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不帮衬地产商

《香港风格》高密度生活

胡恩威（Mathias Woo），香港跨媒体文化人，曾在香港大学建筑系及英国伦敦建筑协会攻读建筑，香港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Zuni Icosahedron）行政总裁，香港发展策略研究所主席。著有《香港漫游》《西九蓝图》《好风如水》等。

你的车子就在居民楼的窗户前一闪而过，甚至还能看见别人在房间里煮饭、晾衣服、晒被子。

来过香港的人都觉得这里很特别，这种感觉来自于紧紧包围着你的现实物质及物理空间特性。《香港风格》这本书就试图把这些特性描绘出来。

首先，香港的地理空间、城市规划、建筑乃至日常生活的设计都非常独特。作者建议大家到香港旅游时最好不要错过一些热门景点，如太平山顶。从这里往下看，你会发现一种很奇特的景观，虽然下面排列着那么多鳞次栉比的高楼，但中间居然还有很多绿地。香港有六成以上的面积都是绿地，这在大城市中是很少见的。原因是丘陵地带不容易建房，所以都覆盖上了树木。

香港地方小，楼房都建得非常密集，从山顶看下去，就像科幻片里描绘的未来大都会一样。比如在天桥上面开车，基本上就是在一些大楼中间呼啸着穿来插去，那种场景真是奇异。你的车子就在居民楼的窗户前一闪而过，甚至还能看见别人在房间里煮饭、晾衣服、晒被子。这种戏剧性的场面也是一种香港特色吧。

从建筑学的角度看，这种特色就是高密度。它当然不够科学，但问题是要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经营生活，不管是建筑师还是政府、开发商，谁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不过香港特色有繁也有简，香港地铁就极具“简约美”。如果你从机场搭乘地铁到中环，如窦文涛所言，那简直就是“无缝连接”。其实不同城市的地下铁都有自己的风格，莫斯科地铁是美轮美奂，而巴黎地铁则别具优雅。香港的地下铁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这种无风格其实是一种极具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简约”，一切都以方便实用为时尚。大家在香港搭乘地铁会觉得路标特别清楚，在哪里上下车或进出月台都非常便捷，这就是一种简约美学。

可是香港的地面上又非常杂乱。走在旺角最繁华的街道，你甚至连天空都看不到，因为满天都是店家的招牌。这些招牌往往五花八门地叠在一起，楼下是一家很有文化感的书店，楼上却可能是色情场所，再往上也许是家卖钓鱼用品的小店。总之，它不像有些城市，不同种类的商品是区分开的，比如整条街都是摄影器材或手机，在香港却是什么都挤在一起。

因此，香港街头的人群也形形色色，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很多香港人的故事，在不同时段所看到的是不同类型的香港人。下午三时以后是学生，五时以后是下班的白领，夜晚则是游客和一些很像黑社会成员的年轻人。你可以同时看到乞丐在夕阳的台阶下行乞，警察在慌慌张张地追捕疑犯，还有一些师傅正在旧式楼梯底下摆卖传统点心——这就是众生相。

当然有些现象一直很令香港政府头疼，比如街头的大排档。它们多半是一种铁皮箱子一样的装置，白天什么都看不出，一到晚上，就像变魔术一样，从里头搬出椅子、桌子来，还可以煮东西吃。政府总说这些排档又脏又乱，影响市容。其实这种街头小吃从北京到东京都有，它反而最能代表各地的饮食特色和街头文化。

（主讲 梁文道）

Uneasy Partners商人利益左右香港政治

顾汝德（Leo Goodstadt），英籍犹太人，记者，经济学家，1989—1997年任香港殖民政府首席政策顾问，曾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名誉院士。

无论过去的港英政府或现在的特区政府都觉得稳住商人是最重要的，这还是殖民时期种下的宿根。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这个城市的主要动力和命运都定位在发展经济上。“经济”的本义是经世济民，它的发展应该能让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可是在香港一谈经济，就会把焦点放在商人身上。无论过去的港英政府或现在的特区政府都觉得稳住商人是最重要的，这还是殖民时期种下的宿根。

Uneasy Partners（中文译名：《香港政经——公利与私利的冲突》）的作者顾汝德是个英国人，20世纪60年代就在香港工作，在彭定康时期担任过政府官员。他退休以后写下这本书，书中透露了一些殖民地时期的统治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对本地商人的积极笼络。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英属殖民地，比如印度和斯里兰卡，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实行局部的民主选举，但是香港一直没有搞。为什么呢？作者说那是因为英国人发现，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而香港毗连大陆，他们害怕在民主选举中香港会倒向内地，反对英国，这种情形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为了把香港治理好，他们的策略就是笼络本地精英，其中主要是商人。所以也可以说，香港的政治过去基本上是政府与商界精英合作的格局。

这样的政治特色造成香港本地商界的势力特别强大，作者回忆，后来彭定康推行的很多政改方案都曾遭到商界反对。这些人明明是英国人培植起来的力量，为什么要跑出来反对呢？因为这些商人已经习惯了过去那种统治模式，他们认为如果在香港搞民主，一个背后有选民的政府会比较麻烦，他们也不大懂得如何跟这样的政府打交道，宁愿像过去那样，跟总督或特首关起门来把事情谈好就行了。

这样一来，香港很多政策的制定都受制于商人。在“亚洲四小龙”里面，香港的社会福利发展相对较弱，像公共医疗的推动就非常缓慢。直到二十世纪末，香港才有了一个针对雇员的强制性保险计划，而全民的医疗保险至今仍然没有。这在经济发达地区是非常罕见的，究其原因，就是商界力量在反对。

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就要扩大开支，那就得加税，这样一来，商人最不高兴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香港政府很难推动一些大规模的福利计划，今天能享受到十五年免费义务教育的人并不多，念大学的人所占的比例也偏低。

香港政府还有过建造公共房屋的计划，当时也遭到地产商的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建公共房就等于抢他们的市场。直到后来，香港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很多木屋被烧毁，政府才有理由去推动公共房屋的建设。当然他们也找到了一些可以两全的折中方案，比如把公房建在市郊，居民迁走以后，城市的土地就空出来了，地产商又可以利用它们发财。这样既完善了社会福利，又推动了经济发展。

为了实施福利计划，香港政府不得不每次都找出各种理由去争取商界支持：比如推行公共医疗服务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的健康稳定，免费义务教育则是为了提供优质劳动力，帮助实现香港的产业升级。总之，香港从来都是把商界利益放在最前面。

这种政策显然会为香港带来很多后遗症。除了贫富差距增大，商界势力过于强大也造成了垄断现象的出现。比如香港过去的电视产业垄断在英商手上，码头则被“和黄”垄断，而七大地产商几乎可以操控全香港的地产。虽然一直有人试图推动公平的市场竞争法，但一直无法通过，原因就是这些商界巨头的反对。所以，未来的香港还需要面对很多问题，都是英殖民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主讲 梁文道）

《就是不帮衬地产商》不靠地产商在香港活一年

庞一鸣，自由工作者，对香港无处不在的地产霸权操纵港人衣、食、住、行看不下去，决定拒绝帮衬大地产商提供的服务，被越来越多香港人所熟识。

不再买太多书，不再买太多碟，不再去大商场的电影院看电影，因为那些商场的业主也都是这十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的地产集团。

在香港最赚钱的是地产商，他们不只靠倒卖房子赚钱，你房子里的电话服务是他们提供的；你手里遥控器选的电视频道是他们的；你出门搭公交、坐小轮船，交通工具都是他们的；你到超市买东西，香港最大的两家连锁超市也是他们的，连街坊上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都是；你要上网，好，宽带服务还是他们的。只要你在香港活一天，就很难不让这些大地产集团赚到钱。

假如你不喜欢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庞一鸣在这本《就是不帮衬地产商》里探索答案。他原来帮不少商业机构做培训，后来旅行见闻多了，开始觉得香港的生活非常变态。比如大地产商的房子管理费中已经包括了上网费和电话服务费，因为网络和电话线路都是地产集团子公司经营的。如果有人说，我买你这房子，但我不想要你们的电话服务，或者我觉得上网太贵了，行吗？不行，管理费你必须交，就算你用别家的电话服务，也还是要交管理费。

再比如，有一批冰鲜牛肉的供应商是一个大地产集团下属的超市独家发售的，超市接管了公共菜市场之后，就要求管理菜市场的机构去告诉所有小店：“我卖的东西，你们都不准卖！”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霸道呢？

他们这么赚大钱，竟然还去蒙人。香港有座很有名的大型楼盘叫太古城，房子老了要进行维修。本来法律规定应该由地产集团承担维修费，但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些小业主自掏腰包，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一鸣受不了了，他要做一个实验，看能不能一整年不让这些人赚他一毛钱。结果发现实行起来很困难，比如他不能搭地铁，因为地铁也是地产商的。在香港，老人家乘地铁每个星期可以有两天优惠，而纽约、伦敦的老人有全年优惠，可见香港在这一点上多么小气，你赚那么多钱干吗呢？庞一鸣很不满，他不搭地铁，搭公交行吗？也不行，香港的大多数公交公司也被地产商收购了。

于是，他就骑脚踏车出行。他渐渐发现，在香港出行而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让地产集团赚到钱，那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必须搭轮船或地铁。不过他尽量完成自己的实验，在家也不上网，到公共图书馆去上，因为家里的网络也是地产商旗下的子公司提供的。但是在家里总要用电吧，而九龙、香港、新界这些地方的电力也是地产商集团经营的，他只好尽量减少用电，过低碳生活。他在家甚至不开空调，不用电风扇，而自己用手摇扇。他还跑到学校、社区和人们交流，分享他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对他这个行动产生了共鸣，乐意听他说。

他说，减少各种消费，不只是对抗地产集团，也是努力让自己生活得更俭朴。不再买太多书，不再买太多碟，不再去大商场的电影院看电影，因为那些商场的业主也都是这十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的地产集团。

虽然他的行动反而证明了不可能在香港生活一整年而不让地产商赚钱，但唤起不少年轻人的注意。有些念建筑的学生开始想方设法地设计一种可以携带、组装的房屋。大家开始想，我们能不能找块空地自己搭房子呢？不管这块地是政府的还是某个集团买下来的，我们就霸占它吧！

当然，这不是鼓励大家犯法，只是要大家重新思考：地，到底是谁的？我们除了租房和买房之外，能不能自己盖房？毕竟，我们的祖上都曾这么做过。

（主讲 梁文道）

《推土机前种花》老社区抗拆记

周绮薇，深水埗街坊，沟通及讲故事能手。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现于小学任教。三年多来一直跟深水埗街坊一起争取权益，参与艺术中心的“传说我城”活动，分享城市生活中的点滴传奇。

突然有只蟑螂跑出来，他竟对着大家说：“不要踩它，不要这样对这些小生命，再小都是一条生命，明天开始它就没有家了，没有家是很可怜的。”

学者阿巴斯曾经形容香港是一个“消失的空间”。这座城市很奇怪，你很难在里面看到一些老街区和老建筑物，因为它总是不断在拆，然后平整出一片新的地皮，再盖一些崭新而高大的楼房——为了把这个楼市推向更高点。

香港地产业非常蓬勃的原因是香港的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和地产业挂钩，港府的很多收入是通过卖地得到的。将这些老房子拆掉，名义是说房子老了，年久失修，社区败落了，要重建它，活化它。事实上，过去常常有很多争端发生，很多老街坊不愿意搬走。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现在忽然要拆房子，你赔我的钱起码要让我在同一个社区还能买得起房子。但政府通过中介机构给的那笔钱通常很难买得起新房，这就是所谓的“租值差异”。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新情况，很多老区的百姓不再讲赔不赔偿问题，而是根本不想走，因为他对这个地方有了感情，在这个地方生活惯了，不愿意这个社区被拆散，不愿意社区文化消失。而这个问题目前港府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方法来应对，甚至连沟通都说不上。

《推土机前种花》是本相当感人的书，作者周绮薇一方面在教书，另一方面投入了反拆迁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正好和她家有关。她住在深水埗的一个老街区里，突然有一天街坊们接到通知，政府要来拆掉这个地方，大家都要搬家。书里这样描述当时发出通知者的嘴脸：

“这个经理嘴角半吊，似笑非笑，背书一样说了一大堆话。他说的每个字我都懂，但组合成一个句子后，我就不懂了。街坊里都是中年人、老年人，有些说话夹杂着乡音，我暗想怎么办，他们听得明白吗？而最令我们震惊的是，这个经理说，三个月后，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搬走，整个重建区的土地都会被政府依法律没收，坚持留下来的，就是霸占了政府的土地，那就是犯法了。”

政府派来的人员说的是专业术语，发的一些咨询手册老百姓根本看不懂，因为社区里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教育程度并不高。有位雷伯伯，年轻时在大陆读完医科来到香港，但学历不被承认，于是在阁楼里当起所谓的“流氓医生”。虽然是非法的，但由于他开出的价码非常便宜，所以很适合这个低收入户较多的地方。以后这些低收入户离开此地，看个小病小灾许就再找不到这么便宜的医生了。

雷伯伯生活颇为俭朴，政府的人来跟他谈赔偿问题时，发现他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政府人员说：“赔偿只能给你一半，因为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作者不禁感慨：“万万想不到港府借重建为名，为了赚尽一分一毫而巧立名目，要所有人都依照他的标准生活。”

还有一位梁老婆婆，一辈子单身，年轻时帮一些大户人家打杂，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她留有老一套的价值观和信仰，看到有人把观音、土地的神祇扔在街上，认为非常不敬，自己跑到马路边盖了一座小庙，专门安放这些被遗弃的神像。她也不愿意搬，政府的人跟她说：“你要是不搬的话，就拉你去坐牢；要是不坐牢，就每天罚一百块钱。”没想到一份英文报纸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欲曝光时，政府人员马上又来说：“哎呀，对不起老婆婆，是我们说错话，你还没搬就留下来吧，千万别对外国记者乱说话了。”

黎叔是开电器行的，很多老街坊电器坏了，不想买新的或者根本没钱买，他就免费上门去帮人修。不仅上了年岁的人，年轻人对这个老街区也很有归属感，因为他们跟通宵打游戏机的小店老板混得很熟，不想因为搬走而离开他。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让读者了解到，人对一片老街区会有多么浓厚的感情。当政府人员告知他们街区要被拆掉时，周绮薇站出来发声，一开始众人非常怀疑她：“你是什么人，干吗出来跟我们说这事？”直到她表明身份：“各位街坊，我就是后面那间车房老板的女儿，平时坐在门口跟大家聊天的是我爷爷，我在这里长大。”这时大家纷纷说道：“哎哟！原来是你呀，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突然间变得对她无比信任。从此，她成了这个反拆迁运动中，老街坊们最信任的“我们街的小女儿”。她和街坊们展开了一场“推土机前种花”的运动，抗议政府的行为。

周绮薇温柔、多情、坚定而善于倾听。她说：“还没有和街坊走在一起前，我是个没有耐性的人，区内的居民多是中年人和老人家，说话有他们的方式，共同点是开场白很长，还会把整个说话内容重复三四遍。后来我心急起来，觉得疲累，常常抱怨为什么你们不能说快一点，简洁一点。但是转念一想，政府不就是因为不愿付出时间，或先假设了街坊们什么也不懂，而拒绝找方法跟他们沟通吗？如果我也嫌弃他们，又怎样证明给政府看，推行由下而上、由居民主导的重建方案是可行的呢？”

她开始细心倾听每一个街坊的故事，并跟一些义工用图画的方法和最简单的语言，把政府那些充满术语的重建方案再次呈现出来。她收集街坊四邻的意见，向政府提出其实老百姓也想重建社区，只不过他们不想把这个地方卖给开发商，而想在盖新房的同时，继续老社区包容多元的文化。

可是，这些想法如何让政府明白呢？周绮薇想了各种办法诉诸公众，她要让全香港市民知道这个地方有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他们不要当受害者，不要当苦主，他们要快乐而骄傲地告诉大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比如，他们把这条街上的一家家商店用最童稚、最简洁的线条画出来，店面的样子、店里的人、平时的工作流程都画得很详细。后来他们干脆在街上摆了一个展览，用一幅幅图画向路人解释：“你看，我们不是大超市，这些都是我们一家一户自己做的小玩意儿。我们这些生计是讲技术含量，讲传承的。”其中一个人老老实实做了几十年酱油生意，不知道自己的酱油其实颇有名气。直到有一天日本的电视台专门跑来拍摄，他才晓得原来家里几十年传承下来的酱油在国际上这么有名。

到了晚上，一群老街坊在街上玩皮影戏，用民间艺术的形式告诉大家这个社区一直以来的文化故事。他们希望重建的负责人——规划局林局长——能够了解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区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和政府规划中的社区又有何不同。周绮薇还在她爸爸的车房里摆宴席，为林局长专设了一个座位，每天八点准时等他，希望他来跟大伙吃饭，听老百姓诉说意见。几十天后，局长终于来了，可他开口的话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始，是不能够回头的，你们必须要走。我最多只能保证，不会让以后其他重建的居民再经历你们经历过的痛苦，我会回去想办法安置你们将来的生活。”无论如何，这条让街坊们无限留恋的老街区终究要被拆掉。

这个街区还有位很有特色的老人家叫黄乃忠，他是香港硕果仅存的花牌师傅。花牌是一种典型的岭南文化，有酒楼开张这种喜庆日子，大家会摆一个很大的花牌作为庆贺。黄老爷子就在街区里做这种生意，如果要拆迁，他的独门手艺就很可能失传。他代表街区和政府打官司，最终也没有结果。终于，政府来拆迁了，当他家里那些有价值、有感情的老物件被人抬走时，突然有只蟑螂跑出来。他竟对着大家说：“不要踩它，不要这样对这些小生命，再小都是一条生命，明天开始它就没有家了，没有家是很可怜的。”这位平时一边做买卖一边照顾街上流浪猫的老人，终于也要面临没有家的结局。

书的结尾，这片有生命力的老街区变成一片被推掉的平整土地，那些热闹繁华的景象永远留存在图画里。梁老婆婆常常回到这片空地上，想看看熟悉的老街坊，却没有一个人在。有些老伯伯、老太太在失去了心灵归属的社区后，一两年里就相继过世了。

（主讲 梁文道）

《为当下怀旧》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

叶荫聪，1970年生于澳门，于香港中文大学修习新闻学和社会学，获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博士学位。现任职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独立媒体（香港）（In Media HK）创办人之一。

对殖民地最重要的不是祖国或家乡，而是那个被剥夺的创伤。所有被殖民者身份认同的第一个基础是被创伤过。

这几年香港非常流行一个词——“文化保育”，保的并不只是一般的古建筑，有历史价值的街道、地标，甚至整个社区都在保存之列。这场运动发生的背景如何？为香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和思考？《为当下怀旧——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这本书给出了详细的介绍。

作者叶荫聪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系讲师。身为一个文化研究者，他会去质疑一切现成的文化价值，比如身份认同，不光种族与国族的身份要被质疑，本土身份也要被拆解。

什么意思呢？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老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这几年还每年去祭黄帝。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所谓“炎黄子孙”这个说法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而已。这是一个被发明的传统，是现代中国人返回来追认自己的源头。从这个角度看，任何我们以为坚固的、牢不可破的、天然而成的，包括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一说法都是后天发明的。

但这能不能叫虚构呢？很难说。不过，作为近年来参与香港各种各样“文化保育”运动的局内人，叶荫聪又不得不倾向于承认某种历史和文化价值。比如之前闹得很厉害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你说它有价值，那个价值是什么？你要保留下来的又是什么？你不承认这个价值，怎么能够付出？又怎么能够去发起一场运动呢？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叶荫聪引用了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他说，一个固定的、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并不一定构成我们的身份基础，我可以现在宣誓一个未来的身份，然后通过某种运动、某种努力、某种建构，把我变成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

香港的身份认同是殖民地，对殖民地最重要的不是祖国或家乡，而是那个被剥夺的创伤。换句话说，殖民体制是一个创伤的体制，所有被殖民者身份认同的第一个基础是一群被创伤过的人。

近年来香港一连串“文化保育”运动声势浩大，很多外行人或者一些被我称为“伪评论家”常常说，你们只不过是在回忆英国殖民年代，什么天星码头、皇后码头都是殖民象征，保留它，表示你们这帮年轻人不认同祖国，而要认同一个英国殖民年代的象征建筑物。

叶荫聪在这本书里提出，当年那个码头是香港民间反抗运动发生的场所，参加保育运动的年轻人并不是要追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而是要追认被社会主流压抑了的、挤到边角去的反抗者身份；码头的空间记忆由殖民种族的历史转移到一个公共空间，成为香港平民百姓的本土印记；他们关心的不是所谓的皇室故事，而是老百姓的故事；他们重新为这个地方发明了一种意义，并认同这种意义，然后自己建构出一套身份，也就是被压迫过、伤害过的被殖民者的记忆。

当年这场运动闹得很大，连“发哥”都去支持了，最后还是失败了，被政府铲掉了。香港很多老街区这几年都出现过这种运动，最后也都失败了。失败的理由之一是香港这些老区的重建其实跟内地的拆迁差不多，也许文明一点，但也不算文明太多。这里面的利益当然是“卖地”，政府收回老区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能拿去卖。卖了之后干吗呢？增加收入。谁能赚着钱呢？当然是周边的裙带关系，比如说地产商，是不是？

（主讲 梁文道）

《屋不是家·混声合唱》徒留寂寞

适然，原名骆适然，香港作家。中学毕业后就与文友集资创办《大拇指》周报，同时担任《香港影画》及《南国电影》记者。1976年夏随家人移民美国，一直做到跨国银行副总裁。1990年返港，任记者、编辑、翻译、妇女团体总干事、公益组织义工等。出版有散文小说合集《声音》。

所谓的家并不是那间屋，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城市里，享受着必然的寂寥、空洞，尽管光线明亮。

香港有不少优秀作家，往往一停笔就是很多年，又或者产量奇低，一写就是近十年，以至于有时候市面上出现某些新作品，读者还以为是冒出新人来，没想到已经是写作数十载的老前辈了。比如这本《屋不是家·混声合唱》的作者适然。

适然这部短篇小说集写法很特别，会把很多离奇的情节写淡，又把一些很淡的事情大大书写一番。比如开头这篇《花好月圆》，主人公和女朋友闹分手，辞职来到一个新发展的市镇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在日复一日、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他发现了一个新亮点——住在对面大楼的女子。他几乎像个窥视狂一样天天跟踪这个女的，看着她，想着她，甚至跟着她去买她喜欢的花，然后把花带回自己家。

但他最终还是难逃从前的情感纠葛，和原来分了手的女朋友复合，结婚生子。他回想起那段逃离经历，那段若有似无的感情，想起某天捡到女孩的钱包，把钱包放回她家门口的邮箱上——两人最亲密的接触也不过如此。他心里始终藏着这个凄凉的秘密，而人间草木，一切已不再一样。他说：“我无情地学习忘记，我们在这个城市众生喧哗中卸下了一面国旗。”那年，正好是一九九七。

他时常想到那个女子，觉得她皎洁如月，然后也学着她，开始在家里插花。当他和妻儿一起走在中秋节回家的路上，他想：“再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再没有。半生已经过去，灯好月圆，花常开。我紧紧搂着的小小身体，这是我的骨肉，我们的。而你有一个花季，在某年，朝向小耳朵呵着气问，你好吗？心神晃晃悠悠漂游到老远，不知道诘问的是谁。女儿咕咕笑，别过小面孔，向母亲叨叨诉说幼儿班上一天里的许多事。花有时，月有时，万物有时，你好吗？”

这个故事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只有一个平凡的叙事者，生活在喧闹的城市之间，有那么一瞬间，那么短短几个月，他抽离出去，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当他再次回到烦嚣尘世，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回想起那几个月，究竟算作什么呢？那是一个并不激烈的无法言喻的淡淡牵挂，始终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