都属于这一类。这些诗侧重于个别人和个别事的特写，诗中人既有与一般被压迫者相同的命运，又有各自独特的遭遇和个性特点，可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了。这样的典型形象在白居易诗中虽然只有几个，却显示着一种新的努力和新的方向。杜诗里也写到许多人，但其个性特点不甚鲜明，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特色和成就并不在此。白居易在杜甫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使人物的个性更为突出了。我们可以拿《新丰折臂翁》和《兵车行》作一番比较，这两首诗都是反对杨国忠征南诏的。《兵车行》通过一个行人介绍兵役之繁重，战争之艰苦，以及人民反战的情绪，是一种概括介绍的写法。那行人只是一个介绍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典型出现的。新丰折臂翁则不然，他是《兵车行》中千万被征发的人民中的一个，又是独具个性的一个。他反对侵略是用锤折右臂这种独特的方式进行的。他有自己独有的痛苦，也有自己独有的安慰，因此他具有更强的典型意义。白居易这种通过个别揭示一般的写法，是很富于表现力的。

（选自《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与诗歌艺术》，载《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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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引郑厚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

(2)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

(3)《策林》六十九，见《全唐文》卷六七一。

(4)黄彻《溪诗话》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