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语人生

幽默的叫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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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

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砂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

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见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口堂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如此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恐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卖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是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的发沙的卖报声。

丰子恺漫画

（载第1卷第12期）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剿匪胜利哪！”在剿匪消息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化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于！”“两个铜板要看到××××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矫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载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

说到测字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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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

现在有些人还是把文字看得很神秘，简直把文字当作菩萨拜，或者把文字当作符箓待，好像只要供起它来，便四季清吉，六畜平安了。这种态度要是大家许我用个文化史上的行话来说话，我想称它做灵物崇拜。称它灵物崇拜，只是说还在把文字当作降得来福致得来祥的灵物看，没有别的意思。

这种态度若是发生在刚有文字的初期，那是并不为奇的。当时看见了文字一准比现在的阿木林看见了无线电收音机还要觉得奇怪些。他们刚和动物分离的时节只知道举手动脚或者面部表情的身段语，他们后来会做粗糙的石器了，（我想是那时候）跟动物祖先远了的时候，也还只会说那僵嘴硬舌的口头语。对于语言，一向只像他们的对于劳动工具一样，运用得不很像意。当时他们拌动舌头的本领或许已经强得多了，但是他们单靠拌动舌头，终究还不能把人类社会来做水平地——就是空间地和垂立地——就是时间地给合。这里有的经验不见得能够像货物一样，搬得到哪里去；这时有的知识也不见得能够像货物一样遗传给后代。虽然当面可以用口头语，和早就有了的身段语传情达意，但一背面便觉得困难，当时又没有电话，单靠嘴巴说话，到底还是极不方便的。现在有了一种叫做文字的书面语，便什么传达上的困难都解决了，他们的欢喜自然不必说。他们因为欢喜昏了，就把文字作为灵物来崇拜，在那时候也是十分自然的。

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现在还能把书面语——文字作为灵物来崇拜吗？

所谓文字这一种书面语，也和身段语、口头语一样，是社会结合的基本工具。它的好不好，全在对于社会结合的功用大不大。功用大的就是好的，功用不大就不好，此外没有什么神秘好说。比如甲一种语言能够结合两万万人，乙一种语言只能结合一万人，那就该说甲一种语言好，乙这一种语言不好。不过我们所谓结合，并不是浮面的、粗略的。

现在有好些人爱用危言来耸听，好像在那里说文字跟亡国有什么直接关系。老实说，我是不大懂那一种话的。事实摆在面前：日本用了汉字，日本并未因此亡给中国；而东三省到今还在用汉字说王道，却久矣不是中国的地方了。就使让一步，承认文字跟亡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也还是不大懂：为什么只能结合少数人的倒可以使国不亡，而可以结合多数人的倒会把国弄亡了？

莫非想使大家复古么？但从语言文字复古，得到的也绝不是古。我们无论有什么大力，绝不能黄河不流，大江西去。我们无论有什么大力，也决不能叫语言文字不吸收包含当前的现实内容。你或许可以不叫“帽子”而叫做“冠”，但你除非真的戴起古冠来，“冠”的现实内容终究还是铜盆帽、打吊帽、瓜皮帽……不是古冠。你或许可以不叫“学校”而叫做“庠序”，但所谓“庠序”终究还是现在这样要教“东夷”、“西戎”语言的学校，不是古代的“庠序”。语言文字正像一面镜子，绝不能把现在的江某人照成了讲社会主义时候的江某人。这差不多是语言学上的一条铁律，虽有什么大师，也是无可奈何。古话有的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大师如果有些空，倒还是在这几个“不”字上下一点工夫来得正经些。

如果再有空，还可以想想法子解决一个测字摊的问题，可以想想看：怎样才无需测字摊的先生们替我们的兄弟姊妹们代笔。但我说的是解决测字摊，不是去学测字摊的先生们拿起几个字来卜课算命。

载《现代》6卷3期（1935年4月出版）

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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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栖

三卷一期的《野草》上，有一篇天吏先生的《仕而优则学》的文章，它是湘省第五届高等检考国文题的一半，原题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连环性如何？”天吏先生摇头曰：“还是第一遭的奇闻。”

我想应考，可惜已经赶不及，“学优”与否，虽未敢知，但“仕”是没有希望的了。但我还是应考，投给《野草》；倘蒙编者不弃，发表出来，虽不能“仕”，稿费却是少我不了的；但倘若编者认为卑之无甚高论，塞进字纸簏里，这就证明了自己“学”尚未“优”，也算应考过了。

“学而优则仕”，明白得很：榜上题名，官有得做；但做的却是一员小官。“仕而优则学”呢，题晦意隐，先得解题：“优”者，优缺也，“仕”而能补优缺，则不能靠高考进身也明矣。这“仕而优”的来历，大抵不外有三：一、出身贵家门第，或将门后裔；二、阔人的女婿，或显要的舅爷；三、跟显要一齐阔起来的他的密友或者马弁。因此，“仕而优则学”，一点也不算得“奇闻”，这正合乎中国的古训：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圣人对学问还得日日新而又日新，况“仕而优”者乎？

不过，成问题的却是“仕而优”下面的那一个“学”字，“学”什么呢？草拟计划，写文章，写演讲稿，有“学而优”者在，有秘书，有顾问，用不着自己来“伤脑筋”。聪明一点，或者有点儿根基的，就学写字，学画行，学写招牌，题匾额，写中堂；有时也学做诗，酒绿灯红，姘头在抱的良宵，弹弹“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旧调；稍不如意，则学念佛，打坐，参禅，或者学装病。这是风雅一点的“仕而优”者的“学”。至于因父兄暴“阔”而“仕优”的土佬，或者不识之无，用枪杆打定了天下的英雄，或者是英雄所提拔出来的马弁，这一流的“仕而优”者，学的大抵是：怎样摆威风，打官腔；恩人的一步一趋，他也要学，最后，也学长生不老。

但不论有怎样的分别，有一点总是相同的：面子上学清廉而腰包要涨，这是易学难工的最奥秘的一门。学成了的便终身受用不浅，学不成的则往往送了性命。

因为先有了“仕而优”，所以才需要“学而优”；倘若没有后者，则前者的公事不能办，办不通，计画，文章，演词，也没有人草拟，他也就不能“仕而优”了。但倘而没有前者呢，意见则颇不一致，有的说，倘没有前者的分踞了优缺，“学而优”者的“仕”也就可以“优”了，这有点近于革命论，危险得很，不足为训；所以还是“仕而优”者底口吻较为妥贴，就是：不是我们，谁要你们这批书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先贤的遗训，没有谁敢驳的；但证之以新的事例，却未必尽然，有时劳力者可以治人，而劳心者也可被治于人。自然，倘说苦力可以做大官，那简直是发大昏。

所以，这“仕而优则学”与“学而优则仕”的连理性，简直是扭结不清，照新派人的口吻来说，就是互相“渗透”，互相“矛盾”，惟其如此，才有“学而优”的不“仕”，“仕而优”的不“学”；于是乎才招来了高考罢。

载三卷五期（1942年2月出版）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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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宗融

有一天大家高了兴去听旧戏，座头拣的是楼下偏右的一方。隔座的前排椅子里塞满了一个肥人，他的头要是埋下去，你仿佛会看见一个方块的胀鼓鼓的棉花包子。我们初发见他时，他正在咬甘蔗，那削成一段一段的摆在盘子里的似乎杀不住他的火，他另要了一长节在那里撕扯。隔一会再注意到他时，他又在吃豆腐干，又一会茶叶蛋，于是引得我不断地去看他，只见他放下这样吃那样，吞尽那样又买这样，中间以烟、瓜子作幕外活动，一直到终场，他没有停过吃。戏园也凑趣，设了许多提篮叫卖的，他们的叫声和台上的唱声一呼一应，真是别有风味。也就因此我们的方块先生才没有绝过一分钟的粮，并替他引出了不少的同调者来。

他那动作不息的嘴引起我许多的繁想：记得在伦敦时，每周必往一个公开集会去听讲演，座中有一个女子，除了裙外，上衣、领结、外套等与男子无别，口里含着烟，手里就预备糖，烟刚完就把糖塞进口，糖还没有尽时，烟又燃了。如此直到散会。这是个典型的女同志，不过领导还没有成功，所以我不敢说这就是伦敦某部分人物的风气。但在我唯一坐过的中国火车，京沪线车上，那种情况就难说不是一种旅行者的共通习惯了。只拿叫卖的人来说吧，他放下梨子香蕉，就来豆腐干，走过一转，又换成一篓咸牛肉，轮流不息，叫的声音也悠扬，也凄楚，尤其是在晚上；他一走过，在我的眼中至少要现出若干动着的嘴，耳里还要贯入些唧唧的声音。人虽坐得空隙俱无，许多人茶还是要泡的，于是窗沿上，地下都可以发见几把茶壶，这虽是三等车的情形，一二等车里也是一样，不过表面上漂亮些罢了。据我个人的阅历，这怕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足见我国人的吃喝是“不可须臾离”的了。

罗素到湖南演说，湖南督军请他吃饭，据说百味杂陈，到他已不能举著了，席还未上到一半；就是酒也是各色俱备，主人还谦说只是一顿便饭，罗素就由不得要表示极端惊讶了。的确，我们寻常请客，到终席前上座菜时，除了极有理性的节食主义者外，莫不感到腹胀欲裂。罗素既受了我们督军的恭维，又吃了我们的油大，所以不好太说我们的坏话，否则怕不把爱斯基摩人来比拟我们？

爱斯基摩人的吃说来也真是可怕。这是一群在北极冰天雪窖里生活着的民族，据赖都尔诺（Ch．Letourneau）说他们要算驯鹿时代欧洲人的祖先，但也说他们是蒙古风的原始民族，文化最低的黄种人。这我们都不去细究，因为这还是一个待决的问题。

爱斯基摩人（Esguismaux）的食量真有出人意料以外的大，只一个少年的爱斯基摩人在二十四点钟内就吃了八磅半的海豹肉，一部分生的和冻的，一部分煮熟的，另外还吃一磅又六分之一的面包，再加上一罐半极厚的菜汤，三杯葡萄酒，一大杯grog（糖水、烧酒、柠檬混合成的饮品），又五瓶水。

英人罗士船长（Capitaine Ross）谈过这样一回事：有一天，一些英国人杀死了一条麝香牛抛给一小群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就亲见了一次饱餐大会。这些土人把死兽的前半身完全割成些长条，用一个整天的功夫把它一齐吃掉。这长条是一个传一个地吃，很快地就由长而短而尽了。每个预餐的人尽量地把长条的一头向嘴里塞，塞到没法再塞了，然后用刀齐着鼻子割断，还尽力地嗅着肉香递给别个。有时吃不了，要缓口气，便横躺到他们的床上去，一面哀叹着自己不能再吃，只要一有再行进食的可能，他们又狂吞大嚼起来。这因为他们虽则躺下，手里剩的肉和握的刀仍旧没有丢开的。

什么浓腻的东西他们都喜欢吃，英人巴里船长（Capitaine Parry）遇见过一些爱斯基摩人把海豹的生油也抢着大吃特吃；英人皮袋里剩的油也被他们吸得一滴无存。就是三岁的孩子们也能吞食生鱼，吸饮生油和成年人的贪馋无异。所以罗士把爱斯基摩人比作猛兽一样，他最大的快乐就只吃，吃了又吃。但他们到底是人，惬意的自不止这一件事，不过这是享乐中最痛快的一件罢了。我们且看李容船长（Capitaine Lyon）如何给我们描写一餐爱斯基摩人的盛宴：“辜里杜克使我看见了另一种爱斯基摩人的新餐法。他一直吃到迷醉了，脸上发红，发烧，口也大张着。在他旁边坐的他的妻子阿尔纳鲁阿，看守着她的丈夫，替他用食指尽力塞到口里一大块一大块的半熟的肉。到他的嘴已塞满了，她就齐唇边把余肉割下。他慢慢地嚼，到刚觉有点空隙，又是一团生油塞了进去。在这样进餐的时候，这幸福的人动也不动，只有下巴才微微动着，连眼睛也不要睁；可是每逢他的食物能留出个空子使声音通得过时，他就要发出一种很有表情的哼声，以示他的满意。他嚼得油流到满脸满颈都是，我因而相信一个人若是吃得太过，喝得太多就越近乎禽兽了”。

这是美洲的爱斯基摩人，还有居在亚洲，和阿纳第尔河流（Anatir）相近，受了俄国化的朱赤（Tchoutches）族，也与他们的食欲不相上下。有一家八口的人家，每顿要吃二十公斤的鱼，用茶下着吃，单是一个老人就喝了十四碗。他们用腹部贴卧在他们的茅棚里，用极可怕的脏手抓着一块一块连刺都不除的鱼就放进嘴里，嚼食后才把骨刺吐在盘里。他们吃得来响声四起，直到两个钟头之久。

又有一个康查大勒（Kamtchadales）族比朱赤族稍进步一点，他们已知道豢养驯鹿，可是食量依然不肯多让他们的同种兄弟。我们且看他们大请客时的盛况。

在北极地带住的人，生活上有两种极大的痛苦，就是寒冷和饥饿。康查大勒族的礼节就要使请客时有极丰盛的饮食和极高度的暖气，直到受也受不住了才行。在这种时会，主人不吃，耐性地等着再也吃不下了的客人来向他告饶。在宴会开始时，主客都脱得精赤条条的，这是个内部的习惯，在所有的爱斯基摩人间都是一样。客人于是尽量大吃，吃得汗流，一直要到实在没有法再吃了，才肯宣告败阵，告退时呈现主人以相当的礼物。

假如是请的几个人呢？那么，火就可以烧得小点，但吃是一样地没让手的。主人用海豹或鲸鱼的油裹成像香肠样的长条敬客。主人自己跪在客人的面前，把油裹的长条向客人嘴里尽量地塞，然后用他的刀暂齐着嘴唇把留在外面的斩下，和上述的美洲爱斯基摩女人喂她的丈夫一样。

写到这里，那方块先生的背影恍惚还在我的眼前活动。

载第1卷第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

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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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卫斯

人和人的相值永远是属于偶然，和女人，尤其是。

偶然，你可以借了那凑巧的巧妙的机缘，手里捧着一束鲜花，送到你的爱人的唇边了；而偶然，你也可以看见你的爱人把你用一片虔诚供献她的花轻轻地撕碎，完全出于意外地，使你茫然、奇诧、颓丧……

这宇宙，和那一切另外的宇宙一样，每一件事物，是完全由神秘做成的。人像是个小小的游鱼，在那雾一样的大海里，沉默着，或是挣扎着……一张眼，就是那海水，那神秘！然而对于这神秘，我们是全没知道！对于那隐秘着的深奥，是谁也不曾参悟，而且是永不会参悟，甚至于永不会有那机会的。即使我们偶然看到了一点那可怪异的奇特，而使你想到了那以外的一切，那又是怎么偶然的事呢？偶然得自己也找不出自己的信仰的根据的所在。

对于爱情，懂得较多一点的人，则是更只能缄默的。你知道那颗幽深、有弹性的、殷红的小心，是藏在那样个深远、曲折、螺形的心腔里，你就够了。你看着那两只耸然的乳峰，你也就够了。无用的思索或是其他的行为，则全不用勇敢地去试验。因为那只足以引你到一个歧途上去，一个可怕或者是伪美的歧途。

某次接到一个朋友的信，和我谈起他和一个女人的事。他那信上运用了许多技巧，动人地、夸张地叙述着他的手段。关于在公园里的一幕，他是自己也感觉到趣味的。他用了那一切年轻人所运用过的勾引的方法，于是他轻轻把那对方抓到掌里了。他最后结束是用着那两句：“老斯，我是幸福的了，你该庆贺我一下吧！”

对的，我的朋友诚然是幸福了，因为他不久可以捧着那桃色的颊，把嘴唇印上对方的啊！于是诚如他所说，写信去恭维。我写的是那样巧妙的几句：

“朋友，你不要自大自夸吧，你要知道，你的手段只是个普通的技巧呵！你要知道并不是你的钩饵特别的美丽，而原因只是女人太饿了呵……”

这样，我再轻轻用了一点幽默的语句，取笑了我的老友一下。结果他恨得一个多月没有写信给我。我在这时还意想得起，他那脸上该是现出了怎样的一个羞怒的颜色……

人和人之间，是怎样一个可怕的周遭啊！而年青人仿佛始终没有偶然地明白过一次过。人，于是就这样的，有许多惨痛的不幸的事发生了。

让这记忆永远不可磨灭地印在我们的心里吧！女人，或着是爱情，这永远是个建筑在偶然上的神秘的怪物！我们还是安分地等着，让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幸运说来偶然地碰一下我们的心。

机会的有意的寻求，在这世上，和寻梦一样，就偶然实现一次也是不肯的。

载《现代》5卷4期（1934年8月出版）

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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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栖

智识青年对于出路问题是颇为迫切的，证据就在于书坊里的新杂志上都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既有人害病，自然就有应急的灵药。但不知是先感到了病然后才有应急的灵药呢，还是先看见了卖药的广告，这才想起自己的病来？总之，这些应急的灵药就不很灵，找来找去还是没有一条好“出路”。

古时也有所谓“出路”问题，不过和现在不大相同。古之士大夫，有一位行吟泽畔的屈原，唉唉呀呀了好些日子，唉呀出一部《离骚》，因为有些文采，一直流传到今；但他本人却悲愤于穷途末路之余，纵身一跳，投汨罗江去了。

这位三闾大夫真的到了穷途末路了么？并不是的。他是暂时失去了主子的欢心，高等奴才做不稳了，于是乎痛哭流涕。而痛哭流涕还讨不回主子的欢心，便索性跳汨罗江，拉倒。

后代公卿大臣的尸谏、死谏，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作风。至于稍不得志，便抑郁寡欢：写《离骚》无此才，投汨罗无此胆的白面书生，已是等而下之的了。

今之士大夫，便和这不同。他会变，扭身一闪，忽然土行孙似的不见了；然而用不着担心，通一通电，写一篇文章，又有了新的主子，也就有了新的“出路”。既不必抱怨主子的埋没才能，又不必悲愤自己的穷途厄运。近两年来，这种情形更甚。这边下野，那边升官，连电也不必通，文章也不必写，新的主子便赏识有加。“调整纲要”、“卖国协定”又算什么呢？人有护卫，出有汽车，行坐不怕危险，就只渐渐失去了一件：自由。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今之士大夫的穷途。

常人却与士大夫不同：他既不徬徨，也不苦闷，他不急急于找出路，而是脚踏实地的在走。倘使没有路呢？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荆棘则披斩。到了真的途穷时，勒紧裤带，还是走。最后总有一条出路在眼前：迫上梁山，别有天地。

自然也有倒在中途，死于沟壑的；但这是弱者，也就是为一般所诟病的没出息的人，毫不足道。

然而，关心世道人心的正人君子之流，却又担心青年人的误入歧途了。只要青年一走动，他们便惊心动魄，连忙喝住。即使是救国之道吧，他们也有话可说的：什么“国固然要救，而偏激却不应该”等等。他们最大的目的，便是不要走，把所有青年人愿意走的路都封塞起来，用人工造成处处是“穷途”，然后留下了一条出路：向上爬。

可惜青年人又仿佛不愿意爬，他宁可踏破铁鞋地走。没有办法，只好封路，竖一块“此路不通”的牌子。然而“本来就没有路，路是给踏践出来的”。奈何？

既然本来就没有路，也就没有所谓“穷途”了。这穷途，其实也是心造的幻影。大胆的迈步跨过去，懦怯的便畏缩不前，终而停了下来。

可见辟路时需要智慧，走路时需要勇气，否则到底还是不行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于柳州山中

载一卷五期（1941年1月出版）

都会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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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

都会常把物质文明所产生的精巧、玲珑、而便利的种种用品输送到乡村去，或显示给乡村看。这好像是都会对乡村的福音，其实却害苦了乡村的人！他们在粗陋、简朴、荒凉、寂寥的环境里受了这种进步的物品的诱惑，便热烈地憧景于繁华的都会生活的幸福，而在相形之下愈见自己这环境的荒寂与生活的不幸；然而不能插翅飞向都会去。这好比把胭脂、花粉、弓鞋、月绵投进无期徒刑的男牢里。

从前有一句俗语，形容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的，叫做“拾得了苏州袜带儿”。意思是说：布衣草裳的乡下穷人拾得了一只当时认为服装最时髦的苏州人的袜带儿，须得把原有的袜、鞋、裤、衣、帽，以至房子、老婆等统统换过，方才配用。不换过时，用了这袜带儿不配得可笑。现在都会把物质文明所产生的各种精巧、玲珑而便利的用品输送到穷乡去，正同教乡下人拾得苏州袜带儿一样。若要使他们配用，须得把乡村全部改造，不改造时，其不配也可笑。

小小的一匣火柴，在乡村里有时被显衬得异常精巧。因为在那里还有火钵头的存在。烧饭时放些火灰在钵头里，种两个柴头在里面，便可一天到晚有火，而不费一文。所以他们非不得已时不擦火柴，买了一匣火柴可以用个把月。然而近来都会里输送过来的火柴，忽然匣子扁了，分量减少而价钱增贵了。这在都会人看来原是物品的进步，塞在洋装或摩登服装的袋里比前便利得多。至于量少价贵，差一两个铜板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乡下人想不通这个用意，享不到这种便利。不得已时，也只得买一匣扁火柴来和火钵头并列着。都会人对于扁火柴还不满足，又造出精巧玲珑的打火灯来，也把它们输送到乡村去。有时打火灯也同火钵头会在一块，看了觉得好笑。又如香烟这种消耗品，近年来流行的普遍实在可惊。乡村里的老太太出街上时，为了手头找不到水烟筒，有时也用拇指和食指撮住了一根香烟而塞在扁嘴里吸，样子怪新奇。至于乡下毛头小伙子，吸香烟已成常事。三个铜板买两支，把一支储藏在耳朵里，拿一支来吸。一时用脱三个铜板数目原也不大，然而连日累月地计算起来，香烟的用费比从前吸老烟贵到数倍，乡下人暗中被香烟的诱惑骗去不少的钱！在没有流行这种便利的烟草以前，乡下人出街时自带老烟筒，不带的也可到店家去白吸几筒水烟。然而现在与前不同：身上有几个铜板的人出门就不带烟筒，店家也不再备烟请客。因为巷口、市梢，处处都有香烟的另售处了。原匣的香烟，里面有灿烂发光的锡纸包，五彩精印的画片，外面有精确华丽的纸匣儿。这些装璜都是在物质文明的都会里用进步的机器制出来的。然而放在土岸上芦菲棚下的茶摊上许多衣衫褴褛的人所围着的板桌上，其不调和也很可笑。若拿这些吃茶的人和画片上所绘的摩登女子比较起来，前者都好像是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不然，后者便好像不是人而是一种玩具。都会人当作果壳儿抛弃的香烟罐头，乡下老太太讨得了一只视同无价之宝，供在灶山上当作茶叶瓶，令子孙世世代代地实用下去。

小小一粒洋纽扣，在乡村里也难得妥当的地方可以安置。这是机器的产物，原为洋装的衬衫、“大英皮”的皮鞋等服装而制造。一到乡村里，就被装在老布棉衣的襟上，三寸金莲的高高的脚山上。还有什么“摩登”的衣料，上面织着与都会里舞场上的环境相配的图案，也被输送到穷乡僻壤里去推销。有时披在跪在城隍菩萨面前求签的女子的身上，有时裹在扶着凤冠霞帔的新娘子上花轿的女傧相身上。这种地方有时还有洋装人物出现，使人看了兴起时代错误之感。洋装的人在这种环境里真被待［怠］慢：冬天，乡村的房子前后通风，又不装火炉，在室内不脱帽子和大衣有乖洋风，脱了实在冷不可当。夏天，乡村里既无风扇，又无刨冰，更无冷气。重重叠叠的汗衫、衬衫和上衣，外加枷锁链条一般的硬领和领带，穿了几天可以使人发痧，大英皮鞋走在尖角石子的路上要擦破皮，走在泥路上要滑交，脚趾儿非时时用劲不可。我推想他们在艰苦的时候一定会惦记起都会来：冬暖夏凉的洋房，开阔的水门汀，平整的柏油路，闪亮的漆地板，以及软软的地毯。也许他们自认为都会的人，不幸而暂时流落在这破陋的乡的；也许他们抱着大志，要改造全部乡村的环境来适应他们的服装，同换过全身衣服和房子、老婆来配用苏州袜带儿一样。

饮食方面也有这种状态：汽水和各种洋式糖果近来也输送到乡下去。汽水的味道并不特别好，饮了不醉也不饱；不过据说是蒸溜水制的，作为夏日的饮料大合卫生。卫生是“性命交关”的事，谁敢反对呢？然而据我所见，励行卫生大都不能彻底，实甚可惜。怕毒菌和微生虫的人，要把水煮得沸，要把菜蔬煮得熟。然而他们对于杯、碗、筷、瓢以及厨子的用具和手，却不甚彻底调查其清洁与否。这种用具的清洁与否，不想则已，细想起来都是靠不住的。防接触传染的人，裹足不向疾病流行的地带去，绝对不到病人或死人的家里去。然而他们出门坐电车时也用手吊住车门口的铜柱，旋开车箱的门，拉住车箱内的拉手。他们兑换及买物时也会接受到不知经过谁人的手的银洋、角子和铜板，而且把它们宝藏在怀中。这种铜柱、门闩、拉手和银洋，角子、铜板上面，有没有病菌停留着呢？天晓得！还有防空气传染的人，出门用套子把口鼻蒙住，然而他吃饭时能否也戴套子？他的家里能否自制一种空气，使与外界的大气完全隔绝？总之，励行卫生原可减少传染的机会，但是很不彻底。而在乡下“马虎”尤甚。这种蒸溜水制的汽水，原是注重卫生而又生活阔绰的都会人的饮料。他们以蒸溜的汽水代茶喝，在卫生上总较妥当些。况且有钱没处用，乐得阔绰罢。然而这东西流行到乡村来，很不适当。并非说乡村的人都贱，不配饮汽水。实因与乡村生活的“马虎”的习惯和环境不合。常见小市镇上狭狭的一条市河里，上流有人洗马桶，下流有人淘米，或者挑饮水。常见乡村人家的饭箩上，乌丛丛地盖着一层苍蝇。常见饭粒里夹着苍蝇的死骸，而见者吃者恬不为怪。度着这样“马虎”的生活的人，其实无需乎出重价来购饮蒸溜的汽水。然而都会管自把汽水输进乡下来，那些汽水瓶儿亮晶晶地倒挂在乡村的糖果店门口，怪诱惑的。身上有两只角子的好奇者都要尝试一下看。开瓶时先吓坏了几个旁观者，然后用大拇指尽力抵住瓶口，总算饮了喷剩的大半瓶汽水，然而大拇指上的汗汁和龌龊也一并饮进在肚里了。洋式的糖果听说会在乡村间闹过笑话：会有人把橡皮糖的渣滓吞下肚子里去；觉悟了这错误之后，他吃杏仁糖时舔尽了外裹的糖衣，就把内藏的杏仁当作果核，吐在地上给狗子吃。都会里的“吃客”，在这一点上可以骄人，笑指这种乡村人为“猪头三”。其实“吃客”和“猪头三”都是时代错误的现世社会中可笑的产物。

交通的发达，常把都会的面影更整块地显示给乡村人看，对他们作更强的诱惑。火车所穿过的地方，处处是矮屋茅棚集成的乡村。当电灯开得闪亮的特别夜快通车的头贰等车厢载了正在喷雪茄、吃大菜的洋装阔客而通过这些乡村的时候，在乡村人看来正像一朵载着一群活神仙的彩云飞驰而过。由此想见都会真是天堂一般的好地方；然而在他们是可望而不可接的！飞机轧轧地在乡村的天空中盘旋。有时司机人要装威风给乡下人看，故意飞得很低，几乎带倒了草棚的屋脊，吓得屋里的人逃出屋外来，屋外的人逃进屋里去。慢吞吞地荡着摆渡船的人举头望着风驰电掣的飞机，当作大鹏鸟看，不相信这是和他的摆渡船同类的一种交通器具。

最活跃地把都会之音输送到乡村来诱惑乡下人的，莫如最近盛行的无线电收音机。不久以前，乡下的老太太们听了留声机“唱洋戏”，曾经猜疑有小人躲在那小箱子里面吹唱。这个疑案尚未解决，现在又来了一种不须转动而自会吹弹歌唱的小箱子。以前的留声机所唱的，虽然乡下人都称为“洋戏”，其实就是乡村间常演的“戏文”里的腔调，在乡下人都能鉴赏；这不是都会专有之音，而是乡村原有之音，故对于环境总算是调和的。现在的收音机所发的音，就有许多与乡村很不调和的都会之音：油腔滑调的对白，都会风的弹唱，“像煞有介事”的演说，“肉麻连气”的跳舞音乐，加之以各大马路各大商店的广告。娇滴滴的女声抑扬顿挫说着：“诸位要新式服装，请到×马路××绸缎局。花样时新，价钱便宜，招待诚恳。公馆里打电话来，立刻把货样送到府上。电话号吗×××××，请注意”。“诸位要吃大菜，请到×马路××公司，物事精美，招待周到。座位幽雅，价钱相巧”。下面仰起了头听着的是一班鹑衣百结而面有菜色的农人，不过这菜色不是大菜之色。收音机不啻是专把繁华的都会的幸福报告给穷屈的乡村人听的机器。

以上所说，自火柴以至收音机，都是物质文明对人生的贡献，都是传人乡村的都会之音。然而乡村人从这些所受得的是什么呢？无他，只有惊异、诱惑和可笑的不称。“乡下人拾得了苏州袜带儿”，原是不用的，除非换过周身的衣服，造过房子，讨过老婆。现在中国无数的乡村，好比无数拾得了苏州袜带儿的乡下人，但他们都没有换过衣服，造过房子，讨过老婆，而被强迫用着这条时髦的袜带儿，因此演成了可笑的状态。

都会之音用了种种方式传达到乡村去，使得乡村好像乡下人拾得了苏州袜带儿。乡村之音也可用种种方式传达到都会去。但恐都会对他们好像苏州人拾得了乡下破草鞋，丢进垃圾桶里了。

原集《都会之音》代序。廿四年四月十二日作

载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补考——“仕而优则学”的又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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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栖

我在《野草》上《应考》的文章，给一位在长沙“仕而”未“优”的朋友读到了，写了信来，提出他的不同的意见。转述无趣，不如节录：

不过，据我所知，似乎还有一些仕而优的人，他不但学而已矣，而且还是一切学术的权威大师，甚或垄断一切学术。他常常批评谁的文章放屁，谁的书读得太少，又指给人读那种有价值的书，或不许看那种没价值的书……

诚如这位朋友云，比我说的是“更胜一筹”了，那就算我前次的“应考”是落第了吧。

尽管一个人的出身怎样微贱，但一旦跃登“仕”途，高踞“优”缺，那他就可以自命不凡，一切学术仿佛都给他捏在掌握里。其原由大抵不外是：“文章乃千古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过去科举时代，“仕而优”者往往就是“学而优”者。革命以后，虽然时移势易，情境不同，但余风犹在，依然值得神往。不学的人，偏偏要借古人而自重，用以掩饰过去的微贱，抑且企图挤身于士林。早几年前，拼命提倡读经的英雄，并不是钻研有素的经学大家，倒是用枪杆打出了江山的“仕而优”者——正是一个好例。

“学而优”者不“仕”以后，过去的光荣从此没落了，“学”和“仕”便真正脱了节。然而学者毕竟是学者，究竟还有一点虚名，但虚名也毕竟是虚名，始终免不了要卖身投靠，而买之的人，便索性连这仅有的虚名也给取而代之了。这样，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毕竟“革”过了“命”，但同时也说明了这“命”“革”得怎样的合乎“中庸”，一点也不偏激。

中国的“学而优”，一向就只是一个虚名，只要能够“仕而优”，学优与否倒是不成问题的。这也不是革命以后的事，而是早已如此的了。科举时代，“学而优”是“仕而优”的敲门砖，但后来可以捐官——不学也能仕了。再演变下去，枪杆打定了江山，“学而优”就变作了“仕而优”的垫脚凳，那些“仕而优”者要做“一切学术的权威大师”，甚而要这样，要那样，正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不信，你试查查那些主考官的底细去看！

一九四二年三月抄于桂林

载四卷一、二期合刊（1942年5月出版）

“十载一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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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事情的确是有偶然的凑巧。

这一次我于十一月十四日离开上海，在动身的前一天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一首是：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

因为距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我从日本逃回来，刚刚十年了。

到了香港之后偶然想起，十年前在这儿的六国饭店曾经做过一首诗，起句也正是“十载一来复”：

十载一来复，香港忆旧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

这诗我是完全忘记了，这次不来香港，恐怕是永远记不起来的。

我算是三次来过香港，恰巧是十年来一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七，第二次是一九三七，这一次是一九四七。

第一次是参加了南昌的八一革命，在汕头失败，由神泉乘帆船漂流而来。

第二次是上海成了孤岛之后，从日寇的重围中脱出。

这一次呢，我也同样地获得了再生之感。

偶然的巧合积上了三次了。量的累积要起质变，偶然要成为必然。

再隔十年我必然要回来香港。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人民的中国，而我这个中国的人民当然有绝对的旅行的自由了。

载《野草文丛8·春日》（1948年2月出版）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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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崇群

病人希望中的药，就仿佛寻常人们所憧憬着的光明；光明可以引照人们到幸福的园地，药会把病者领上健康的路途。光明和灵丹究竟在哪里，这是无须追问的，人生活着，人生活在他的希望里。

希望——希望——无论你是轻轻的念着，或是重重地叫着，这两个字音的响亮，委实能够表现了它的本身是不会死亡的。希望里有光明，希望里有药剂，希望里有着一切，它们都是永生的。然而那些感到生命空幻与寂寞的人们，是不是竟把它们看成了写在流水上面的字呢？

也许有人说，空幻的寂寞的生，勿宁空幻的寂寞的死，伟大的希望正如同一片伟大的海！

在历史上有过秦始皇（我知道世上还有更多更多的所谓豪杰与英雄）登了帝王之极，还想独姓传至万世；焚书坑儒之后，又遣徐福到那茫茫的东瀛，可是终结也没有看见一只归来的帆影，曾经给他取得了长生不老的方剂。他生在无限的光明和万能的药剂的希望里，他死去了，也正是在他这种伟大的希望里死去了。如果说希望不死，那也许光明和药与俱罢？

人，伟人……生活在所谓海洋的希望里的人哪，我真是不知道有什么不比写在流水上的字迹更空幻更寂寞一些的了。

也许有人说，希望是超生活的，光明与药还是不灭的东西。过去的一些所谓超人，圣哲的行迹，不也是占满了许多卷帙而且一直传流到如今么？为了他的希望中的道义，苏格拉底不是饮毒鸩如甘饴么？替人赎罪的不是有坦然地背上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么？拯救众生使他们超脱于现实的苦海的不是有弃权贵如敝履的释伽牟尼么？……

我知道了，希望仍旧是不死的，超生活的，不但在这个世界上，还另外存到别一个载覆之间的。

无虑千百，无虑万千的有了超人和圣哲的门徒：黑暗也是他们的光明；信仰就等于他们的方剂；他们的希望在乌托邦，在天堂，在极乐的“西方”。把一切放到未来，生是准备着受难，而死才是苏生的一种目的。……

人，超人……把一切寄托于信仰里的人哪！我常常想问：天堂之阙，是开着等候你们了，那地狱的门，难道永扃着，是让它空陈的么？你们会超脱了，谁又去“轮回”呢？

想起了谁说过，“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那就是没有真理的真理”。倘使剽窃了他的话来应用，那么现在我可以很轻松地吐出了我的句子——

“人生的希望，也最好是没有希望的那种希望”。但，我说这样的话，同时觉得世间再也没有比它更空幻更寂寞的了！

半生的岁月，已同唏去的薤露；光明并没有在我的面前现过一线。似乎为憧憬而生的一对眼睛，像是早被云雾遮掩了。鼓励我的人们说：

——光明，在前头，追求啊！

十年的痼疾，没有一种药曾经给我些微的效力。健康的路途，离着我像我离着天上的星辰。怀念我的人们说：

——治疗呀！某种药是使某人的病霍然了。

在记忆里，几个我所爱的比爱我自己还甚的人，当他们失望的时候我也对他们说过那些比人家鼓励我的还警醒的句子。他们病了的时节，我就亲自为他们张罗药剂——药能使他们霍然的。怕几分钱一钱的川朴或云苓不中用，便择最贵的一种才称心，然而吃下去也无效验。自己苦闷着不愿意说的却常常被人说了，“又不是仙丹”意在言外地承认了药也不过是希望尔尔；希望的难实现，恐怕正如同仙丹之不在人间了。

光明和药，以后我再也不去追求了：说它们在前头，可是我所知道却已埋进了坟墓。

载《现代》4卷6期（1934年4月出版）

择配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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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

以前我是不大知道有济良所这一类救济机关的。知道了以后，总以为这一类救济机关一定是着重于妇女独立生活技能的养成，而她们的出路应该是工厂或商店乃至于一切职业的机关。现在才知道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据近日在各个报纸上所得的消息：济良所救济妇女的救济方法就如那些古老的家庭打发女儿一样，不过是大批大批地公开择配，表面上似乎多带一点买卖式的性质而已。最近杭州济良所竟一下为了九个妇女择配，而且为了九对新夫妇举行空前的集团结婚。礼堂是大光明戏院，证婚人是一百十三岁的耆老和堂堂正正的救济院长，观礼者不下三千人，大家都兴高采烈，掌声不绝，总可算是一种庄严隆重的典礼了。我想，这九对新夫妇一定要感觉得荣幸而愉快的吧。

这种办法是很好的：第一，使这些妇女的生活问题解决了，说得远一点，也可说是终身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再不需要什么救济院来救济；第二，使将来的这一类的妇女更容易解决，以前许多耻于到济良所来择配的男子以后便要趋之若鹜了，说不定济良所将会直接改为婚姻介绍所；这样一来，一则可以解决一部分妇女的失业问题，一则可以减少政府许多无谓的消耗，结果是两全其美。但有一点还得顾虑，就是能够到济良所来择配的男子来源问题。倘若说是到这里来择配的男子都是在外面不大容易择配的吧，那这些妇女所仰望而终身的择配也就不大容易；倘若说是到这里择配的男子也是在外面容易择配的吧，那这些妇女所仰望而终身的择配或更不大容易。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的许多也得救济的妇女又怎样办呢？济良所是不是都能够按照这样救济呢？

记得幽默大师曾经在一个女学校里说过这样的话：结婚就是妇女的职业。这，我们也很明白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不过，要是以这既成的事实来作为根据，主张妇女的职业问题之解决就是结婚，那真是叫人只有啼笑皆非，幽默不得。经过了若干年妇女的奋斗，洒过了若干万妇女的血泪，到今日仅有少部分妇女才由家庭拖到社会上来，而马上又要她们回转到家庭去，历史未免太会反悔了。妇女的职业问题也就是妇女的经济独立问题，经济独立应该是妇女一切解放的唯一先决条件，而且这也就是妇女底唯一出路，这是不待说的吧？妇女要得着经济独立，自然也如男子的得着职业一样地困难，整个社会的失业问题不能解决，这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许多人都于无法之中主张妇女以结婚为职业，重新回到家庭去。然而这只是一个便宜的办法，决不是一个妥当的办法，结局还是使人不能闲适的。难道妇女一结了婚回到家庭里去就可以一丝不挂地成天抱着丈夫吃口水吗？就表面上看来，也许少数的妇女是将暂时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但性灵会哭呢。整个的社会问题还不说，层出不穷的家庭纠纷和惨剧又应当作怎样的说明？在这里，我觉到的济良所那种以择配作为被救济的妇女的唯一的出路，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幽默，同时我希望那些参加结婚典礼的人，不忙那样兴高采烈，掌声不绝。

载第2卷第3期（1935年4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