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举觅官（768年—803年12月）

韩愈早年和当时一般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一样，怀抱壮志，求举觅官；但在现实环境中，却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道路。

韩愈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即公元768年生于长安。韩氏系出颍川（今河南许昌市），籍隶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但他的家庭在河阳似无产业。他的父亲韩仲卿，是当时典型的文人官僚，曾任县令等地方官，和著名诗人李白、杜甫有过交往。晚年在朝廷任秘书郎，这是秘书省里掌管四部图书、不具实权的“闲曹”。韩愈父辈的经历、地位大体与他类似：有名望，善文辞，但都屈居较低的官职。

唐代是中国封建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统治阶级各阶层权力再分配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门第、权势依恃，依靠政能文才进身的所谓“庶族”势力急剧上升，他们通过科举得以跻身统治阶级上层，有些人更封侯拜相。这一阶层从总体看是当时促进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唐代的众多文人均属于这一阶层，韩愈也不例外。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韩愈一生思想和行事的基本立场。

韩愈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他聪明早慧，七岁读书，十三能文。但自幼就很不顺利。他出生时“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不久，强藩跋扈，吐蕃、回纥内侵，宦官程元振等弄权，各地民变蜂起。在这种形势之下，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形尖锐。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幼年韩愈的生活。他更遭遇家庭不幸：出生未满两个月，母亲去世；三岁父亲去世，就养于长兄韩会和嫂夫人郑氏。大历十二年（777），韩愈十岁的时候，韩会在朝依附的权臣元载败灭，受牵连贬官岭南，韩愈随同南行。这是他第一次南下贬所。不久后韩会病殁，韩愈随同嫂夫人郑氏扶灵柩返回河阳故里。幼年韩愈这些年所经受的艰难困顿可以设想。

建中二年（781）“河北三镇”再度大规模叛乱，很快波及中原。大概韩家在宣州（今安徽宣州市）有产业，郑氏遂率领百口之家远赴江南避难。虽然这一时期韩愈处在艰苦、动荡的环境中，却潜心向学，胸怀大志，特别是对儒家“古训”的倾心，对“古人”文章的偏好，已经培养起来。

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来到长安求贡举。但直到贞元八年，屡试不第。贞元三年，唐王朝与吐蕃在平凉会盟，吐蕃劫盟，韩愈的堂兄韩弇作为唐会盟使、朔方节度使浑瑊的判官死于劫难。中唐名将、封北平王的马燧当时主和戎之议，韩弇是他的部下。基于这一层关系，韩愈“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这里所谓“穷不能自存”等等，并非夸张之词。后来韩愈在给友人的信里回忆说：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

从这段叙述可见他当时境遇之落拓和心情的惨淡。不过即使身处困境，他仍然勤学不辍，结交友朋，学业更加精进，对现实和人生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贞元八年，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号称得人，二十五岁的韩愈擢进士第。按唐时制度，进士及第要经过吏部铨选，才能释褐进入仕途。这一步韩愈又很不顺利。所谓“三举于吏部，卒无成”，三应博学宏词选皆落第。贞元十一年正月，无奈之下，他直接三度上宰相书，但没有得到回复，失望之下，遂东归故里，再到洛阳。

次年七月，兵部尚书董晋出任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韩愈应征入幕，为观察推官，例带京衔，为秘书省校书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朝廷仕途艰难，颇有些不得志的士大夫到方镇寻求出路。至十五年二月，董晋死，死前已预知汴州必乱，遗命既殓即行。韩愈护丧西归。不出所料，董晋一死，镇兵即作乱，韩愈以从丧得免。离汴时妻子不及随从，乱起，逃难至徐州（今江苏徐州）。徐州是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治所，韩愈与之有旧。韩愈西行至洛，匆忙东归，赶赴徐州，与家属相聚。建封辟署他为节度推官。在建封幕府，他遇事敢言，为建封所不满，不得已又离开徐州。不久，建封死，徐州兵变，韩愈再次幸免于难。这几年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藩镇幕僚经历，给予他十分痛切的感受。

十六年冬，韩愈赴洛阳参选；次年，得四门博士，这是国学四门学的学官。至十九年冬，升任监察御史，这是检察机关御史台的属官，但不久即遭严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令。这是他第二次踏上南贬长途。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六岁。纵观这些年的经历，尽管他志高才大，无论是求举，还是觅官，都是坎坷多艰，患难不断。但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他的思想和文章写作都已相当成熟，已确立起人生的基本方向和创作的基本路线。

以下选录作品，就从在徐州幕僚时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