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女词人李清照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词学批评家，现存第一篇系统的词学理论论文《词论》是她早年的创作。在《词论》的开头，李清照塑造了一位天才歌手李八郎的形象，说的是：以能歌而名动天下的李八郎有一天故意穿着破衣烂衫，以一副落寞沮丧的神情，去参加一些志得意满的新科进士的曲江庆祝宴会，由一位名士以“表弟”的名义引荐，坐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下位。他的形象跟喜庆的气氛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谁都不屑于抬头瞥他一眼。众人酒酣之际，靓丽的歌女们照例轮番献唱，现场喝彩之声不断。当那位名士指着李八郎叫他也唱一曲时，竟引来众人的嗤笑和愤怒，以为他穷酸小子太不识相。等他引吭歌完一曲，众人竟被感动得双泪横飞，纷纷罗拜……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有着“性别错位”色彩的故事仿佛有一种象喻的意味。天赋的才华未必理所当然地与人的外表或性别相称。只要我们不以貌取人，不以性别论高下，不带偏见地给被人认为“不配”的李八郎们一个亮相的机会，他（她）们也可以技压群芳，展现出别样的精彩。

在中国文学的竞技场，从来都只有男性的身影和声音，才女李清照是一位落落寡合的非法闯入者，她的不如其分、不合时宜的对男性意识、男权世界、男性话语体系的真率大胆、叛逆不羁的颠覆性言行曾招致多少人的侧目，纷至沓来的怀疑、漠视、睥睨、嗤点、嘲辱，偶尔也有的居高临下的欣赏……不时向她倾来，但她以非同寻常的天赋才情、文学热情、创作艺术、批评智慧、精神力量，在文坛左冲右突、纵横驰骋，在历史给女性作家设置的天然困境中摇首而出，最终在千年的文学舞台上赢得了令人瞩目的一席之地。诚如著名诗人臧克家为济南李清照纪念堂题写的对联所言：“大河百代，众浪齐奔，淘尽万古英雄汉；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枝女儿花。”李清照不仅是冠绝众雌，也是技压群雄的。

被称为“女中烈士”、“扫眉才子”的李清照，撇开她的令人“同情”的性别不论，就才华而言，在她同时代的文人眼中，已是迥然超出于流辈的了。历经数百年的汰选和拣择，清代的文人读者更是“爱易安词入骨髓”，把她置于两宋词人中“当行第一作手”的高度。如果要在古代女性文人中找一位堪与一流男性作家比肩者，舍李清照，还有谁呢？

但对李清照，现在的国人多有误解和误读。

数年前曾参与一套中学生课外读本的编写。这套读本后来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读本第一”，它有着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关于各册的古典诗词部分，编委们一致同意设计“无奈的屈原”、“陶渊明归隐”、“李白与月亮”、“杜甫与家”、“苏东坡在黄州”、“辛弃疾在战场与词坛”等专题，当有人提出设“寻寻觅觅李清照”专题时，竟意外地招致诸多反对：“李清照整日哭哭啼啼的，有什么好选的！”于是设有专题的古诗人成了清一色的男性，而唯一有资格与之一较高下的李清照则被挤入了很小的一个角落：只在古代爱情诗词专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中选了她的两首凄婉哀怨的爱情词。这位曾经笑得动人、哭得动情、喊得动魄惊心的活生生活泼泼的女子，却早已以凝固的表情被定格于画像中幽怨凄哀的那一瞬。

而李清照之被误解，在李清照接受史上，由来已久、屡见不鲜！

只是，不同于我们这个一切都是快餐化的时代，人们对李清照的拒斥也许仅仅因为不耐烦于她的寻寻觅觅、缠缠绵绵，在以往，误解归根结底，缘于她令人惊讶的才华与令人惊讶的性别之间的矛盾，而聚焦点则是一个跟“名节”有关的话题，那就是关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争论。而争论双方，无论是指斥的一方，还是“辨污”的一方，都没有能够对李清照体贴地同情。对改嫁一事深信其有者，宋、元、明而皆然，学者大都因其“晚节”不终，于是累及对其一生的品性与词作的评价。宋王灼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这原本是高度肯定的优点，但就因为她“搢绅之家能文妇女”的性别身份，而被指斥为“夸张笔墨，无所羞畏”、“无顾藉”——成了不能容忍的缺点了。元杨维桢说李清照的词“有动于人”，然“出于小聪狭慧”，“未适乎性情之正”。这些批评，都是男性读者抱持着根深蒂固的并且以为是理所固然的两性界别意识，强加于李清照的，是基于性别而非基于创作的。于是乎对李清照就有许多现在看来理所未必然的负面的评价。而为之“辨污”者清代始出，他们为了维护李清照纯情的洁净的形象，一厢情愿地断断然地否定李清照曾经改嫁，以为这样的事无论如何不至于发生在李易安身上，认为必是“易安才高学赡，好诋诃人，遂为忌者诬谤”，或是“人心日弊，争名忌才之风及于妇人”，或是因为编集时“金沙杂糅”，杂进了“假托污蔑之作”。在这场论争里，正反两方都认为改嫁是件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情，所以一方加以指斥，一方则以矢口否认的方式加以回护，双方卫道的色彩都是很浓厚的，从一而终之外的感情都属失节。

而李清照以女性之身份能否像男性文人一样从事风雅之事，李清照是否改嫁或其改嫁是否就成了她人生的一个抹之不去的污点，到现如今都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无需人多此一举地为之争辩。一是她自撰的书信赫然在目，言之凿凿；二是即使改嫁，非唯无伤大雅，无需忌讳，反而有一种挣脱枷锁、追求人性解放的先行者意义，所以，我们只须还历史以本然。

所以李清照之改嫁与否，在观念上，已不是我们走近李清照的障碍。相反，承认事实，实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地解读其作品。而我们的误解，实是由于不了解，至少是不完全了解。我们只知道李清照嫁了一位如意郎君，她跟赵明诚伉俪情深，他们是古代文人夫妻恩爱的典范；我们不了解李清照为了守护她的爱情，曾有过怎样的委屈和挣扎；不了解在赵明诚身后，为了慰藉一时的脆弱，曾陷入怎样的陷阱，有过怎样的难堪，以及为了摆脱这种难堪，曾作过怎样的抗争，付出过怎样的代价。我们只知道她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无穷无尽的愁绪，而不知道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暗潮涌动的政治背景。我们只知道李清照是一位代表了婉约正宗的词人，殊不知她的诗年少时就惊世骇俗，清樊增祥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所为古诗，放翁、遗山且犹不逮，诚斋、石湖以下勿论矣。”而李清照所为文之妙，也是“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的。把李清照各个阶段、各类文体的主要作品作一个简单明了的注释、深入浅出的评析，以让读者对李清照的人生和创作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从中获得现实人生的借鉴意义，这就是本书编撰的原因和目的。

从中，我们当可以了解到李清照的作品表达了真实的人生感受，充满着浓厚的生命意识，勃发着强烈的人性追求，洋溢着鲜明的精神个性，唱响了一种时代的声音，代表了一种以南渡为背景的文学现象。

李清照以特有的女性意识，以词这种特有的文体，以天然的女性的声音而无需“男子而作闺音”的扭捏作态，对女性的情感生活和经验世界，作自然的抒述和描写，并以特有的女性视角，突破男性话语体系，以“漂零遂与流人伍”的真实人生为表现内容，介入了对外部世界的叙写，使其作品具有了词史的意义。

李清照作品的精神个性丰富多样而又丰满舒张。其“别是一家”的“易安体”词成就最大，存世词五十余首，以结婚及丈夫赵明诚去世为分水岭，分为三期。前两个阶段的词，或写少女情怀，明快妍丽，令人解颐而乐；或写闺妇的悲春怨秋、伤离念别，摇曳多姿，动人心旌。总的来看，题材较狭，风格婉约。寡居后的词作多写国破家亡后的飘零生活，内容大为拓宽，词风变化多样，时显苍凉沉郁，而雄杰之气亦间有流露。李清照诗留存至今的极少，从仅存的十多首来看，她的诗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表现出与其词婉约风格迥异的特点，有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她的文存世的不到十篇，但成就极高。《金石录后序》是世所公认的一篇抒写真性情、大悲恸、高胸襟的散文杰作。骈体书信《投内翰綦公崇礼启》，写了再婚、离异的经历，表现了灾难中的女性无奈的追求、不屈的反抗和含泪的妥协，可敬可佩，可悲可叹，又可痛可恨。赋体散文《打马赋》，在那个“雌了男儿”的时代，以其深沉浑厚之音，奋勇争竞之力，给人一种舒筋活络的畅快。

关于李清照的作品，全集式的笺注本已有数种，其中以王学初、徐培均本用力最勤最深；雅俗共赏的选注评析类的著作亦复不少，其中以陈祖美选评本最称独到。寝馈其中，令人深获教益。但全集式的笺注失之烦琐，对一般读者而言，有求之过深之嫌。祖美先生对李清照生平的考证，有许多出人意表而又合乎情理的结论，可谓易安居士之功臣。这些对我们将易安作品作系年式的解读，极有帮助。本书对易安作品先后次序的编排，大体得益于前人的考证成果。但就目前李清照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言，我认为也存在一些弊端。特别是就文本解读而言，社会学的考证似乎偏多了一些。对有些作品的解读，人们往往不从文本形象本身提供的信息出发，脱离艺术形象本身的表现，而抓住一个词、一个意象，作考证式的坐实，这往往会得出不一定正确的结论。比如以《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为南渡后之作，以《声声慢》（寻寻觅觅）为中期之作等，尽管就考证而言都有理有据，但毕竟与诗情信息不甚吻合。本书的文本赏析，力图在前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着力于文本本身的解读，尤其注重对词作情感节奏及文本结构的分析。此外，前人对李清照作品的解读，多着力于词作，而对诗文多有忽略。本书对李清照重要的诗作以及主要的文，也都作了注析甚至翻译，以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

用心听完李清照的真歌哭之后，我们会为之动容，而不吝给予喝彩的掌声。这掌声所鼓荡的热情和挚爱，应该是远远盖过唐代的进士们能给予李八郎的。

陈玉兰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