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特兰大：调谐

我在纽约规划了我的旅程。一个建议是我应该去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1]（Tuskege），去看一下贸易学院，现在是所大学，那是布克·T.华盛顿[2]在一百多年前专为那时刚摆脱奴役的黑人创办的。

塔斯基吉是一个我熟悉的地名，对我而言有神话的意味，这来自我对布克·T.华盛顿《超越奴役》一书的记忆，当我在特立尼达还是个孩子时就知道了它。如此遥远：很难想象这个带有奇怪名字的地方依旧在那里，在寻常日子的光线里。

我得到了一个曾在塔斯基吉受教育的作家的名字，艾尔·默里。他是，或者曾经是拉尔夫·埃里森[3]的门生，住在纽约。在电话里他很友好，对我的计划感兴趣，准备继续交谈。他想让我去他的公寓，在哈莱姆的中心，他说，他认为我应该看看哈莱姆。这将是我为旅行所做准备的一部分。

他住在第一三二大街，认为我只须乘坐麦迪逊大街公共汽车即可。他说的话让人认为其他做法都是无效的，而我也是打算坐公共汽车的。但在最后时刻，我犹豫了，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很快我们就在哈莱姆了。过了一会儿，穿过同步灯，我们就置身于看上去像这座城市下层社会漫画的地方了。

那就像在时光中的一次跳跃，翻起了一页：上层窗户被吹开，在暖褐色石头与陈旧红砖的墙上变成黑洞，房子屈从寄居在石造部分里留存的古老工艺和优雅中（仿佛在一些被掠夺的古罗马遗址里），一些房子墙壁包围着的只是土地，等待某天的挖掘：人与地点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座城市下层社会的混合人口变了，人行道上的喧嚣消失了，现在全是黑人，周围女性不是很多，而男人们常是以懒散的姿态坐在台阶上或站在街角。在十五分钟前同样的光亮下，同样的天气，在依旧是第五大道的地方。

原本过一会儿就该停下来，但是车继续前行。在某个信号灯前，一个瘦瘦的面无表情的男孩跑到车前，对司机说了些什么。司机，一个胖胖的黑人，没有回应。信号灯变了，细腿男孩又在车辆间跑开，没再说一句话。他想要什么呢？司机，从口音可以听出是来自较小岛屿中的一个西印度群岛人，说：“他想擦我的车窗。”他发出紧张不安的笑声——只是现在——才打开了他的窗。

不远处就是艾尔·默里住的公寓大楼。那是一组三四幢高层公寓大楼中的一幢，肯定是在旧的联排房的位置上建造的。在艾尔的楼里——从人行道往回退，有一条浅湾式车道通向玻璃门入口——出乎意料地，有一名穿着制服的开门人，还有公告提醒访客必须登记。

他的公寓在没有窗户的中央走廊的尽头。靠近走廊尽头时，暖和点了，电灯亮着。当艾尔打开门时，又是白天的光线了，透过他客厅一端的大玻璃窗又能瞥见纽约的天空。他是个棕色皮肤的人，比我想的要老一些。我原本期盼是个年轻人或是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电话里他听起来很年轻。但是艾尔刚满七十岁。

他的客厅里满是书和唱片。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些书是一套第一版或早期版本的二十世纪美国作品的严肃合集：艾尔已经收集了它们超过四十年。他的爵士乐唱片（放在唱片套里立着，摆满了很多架子）同样珍贵。爵士乐是他的酷爱，他还是这方面的知名撰稿人。在他最初向我展示的东西里就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4]的私人照片——一个小个子男人，出乎预料，毕加索的个子，还让人意外的是，他是一个穿着仔细的人：有关这个伟大人物的一切都值得注意，它们几乎是天才的一个方面，并且令艾尔兴奋。

他是个热情的人，易相处，愿倾听。他的生活似乎是一系列的快乐发现。塔斯基吉，五十年前他曾学习的地方，就是那些发现中的一个。他爱他的学校，并且仰慕它的创建者。

他展示那个地方的照片：八九十年前由学生们自己建造的佐治亚风格的砖砌建筑。它们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属于塔斯基吉的照片，令我想亲临其地。而布克·T.华盛顿，当艾尔说起他时，变得有点儿更真实了。他一八五六年作为一个奴隶出生，但那只是在南北战争前的五年；所以（不管他的记忆怎样）他并没有做奴隶很长时间。他本会在南北战争后的特殊时期里成长起来，那时自由人到处要求自己的权利，一些有天赋的人做得很不错。他是带着美国理念成长的，十九世纪后期的宏大理念。布克·T.华盛顿，艾尔说，从他的能量和他对资本主义美国运行方式的理解来看，他必须被看作一个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他本可以与他曾成功求助过的非常富有和有权力的人站在一起。

艾尔拿下来两本路易·R.哈伦[5]的传记来向我展示照片。它们让人感动：那些长久保留的姿势，布克·T.华盛顿与他的家人，与他打扮时髦的男秘书，所有那些属于世纪之交的体面服装——而那个伟大人物的眼睛总是疲倦的。那些塔斯基吉的学生，男男女女，干着不久之前还是奴隶们干的活儿——耙干草、砌砖墙——但是现在都穿着体面的衣服，男的有时甚至穿套装，这对于作为奴隶几乎没有什么衣服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塔斯基吉是在一个旧种植园的遗址上，艾尔说。种植园宅邸多年来一直留存在校园外；不过他听说那最近被购得，现在成了校长的住所。变化发生了，以美国的方式。或许可以说艾尔·默里，跟他的书和唱片一起，本身就是那种变化的一次展示。他出生在位于美国南方纵深的亚拉巴马；曾去过塔斯基吉；曾在空军服役并以少校军衔退役；然后有了作为学者和作家的第二职业。

那是在空军时期的尾声，他来到纽约，来到那座公寓。他在那里的邻居是中产阶级、职业化的黑人吗？不是，他们是混合的群体。例如，有位邻居在中心城区俱乐部里做看门人，艾尔是那里的会员。“在那儿，他是看门人。在这儿，他是我邻居。”艾尔喜欢那样，他也喜欢公寓，因其本身的缘故。

不过环境在那里。当他带我来到他令人眩晕的小阳台上，让我看风景，哈莱姆最初建设者们所设想的雅致，我从高处看到了地面上的街道，非常令我泄气。我还看到南面红砖排房的废墟。那里六年前发生了一场火灾，艾尔说，自那以后那些砖壳干脆就被允许放在那里。一棵大树（现在长出春天的绿叶）在一座房子的墙体里长了出来，没有损毁那些墙。这情景有点儿像作为纪念碑被保存在东柏林某些部分的战争废墟——而哈莱姆某些被毁坏的街道确实让人想起战争。

但是艾尔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下个街区，与被烧毁的房子相邻。他似乎已经不再看得见它们；他有了更大的视野。向南，整个曼哈顿平躺在我们脚下。如果几个街区以下的那座高楼不妨碍视线，艾尔说，我们就可以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看到帝国大厦。向西是一排色彩缤纷的建筑，一位著名黑人艺术家，艾尔的一个朋友，曾以此作为一幅画的主题。当艾尔俯视下面的街道时，他看见两三座教堂，还有当地国会议员的宅邸：建筑是对当地生活重要方面的反映。

于是，在艾尔的帮助下，我的眼界改变了。在最初我只看见哈莱姆和沉郁的地方，我开始在这高高的阳台上看见艾尔所居住地区相对而言的秩序。还有最初哈莱姆的设计的光彩：恢宏，在设计者的意图中，胜于更往南的任何地方。

不过哈莱姆的那些最初设计者们超额建造了。没有足够多的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住哈莱姆的新房子。一些生意人那时开始买房子，打算出租给从南方来的黑人。他们打广告，尽力赢得布克·T.华盛顿的好感和参与，在那时他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黑人。华盛顿不喜欢这个主意，他认为那太商业化了。不过华盛顿的秘书，埃米特·斯科特，塔斯基吉的三巨头之一（华盛顿的大房子、他的司库以及他的秘书仍旧并肩站在塔斯基吉），加入了这项商业冒险。于是黑人的哈莱姆以它将要继续的样子开始，在需要和利用里。一直有着那样细微的一种塔斯基吉联系。

艾尔·默里带我到附近走走。他请我留意非常宽的人行道：那是最初哈莱姆方案里雅致的一部分。他带我到一家关于黑人事业的书以及关于当地事件的海报和传单的书店。我买了一本杜波依斯[6]写的《黑人的灵魂》平装本，他是一位华盛顿的当代黑人批评者（艾尔的书架上有这本书非常早的一个版本）；我们与经营这家书店的那位热忱而且有教养的女士相互致意。他说，哈莱姆医院是街坊里最重要的建筑，它的水准是专业性的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好。然后，随着我“松开”的视野的扩展，我们去了尚博格中心，一座致力于黑人研究的恢宏新建筑，拥有非凡的书和文献，还有热情的员工，黑人和白人。

中心给研究人员津贴使其在图书馆工作。我遇到的一位有津贴的做学问的人是位俊美的棕色皮肤的女士，她去过很多地方旅行，正在做有关巴西与西非之间文化联系的研究工作。她以一种发现者的兴奋来谈论她的工作。对她来说，黑人事业，或者是它的这种延伸，都如同一个新兴领域。

我没有坐出租车回去。街上没有出租车。艾尔陪我等了一会儿，聊聊拉尔夫·埃里森，直到一辆公共汽车到来。随后，很不情愿地，我又一次看见了（这次更缓慢，一站又一站）来的路上所看到的东西：衰落中的一座伟大城市的一整片街区。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达拉斯共和党大会上，去美国南方或者东南部旅行的想法向我袭来。此前我从未到过美国南方，而且尽管达拉斯不属于我后来选择去旅行的东南部，但在那里我有一种足够强烈的属于跟纽约和新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地区的感觉，那两个地区基本上也是我所了解的美国的全部。

我喜欢新建筑。对外形、光泽度、建筑的玩味，还有它所意味的财富。犹如乐事的建筑——见证它从更古老、仓储式风格城市的单调乏味中成长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是八月中旬，天气炎热。我喜欢闹市区街道的强光与高楼大厦的深影的对比，以及那些影子营造出的另一种更倾向于温带气候的奇怪感觉。人们时常以类似那样的反差为伴。酒店房间的有色玻璃令炽热天空的耀眼光芒变得柔和：外面天空的真实色彩总带来一种惊奇。酒店、汽车以及会展中心里的空调使得高温在人们通过其间时变得刺激。

高温是一种启示，那令人想起旧时光。还有遥远的距离，那给出了早期定居者生活的另一种概念。但现在正是南方的气候被塑造成另一种运作方式。本应减弱的高温已经转变为一种乐事的源泉，一种感官上的刺激，一种吸引力：一次政治会议可以在八月中旬的达拉斯举行。

会展中心里讲坛后面的墙上平铺着各州州旗，按字母顺序排列。北美十三州的州旗与众不同，它们使我想到我在特立尼达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知道的英属殖民地旗子（还有英国人给出的殖民地格言，用拉丁语，来自维吉尔）。第一次我想到了特立尼达，一个前英属殖民地（始于一七九七年）和一个农业奴隶殖民地（直到一八三三年，奴隶制在大英帝国被废止），相比新英格兰或者北方较新的欧洲移民州，它应该与东南部旧奴隶州有更多共同点。我本应很早之前就想到那些，但是没有。我孩提时听说的南方的种族行为太令人震惊。那已经玷污了美国，也让我对美国南方关上了我的心门。

会展中心非常大。一眼并不能尽收其景。在那样广阔的空间里，讲坛上的人物看起来很小。他们本可以被忽略，不过上方的一个大屏幕放大了他们的影像，遍布整个中心的无数更小的屏幕重复着这现场直播的图像。那是催眠的，相同的特写面容或姿态从那么多的角度一齐涌来。目标也许仅仅是沟通和明晰；但是有关人们的首要地位没有更多本可以做出的堂皇声明；没有什么可以试图如此扩展失去瞬间的荣耀。然而，差不多作为其政治优点的一部分，这次大会在虔诚、谦卑与乐土中进行，并且每日在神面前放低自身。

一位著名的本地浸礼会牧师做了最后的祝祷。他的教会组织非常庞大，据报纸说该组织在达拉斯市中心的财产价值好几百万。他的仪式，在周日大会之后，会众爆满。那也会在电视上播出，是一次全程盛装的播送，有音乐和唱诵。但是这种地狱之火的布道也许来自于一个更简单、更困难的时期，在一年之中或许有五六个月人们无法逃离高温的时候，在旅行还很困难的时候，在人们还狭窄地生活在他们出生的社区里的时候，生活仅仅由绝对的宗教必然性赋予意义。

我开始想到写作有关美国南方的内容。我的第一部游记，在特立尼达首位黑人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的建议下着手，是关于前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奴隶殖民地的。那时我二十八岁。在我看来适宜的是我的最后一部游记——有关一个主题的旅行——应该有关美国东南部的旧奴隶制各州。

在达拉斯，然后在纽约，在我规划旅程的时候，我的思绪关乎种族问题。那时我不知道那个问题将在旅行期间很快自行解决，而我的主题将变成另一个我不了解但曾在达拉斯得到暗示的南方——属于秩序和信仰，还有音乐与愁思。

从纽约我去了亚特兰大。我曾听说那里有一位年长的黑人名流，一种美国黑人贵族；有许多成名的黑人商人和一些黑人百万富翁；还有黑人经营这座城市。我预定了一个飞机航班；在亚特兰大机场排队等出租车；然后开车穿过市中心庞大的道路工程来到酒店。我在那里，有点儿吃惊于如此长时间规划的旅程，以那样一种实际的方式开始。

如同要回应我的焦虑，我在纽约做的所有在亚特兰大的安排都泡汤了，一个接着另一个，非常迅速。一位记者去了另一个城市报道一件轶事；一位黑人商人在电话里说过去这二十年在亚特兰大之外的生活已使他与其失去联系；而由一位电影制作人引荐的一个黑人说，我听到的有关亚特兰大的一切差不多都是错的。

有关黑人贵族的谈论是夸大的，这个人说。按照美国财富的标准，在亚特兰大的黑人并不富裕；在亚特兰大人的富豪榜上，一个黑人也许能排在第二百零一位。政治权力？“没有其他种类权力的政治权力是毫无意义的。”

他抿了一口葡萄酒，我的线人，似乎完全没有为使我为难而不快。

我实际上相信他所说的。我已经感觉到人们在那么多照片上看到的亚特兰大的宏伟新建筑跟内罗毕[7]的建筑一样与黑人没什么关系，比方说，跟肯尼亚的非洲人的财务或建筑的技能有关系。我已经感到对黑人权力和黑人贵族的谈论有点儿太过贸然了。

然而，我想自己去看看；我期盼着跟人们建立联系。但是从这个黑人身上没有一点儿那种类型的帮助的迹象。我应该去见安德鲁·杨，市长，他说；不过安德鲁·杨很可能有大约两百次会面在排队。（我可能是第二〇一号——一个流行的号码。）我摸索着这个黑人，事实上——他抿着葡萄酒，从眼镜上面看着我，享受着我的难堪，等待着我的问题然后猛地击倒它们——我觉得他正越来越多地受控于一种矛盾和无助的情绪，差不多就要失控了：很快我就会听到，不仅在亚特兰大没有有钱的黑人，在佐治亚也从没有过任何东西，没有种植园，没有棉花、玉米和土豆，在亚特兰大黑人世界的大船上只有他自己。

我在里兹-卡尔顿的房间，佐治亚太平洋大厦的窗户在夜间的景象就像一幅巨型流行艺术印刷品。这些相同尺寸的窗户全部被点亮。每一层都像一幅几乎相同景象的电影胶片，或是一条接触印刷照片。从我的房间里看，景象改变了，一层接着一层。在较低楼层，我俯视办公桌桌面和办公室地板。在齐眼高度的楼层，我看到办公桌投影在办公室的墙面上。然后，办公桌消失了。在较高的楼层，我只看见被点亮的天花板；而在最顶层，只有光亮，窗户上的一道光。办公室都空无一人；白天坐在里面的人都在郊区的某处。挂在资深人士办公室墙上的画作就像等级的随意符号，在这个距离只是些矩形，相当模糊，甚至没有色彩——大城市从非常高的角度如大地旋涡下的污迹般显现的方式。

一个正式的社会，私人生活，一个正式的观点：那些房间里的每一个都需要一次介绍，而拜访者不知道要叩响哪扇门。哪里会有新闻发生？难道那仅仅是电视上的一次播送吗？

但是随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福赛斯（Forsyth）县事件的报道。福赛斯县位于亚特兰大北面大约四十公里的地方。一九一二年在该县，一个年轻白人女孩被强奸并严重殴打，几天之后死去。几个黑人被牵连。一个被用私刑处死；另外两个得到审判被绞死。所有福赛斯县的黑人被赶出该县；自那之后（据说）再没有黑人被允许居住在县里。

这最后一个事实，有关黑人不被允许住在福赛斯县，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变成了一个公共问题，当时在一月中旬有人在福赛斯组织了一次“兄弟会步行”，以纪念圣雄甘地遇刺和马丁·路德·金诞辰的周年。这次游行受到一些当地人和三K党团体的攻击，成了新闻。一周后的第二次兄弟会游行——在所有的宣传后——成了一件大得多的事件。两万人去了福赛斯游行，大约有三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州和当地警员维持治安。尽管如此还是有抗议，五十六个人，其中没有一个是游行者，被逮捕。

幕后操控这几次游行或者是让这个问题尽可能变大的人，是一位亚特兰大黑人市议员何西亚·威廉姆斯[8]，谈起他的每个人都简单称其为何西亚。他六十一岁，曾在民权运动中做过马丁·路德·金的副手。何西亚之前曾对一些三K党团体提起诉讼，控告其在第一次兄弟会游行中侵犯人民的公民权利，并且他还想代表在一九一二年被赶走的失去土地的黑人向福赛斯县提出指控。

汤姆·蒂彭，来自亚特兰大《宪政报》，有天我和他一起吃早餐，几乎带着感情谈起何西亚·威廉姆斯。“一个根本力量，巴黎街垒传统中的煽动者，并且见识广博。”

但是那个星期我不能见到何西亚。

汤姆说：“他在监狱里。”

“监狱！”

“那没什么。他经常进监狱，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他没几天就会出来。”

当我看着何西亚·威廉姆斯自己的一些宣传材料，尤其是一本《何西亚·L.威廉姆斯是谁？》的小册子时，我明白了他的监狱记录对他很重要。有一张他在一间牢房里的照片。“何西亚牧师保持着因民权而被捕入狱的记录……自金博士死后，他进监狱的次数差不多跟他活着时一样多（总共一百零五次）。”

他出生于一九二六年。所以很多年来，他的种族抗议与斗争原本是绝望的事务。但是何西亚赢得了他的战争，并且（尽管他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福赛斯的第一次游行需要勇气）我感觉何西亚现在也许已经获得许可，成为一位明星，一位新闻里的人物，某个存在于一种特殊类型的电子媒介的现实或非现实中的人。他的政治生活要求他擂起自己的战鼓。在《人的维度——何西亚·L.威廉姆斯博士——年表》里，有一张何西亚身着学位袍的照片，他正从另一位黑人手中接受荣誉学位，有如下文字：“今天他不满足于看着事情发生。他让事情发生。”

亚特兰大的北部郊区几乎与福赛斯县相连。让佐治亚看上去像康涅狄格的高速公路，使得人们可以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工作，那里的大街上有黑人，然后轻松驱车二三十英里（在有空调的车里）到他们在郊区的房子，那里鲜有黑人——佐治亚的这个部分从不是种植园地区。在奢华的郊区购物中心里有名牌商店的分店。没有黑人运作的城市中心，白人的郊区可以生活得相当好。

一天，在报纸上有一则新闻提及这些郊区中的某个不想被接入亚特兰大的城市交通体系，因为他们不想被黑人渗入其中。没有像福赛斯那样的呐喊，没有邦联的旗帜，没有白色的兜帽和长袍——那不是这些新郊区的方式。一位交通官员说：“这是一个潜意识问题，非常难应付。”

我遇到的一名律师说，要理解就有必要记住，在大约一百二十年前，曾有过奴役。对于穷苦白人来说，种族就是他们的身份。处境好的某个人可以绕开那个问题，可以找到另一种动机来实现自尊；但对于没有钱也没什么教养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没有种族，他会失去自己是谁的概念。

我谈起我与霍华德和海蒂在一起的周末。海蒂对于她的种族与家庭身份有一种强烈的观念，然而她也对鲍恩先生有极高的尊重，她认为他是个好人。那是否意味着什么？律师认为没有。南方白人会愿意为与他们有一种关系的黑人家庭做任何事，不过那种姿态是停滞的，并不会推及一般而言的黑人。

我们在吃午饭，那位律师和我，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所大型俱乐部里。俱乐部开张时正逢亚特兰大普遍外迁的时候，而商务人士觉得需要有个地方以便他们在一天之中可以会面。那是亚特兰大白人职业人士生活中的圆罩的一部分：房子，有空调的汽车，办公室（或许像佐治亚太平洋大厦里的一间办公室），午餐俱乐部。

我问那位律师是否曾感觉被威胁。他说有时在大街上时这种感觉会伴随着他。他是指对暴力的恐惧。不过他也是指对于一个变得不稳定的世界的一种更大的恐惧：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圆罩的保护性越强，人们对于圆罩之外的了解就变得更加不确定。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律师认为如果黑人中产阶层可以成长起来，如果黑人可以在商业上变得更活跃，那会是件好事。但是，正如每个现在谈论黑人的人一样，他立刻搜寻中立和真实的词语，黑人（无论他们如何向往）不具有商业意识、商业使命。在一个由经济驱动的社会里，黑人不具有经济驱动力。但是现在美国有新一类的移民——拉丁美洲人、亚洲人。那位律师认为，当黑人对于那些移民的存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有更好的理解时，黑人的种族情绪也许会改变。

在那里，就像汤姆·蒂彭曾告诉我的，在每件事情的背后，不言而喻：种族的想法，小小的神经质，奴隶制的遗存。

在我去见小说家安妮·莱弗·西顿[9]时，这个话题再度出现。她住在北亚特兰大：丘陵宅地、高大的松树、山茱萸、杜鹃花。我曾在霍华德的家乡看到的春天在这里正值其顶峰，沿着郊区蜿蜒道路而立的房子看起来都掩映在树荫中。

安妮·西顿刚出版了一部小说《老家》，正在为它做宣传工作，她自己承担了一些费用，她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她有一点儿孤僻，生活在内心世界里，执着于她的新书。她现在生活在如此的美景中；不过，正如我在看她之前一本书《福克斯的土地》时所见，她的思绪（正如很多南方人一样）很容易回到更加贫穷的日子。

她说玛格丽特·米德[10]做出了一次有关南方的重要观察：白人男人与黑人女佣的关系，男人与要求不高的情妇，这使白人女人和黑人男人变得无性生活。黑人男人，安妮·西顿说，是愤愤不平的。

而报纸——《宪政报》及其姊妹报《日报》（“像露水一样散布迪克西[11]”是在其社论版和送报车上的标语）——充斥着种族条目，交织着进行中的连载：福赛斯县，以及一个被指控使用可卡因的黑人政客的私生活的分支故事。

一天有这样一则报道。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派一位黑人执行官到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12]（Columbia）；但是在乡村俱乐部里没有留给这个黑人的房间，也没有给他孩子们的聚会邀请。第二天又有一则报道：一名三十一岁的黑人妇女，一位年龄分别是五岁和两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带了一把左轮手枪去上班，并在佐治亚电力公司她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她觉得正遭受公司的排斥，错失了升职机会。她在自杀遗言里说，她想给经理和主管们留下某些去思考的东西。

绝望；但是当一种政治动机变得安全时，也有它所吸引的某种类型的玩兴。有黑人艺术节的新闻。有一位纽约雕刻家为亚特兰大而作的巨型雕塑的新闻，“纳尔逊·曼德拉必须被释放来带领他的人民和南非走向和平与繁荣”。这座岩石雕塑重七吨，对于它最初的场址来说太重了，那里只能承重每立方英尺一百磅。于是，雕塑将被搬移到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伍德拉夫公园。（伍德拉夫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大人物，经营这个公司六十年；可口可乐和《乱世佳人》是南北战争后亚特兰大的两个传奇式成功故事。）一个带有工作门的十二英尺铁篱笆将被焊接在岩石上。这扇门将用真的钥匙锁着，钥匙将被交给亚特兰大市，这样——假设钥匙没有被放错地方——当曼德拉被释放时，这扇门就可以被打开。

来自汤姆·蒂彭在《宪政报》里的专栏：大都市亚特兰大是一个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亚特兰大是一个四十五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黑人亚特兰大是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黑人领导范围是一个小城镇。”一名优秀的记者会找到清晰的好方法来陈述事情。汤姆·蒂彭也谈及此事：美国的白人没有“领袖”；只有黑人有领袖。而我觉得他那么说是因为（参见报纸上的其他专栏作家），当下有关在一些州的黑人政客的丑闻正在被用来全面诋毁黑人。

我喜欢有关领袖的那个论点。我觉得那可以被应用在许多黑人国家、落后国家与革命国家，在那里领袖就是一切，在那里来自外面的记者和其他人，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探险家态度的变体（“带我去见你们的领袖”），单独赋予领袖尊严，而在其他类型的地方，它们会被更广泛地赋予国家和人民。但是接着我开始想知道，既然美国的黑人政治仍然是种族的、救赎的和单一的，那么是否美国的黑人终究不能被说成拥有领袖——他们简单追随的人。而我也想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黑人要脱离他们的领袖是否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否大于加勒比海地区或非洲人民要脱离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种族或部落首领的可能性。

我听到了更多有关身份的内容。

汤姆·蒂彭——摆脱他所说的标准办公室着装的西服和领带，穿着有很多口袋的背心出现——一个星期六早上带着我去东亚特兰大的一个百年历史的阿巴拉契亚拓居地：一座老式红砖的大型棉纺厂，几间白色木板屋，越过一条繁忙道路的高地上的一片墓地。最初工厂工资非常低，据说一小时五分钱；不过对于山地居民来说，工资的规律性就是一种保障，围绕工厂建立的社区都保存了下来，尽管很多人在不同时期离开，工厂本身现在也关闭了。

我们去了拓居地里的一个社区工艺中心。那是由一个名叫埃丝特·勒菲弗尔这个美丽名字的女人经营的。很多年前她作为一个民谣歌手来到了该拓居地——亚特兰大《宪政报》上一张十年前的照片显示她曾是一个拿着吉他的漂亮女人。但是接着，出于被她的歌声得到的回应感动——一位老妇人起身跳了一段特别的舞蹈，其他人都哭了。她更深地融入阿巴拉契亚社区里，甚至曾成为一名市议员。

她娇小、苗条，仍旧有魅力而且嗓音清脆。她自己不是来自于一个阿巴拉契亚社区，但她理解他们的亲密关系。她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门诺派[13]教徒，一位传教士的第八个孩子。她谈起以她门诺派教徒背景的出走，对她意味着什么。她曾感到孤独，她说。变得孤独意味着什么？她说她头脑里有成为山坡上最后一棵树的景象：其他的树全被砍倒了。对她而言，哪怕是放弃戴女帽也并非易事；她整个一生都被教导出于对神和男人的尊重而戴着那种女帽。甚至在她二十岁时，站在芝加哥的街道上还会让她紧张。那与其说是对黑人男人的害怕，不如说更多是对酗酒且粗野（按照她所听说的）的白人男人的恐惧。

而接着她发现了外面世界的残酷，美国的残酷。她是怎样发现的？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位阿巴拉契亚妇女有天来找她，说她需要一份工作，“女佣的工作”。埃丝特·勒菲弗尔带着这名妇女去见了某人，一个大把金发梳到脑后的女人，一个只比寻找女佣工作的女人高一两个台阶的女人（埃丝特·勒菲弗尔说）。而那个金发女人说：“她干吗想干女佣的工作？那是给有色人种的。”

那是一个小插曲，我认为，是一件本该忽略的事情。那个金发女人自己（从故事里）跟其他每个人一样也是受害者。但是这个插曲有很多层意思，埃丝特·勒菲弗尔曾为此感到不安和受辱。她说：“他们想让你待在他们为你设定的位置上。”谁是“他们”？她想了想，说是安排了体制而且想要保持每个人都在其位置上的人。

我问她在哪些方面身份是重要的，以及是否有某些实际的方式可以帮上忙。她说，你搬到一个新社区或接手一份新工作，而人们并不是太友好，如果你知道你是谁，那可以成为一种帮助；你可以经受住那些敌意。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如果（这也是我的延伸）你依赖于其他人来认识你自身的价值——那么你就有麻烦了。

她在给出自下而上的观点，她所关心的穷人的观点。从她所说的内容，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些人有质朴的情感，并且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我发现那很难想象。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凭借我自己一半被隐藏的部分，我理解。或许在一个有很多群体或种族的社会里，每个人，除非他是绝对安全的，都带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压力生活。作为印度人社区的一员，在多种族的特立尼达成长，那里的人们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被带来耕种土地，我始终知道不落入虚无有多么重要。一九六一年，在我为了自己的第一本游记在加勒比海地区旅行时，我记得我的震惊、受辱与精神毁灭的感觉，当我看到马提尼克岛[14]的一些印度人并且开始理解他们已经被马提尼克所淹没时，我没有分享这些人的世界观的手段，在某个阶段他们的历史与我的相像，但是现在，在种族上并且以其他方式，他们已经变成其他的东西。大约八年之后，在中美洲的伯利兹[15]，一种类似的空虚感冲破了我的其他成见，当时我看见那个悲惨的英属殖民地里渺小、失落和半印度人的社区，在曾经是西班牙帝国的地方侵入的滨海林地，住满了奴隶和仆人，然后或多或少被遗弃了：新大陆的废墟。）

从一位宗教学者那里我听到了更多有关南方的身份的内容。在他指导的人中间有为牧师职位而学习的男男女女。我以为想要成为牧师的人也许是被某种宗教体验感动。不过那种态度是我自己性情与背景的一种反映，是我自己对一种宗教信仰的缺失。我待在英格兰已三十五年或更久，在那里正式的宗教差不多枯朽了。

在美国，尤其是在南方，宗教信仰几乎是普遍的，一份宗教职业就跟任何其他的职业一样。那是一个人可以出于很多原因而转向的某种东西；而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听到的是，他所接触的人中的一些（并且他意指白人）转向宗教生活是为了得到身份的确认：来自贫穷家庭在种族上感受由南方的新发展带来的威胁的人，在蓬勃发展的新南方已经进入商界的人，他们随后觉得自身已遥远地漂离他们所了解的南方世界，以至于他们已经放弃，回到神的身边和他们感觉更自在的生活。

在远离亚特兰大的地方，我听到这次有关宗教与身份的谈论，在佐治亚西北部一个庄园里的露天聚会上：山丘，森林，景致辽远，山峦叠翠，碧空如洗。

聚会是在林木间一片未经修剪的长草地上，在一间在矮柱子上拼凑起来的灰色小木屋前。这木屋据说很有年头了。它几乎就在一个山坡的脚下；当你透过后门与窗户径直看到松树掩映下缓缓而上的土地的绿色时，这个地方确实有一种古老而遗世独立的感觉，跟某人如今可能为自己安排的独处相当不同。

（驱车驶出亚特兰大，进入丘陵，了解我正经过的小镇里黑人的稀少，我感到我正驶入荒野。几个月后，当我的旅程差不多结束时，我从其他方向接近亚特兰大，从纳什维尔和查塔努加，佐治亚的这一部分看上去被耗尽和践踏得更严重。）

聚会在其主旨里是“南方”的。林木间未经修剪的空地里，一面邦联旗帜在阳光里飘舞。一头被剥了皮的猪，在跨栏上固定姿势，一整天都被烘烤着，架在杆子上一侧稍稍靠着慢慢燃烧的硬木材。（一张桌子上是更加现代的快餐和蜡纸里的鼻烟之类的东西。）一支乐队从小木屋里演奏着蓝草音乐[16]。旗帜、猪、音乐：来自过去的东西。乐器很大，音乐简单而重复。有人告诉我，歌曲的歌词才是重要的。口音对我来说不容易倾听；但是这音效，尤其是隔开一小段距离，在绿色环抱的地方来自未扩音的音乐和歌声是令人愉悦的。

我们的女主人说：“印第安人或许曾住在这里。”

借着身在美国荒野之地的想法，我感到一阵寒意，想到在这片有保护性的斜坡、树荫和河流的绿色土地里的他们。后来我听说土地里到处都是燧石箭头。

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伴着从小木屋里传出的蓝草音乐，我听说了在印第安人之后到来的人们的宗教信仰和身份。我有一种在这里一层靠着一层堆积的历史感。印第安人几个世纪后消失了；穷苦白人；黑人；战争以及随后到来的全部；而现在，每个人都感到有需要，黑人和白人，贫穷和不怎么贫穷的，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