眩 晕

杜默和陈红是居住在深圳罗湖区的一对青年夫妻。一年半前的一个傍晚，正在等车的某公司职员杜默在火车即将进站时，发现了横卧在铁轨上的陈红。他把她抱了起来。陈红不像大多数临难者那样面色苍白，她显得沉静自若。杜默认为这一定是她喝了大量的酒的缘故，可是半小时后，他排除了这种可能。

因为在送陈红回家的路上，他禁不住吻了她。

他们相识了，并且爱得很深。半年后，他们结婚了。陈红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深圳一家大型外资自选商场做售货员。这是当地最大的自选商场之一，日营业时间超过十六个小时。每当夜幕降临，这里的十几层楼里一片灯火通明，站在大街上望去，车辆似海，它就是海面上一座晶莹的冰山。杜默的工作很轻松，可是陈红，除了轮休日，每天中午在商场餐厅吃工作餐，深夜，需要很晚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陈红说，她很辛苦。

杜默感觉到了。陈红的脸色十分苍白，像是被那里的日光灯给漂白了一样。日光灯的光照据专家说对治疗贫血有促进作用，可陈红的脸色说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不知过了多久，杜默的家里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前提是陈红不再抱怨辛苦，她勤奋工作，操持家务，目光中时常流露出对生活的任劳任怨。这使得杜默对陈红的身体疲劳情况暂时放下心来，只是，他对家里正在产生的变化感到莫名其妙和恼火。

最开始，杜默下班后随手抛在沙发上的外套，不知怎么在上班时总是劳神他到壁橱里去找；接着，杜默看到厨房食品柜里的调味瓶，总是按照刻板而严酷的顺序排列着，不容许他用过后随意打乱，否则陈红就会朝他发火，仿佛她的厨房是一丝不苟的化学实验室；再有，杜默看到陈红似乎染上了洁癖，只要有空闲，她就不停地擦地板，抹酒柜，一遍一遍地，尽管那里已是纤尘不染……家里的所有顺手可用的物品都被规矩地放起来了，似乎一群士兵被将军下了严酷的隐蔽起来的命令。最后，天，杜默环顾家里，办公桌上的书没有一本是斜着放的，卧室的床罩平平整整，像是一块巨大的磨砂玻璃板，枕巾也是摆放得与床沿呈直角，绝不会出现锐角，也不会是钝角，就连浴室里的一双拖鞋，脱离了主人的脚之后也摆放得心心相印，毫不分开，像是一朵并蒂莲……还有，当然，还有……

一句话，家里的一切东西都规规矩矩，毫不松懈，毫不凌乱。

杜默下班回家，往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拘谨得像个客人。

终于，有一天，一场由本地职业足球队参加比赛的电视直播被杜默错过了。这使得他对回家后的陈红大发其火。因为他那台老旧电视的手动按键接触不灵，选频道只有靠那只遥控器，而遥控器，是杜默伴着足球终场的哨音好容易在一个装药品的抽屉里找到的。

“陈红，这都是你搞的？我真受不了。”

“我……它们看起来太乱……”陈红语无伦次地说。

“是吗？真有趣，你不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我们的婚姻，结婚前我没发现你是这样——你是如同把房间里的乱东西隐藏在看不见的角落里，而外观却亮亮堂堂一样——掩饰了你的这种怪癖吧？”杜默尖酸地说。

“默，结婚前，你从不这样说我。”陈红诚恳地说。

“结婚前，你不是这样的。”杜默说。

“是，结婚前，我是不这样的……”陈红欲言又止，她仍诚恳地说。

“是弗洛伊德，还是弗洛姆，要么是荣格？陈红，帮我想一下，他们中的哪一位，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对日常物品有洁癖和规矩癖的人，往往是一个有自恋倾向的人。陈红，你为什么会产生自恋呢？那么在意你自己？凭你曾经卧轨自杀过？噢，迪尔凯姆可能要认为，自杀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恋行为。”

“杜默！你这样说我？”陈红穿着一条亚麻短裤，白色衬衫，手拄拖把，眼含泪水地说。

杜默走在街上。

午后的阳光很好。这是在嘉宾路上，近处是阳光酒店，远处是南国影联娱乐中心，被午后炙热的阳光焊上一面幽蓝光线的巨高型建筑，是国贸大厦。

杜默有时候喜欢这样徒步走一走。从客户单位回到就职的某公司，路程并不是很近。在一个时光的乱箭纷纭骤逝、所有人都热衷于以车代步的现代社会里，有时候，步行倒显现出是一种奢侈。

一种时间和心态上的妙不可言的奢侈。

杜默五年前来到深圳。他想考验自己在事业上的能力，所以他辞去了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工作。他想考验自己抵制不劳而获的欲望，所以他放弃了内地双亲的遗产。在这里，他没能抵御的，是陈红的爱情。

他是这样的人：乐于创业，安于守家。既深谙时尚，却又保持质朴。远处于主流男人之外，却又不被排挤于社会边缘……

晚上，快十一点钟，杜默去接陈红下班。结婚以来，这是第一次吗？反正对第一次印象不深，那么这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一次。杜默有点儿不安。

在路上，他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

“生活应该具有微妙性。”杜默说。

他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紧接着，要了煎蛋还是维芙饼，他记不起来了。

陈红坐在那里不说话。她恬静，带一点儿妩媚。

“也许是我错了，”杜默说，“嗯，不排除这种可能。”

“怎么回事？”陈红问，她看着他，忽然笑了起来。

咖啡馆侍者把咖啡和三明治端了上来。另外有维芙饼。嗯，维芙饼，杜默想，这不错。

灯光很暗。他俩吃起来。

“陈红，你念的是中文系，汉字里的‘家’，是什么意思？”杜默试探地问。

“从宀从豕。宝字头下面装里豕。”陈红说，“宝字头代表古代的屋棚，豕是猪。”

“我明白了。”杜默说，“猪在屋棚下面从来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乱一点儿没关系，这是家的本义。”

“你要干什么？”陈红看了杜默一眼，问。吧台那边的老板闲极无聊，正瞅着他们。

“别紧张。”杜默从吧台那边收回目光。他诡谲地笑了一下。

陈红喝了一口咖啡。

“明天，或是什么时候，我们到红宝俱乐部打保龄球怎么样？”杜默说。

“保龄球？”陈红问，“你是看中了那里的昌小姐吧？”

“别瞎说，”杜默沉默了一会儿，“昌小姐是我父亲战友的女儿。”

“那又怎么样？”陈红说，“理由不充分。”

“理由？”杜默皱了一下眉头。

“再来两份咖啡。”陈红说。她吩咐侍者。

“我够了。”杜默说。

“够了？”

“够了。”

“那就一份。”陈红盯着杜默，“其实，昌小姐长得很好看。”

“没有你好看。”杜默说。

“比我好看。你应该承认。”陈红说。

侍者把咖啡端上来。

“她的……”侍者转身过去，杜默用钢匙指了一下自己的胸部，“没你的丰满。”

陈红撇了一下嘴。

“我们该走了。”咖啡喝完后，杜默站起来，说。

回到家里，杜默开始亲吻陈红。

“窗帘！”陈红说。外面不时有灯光晃过。

杜默走过去，“哗”的一声拉上印花窗帘。

“不会让它正当一点儿吗？”

陈红叹口气，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去给那窗帘的卷折处扯平。

杜默搂住陈红。他的呼吸有点儿急促。陈红知道杜默想跟她做爱。她既不抗拒，也不迎合，她只是随其自然。她在这方面没什么偏激的想法。

杜默解开她衣领的扣子时，她说：“套子。”

“噢。”杜默说。他们指的是避孕套。

“没有防御，就没有进攻。”陈红推开杜默。

“在哪里？”杜默问。

“衣裳柜，第二个抽屉。”

杜默有点儿狼狈，他跪在地板上，拉开抽屉，翻了一阵：“没有啊？”

“右边，从右边数第二个抽屉。”陈红纠正他。

杜默找到了。他把陈红拽到床上，自己也弯下身去。“别，”陈红挣了挣，“这样会把床罩给压出褶子的。”

杜默显出一点儿烦躁，但他忍住了。他开始给陈红脱衣服。他一下子给陈红的马甲脱得翻转过来，里子露在外边，扔在一边。杜默抚摸她的时候，陈红两只手捡起衣服，忙着给它重新翻转回来。

杜默的心里有点儿发酸。

但他还是去亲吻陈红。他捧住陈红的面颊时，陈红似乎比杜默还要掩饰不住耐性了：“嗨，哎！我的发髻让你给弄乱了！”

杜默两眼直直地瞪着陈红。他搬起她的上身，猛地向床上一掼，转身走了。

杜默和陈红开始时常吵起架来。有时候很凶，凶到令彼此难以置信。似乎谁也无法顺从谁，杜默有时候故意把陈红收掇过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尽管那都是陈红下班后支撑着疲惫去做的。

摆在他俩面前的，似乎是两条扳了道岔的分开的铁轨。

终于有一天，陈红虚弱地说：“杜默，我很累。”

那时候，年轻的杜默忽然想起，由于大学里自己太贪玩，还缺少一张学位证书应该进去重拿。

陈红打好包裹，回到离深圳很远的家乡甘肃玉门。杜默则去了他念大学的城市石家庄。

临分手时，陈红在街头说：“杜默？”

杜默两手插兜，噘着嘴唇。可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口哨声。

“谢谢你救过我。”陈红说。

杜默想起，结婚一年来，他还从未询问过陈红当初为什么要选择那种行为。现在要问吗？不。只有不，才是唯一的答案。

陈红已经转身走了。她迈开穿着亚麻短裤的白皙的双腿，伴着街头酒店里传出的《就是这么回事》的摇滚乐，消失在人群中。

冬天到了。石家庄街头的行人因寒冷而变得日渐臃肿起来。这正跟国内大多数拥有冬天的城市一样。杜默面临的问题是，他脚上的旧棉靴必须换一双了，否则，他自己将会感觉很不像话。

元旦的前一天傍晚，杜默在好友李大明的陪同下，来到石家庄的一家自选商场买短筒皮靴。商场往往是一座城市的履历，是经济的注解，是探寻时尚精神的一个窗口。大多数商场里的售货员，是典雅和亮丽的橱窗中会招徕顾客的模特的另一种翻本。她们年轻、清秀，嘴角挂着贫血的笑容，疲倦而镇静。无可言说，她们是代表城市青春女性的真正一派。随着晨曦的喷溅或晚霞的流泻，她们的脚步或匆促或浪漫，那多是因为她们早起为丈夫多热一杯牛奶延迟了两分钟，或是楼层经理发给了微薄的月奖金。这些可能都足以支撑起她们梦的阳伞。尽管这样，她们仍是知道，青春是站着流逝的，她们穿着干净、利落，但是同样干净利落的坤包里的月薪，五年？十年？或许永远不抵身后那排服装架上任何一套名牌服饰的价格：皮尔•卡丹、尼娜瑞屈、路易•威登、乔治•阿玛尼……

杜默和李大明来到七楼的鞋部。在摆满各类品牌的鞋子的隔道间，他俩来回徜徉着，不停地挑，不停地试，几百种鞋子似乎没有一双让杜默中意。不是尺码不符，就是系带太松，要么就是样式不好……好容易选到一双对劲儿的，凑近一看，皮面有一道划痕。

“杜默，”李大明嘻嘻笑着，“鞋太多，还是钱太少，你左挑右挑？挑花了眼还得下楼配副镜子哟！”

李大明，看身架是五十岁，看脸庞是三十岁，听说话的口音是二十岁。他是这么一个人。

“没想到会这么费劲儿。”杜默小声地、懊丧地嘀咕着。最后，他总算是选到一双满意的“迈”牌短筒皮靴。

“元旦你打算怎么过？”李大明坐在一旁的休息椅上问。

“不知道。”杜默把试过的皮靴脱下来，擎在手上，“我怎么知道？”

他们开始朝外边走。他们顺几十米长的隔道朝外走。杜默不经意地回头看身后，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最后，步子几乎都要停住了。

“忘记什么东西了吗？”李大明也回头。

杜默不言语。杜默看见他们选鞋子的所经之处，弄乱的鞋子东倒西歪，一片狼藉，足有二三十双。一位窈窕的售货小姐，正俯身逐个给它们摆正。她那精细而透着疲倦的举动，就像是在护理襁褓中懵懂而爱哭闹的婴孩。灯光下，她的面庞闪现着莹莹的汗滴。

她正在立一双靴子。倒了，她重立。好像有点儿不对称，她又正了正。随后，她撩了一下耳边的弯发。

杜默静静地看着。

“喂，怎么了？”李大明问，他碰了碰杜默的胳膊。

“她……让我……想起一个人。”杜默说。他目光有点儿涣散。

“想起你看过的三流录像里的女主角吧？”李大明阴阳怪气地调侃。

“闭嘴。”杜默说。

“那好，你站这儿看一会儿吧，我想去洗手间。”李大明说。他转身走了。

售货小姐看见杜默。

她迎了上来：“先生，你是需要再选一下吗？随时可以更换的。”

“不，”杜默歉意地说，“已经挺好了。”

售货小姐准备转身。“你每天做的就是这个吗？”杜默问，他用手做着动作，“每天不停地理顺和摆齐这些鞋子？”

“是，要不看着很乱。”售货小姐微笑着，向杜默解释。

“很乱？”

“是，有时候。”她把双手放在胸前摊着，“怎么说呢？像是惯性，你看到杂乱的物品不立刻收拾，就会感到不舒服。哪怕你把它们给抚摸一遍呢，否则你的心里就会烦乱不堪，感到眩晕。”

“眩晕？”杜默摇了摇头。

“就是呀！”售货小姐似乎巴不得借谈话的机会来休息一下，她接着说，“前天经理解雇了两个售货员，她们在酒水部和食品部。那里的顾客太多了，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她们不喜欢不停地归齐和整理被顾客弄乱的东西，她们似乎不胜任这种工作。”

杜默一声不吭。

“商场经理说，我不要顾客进到这里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要么把五粮液当成古井贡，要么把咖啡误认是司考奇，或者干脆，淀粉和奶酪混在一起，这样会令我感到……”

远处那边有新到的顾客需要照应，售货小姐一边转身，一边回头：“对，我们商场经理也是用的这个词——眩晕。”

杜默点了点头，他笑了一下，“谢谢你。”他说。

李大明正好从洗手间回来了。杜默拉过他，说：“我们走。”

他们去收银台付过账。穿过商厦玻璃门，他们来到街上。街上色彩迷离，天空被霓虹灯光映照得斑斓而轻佻。行人阑珊。杜默和李大明默默走了两条街，杜默忽然说：“我真想去看看祁连山，那里的冬天必定很美。”

“你是说……甘肃？”李大明问。

“就是。”杜默说。他记起陈红，一个月前陈红给他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只有岿然在冬天里的祁连山的风光摄影。雄壮崔嵬的祁连山上覆盖一层雾岚般的初雪，那么轻盈，那么透明，目光焐上去久了，就要把那冬雪融化掉似的。

他记起陈红以前跟他说起过她的家乡——祁连山下的一个小镇。那里民风朴厚，人们自由但不轻慢，生活从容却不懒散。日子像是岩漠和戈壁中风沙常吹不泯的黄牛车辙一样，纯朴而大气，像是能铺到天边……他似乎听到了晃在长鞭下的苍老的歌谣：祁连山哎我的帐，河西走廊我的床，一壶酒，半褡粮，车上坐着个俏新娘……

杜默在一间自动电话亭里站住。他刚拨了该市火车站询问处的号码，立刻又扣下了。

“我真笨，”他看了看表，“还等什么呢？我想起来了，一刻钟后就有一趟去兰州方向的火车……”

“喂，你干什么？”他的伙伴吓坏了。

“没什么。我知道元旦该怎么过了。”杜默从李大明手里接过新买的皮靴，穿在脚上，把旧的靴子依然抱在胸前，“再见。”

“喂……”李大明说。

远处传来一阵火车汽笛声。

杜默愣了一下，随即转身跑了起来，在大街上。

杜默越跑越快，大地因此眩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