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东北是中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奇的白山黑水、广袤的松嫩平原、碧绿的兴安林海、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构成了东北辽阔壮美的自然风貌，也是千百年来东北农耕文化、渔猎文化和草原文化同生共存的重要生态基础。
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世界最早的生命进化轨迹。1996年，辽宁朝阳发现了距今1.5～1.6亿年的晚侏罗纪鸟类——“中华龙鸟”，它比德国发现的始祖鸟早1000～2000万年。
与之媲美的是东北红山文化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
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
据史料载，早在二三十万年前，在东北南部地区就有了古人类原始群体的足迹，以“金牛山人”和“鸽子洞人”为代表的原始人群就活跃于东北的南部地区。考古发现，远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距离中原内地最远的黑龙江流域，已经和中原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1975年在黑龙江右岸的呼玛县十八站，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石器1078件，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核、石叶、石片等。对这些遗物的初步研究表明，其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一万余年。以遗物的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华北地区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相比较，二者之间相同和相似之处颇多。”如史家所言“东北这块黑土地不仅有着从原始社会发端的悠久历史，而且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层，呈现着斑斓多彩的民族风貌”。
东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地。早在远古时代，夫余族、鲜卑族、东胡族、肃慎族、汉族以及秽貊族等就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在千百年的社会发展中，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就是多起点的重复，这导致了东北一些地方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了断裂甚至消亡的现象。像东北的渤海文化和辽文化等，几乎都随着朝代的更迭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或仅有少量零散的遗存。像渤海文学作品，现只在日本的图书馆中才能看到不多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像辽代仿汉字创制的契丹大小字，今天几乎无人能辨认。但值得欣慰的是东北的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波峰浪谷中，汉文化发展从远古至今始终未有中断。她伴随着中原与东北的经济文化往来，从远古时期的辐射影响到现代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东北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并成为中国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趋势的形成，是有史以来中原人与东北各族人民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
一方面，自远古始东北各族人民与中原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是不绝于书的。如先秦典籍《山海经》中描写道：“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山海经·大荒北经》）这是最早对东北自然风貌的描写。《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称东北为“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
史料载：“尧时，派人去四方，测定‘天地四时’，以羲仲为‘居治东方之官’，分领东部各族，‘宅嵎夷，曰旸谷’，东北属于嵎夷所住之旸谷。”
商时东北就与周边各族建立了朝贡关系。其中史料论及的“九夷”中的一部分属于东北，“海之外肃慎、北发……来服”。这即表明商代东北即与中原“建立了隶属关系”。汉文化这时已开始不断辐射东北，其影响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
另一方面，从远古始，东北的诸多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的文化往来主要使用汉字。特别是历次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建立后，在政体上以仿中原政体为主，在文化教育、文化交流中主要使用的都是汉字。像古夫余国、高句丽、渤海国都通行汉字，当时的文人都是用汉字创作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直到辽代，辽朝不仅仿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小字，而且辽代帝王和贵族还对儒家文化始终倍加推崇，主要的文学创作使用的都是汉字，每年都仿中原进行各种文学活动，对成绩优秀者给予奖励，且此类活动随辽朝的存世持续有200余年，客观上有力地推进了汉文化在东北的传播。金代同样重视儒学教育。此后，虽经元明清大一统的格局，但汉字的使用与对儒学推崇始终是历代东北各族人民文化实践的重要路径。可以说，虽然东北的城头大王旗多次变换，但汉字的使用在东北始终占据着文化交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五四运动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东北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迅速与全国的时代节拍共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夺取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绘就了独特的运行轨迹。
二
东北文学发展轨迹从宏观上分为东北古代文学、东北近代文学和东北现代文学三部分。
东北古代文学主要是从远古至1840年止，期间又可从微观上按不同历史阶段进行若干划分。
第一阶段是上古时期的东北文学。因为这个时期文字还没有出现，文学表现形式主要是口传文学。这时期的口传文学多为部族神话和英雄史诗。较有代表性的是满族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和部族英雄史诗《乌布西奔妈妈》《恩切布库》等。神话的主人公常常是法力无边的英雄，他们既能带领部族人战胜各种妖魔鬼怪，又能在各种困境中率领众人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各民族的神话叙事尽管内容不同，人物众多，但其核心主要表现的都是惩恶扬善、不畏强敌、不惧艰难困苦的人类美德与智慧，其中也无不透露着远古先民对自然的探求和试图成为自然主宰的祈愿。这时期的东北各族神话叙事性较强，想象丰富，人物个性鲜明。在文字还没有成为文化符号之前，东北各民族民间口传文学就成为东北远古文学的富库。先秦东北文学最早见于文字的是箕子的散文《洪范》和诗歌《麦秀》等。箕子是商纣时著名贤臣，官太师，封于箕。时纣王无道，拒谏饰非，剖比干、逐微子。箕子进谏而被囚。后武王克殷，访问箕子，并请教治国之道。箕子为其作了《洪范》。“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所著《洪范》就是当时的治国大法，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
后来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认为“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箕子的故事在司马迁《史记》中得到了完整的记述。可以说箕子是见诸正史的东北最早的作家。
东北古代文学第二阶段是从秦汉至唐代。这时期是东北各民族“互竞雄长”时代，其间先后历经了肃慎、高句丽、渤海国、辽、金等地方少数民族政权更替的过程，这些朝代各自文化都有其独特性，但其文化的共性也十分鲜明。即是这些朝代的统治者对汉文化始终是积极推崇的，且大多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汉字创作的。
秦汉时期，东北秽貊族系的夫余人建立了最早的民族政权，由于没有文字，夫余人从制度礼仪至公文撰写使用的都是汉字。也是从这时起，东北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一直受到汉文化的滋养，这在客观上也孕育了东北各民族对汉文化不断学习吸纳的文化自觉。这时期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是夫余建国传说。尤其这时期辽东地区出现了以管宁、邴原、王烈“辽东三杰”为代表的一批杰出文人，他们的讲学、文学创作等活动对东北地区的文学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37年，东北高句丽政权建立。高句丽注重儒学教育，以汉字作为书写文字，其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和碑刻文学，影响较大。诗歌创作受中原文学影响较深，如代表作《黄鸟歌》具有典型的《诗经》风格。碑刻文学代表作是《好太王碑》，刻载了好太王一生的攻伐战绩，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隋唐时期的东北文学主要是渤海国文学。其散文、叙事文学和诗歌创作较有影响。散文主要以诏、表、书、墓志铭的形式呈现出来。叙事文学代表作是《红罗女》，其叙事形式更接近说部“讲古”“说史”“唱颂根子”的特征。
渤海国时期涌现了一批重要诗人，如有杨泰师、王孝廉、释仁贞、释贞素、周元伯、王文矩、杨成规、裴颋、裴璆等，他们的诗作主要受唐朝诗歌风气影响，以律诗居多。包括七言歌行体、古风、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其中多数诗人都曾出使日本，并与日本诗人有唱和之作，对中国文学远播海外产生了积极影响。
公元926年，辽太祖阿保机灭渤海国，建立了辽国，政权长达220年。辽代主要是帝王文学和贵族文学，创作成就显著。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注重汉唐文化的学习吸纳，注重文学活动的开展，甚至“效仿中原曲水流觞之雅事”，与朝中的文才出众的大臣以文会友。三位皇帝“雅好词翰，咸通音律”，其作品也“颇见文字功力”。由于当政者对汉唐文化的推崇，客观上积极促进了辽代文学发展。很多契丹大臣都能诗善文。如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等，都是双语文学的重要作家。不少契丹贵族一生诗文颇丰，甚至有诗文集问世。如萧柳的《岁寒集》、萧孝穆的《宝老集》、耶律资忠的《西亭集》、耶律良的《庆会集》、萧韩家奴的《六义集》等。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诸多因素，流传下来的极少。不过从各种典籍不多的遗存中也可透视辽代文学创作的盛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寥若晨星的古代女作家创作中，契丹女作家的创作成为辽代文学一道亮丽风景。以萧观音、萧瑟瑟等为代表的契丹族贵族妇女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其中萧观音是辽道宗的皇后，也是辽代最杰出的女作家，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她先后创作的《伏虎林应制诗》《谏猎疏》和《回心院》以及临终前写的骚体《绝命词》等作品颇为人称道。她的诗作风格“雄豪隽爽”与“婉约凄美”兼而有之。
1115年金灭辽后，女真人建立了金国。金朝也注重儒家文化，文学创作成绩不俗。资料显示，金代作家有文集留存的不下百余人，只是由于金末战乱，大部分文献都已经丧失殆尽，仅有少量存世，其中代表性的文集有元好问的《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等。
金代文学创作主体是多元的。一方面有女真、契丹、鲜卑等长期生活于东北的少数民族的作家；另一方面是曾在东北地区居官或被贬谪至此的汉族作家。他们的创作彰显了金代诗词和散文创作取得的成就。像金代杰出的帝王诗人完颜亮，其诗作擅长托物言志，笔力雄健。《大金国志》称其“一咏一吟，冠绝当时，沉深严重，莫测其志”。
此外，金代颇负盛名的文学才俊还有元好问、王庭筠和庞铸等人，他们均有不少诗歌、散文作品问世。其中元好问的诗歌散文作品内容上既反映了所处时代政权更迭、文化冲撞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们悲苦的生活现实，也反映了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他的诗作多呈现了“慷慨悲壮、沉郁刚健”的格调。在文学创作上元好问一方面承继了传统汉唐风韵，另一方面力求在形式上出新，是散曲兴盛和发展的重要推手。
第三阶段是从元代至1840年前的东北古代文学。期间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之所以将其划为一个时期，理由如下：首先，不同于此前东北地方政权的更迭，元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区域间的纷争与动荡，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走向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明朝时期其统治虽未及东北纵深，但对辽东的行政管辖一直存在，其中原文化影响进一步扩大。随着清朝统一政权的建立，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局面再次出现，并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其次，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东北籍人到中原任职或中原人到东北来做官或游历都是常事，儒家文化对东北各民族的影响更加深入。
元代东北文学成就较大的是诗词和散文创作，其中耶律楚材和耶律铸的诗词和散文创作影响较大。耶律楚材和耶律铸都是博览群书，儒学造诣精深，在治国理念上一向倡导以儒治国的方略，在中原文化的推广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二人在诗词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也是冠绝当时。《元诗选》中就评价耶律楚材的诗歌是“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
明代东北文学主要是诗歌散文创作，其作者中原文人和东北籍作家兼而有之。其内容多为送别、戍边或对东北奇特风光的描写。其中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赐朝鲜国秀才权近诗三首，诗歌表现了朝鲜贡使友好往来的情景。
清初至1840年前，在历经了初始的文化碰撞之后，清代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繁盛的历史时期，各文学门类的成就均有可圈点之处。其中文学名著《红楼梦》就是产生于18世纪，其作者曹雪芹和续作者高鹗都是东北籍人。曹雪芹虽生长于南京，但其作品《红楼梦》中多处描写的场景颇有东北的民俗风情韵味，其人物语言也多有东北地域语言的痕迹。这也充分表明，清代东北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已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与此同时，东北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创作也都有了新拓展，尤其东北流人诗歌创作是清代东北文学浓墨重彩的篇章。
东北文学发展第二个大的时段：1840年至1919年五四前夕为东北近代文学发展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不仅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而且也使清统治下的东北感受到被历史洪流裹挟中的骤变。富饶广袤的东北此时早已不是昔日清朝田园牧歌般的后花园和“龙兴盛地”，而是沦为了日俄久已觊觎和争夺的一块盘中肥肉。随着中国在战争中的失利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沙俄和日本在东北开始进行势力划分。东北很快就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化上也开始出现了异文化的因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东北文学与之前明显不同的是融入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时代元素。从诗歌到小说等诸多文学样式，文学更多地开始关注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歌颂反帝爱国的民族精神。尤其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东北完全进入了与中原文化大汇合的新的历史阶段。
东北文学的第三个大的时段：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从1919年至1949年虽是短短的30年，但东北现代文学历经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的时代巨变。
一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新文化建设。1919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文学发展的步履加速。尤其是东北的报刊业获得快速发展，新文化思潮和各种文学信息纷纷见诸报端，翻译文学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苏联文学也通过小说、诗歌的译介为人们所认识。更重要的是这时期随着白话文的推广，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东北大地开始生根发芽。许多文学作品开始由过去粉饰现实、表现才子佳人为主转向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展开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二是抗战时期东北文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抗战文学之旅。东北沦陷十四年，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文化侵略使五四影响下东北兴起的新文学遭受严重破坏和摧残。置身于沦陷区的东北作家，面对日伪文化高压的恶劣环境，以隐喻、象征等艺术笔触透视了殖民地的黑暗现实。另一方面，不愿做奴隶的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白山黑水间响起抗战的枪声，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领导的抗联队伍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东北十四年抗战的英雄史诗。以萧红、萧军、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在关内外报刊上发表诸多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反映日本铁蹄下人民的生活疾苦，以笔代枪发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呐喊。可以说，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的无数东北仁人志士的文学创作以其充盈的抗日爱国的主题思想和不屈的民族精神构建了中国抗战时期文学主旋律，并融入了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主潮。
三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文学。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东北人民结束了长达14年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历史。但很快国共两党又陷入两军对垒的局面。历经3年的东北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令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节节败退。1948年底东北终于获得全境解放，在全国最早迎来自由女神的歌唱。东北解放战争时间虽然不长，但国统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在主题风格上确有明显的区别。国统区文学作品主要表现的是抗战胜利后人们喜悦的心情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丑恶黑暗的揭露。解放区的文学在内容上表现的就更为丰富。这是因为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许多工作开展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党的文艺方针已在这些地方得到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思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导向已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同时有相当部分的苏联文学作品已译介过来，人们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农庄的生活模式充满了向往。解放区的人们被新思想所鼓舞着，时代的激流中洋溢着澎湃蒸腾的力量。从小说到报告文学、从诗歌到电影，东北文学做出了积极的时代回应。其中有表现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第一部故事片《桥》、第一部工业题材小说草明的《原动力》等，这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特别是作家刘白羽先后在《东北日报》《天津日报》上发表了《百战百胜》《无敌三勇士》《红旗》《光明照耀着沈阳》等文学作品，描绘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不畏险阻、不怕牺牲，气吞万里如虎的宏大战斗场景，定格了金戈铁马的壮阔时代风貌。作家热情讴歌了战地英雄，充满了新中国必胜的豪情，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文学主潮是贴近生活，紧扣时代脉搏，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吸纳了多元的文化元素和时代信息，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吹响了文学的先锋号。
东北文学由远古的涓涓细流，历经千百年蜿蜒曲折的发展历程，终于在解放战争胜利的炮声中汇入新时代广阔的文学海洋。
三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是人类生活的镜像。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学无不以其独有的个性彰显其魅力。东北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同样在有意无意间铸就了自身的特点。
（一）多元与主体共生。东北文学的多元指文化的多元性与创作主体的多元性。由于东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地，夫余、高句丽、渤海、契丹等民族在历史上都曾先后建立过地方政权，文化自然也融入了多元色彩。与之相应的文学也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质，如远古时期东北的民间神话、英雄史诗，高句丽、渤海国的诗歌，辽金的诗歌、散文以及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等，从宏观的历史空间上呈现出多元缤纷的文学景观。主体性是指中原汉文化从古至今始终作为主体文化一以贯之地得到了传承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从远古至今，中原对东北的文化辐射与影响从未间断，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影响更加深入普及；另一方面，古代的东北少数民族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在文化交流上通用的都是汉字，并主要用汉字进行文学创作，各朝代吏制也均是仿制中原政体，其中像高句丽、渤海国、辽代和金代等都重视向中原文化的学习。像辽代虽然仿制汉字创立了契丹大小字，但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始终推崇备至。每年都举行仿汉唐诗歌创作等文学活动，契丹贵族文学创作成就尤其突出。进入元后直到近现代，随着大一统社会背景的形成，多元文化在激烈碰撞的同时，也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走向融合，汉文化作为主体文化为东北各族人民所推崇认同。可以说，在千百年的社会发展中，东北多元文化与主体文化共生共荣，构建了多彩的文学时空。
（二）仿制与创新并举。由于前述的原因，东北文学从上古时期开始，就受到中原文学的影响，注意学习仿制中原文学进行创作，其中如渤海文学和辽金文学都在学习仿制汉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与中原文学相较在发展节律上还显相对迟滞。不过我们也看到古代东北文学在发展中并不是一味地止于仿制，而是在学习仿制中也融入了创新。渤海、辽金时期的许多作家都能较熟练地运用汉文学的表现形式抒发他们的思想情感，反映创作主体的艺术审美和价值取向，赋予其作品独有的文本特质。同时，在形式上也力求做出新探索。像金元时期的作家元好问，在创作理念上提倡“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反对“雕琢华艳”，推崇“豪放刚健”，主张创造，反对模拟和因袭。他“首开元散曲自度曲以及隐逸情调的风气”，使元散曲这一新兴诗体，从民间进入庙堂，完成了由词向曲的过渡和发展。由此也见出古代东北文学盎然的生机与活力。
（三）海纳与开放交融。东北文学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展现出海纳与开放的特质。作为多民族聚集地的东北，千百年来在社会发展中已形成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文化生态基础，并在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中形成了东北开放包容善于吸纳一切先进文化为其所用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未间断，并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这种“拿来主义”的态度与开放的文化意识不断得到强化。海纳百川、开放进取已内化为东北文学文化多元共生的重要内驱力。
四
东北文学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在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中，取得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学成就，为中国区域文学版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关内文学相较，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文学尤其是古代和近代的东北文学相对滞后，东北文学学术影响相对薄弱，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文学没有历史的回声和影响，东北文学的学术影响主要可从散落的历史典籍中见到，在对外文学交流中寻觅到，在现代文学的时代交响中感受到。
（一）历史典籍中的东北文学。
关于东北自然风貌与民俗风情的描绘早在上古《诗经》《左传》《国语》中就可见到，这些作品是当时“域外”文人对东北较早的描述，从中可见出远古东北地域的自然人文特点。但作为对东北作家作品进行记载与反馈的较早文字记录当属对箕子的评述。《尚书》中的《周书》对箕子作的《洪范》进行了完整的叙述。这也是正史中最早对箕子的记述。此后在《易经》三十六卦明夷中也提到箕子，孔子《论语·微子第十八》中论及箕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对箕子较详细叙写的是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篇，其中较全面地叙写了箕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命运变化。此后历代文人都有对东北作家作品给予评述反馈的作品。古典名著《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曹雪芹和续写后四十回的作者高鹗都是东北籍的，有学者借此认为“《红楼梦》也是可以称之为东北文学的”。在此笔者暂不讨论《红楼梦》是在什么层面、角度作区域归属的问题，但至少不容置疑的是《红楼梦》是与东北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除了前后两位作者是东北籍之外，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描写了东北的民俗风情，包括人物的语言风格等。这部名著从诞生之日起至新中国成立前对其评论与研究的著述就已相当可观，甚至成为一门显学。
（二）文化交流中的东北文学。由于东北历史发展中多起点重复的特点，使东北古代文学大多散失在历史的云烟中，部分也仅有存目，好多已无从查找。庆幸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对外交流时在异国他乡的资料馆中被保留下来。像渤海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在日本的图书馆中即可见到，这得益于渤海国时期当朝与日本较多的文化交流。
东北渤海诗人主要有杨泰师、王孝廉等。现能看到的他们的诗歌作品就是赴日使节之作，现保存在有关渤海的日本史料中。其中，杨泰师《夜听捣衣诗》和《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表现了诗人身在异国他乡，月夜深秋，听到邻女的捣衣声，自然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同样捣衣的情景。诗歌情感真挚，语言流畅，既表现了“寄异土兮无新识”的寂苦，又充满了对故乡亲人深沉的思念。后一首诗是杨泰师和诗日本友人赋诗送别之作。据史料载：公元759年杨泰师与杨承庆返归渤海前日本名士大保藤原、朝臣惠美押胜等人在田村宅第为之饯行，日本友人赋诗送别，杨泰师即兴写了和诗《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此外，还有一些渤海散文，像致日本的国书、牒文等，其中不乏一些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在这稀有文化交流作品中，不仅反映出当时渤海朝廷与日本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也表现了渤海诗人较高的文学创作成就，更间接地透射出汉唐诗歌、辞赋对渤海和日本诗人的深刻影响。
（三）走向世界的东北文学。与东北古代文学不同，进入现代的东北文学踏上了时代节拍，不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做出了积极的反响，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罗烽、白朗、舒群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发出了抗日文学的先声，先后发表了《生死场》（萧红）、《八月的乡村》（萧军）、《幼年》（骆宾基）等一系列作品，表现了在日本铁蹄下东北人民苦难悲惨的生活和他们愤怒的呐喊以及英勇的抗争，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听到东北人民发出的反日爱国、不做亡国奴的怒吼。也是从这一刻起，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界的支持，他们的作品得以在关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其影响不断扩大。东北文学也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受到全国学界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说，东北作家最先扬起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旗。
抗战胜利后，东北文学又开始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创作了颇具时代感和影响力的作品。其中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这些作品有力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诞生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尤其是作家周立波创作的反映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叙写了元茂屯土地改革的过程，反映了翻身的穷苦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心情，以及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拥护支持。由于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作品发表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并在不久后获苏联斯大林文学奖（1950年）。东北文学伴随解放战争胜利的号角和新中国的曙光走向了全中国，奔向全世界……
纵观东北文学的发展轨迹，多元的色彩、深厚的内涵和丰富的文化意味形成东北文学独特的张力，呈现着由远及近、由弱到强，向着中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海洋不竭的驱动力；东北文学以白山黑水神奇的魅力树立了中国区域文学的一座丰碑，更蕴藉着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 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 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第25页。
- 陈芳芝、郑必俊：《关于上古至秦汉时期东北疆域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2期。
- 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第25页。
- 任孚生、于友发译注：《全注全译山海经》，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
-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卷46，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32页。
- 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第58页。
- 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第62页。
-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5，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21页。
- 马清福：《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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