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期的校友情

1937年毕业那年，刚好碰上日本侵略中国，占据了上海。铁道部先是派我到京赣铁路工作，这是一条南京到江西南昌的铁路线。我拿了铁道部的派职令，去了京赣线安徽宣城局报到。工作不到一个月，宣城就沦陷了。我就过着流浪生活，每到一地，刚刚安顿好，日本人就占据了这个地方，只能又撤退。有几次，离开的时候距离日本军队来临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晚上，真有一种逃亡的感觉。

1937年12月，沈嘉英函请交大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张廷金开具毕业证明

在几年的流浪生活中，我接触了不少校友，得到他们许多无私的帮助，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不是虚的，使刚刚出校的我感到无限温暖，从不感到寂寞孤独，更让我顺利度过了很多难关。我终身感激他们，这也是我一生热心校友活动的情感基础。

记得我撤到江西南昌时，拜访了一位在航空委员会当科长的校友，名叫孙洪钧，比我高好几级，是1929年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毕业的学长，我们互不认识。我说：“毕业时派给我的铁路工作，因为日本侵占，铁路已经没了，还有机会找工作吗？”他恳切地说：“我自己的部门，就是航空委员会，上面有好几层长官，要介绍用人，时间会很长，而且一级级的上司都有可能反对。”所以，他就写了封介绍信，介绍我到他的同班同学叶允竞那边。叶学长正在长沙主持办一个航空通讯人员训练班，有直接用人的权力。我持信去了以后，叶允竞录用了我，让我当了名助教。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没什么关系，只是校友关系。他们对我很热情，诚恳地来帮助我，这是很了不起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和级友魏重庆往来很密切。有他的协助，我在1940年进入资源委员会的中央无线电厂，在重庆办事处担任业务工作。无线电厂的总经理周维榦，1921年毕业于交大。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喜欢用交大的人，爱帮校友。他的同班同学中最能干的叫恽震，是中央电工器材厂的总经理，很看好我。我们两家厂办事处都在重庆，靠的很近。有一次，电工厂办事处主任要去受训半年，恽震就和周维榦商量，要我去兼任这个职务。我记得兼职期间做成了一件事，到兵工署签订了一份长期合同，要对方先付95%的预定金，就是货没交，先要拿一年的钱。这个要求不太合理，看起来是做不到的，但我做到了，这让恽震非常开心，更加欣赏我了。

1944年，我被选派去美国华盛顿催运国防急需物资。当时出国是很难的，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最后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后，才能拿到签证。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但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却得以实现了。说起来也是我的幸运，有个侍从室的顾问，愿意帮我拿到蒋介石亲批的签证。我就去告诉我的上司周维榦，周说你对无线电厂贡献很多，有这么个机会，我愿意帮你。他去找他的上司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说沈嘉英年纪轻轻，但没礼貌，开会的时候不听他讲话，就在那看杂志，不尊重他。这样一来，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在周维幹、恽震的解释劝说下，钱昌照最终还是批准了。

那时美国和中国之间订有一个《租借法案》，就是中国政府需要的抗战物资，美国都无条件给你。但实际上不少物资不能如约到位，就是答应给的东西，没有给中国，等于是讲空话。如我们无线电厂因为没有真空管，很多订货交不出，配件也没有，就有这个必要派人去美国催货。我受资源委员会的委派，乘坐美国的军用飞机，先飞到印度中转，再飞往华盛顿去执行这个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停止执行《租借法案》，我的使命由此结束。第二年，政府又派我来加拿大渥太华。因为加拿大给了我国一笔6000万加币的贷款，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子购买物资，大部分用于资源委员会，一部分用于兵工署。负责加拿大贷款购料的有两人，一个是兵工署的江标，是主任；一个就是资源委员会的周维榦，是副主任，我是办事员。后来江标回国做了后勤部部长，并帮助我太太出国和我团聚。我代表资源委员会一直在加拿大待到1952年。这时国民党已到了台湾，加拿大这边的事没人管了，也管不到了，乱得不得了，我只能自谋职业。在美国，我发现宋子文有一个很大的组织，美国对华的事务都在宋子文手上，江标也是他的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