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半载内迁路

高二高三功课较重，匆匆过去，1939年我考进了交大机械系，可是脱离了徐家汇的交大校园。交大迁到了法租界里面，当时分两个校区，中华学艺社一块，震旦大学一块，我主要在震旦校园学习。震旦离徐家汇有一段路，我骑自行车来往，也还方便，可是在校园里逗留的时间有限，这样比住在学艺社的同学，就少了不少“同窗”的时间，我们是丧失了大学校园的不幸的一代。一二年级功课较重，不但有大批的物理习题，而且还有国文课写作，很让我们头痛，如有功课没有做完或者有不懂的地方，就向其他同学请教。

1939年交通大学机械系录取新生名单

我们的课外活动是踢足球，许多同学对此都有美好的回忆，李天和守门，我常当左右翼，大将有严希孟、陆子敬、诸成福、路寿南(可惜已经去世)，而诸成福又信息全无，我们都很遗憾。1993年毕业50周年返校纪念时，我和陆子敬一起到震旦大楼楼上凭窗向着足球场忆旧览望，向下照了一张像，景色依旧，但现在看看，感觉上似乎小了一些，操场已经没有了，变成了高架路。

1942年的时候，学校被汪伪政府教育部接收了。我们家一向贫苦，生活全赖父亲执教为生。虽然工资水平较好，但哥哥生肺病的时候花了很多钱，为了让他好好养病，我们在广培路上租了一个环境相对好的房子，三层楼，租金十分高，而且我家里兄弟姊妹多，日常开销很大，祖父经营失败还在浦东欠了钱，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家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但是，父亲还是毅然决然地做出了离职的决定，有人说当时交大有6个有志趣、有情操的教授，叫“反伪六教授”，父亲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父亲的离职，家里的经济来源被切断，我便找些家庭教师职务补贴家用，但也是杯水车薪。这时，父亲又病了，精神不振，几乎不能行动，中西医都看过，也未能见效。

在上海生活很拮据、很清苦，我们一家人就打算迁往重庆的交大分校。1943年底，去内地的计划渐渐有了头绪，我们便把住房卖出，筹了一笔路费。1944年3月初，父母亲、我和3个妹妹，6个人终于成行。取道杭州，在沪杭车上遭遇不顺，身份证被没收，到了杭州不敢露面。在友人的接应下，才在第二天早晨搭卡车去富阳，沿途风景虽然旖旎，但却觉得各处隐藏险境，无暇顾及。到了富阳，大家心里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搭船经富春江溯新安江而上到屯溪，即现在的黄山市。这一段船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一路上心情畅快，终于脱离了上海困境到了自由区，又赶上暮春三月，风景秀丽，一家人上岸随舟步行，仰望了严子陵钓台。

更高兴的是，父亲离沪时走路还很困难，但逐渐行动自如，可见一年来的疾病都是忧郁所致。我们由屯溪搭了“黄牛”卡车，到了湖南衡阳。在车站出乎意料地碰到多年不见，交大的南模老同学唐镜文，他念铁路管理，转入了迁到贵州平越的唐山交大，毕业后，被派在湘桂铁路线随车实习。这样他乡遇故知，非常高兴，畅聊了一晚，第二天他随车送我们直到桂林。后来，经柳州、独山、贵阳等地，1944年秋，我们终于到达重庆九龙坡的交大。我还是机械系，读些制造方面的课程。那时我在校住读，膳宿都与同学一起，三只叠床，六人一间，八人一桌，站着吃，这是我仅有短短一年的亲切的校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