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各美其美”的不同文学体系，而中国古代文体学与西方文体学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巨大差异。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大文学”“泛文学”“杂文学”观念相匹配，中国古代文体的内涵和外延也特别丰富，具有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显著特色，呈现为一种立体交织的网状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体形态和功能嬗递演进的历史。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有着极大的学术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愿景。笔者认为，古代文体文献史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和基石，而文体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则是文体学的两翼。成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应该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努力把文体和文体批评研究有机地融通结合起来。

宋代文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空前绝后。北宋熙宁间人李清臣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现代陈寅恪亦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宋代是具有近代指向意义的“近古”的开端，两宋三百年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宋代文学和文化，无疑是耐人追寻的新鲜话题。作为一种断代文体学的研究尝试，本书旨在深入探究中国两宋时期的文体形态、文体嬗变、文体系统、文体理论，通过文体这一研究路径，审视宋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期开辟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新领域，对文体学研究本身而言，也期待得出富有理论价值的新见解。本书立足于文学本位，以文体为关注核心，注意用史学思维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观照研讨宋代文体学中的诸多问题。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拟对宋代文体学展开综合的、立体的研究。上编以宋代文体及其形态、关系为研究中心，下编关注宋代文体理论和宋代文体学的文化背景，贯穿上、下编的是一种“史”的学术意识和文化学的视角。全书的两大关键词是贯通与驾驭。

上编第一章概述宋代文体发展的基本情况，把宋代定义成文学史上一个文备众体的时代。从文体的生成和嬗变方式的角度，将宋代文体大致分为承袭前代而续有发展的文体、文体间交叉影响而产生变异的文体和新创孳乳文体三种形态加以述略，以立体解剖图的形式描述宋代文体，指出宋代是雅俗文化嬗替更迭的一个节点。

第二章探讨宋代文体系统和文体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主要选择了纵与横两个视角。从纵向的文学发展史来看，宋代的“一代之文学”无疑是词，但词在其时并非一枝独秀，而是与其它多种文体并立共存，相互间碰撞、融通，乃至竞争。从横向来审视宋代诸种文体，散文无疑是众多文体间的纽带和轴心，而且散文是宋代最大的文体族群。宋代文学、文体以散文为中心而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本书特别指出，历史上在某个朝代登峰造极的文体与一个朝代的核心文体，不是一回事。可以相同，也可能不一样。文体系统处在永不止息的运动状态，纵横交错、多元并存是宋代文体系统的存在格局。

第三章文体个案研讨，关注数种宋代文体的“原生状态”。有意选择了露布、乐语、青词、上梁文等几种实用性文体，梳理流变，辨析考订，尝鼎一脔。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这些相对“冷僻”的文体，不是为了所谓“填补学术空白”，而是欲从文体研究本身出发，以文化学视角，考察文体怎样承载古代文化，而古代的政治军事、礼乐制度、宗教民俗等又如何微妙地影响、映射文体的功能和流变。故本章的文体研究秉持的是一种“文化文体学”的研究路径。同时尝试从单一文体研究中，归纳宋代文体嬗变的一般规律。

下编第一章描述宋代文体批评的概况，尝试总结一代文体批评的特征，并把宋代文体批评的类型分为源流嬗变论、释名章义论、体制规范论、异同辨析论和风格鉴赏论五种。

第二章对宋代文体分类作了述评研究。按分类主体身份的不同，先后叙述文选家的分类、文论家的分类和目录学家的分类；然后再辨析分类的多元标准，评骘各家分类的得失；最后揭橥宋代文体分类的深层意义。此章指出宋代文体分类关乎骈散，其总趋势是斟酌于辨异细化与宏观综括之间。

第三章从文体学视角审视宋代的三桩著名文学公案：“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和“以论为记”。鉴于前二者研讨较多，遂重点关注“以论为记”，并将文体研究上升到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层面，指出“以论为记”的实质乃为宋代古文革新开辟道路。

第四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研究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根据文献的梳理和文体创作的实践，首先推断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是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的相逆相济、相反相成。继而系统梳理了宋代文献中针锋相对的文体本色论和破体相参论，指出宋人在理论上的困惑和矛盾。更耐人寻味的，是宋人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但宋代作家的破体实践有力证明了“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宋代最擅长驾驭文体的，是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巨匠，他们“遍悟文体”，雄辩地说明：破体相参以求得文体的新变发展实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规律。而对待本色和破体的辩证态度，应是“大体须有，定体则无”。此章还注意到宋代的破体相参和诗学中的“活法”说有着不易察觉的内在联系，研究了破体相参的类型、限度和意义。最后剖析了本色与破体存在的文化背景，阐发了这一问题的宋代文学史意义。

第五章从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宋代是由“钞本”过渡到“刻本”的时代。宋人看到的文献远比前人丰富，掌握、运用、创新文体也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最后再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一番审视，从语言与文体的关系、雅俗之辨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论证作为拐点的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以宋代为渠道，从中亦可窥察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规律和民族特色。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从文学、文化视角研讨古代文体。古代文体繁琐细碎，有纯文学文体，也有大量的应用性文体。有的文学文体兼具应用性，而应用性文体富含文学色彩的也不少见。文学性是古今各种文体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大量的公牍和日常应用文虽然更讲究体制程式，但亦是依赖其文学色彩、审美意味而流传后世。这是中国古代文体的鲜明特色。故刘宣阁谓：“治公牍文字，必致力于公牍文学。”又说：“学者治公牍文，宜以文学之修养为蕲向，而不拘泥于体例格式，受其束缚。”由此言之，即便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体，亦不能忽视古代大量的公牍和日常应用文。总之，情况错综复杂，难以备述。笔者认为，不管何种文体，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有感发审美的意趣，且与宋代文学研究有关联，都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故本书秉持的，是一种从古代文体原生态出发的研究思路。当然，笔者也不是要把文体与文学的研究等同起来，两者的差异还是显著的。

本书研讨的一个关键词是文体之“变”，文体的变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宋代文体的“变”尤有特色，尤具意义。因此，考量文体，切不可以“一潭死水”视之。文体“不是理性所能框定的轨道、规则或同一性，它充满不确定、非约定、多中心、偶然性，它是开放、波动、含混而充满感受的”。这句话原本是哲学家李泽厚在讨论哲学上的认识论，笔者却把它“移花接木”，用到了文体上，而且觉得很合适，甚具启迪意义。文体的开放性、伸缩性、模糊性，的确难以把握，难以难说。而本书重点研究的——宋代文体的系统、关系，文体流变的规律，本色和破体等，就着眼于文体的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渐变与突变，成功之变与失败之变。如果画一幅动态的宋代文体运行图，那诸种文体就像流动的气象卫星云图一般，呈现出风云飘忽、变幻莫测的特点。真是此中妙处，难与君说。

文体一般都有体制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其运行规律较为机械。然而，运用文体之“人”，却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何况规则亦由人所设计制定！加之人的创造力无比旺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以设计新规则，又能颠覆旧机制，实在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为雄强的大家，如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特别强，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在他们手上得到灵活的调整和巧妙的运用。以往的研究多就文体研究文体，而本书则特别强调创制并驾驭文体的“人”，“人”才是文体研究的核心。舍“人”而大谈文体，实有无的放矢之空谈嫌疑。因此，作者特别标举了“驾驭”一词，将之作为全书的两个关键词之一。

此外，附录部分的《论韩、柳的骈文写作与中唐骈散互融的新趋势》，其实是唐宋文体学研究的一大问题，因与本书论题密切攸关，故而收录。中唐到北宋，为我国文学史之一大分野。清人叶燮云：“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可谓精辟之论。韩愈、柳宗元虽是古文泰斗，但兼擅骈偶之作。韩、柳的骈文与古文的参体互融现象显著，其文奇偶相间、单复并用，树立了或瑰伟奇丽、或卓荦精致的文章新风貌。骈散融合成为推动中唐到北宋文学新变的重要趋势。宋人在处理骈散关系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韩、柳，但显然比韩、柳还要通脱达观，故而更为成功。宋代的散体古文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并占据宋代文体格局的中心位置；宋代的四六以“古文气格行之”，呈现新的面貌和风格，凡此种种，皆与中唐以来的骈散互融趋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故骈散交融实为宋代文体学一大关键，而此文可视为宋代文体研究之“先导”矣。宋代文体方面的诸多问题，都在韩、柳身上肇端，宋人则推其波而扬其澜，极创新变化之能事。

纵观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不妨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拐点时期。宋代文备众体，各种文体都获得较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其中诗、文另辟蹊径，词姹紫嫣红。新兴孳乳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公牍应用文体方面，作手多，名篇富，品类齐，可算得古代应用文发展史上登峰造极的时期。因此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嬗变的转折点。作为古代文体论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宋代文体批评以辨体为核心，多层面、多角度地参互考寻、铨择评量，提升了文体研究的理论水平，并对明、清两代的文体理论有重要影响。宋人的文体实践和文体理论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在整个中国文体、文学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

研究宋代文体学，应该得出一点基本的结论，或者说凝炼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精华”。笔者以为，应充分论证和发掘宋代文体学的“拐点”意义。“拐点”本是高等数学中的概念，借鉴到文体研究领域，特指宋代文体学呈现出的变革性的增量空间。宋代文体和文学之所以能有较好的发展和成就，取决于三大因素，即宋代整体上融会贯通的文化环境，宋人整合驾驭文体的超卓能力，宋代诸文体参酌互用、借体求新的开放系统，三者缺一不可。盖环境、人、系统三者错综为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体、文学的演进和新变。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人，人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动物，而文体亦具有可松可紧的结构和功能。人之驾驭文体，实乃文体获得发展的最大原动力。这个结论，或许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体书写，亦具有古为今鉴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对照古今，查找差异，今之文化环境如何？今之文体系统如何？今人驾驭文体的能力又如何？当代的文学创作、文体书写，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文体——文学——文化，形态——理论——规律，范式——系统——环境，这是本书秉持的研究理念，也是贯穿全书的内在线索。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1. 〔宋〕李清臣《欧阳文忠公谥议》，载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04页。
2.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载《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
3. 刘宣阁《公牍文研究》，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2页。
4. 刘宣阁《公牍文研究》，第6页。
5. 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6. 〔清〕叶燮《百家唐诗序》，载《已畦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