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间亦师亦友、亦兄亦弟，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学术上，梁公无疑是蔡公的领路人；但在政治上，尤其到了后期，蔡公实际上已成了梁公的最大希望和支柱。

从“革命”到“反革命”

从回国到辛亥革命爆发，七年间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的新军中供职，他没有宣传、组织过革命，有时甚至回避革命党，以至于1910年愤怒的同盟会员们发动驱蔡风潮，把他赶出了广西。

说到蔡锷的老师，梁启超是绕不过去的，不仅要说，还要专辟一个章节来单说。

梁启超的称号很多，一方面，他是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毕生著述超过千万字，是中国学术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另一方面，他是政治活动家、演说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亡命家。这个精力极其旺盛的人，这个清末民初一度执改良派牛耳的人，这个被誉为“言论界骄子”、“舆论界权威”和“领袖名流”的人，一生在海内外演讲无数，到了晚年又做起教书匠，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他的学生——无论是入室弟子、课堂学生，还是讲坛听众——可谓数不胜数。而他的第一爱徒，则非蔡锷莫属。

1916年底，蔡锷的灵柩从日本运抵上海，梁启超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时泣不成声。此后，梁启超的书房“饮冰室”中一直悬挂着这位弟子的遗像。这份哀思与深情，旁人实难体会。蔡锷去世后，为了缅怀他高尚的精神，照顾他年幼的子女，梁启超还发起创立了松坡图书馆(主馆设在北海公园快雪堂，诗人徐志摩还曾担任过松坡图书馆外交部的英文秘书)和蔡公遗孤教养协会。

梁、蔡二人的关系，早期是师生，中期乃同僚，后期则为战友。作为师生，他们相亲相敬；作为同僚，他们共生共荣；作为战友，他们同进同退。尽管某些手段和方法不尽相同，但深情厚谊贯穿始终。同样的信念，同样的期许，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有“康梁”之称；梁启超收徒蔡锷，史存“梁蔡”之誉。

梁启超和蔡锷初识于时务学堂，牵起这份缘的是创办学堂的几位湖南维新人士，其中谭嗣同出力最大。时务学堂初建，想邀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当时梁启超正在上海担任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的主笔，谭嗣同怕他们不放人，就给该报总经理汪康年去信说：“我怕您不肯放梁先生来湖南，我打算亲自去上海恳求，如果您还不答应，我不惜跟您翻脸也一定要把梁先生抢过来，与其这样，不如您送个人情算了。”【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这信实在有点“死皮赖脸”，然诚心可感。一个月后，24岁的梁启超到了长沙，受到新旧两派的热烈欢迎，实在因为他名头太响，而且才学也足以服人。但让旧派人物惊愕的是，这位梁大才子出人意料地激进。

梁启超后来回忆，当时学科的设置“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也就是说，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成天关在一起大谈当朝的坏政治，把历朝历代的学问、学者骂一个遍。那绝对是一种点火就着的气氛。

摘两条教习们的批语便可略窥一二：

“后世为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义，皆是为民作用，而遂甘为奴隶妇孺，至于国破时仅以一死塞责，后世遂目为忠臣，二千年之锢蔽牢不可破。”【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今日欲求变化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学生们放假时把作业带回了家，如此大逆不道的荒谬言论便被外间知晓，“于是全湘哗然”，守旧分子拼命攻击。亏得此时光绪还亲政，中国有一片除旧向新的天，所以时务学堂还能勉强撑下去。不过也有险情。梁启超的康门师弟狄葆贤在《任公先生事略》里说，梁启超去湖南前曾与同仁商议如何推进维新变法，当时梁力主采用急进方式实行彻底改革，同行的教习们依此重新改定了课本，其中不乏激进之语。后来湖南守旧乡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听到，便以此为据，指时务学堂为乱党巢窟，打算采取行动。幸好巡抚陈宝箴闻风先动，连夜派人通知梁启超，临时撤换了课本，才躲过一劫。可见，虽搞了30多年的洋务，虽有地方大员保驾，但学习起西法来还是战战兢兢的，步子稍大一点，背上“乱党”的罪名，就要呜呼哀哉了。

梁启超在他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里提到：“已而嗣同与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1900年，李、林二人皆从唐才常在汉口殉难】这时梁启超已注意到蔡锷的才华，而在一起读经论史的研习中，梁启超也给予这位“年纪最小”的“高才生”重要的启蒙和指导。

比如在研读《公羊春秋》时，蔡锷在札记中写道：“《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曾业英：《蔡锷集》第3页】梁启超对这种认识提出了批评，说“此论犹属似是而非”。他指出，孔子是主张改制的，“制度者，无一时而变当改者也。西人惟时时改之，是以强；中国惟终古不改，是以弱。……夫天下之事理、制度，亦问其当与不当而已，不问其出于何人也。苟其当也，虽樵夫、牧竖之言，犹为有功而可采矣。”【曾业英：《蔡锷集》第4—5页】这段话提醒蔡锷，国家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制度也必须相应地更新，否则就要落后，就会束缚自己；同时，论政议事不能有等级观念。这些教诲对日后蔡锷的思想发展施加了方向性的影响。

1899年蔡锷和同学们初到日本，梁启超回忆：“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区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梁启超：《蔡松坡遗事》】这样摩肘而习、抵足而眠的亲密时光长达9个月。自立军起义失败，蔡锷二度赴日后，投考陆军之心益坚。梁启超笑言，你一个文弱书生，担得起军事重任吗？蔡锷的回答掷地有声：“只须先生为我想办法，得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军人，不算先生门生！”

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进入东京成城学校(1903年更名为振武学校)学习，学费来自投稿和译著的报酬。在此期间，梁启超于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大力宣传推介西方新思想新学说，反响极为热烈。

《新民丛报》书影。

当时，梁启超邀请蔡锷做办报的助手，担任襄笔政，蔡锷也以“奋翮生”的笔名积极投稿；之前梁启超主持《清议报》时，蔡锷就曾以“蔡孟博”、“奋翮生”、“衡南劫火仙”等笔名发表文章，并一度担当“瀛海纵谈”的专栏作者【曾业英：《蔡锷与<清议报>》】 。可以说，梁启超给了蔡锷一个锻炼的机会，也为他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蔡锷留学时代的名篇《军国民篇》即首发在《新民丛报》这块带有启蒙意义的舆论阵地上。《军国民篇》刊出后，日本人河边半五郎把它和刊登在《民报》上的蒋方震的《军国民之教育》合订出版，10年间再版6次，可见蔡锷和蒋方震在日本的影响力。

在成城学校就读的一年多时间里，蔡锷还与旅日湘人创立了湖南编译社和游学编译社，设立了留学会馆，在校内建立了校友会。在他们的刊物《游学译编》上，蔡锷以“湖南留学生同上”为落款，发表了《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在这篇算是公开信的文章里，蔡锷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日本改革的经验，最后敦促湖南当局“集巨款开译局”，移民风、启民智，为除旧履新做好准备。由于此时清廷已开始推行新政，所以蔡锷的诉求没有遭冷遇，湖南官绅各界开始重视和瞩目这个作者。

1903年5月蔡锷从成城学校结业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先到仙台骑兵联队实习了四个多月，随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这之后，梁启超就在横滨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即《新民丛报》和《民报》就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孰优孰劣展开的耗时一年多的著名论战。之所以说“独立战争”，是因为梁启超孤军作战，对手则是章炳麟、胡汉民、汪兆铭等一干革命派喉舌。

其实，在蔡锷等人刚到日本时，梁启超和革命派人士有过一段“蜜月期”。据很早就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的冯自由回忆，1899年春夏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在私邸款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欲撮合革命党和保皇党联合。晤谈的效果不错，两派人士商定，合并之后推戴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副之。随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劝保皇到底的老师“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但梁启超毕竟不能代表保皇派，要谈合并，终须康有为点头才是。而两派宗旨不同，一边是要保皇，一边是要倒皇，实在缺乏合作基础。1900年3月至4月间，孙中山的友人宫崎寅藏自告奋勇准备赴新加坡谒见康有为，劝其改弦更张，转投革命阵营。结果他刚到新加坡还没见着康有为，就被警方拘捕，原因是康有为的门徒散布言论说宫崎是来刺杀康有为的。此后两派误会龃龉日多，合作之事全然无望了。

如果说时务学堂时期的梁启超告诉学生“孔子是改制的”尚且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脉相承的话，那么庚子年(1900)之后的梁启超已经渐渐走出了“康氏王国”，力图在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树起自己的旗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思想家们死抱孔教不放的做法已经让他反感，“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他们全是“托古”。梁启超指出：“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1902年春，保皇党人见慈禧还銮北京后仍无变法的诚意和决心，便纷纷提出“革命”、“自立”主张，梁启超是其中声音最响的。

梁启超30 岁之前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革命”的时候。不久，由于耳闻目睹国内学校和留学生以传播革命之名频闹风潮，破坏一切的风气随无限制的自由平等意识滋生蔓延，梁启超犹豫了。这时，他在《新民丛报》上只谈改变政体，慎言“驱除鞑虏”。

更大的转变在1903年游历美洲之后。梁启超在旧金山专门对当地华人做了一番调研，他认为华人有五长，“一爱乡心甚盛，二不肯同化于外人，三义侠颇重，四冒险艰苦，五勤俭信”；又有三短，“一无政治能力，二保守心太重，三无高尚之目的”。返抵日本后，梁氏言论大变，将“革命排满”束之高阁，转而倾心君主立宪。这便是他“独立战争”的由来。

以1906年至1907年的这场论战为标志，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野，此后十几年中，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思想、言论等各方面展开了全方位的角逐。而梁启超经此一战也声威大振，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和同情者，俨然成为改良派(民国前称“立宪派”)的言论先驱和精神领袖。

需要说明的是，1906年后的梁启超之所以不再被冠以“保皇派”的头衔而成为“立宪派”，是因为他的君主立宪重点不在“君主”而在“立宪”。革命、立宪两派的终极目标其实并无二致，都是建立立宪政体，实现民主理想，其不同在于方式方法。梁启超忧虑的是，中国已沦为东西列强的次殖民地，还存在被瓜分的巨大危险，一旦因大面积革命而出现乱局，外国势力乘机插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如暂时保留帝位，用宪法架空皇权，只要去除了独裁统治，中国就有希望；如果将来能把皇帝换成总统自然最好，否则，英国式的虚君共和也未尝不可。而革命派向往的是，推翻清廷皇帝就能完成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何乐而不为？要知道，在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的头脑中，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他们坚信，只有汉人掌握最高权力，中国才能获得民主和解放。

已经回国的蔡锷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论争，仅从他在这个时期的言行看，他至少不是激进革命派。

从回国到辛亥革命爆发，七年间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的新军中供职，他没有宣传、组织过革命，有时甚至回避革命党，以至于1910年愤怒的同盟会员们发动驱蔡风潮，把他赶出了广西。

蔡锷在广西经营新军五年，其间，他创办了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和测量局，巡行了边塞，完成了《越南要塞图说》(又名《越南用兵计划》)和《桂边要塞图说》二书。蔡锷在广西加紧练兵，加强了新军建设，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他的学生中最有名的是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他们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人称“桂系三巨头”)，提高了官兵素质。1909年，蔡锷向友人石陶钧道出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蔡端：《蔡锷集》第31页】

这些都与革命无关，但有什么不对呢？蔡锷选择做一名军人，军人的职责不就是保卫国土、保护人民吗？在蔡锷这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国”不仅是政治意义之“国”，同时更是地理意义和民族意义之“国”，是祖国。

但蔡锷决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武夫，时务学堂的熏陶，特别是留学四年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早给了他宽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目光，民主、共和，每一个向往进步的人都不会拒绝。暂时不革命不等于永远不革命，更不等于反对革命。经历过戊戌年和庚子年两次变故的蔡锷早已明白，革命者必须冷静、务实、审时度势，切忌狂热和盲动。这是就革命能否成功而言。另一方面，现时的中国还要考虑“革命成本”的问题。正如蔡锷后来一直强调的，中国必须保持统一，不能乱，不能分裂。也就是说，蔡锷支持有条件的革命，反对无条件的革命。

1911年保路运动在南方点燃了革命火种，云南的革命党人也摩拳擦掌。同盟会员黄毓英找到时任第37协协统的蔡锷大谈革命，并让他表态。蔡锷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这个“时机”就是革命成本，包括民众心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等，对这些要做出清晰的判断，有了把握再出手，以期出手必中。

1911年10月30日，蔡锷领导新军仅用一夜时间便控制了省城昆明，宣布云南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没有引起民众恐慌和社会动荡，在南方起义各省中是最安定的。

蔡锷终于还是革命了，没有像梁启超那样排斥革命，但他对革命的谨慎态度，以及在起义中禁止屠杀满人、强调民族平等，这些还是和老师合拍的。1902年，梁启超首创了“中华民族”这个词，且说明它指的是生长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民族，这种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思想，对蔡锷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