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西望茅草地

韩少功作品典藏:怒目金刚 作者:韩少功 著,何立伟 绘


西望茅草地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尘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像我的家乡、我的母校、我的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中学毕业那年,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不能继续升学,考虑到家里的困难,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神圣而漫长。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驶过重重青山,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惊飞的野鸡,木桥下弯弯的河水,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据领队的老杨说,这里汉、侗、瑶等多民族杂居,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陡,人口日益减少,留下一片荒凉。可荒凉有什么要紧?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要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车来车站迎接我们,帮我们转运行李。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请我们喝米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冰棍吗?有汽水吗?这里有什么水果吗?”

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大家一拥而去,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

他累得全身是汗,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往台前走的时候,被老杨拉了一把,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他走路的时候,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

“说什么呢?我是个大老粗,老丘八,肚子里没词。我要说的第一点,刚才老杨已经说了,就不说了。我要说的第二点,不说你们也知道,也不说了。”

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

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他觉得电流碍事,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直接向我们喊话。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丑绝了。但这有什么要紧?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只要肯下力,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就是人间天堂!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什么江南……江南……老杨,你机西分子呵,也晓不得?……”

后来才知道,他是指一首《江南处处好风光》的歌。他“晓不得”唱,更痛恨老杨同样“晓不得”唱——像本地很多农民,他把“知识分子”说成“机西分子”,把“不晓得”说成“晓不得”。

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

“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有大马路,有电影院,有运动场,有工厂和大学,还有这个这个……”他两手摇了两下,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不实现这个目标,砍掉我的脑袋,就地正法!完了!”

全场暴发出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现在不鼓掌没关系,兑现了再鼓掌。嗯?”掌声更响了。

我后来才知道,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盘根错节的树蔸,就能把钯钉和锄口每天磨溶好几分,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要命的是,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还不把我们吓晕?

玉米,木薯,黄豆,甘蔗……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木本,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出工两头不见天,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花生壳,修补箢箕和箩筐。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豆苗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播种,开荒,播种,开荒,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场长说过,全国大干快上,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三年大变,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铁营盘”。

伙食慢慢变得糟糕。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像是熬中草药,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二是干辣椒汤,一沾舌头就像电击,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因此又有了“感冒发散剂”的外号。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麂和野猪,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润滑枯肠只在片刻。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甚至不能不偷盗——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咕嘟咕嘟像喝开水,一碗灌下肚去,闹得自己脸色发青,肚子剧痛,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

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该休息一下了吧?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可天刚蒙蒙亮,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

咚咚咚——每张门也被敲得炸响,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起床,起床,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这是场长的声音。

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场长,这雨还在下……”

“雨不大,不大。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

“有三个人请病假了……”

“他们吃了饭没有?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都是假病。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

“可能也是太累了呵……”

“只听过病死的,没听过有累死的。后生怕什么累?力气从来用不完。越用越有,越不用越没有。知道不?”

场长喊工以后,把一杆特大号的钯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

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在那一刻,我全身散了架,肩膀找不到胳膊,屁股接不上膝盖,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明明是去抓钯头把,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

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场长与酸菜交错,队长与厕所重叠,被子在下雨,钯头在唱歌,厨房挤压腰杆,母亲哽在喉头……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弄清楚我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干什么。我明白了,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

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半天没有起来。我去拉他时,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

“猴子,你怎么啦?”

“我要睡觉,要睡觉呵……”他迷迷糊糊。

“你疯啦?这里怎么睡?你不要命呵?”

他摇摇头,算是惊醒过来,看了看四周,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催命鬼!害人精!臭阎王!我操你八辈子——”

我赶紧说:“猴子,忍着点,起来吧。”

队长外号李瞎子,是本地农民,眼睛不太好,经常眯着眼像刚刚睡醒。他其实很有心计,补个箢箕,做张板凳,用胡琴拉一曲采茶调或西湖调,都是无师自通。但他从不当出头鸟,即算对领导不满也是阳奉阴违,即使耍奸取巧也不露痕迹,有时带着我们早早上地,却听任我们打鸟或者挖蛇洞。他装作没看见。

他的缺点是满脑子迷信,一看见坟就要绕着走,挖野坟时也决不动手,说是怕鬼来敲门,怕先人们生气。这样的人当然对科学不感兴趣,一听到我们说起分子式或者光合作用,就一个哈欠放出来,睡着了。

我们只好直接找场长建言。

“科学?”他倒显得很注意,在地头盘腿坐下来。

“种种种,土质情况也不明,肥料供应也不足,不是纯粹浪费劳力吗?这样还想赶上英国美国?”一个女知青放了头炮。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广种薄收根本是错误的方针,是好大喜功的左倾盲动主义!”另一位男知青跟上来大扣帽子。

“你们慢点讲。”场长有点慌。

我们七嘴八舌,建议缩短战线,建议注重管护,建议因地制宜,建议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养羊啦,养兔啦,养蜂啦,还有自制蜂王浆的生财之道,马尔采夫耕作法,约克夏肥猪,五零一菌肥——我们只差没说到超音飞机和人造卫星了。

肯定是我们的渊博知识吓坏了他。他眼睛眯成缝,嗯嗯呵呵听了一会,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根烟:“你们还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呵。问题是,你们说得花一样,都搞得成器?都能吹糠见米?”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有一次从外地引进高产蚕豆种,不知为什么到头来连种子钱都没赚到,气得他直骂娘,从此对新事物总是敬而远之。

“场长,你放心吧。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你不相信我,总要相信他吧?”

“场长,你不要门缝里看人呵?总得给我们机会吧?”

“场长……”

“好,考虑考虑。”他总算点头了。

不过他还是不大放心。据说他事后对别人说:几个书生还来教我种田?我当田把式的时候他们老娘还没动胎吧?他根本不同意缩短战线——当时大开荒正在他兴头上;也不同意养什么蜂——他觉得蜜糖饱不了肚子。他只是对什么菌肥稍感兴趣。理由是,茅草地太广阔了,要种的作物太多了,全场干部群众再加上牛们猪们,满打满算就五六百个屁眼,根本屙不过来。肥源问题确实一直让他很伤脑筋。

造菌肥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可我们连量杯和试管都没有,只能拿瓦钵和面盆来代替,更不要说什么搅拌机和恒温室了。场长破天荒让我们买了两支温度计,打了几个木头架子,就好像割了他的肝肠肚肺。他一天来看两轮,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见十多天没动静,老是在试验试验,他有点沉不住气,摸摸钵子和温度计,揭一揭蒸笼盖,显得焦躁不宁。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恨不得我们今天开工,明天出货,后天就是庄稼嗖嗖嗖往上窜,玉米棒子大得一筐只能装一个。

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说起地上功夫如何紧张,说队长们埋怨劳力抽调得太多,说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切实抓紧。

当然得抓紧,可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失败的时候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得有一个过程吧?要命的是,第四次制种又是失败。偏偏在那一天,两个不争气的准牛顿上工时间溜号,去玩一把篮球,正在球场上快活,被场长撞个正着。

他黑着一张脸,气呼呼地闯过来,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盯住了我们这些劳动力脚上刺眼的鞋和袜。

“下午挖地,都去挖地!”他终于一扬巴掌。

我没听懂,“我们还有棉饼没有磨完……”

他背着手走了,再一次挥掌:“挖地!”

“场长,你得有点耐心,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

他冷笑一声,“你们是做粑粑呢,还是做面条?一点臭气也没有,还说是肥料?有了这么多的日子,你们就是屙也能给我屙两担了吧?”

一位女知青当场气得要哭。

场长是相信大粪的。这没有办法。他嗅了半个月,还没嗅到大粪的气味,就认定我们的菌肥完全是骗人,因此必须把骗子们轰回地上去。

又是挖地,播种,挖地,播种……我们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背,揪出衣角的汗滴,然后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分,是这辈子过早定型的宿命。天呵,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不安。相反,他一上地就高兴,一上地就来了气力,简直是个天生的劳动疯子。不论在哪个工区,他比年轻人更卖力,手里的钯头三抡两舞,一晃眼就把别人甩下好远。饿了,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渴了,到溪边或者塘边喝一捧生水。他的两个干儿子,据说都是抗洪时得救的孤儿,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去,一人扛一把特制的小耙头,跟着他参加生产劳动,累得哇哇大哭也不可回去。干部们更跟着他遭罪。在他的命令下,会计做账,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能在晚上加班,以至有个会计经常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说点往事,诸如新四军、汉阳造、黄桥战役、板门店谈判、扒铁路埋地雷、拿棉絮当烟丝烧什么的。

如果受到什么人邀请,他还会走腔走调地唱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

最初,即使是不太准确的音调,也能唤起我庄严神圣的情感。但肚子里越来越空洞和枯索的时候,累得一倒下去就天旋地转爬不起来的时候,武昌城还与我有什么关系?大刀与硝烟,老兵的笑脸,离我实在太远,远得模糊起来。

我很难把认真倾听的样子坚持下去。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已经出了毛病。

猴子自称会算命看相。他解说天庭和地角,断定这个有桃花运,预告那个仕途广阔,唯独说到场长时口出恶言。照他的说法,场长耳垂短,一定是短寿;左眼角有杀气,将来定有血光之灾。不可泄露的更大天机是,他说场长前世一定是老虎和猪配的种——否则今生为何又蠢又恶?

知青们哄堂大笑。

我却没怎么笑。说实话,场长也让我恼火,但有几招令我不得不服。他枪法精,出门打猎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也有一手,没有什么工夫拿不下来。估猪羊的重量,估地上的产量,总是一眼准,眼睛就是一台磅秤和天平。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

认识小雨是我的不幸。她是我们工区的猪倌,人缘好,手脚勤,却不大讲话。与男知青们接近的时候,你们讲话,她只是听;你们打球或拉琴,她只是看。你要是同这个哑巴开开玩笑,把她逼急了,逼得红了脸,她最激烈的抗议也只是朝你打一拳。

这一拳通常很重,让你明白猪司令不是白吃饭的。

有一次她在甘溪边洗衣,我们刚好从木桥上过,放下几担棉饼,望着河水打主意。甘溪的水从远山流来,绿得发蓝,清澈而冷冽。黑色、黄色以及白色的石头在水中闪动。水面跳跃着太阳的光花。

真想到水里过一把瘾,可农场有禁止下河游泳的命令。猴子鬼头鬼脑地朝我挤眼皮:“不准下河,掉下河的另当别论吧?”

我心领神会,身子晃了晃,大叫一声“不好”,便连衣带鞋跌落下水。伙伴们当然个个都高风亮节,关键时刻舍己救人,迅速脱掉衣履,一个个飞燕式滚翻式炸弹式马桶式纷纷扑向水中,在浪花中大显共产主义的身手。

小雨不知是计,在岸边大喊救人。

“再吓她一下怎么样?”我对猴子丢了个眼色。

“完全赞成!”

我和他潜下水去,故意伸手在水面挣扎,咕噜咕噜大口吐出水泡,一个惨兮兮行将灭顶的样子。

我们事后才知道,她当时吓哭了,忘了自己不大会游泳,也呜呜呜扑进水里来了。当我们把她救上岸,冲着她哈哈大笑,她情知上当,气得抓住身边的稀泥,一把把朝我们猛射。“你们可耻!可耻!可耻——”

她水淋淋地冲上岸,就找队长告状去了。这家伙!

小雨的告状害人不浅,让我们不得不在会上作检讨。一气之下,我们联合进来对她实行制裁,在路上遇到她,故意装作没看见。看见她劈柴劈不动,也不再帮忙。知道她夜里常到父亲那里去,我们在半路上装鬼,叫出狼嚎般的尖声,吓得她没命地狂跑。或者去她房间,在虚掩的门上放一个扫把,想象她回家时一推门,扫把打在头上的可笑情景……我们的恶毒中其实不全是恶毒,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

她猜出了扫把是谁安放的,气呼呼地来算账,用粉笔在我们每张门上写了个大大的“猪”字,一泄心头之愤。

办完了这件大事,再收走我们的脏衣。

洗衣?这倒是件求之不得。

我们不会洗衣,累得不愿洗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求女知青们帮忙。后来她们也累得天昏地暗,开始批判我们的懒惰,把臭东西一把把扔回来,你叫“姐姐”叫“姑姑”叫“奶奶”也无法打动她们的铁石心肠。想想看吧,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危机深重万念俱灰的时刻,小雨还能伸出援手,向阶级兄弟奉献劳动加肥皂,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即使我们毛深皮厚,也得做做感激的样子吧?

这一天,我去她那里取衣,看见她在打扫猪圈,便假惺惺地抄起竹扫把,要助她一臂之力。

“你做什么呀?放下,放下。”

“不能让你一个人把雷锋学完了,也得留点给我们学学吧。”

“你这算什么?不扫还好,越扫越脏了!”

“你懂什么呢?你看着,看看我这示范动作……”我越是想亮一手,越是出乱子,不但把扫把戳得散了把,而且裤子被柱头上一口铁钉挂住,拉开了一条大口子。

她哈哈大笑,回到屋里取来针线,意思是要我脱下裤子,让她缝几针。

想到长裤下面只有一条短裤衩,我可能红了脸。

“想什么呀?同志!”她瞪了我一眼,转过身去等待我的破裤子,嘴里还嘟哝着:“有什么要紧呢,知识青年居然还封建……”

她背对着我开始缝补,偶尔吃吃一笑,不知想起了什么乐事。我这才看清了她盘在头顶的辫子,看清了她柔嫩的耳朵和下巴。居高临下之际,我还无意中瞥见一个女子衣领里从不示人的部位,洁白的肩膀,起伏胸脯的一角,以及隐隐可见的一颗黑痣。脑子里轰隆一声,我的纯洁性可能就在这一刻丧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当我昏头昏脑回到房间,我发现裤袋里有一个柑子。我仔细回想当天的一切,再一次在柑子面前心烦意乱。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半夜里起床,在出工时瞌睡,洗澡忘了提水桶,端着饭菜却走进了厕所,刚才还在莫名其妙地骂娘和动粗,转眼又捧着一本书豪情万丈,大谈普希金和共青团之城……猴子鬼得很,肯定察觉了蛛丝马迹,挤眉弄眼地要给我看手相,指着我手中的一条掌纹,说不得了哇,不得了哇,你正处在发情期,有遗精的嫌疑,不过很快就要当上乘龙快婿!

我恨不得一饭钵盖在他脑袋上,把他一路追打出门。笑话,我发什么情?冲着老猪婆发情么?那两条小辫子算什么呢?老实得像只羊,傻气得像只木瓜,就算额头长得宽大一些,里面不过是装了些猪菜吧。更重要的是,她那个阎王爹要是成了我的什么什么,我往后还活不活?

一定是我在操作方向盘时走神了。我刚换了档位,轰了一下油门,让履带拖拉机爬上八号坡,就听到车后有隐隐约约的叫喊。

我探出头,看见小老头在车后追赶上来。

他像头发怒的狮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直到停车熄火,我才听到他的大吼:“臭小子,你混账!混账!”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话,他就捡起一个大泥块朝我砸来,虽然被我闪身躲过,但砸在机窗上四处迸溅,留下一块黄泥印痕。

他疯了么?

“场长……”

“你下来!”

我手忙脚乱跳下履带。“帽子给我戴正!”

我扶了扶帽子,仍不知天是怎么塌下来的。

他扬起手里两截树苗,“你看看,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

我明白了,一定是刚才上坡时思想溜号,不知道拖拉机轧倒了路边的柚树苗。树杆的断口太新鲜,我无法抵赖。

“你长没长眼睛?简直是破坏!破坏!我同你们讲过多少遍,这是从江西农科院搞来的苗子,盘得比肉价钱还贵,买都买不到。你当大少爷?当败家子?你你你,你骆驼斯基(托洛茨基)!”他一急,冒出了从军时期记下的这个洋名。

地上的人都围过来了。有人偷偷朝我伸舌头,做鬼脸。几个未能当上拖拉机手的家伙则有点幸灾乐祸,把树苗看来看去,夸张地表示痛惜。幸好副场长老杨也来了。他也是来自省城,同我们的关系较好,眼下想把场长拉开。

场长还不肯走,回过头来指着我,“你听着,你们大家都听着,哪个再破坏公家财物,我张种田一枪崩了他!”

我终于忍不住了,“你凶什么?崩呵!”

“你他娘的还嘴硬……”

“不就是几根苗吗?我赔钱!”几张钞票被我掏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

“你是这种态度?好,就凭这一条,你马上滚!从机耕队滚出去!我今天不把你整得出屎我就不姓……”他的声音终于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老杨返回来,整整我的衣领,笑着安慰了几句,大意是要我以后注意点。至于场长么,他性子急躁,把一草一木都当成命,不过发一阵火就过去了……我其实最听不得软话,心里一酸,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小马,你不要哭嘛……”

他越劝我不哭,我倒越是忍不住。我受不了,受不了!我跳起来鼻涕泪水四溅:“军阀!反动派!法西斯!”

结束了在机耕队的短暂日子,我重新扛起了钯头。这天晚上,我奉命提一根梭镖去站岗,看守工区堆放在路边的杉木,防范附近村里的小毛贼。

公路那一头有点动静,大概是来自老鼠或野兔。我刚想去看看,突然扑嗵一声倒在地上,梭镖也不知去向。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感觉两眼发花,胸中气堵,脖子剧痛,后来才知道是脖子被一条毛巾紧紧勒住。

什么人?我吓得差点尿了裤裆。

我被蒙上双眼,反捆双手,押着往什么地方走。我在黑暗中听见一些人声,但口音有南有北,不像是小毛贼说话。当蒙眼布带取下来,我发现眼前是一个山洞,就是茅草地附近常见的那种大溶洞。松明火把散出烟焦味,手电筒到处乱晃,七八个人影约隐约现。一个缠土布头巾的黑脸汉踢了我一脚,手中大马刀泻一道寒光,逼近我的喉管。“喂,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吗?”

应该表现勇敢,表现沉着,我提醒自己。

“听清楚了:我们是反共救国先遣军第八纵队……”

什么?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晚上全县暴动,有国军的飞机来增援。你们农场已经被包围了!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占领县城,要兴兵北上,改换乾坤。你这个嫩崽子识相点……”

我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就是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场面。

“说!”黑汉子眼一瞪,在火光中逼上前来,满嘴酒气喷在我脸上。“你们场里哪些是共产党?都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武装部的枪放在哪里?你们的场长、书记、队长、副队长叫什么名字?统统说出来!说了就没有你的事。”

“快点!”

“快点!”

其他人一齐起哄,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我胸口。

“打倒反动派!打倒狗特务!打倒帝国主义……”我担心迟疑会使我胡思乱想,于是不停地高呼口号,挣扎,嘶咬,吐唾沫,不给自己留下时间。

我惹恼了他们,被他们一顿好打。拉枪栓的声音也清晰传来。这就是最后的一秒乃至半秒了吧?我头上是洞顶,是波浪般的岩石。说实话,我害怕就这样死去,求饶的话已到了嘴边。那黑森森的波浪里有茅草地,有甘溪水,有很多朋友,还有她——我怎么能就这样结束?我应该妥协和讨好吧?至少可以暂时屈服,等有了机会再传送情报或里应外合什么的……我后来没有那样做,是觉得敌人不会轻易受骗。再见了,我所有的亲人……我忍住泪,忍住心中的悲屈,绝望地盯着洞顶,体会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奇怪的是,过了好一阵,我还活着,还能睁开眼睛吐出长气,还能咬一咬自己的嘴唇。

一只手拍拍我的肩。我回头看,发现场长变戏法一样出现了,腰扎皮带,手提驳壳枪,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辉。他捶了我一拳,“嘿嘿”两声,没说出话。

“搞什么鬼?”我大叫起来。

“不要闹,不要激动。”刚才那个拷问我的黑汉子笑了,“马小钢同志,恭喜你考查合格了。刚才没把你打得太痛吧?”

我事后才知道,刚才这一切不过是场长导演的一出戏,是一次演习,目的是配合全国阶级教育运动,抽查一下大家的革命立场和思想觉悟——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我还好,算是幸运过关的一个,在全场员工大会上登台亮相,与其他考查合格的英雄们一起,戴上了大红花,喝到了庆功酒。场长把我们一个个拉到台前介绍,如示家珍,爱不释手。“这才是共产党的好伢子呵,好妹子呵。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靠什么人?就靠这号人……”

当然,一些没通过考查的倒了大霉,是党员的丢了党籍,是团员的丢了团籍。据说猴子一见“反共救国军”的枪顶上火,吓得立即报告他父亲也是国民党员,解放前还是个戴金丝眼镜戳文明棍的人物……虽然他后来没有团籍可丢,但挨了场长一顿臭骂,受到的惩罚是担大粪,整整担了两个月。

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并没有使大家鼓起劲头,倒是泡病假的越来越多,擅自溜回城的也时有耳闻。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瓮声瓮气地说。

“你还在怄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次在地上我骂你,是一时性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只是嘴巴丑。”

我还是冷冷地摆弄着一根草。

“你大红花也戴了,庆功酒也喝了,心里还不痛快?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张种田还有哪一点对你不起?”

看他真像是不明白,我气不打一处来,随口点出几件大事:伙食太差,休息太少,缺少文化生活,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场长,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他摸摸头,想了想。“这些事,好办好办。”

他这一回算是真听意见了,尤其山洞考验以后,他对我高看一眼,似乎也少了一些疑心。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吃豆腐煮肉,晚上看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抗美援朝的战火纷飞,兴致大发,忘乎所以,把宣教科长叫到面前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去,找电影公司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吓了一跳,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后半夜三点钟,几百号员工吃了夜宵以后连夜再看。一锅香气扑扑的萝卜煮鱼,是场长个人出钱请的客。

场长是老革命,工资高,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除了给自己留点烟钱,剩下的钱只要有人开口,他有多少给多少。他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没个数,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有一次猴子溜入他的住房,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吞云吐雾。“马儿,”他叫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就放在衣箱的后面。”

当时我父亲身体有病,而且怨我不孝,很少给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场长那里揩油。没想到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我,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露出鞋面的几个红红趾头上。

“你来。”他说。

“有事么?”

“你来。”

他领着我来到草市街。这是甘溪边的一个小镇,四周有残存的小城墙,是以前防土匪的工事。墙内有麻石道直通小码头,串起各种木板房,有店铺也有民居。遇到赶集,即本地人说的“赶闹子”,这里人流拥挤,热热闹闹,出售着知青们最有兴趣的柑子、柚子、板栗,西瓜,一种粉红色的酸萝卜片,由一些老太婆叫卖。

场长背着手把我带进供销社,一座破旧的观音古庙。“妹子,”他朝柜台后一个僮族姑娘点点头,“打盆热水来好不?”

本地人都认得这位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女售货员立刻照办。场长又撞开经理的房门,抽来一张椅子,随便大方得像回到了家。

“洗脚吧。”

我猜出了他的意思,不免有点慌乱。

“洗!”他蹲下去脱了我的破鞋,随手远远地扔到门外,然后几乎是压着我洗脚,“你穿好多码的?”

“场长,我自己有鞋……”

他分开指头量了一下我的脚,去柜边选了一双大胶鞋,往我脚上一套。捏捏鞋尖,看来还合适。他点了点头。

“场长,我真的不要……”

“穿!”

他满意地看看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子弹呀私章呀什么的,从中挑出两张钞票,在柜台前算是付了鞋钱。

像没发生任何事,他丢下我就走了,在庙门口同几个熟人打了打招呼,背着双手,迈开八字步,朝小码头走去。

十一

场长是不准谈恋爱的。他说过,现在是创业期间,三年内谁都不准搞对象,要是哪个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带进来,他就要不客气地打流氓。每次看电影,他命令男女分开坐,还叫民兵四处搜查,看有成双成对的地下活动分子没有。在场长面前,我们男的就是和尚,女的就是修女,谈笑一下都有犯罪感。有次,一位女知青在床头贴了一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照,场长一见皱起眉头,咕哝了一句:“无聊!”

气得那位朱丽叶哭了一场。

场长偏偏是小雨的父亲。据我所知,小雨老家在苏北,父母是进步教师,被反动派杀害。场长收养了她,解放后把她从老家带到城里读书。听说她考进了某农学院,场长不以为然,说在城里学什么农业,还不如跟我到农场去学,这就把她带到了茅草地。她是场长最重要的家庭温暖,常常在晚饭之后,不但帮助两个弟弟洗澡和做作业,还要给父亲捶捶背,或者陪他下一盘象棋,给他读一段关云长什么的。我对他们的家事了解得越来越多,心头也越来越沉重。这样一个家庭同我有什么关系吗?会不会发生什么关系?入夜,巨大的圆月冒出茅草地,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隐隐约约的甘溪像一抹水银,发出蓝宝石的光芒,像童话中的一个梦境。天地间一片无边的神秘的柔软的流动的蓝,像有支蓝色的无字之歌在天边飘荡,融入了草丛,浸染着星空。

知青们坐在溪边上谈天说地,唱歌唱戏,背诵诗句,或者为一个有关苏德战争或物理公式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偷偷看一眼,我看到身旁的一些女知青,虽然没看见我要寻找的身影,但我能想象那镶上了月色的两只小辫,就在桑树下,就在堰石上,就在机用铧犁车上,反正不管摆在哪里都艺术。

“你说,马克思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猴子突然问我。

“小雨……”我糊糊涂涂脱口而出。

“什么?”他们哄堂大笑了。

我这才醒过来,费了好多口舌,一口咬定张种田最马克思,才使大家相信我不过是来了句幽默。

我想摆脱胡思乱想,就发狠读书,但书本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看,这是马克思的爱!看,这是伏契克的爱!看,这是巴金、茅盾、柔石……呵呵呵,我在爱情前辈们的鼓舞之下决心孤注一掷决战决胜。行动就这样开始了。我把她约到晚上的在甘蔗地东头,事先背记了几首诗,几十句格言,预谋了主动牵手的位置和姿态。我的暗暗算计是,等走到前面第三棵桑树,就开始第一个动作……

她显然注意到我的粗重呼吸,还有手不是手脚不是脚的全身尴尬。“你不要说了……”她低下头去,“你要说的事,根本不可能……”

我两眼一黑,“为……为什么?”

“爸爸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搞对象。”

“什么叫搞对象?”

“说恋爱也行,反正是一个意思。”

“那你的柑子……”我话一出口就自觉很傻。

“什么柑子?”

“上次你给我的柑子,你忘记了?”

她知道怎么回事以后,还是眨眨眼,“我给过吗?再说,就算给了,就是给你吃么,这有什么错?”

这一下活该我无地自容。我一直拿来自鸣得意的柑子,一直以为含义无穷重若千均的宝贝,原来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把驴粪蛋错当金元宝的傻财主。

“小雨,你听我说,我这一段睡不好觉,总是有点……”

“你不要说了。爸爸说过的,我们现应该一心一意创业。”

创业,创业,一提这个创业就让人憋气。小雨呵小雨,爱情是风雨中的火把,是航途上的风帆——我差一点要开始背诗了。

“你不要生气。爸爸说……”

“总是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

“不,你不要这样说他,我求你。”她知道我的意思,眼角有月光的闪动,“他是好人,我最心疼的人……”

完了,一个父亲的崇拜者,一条父亲的尾巴。希望已经风一样无影无踪。看来我所有的话都白准备了,都纯属自作多情。我不记得后来还说了些什么,突然,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射光朝这边一晃。小雨一把抓住我,声音有些发抖:“他来了。是他。你快走吧。”

没怎么细想,没有像样的告别,我拔腿就往坡下逃窜。我听到身后有场长的声音,是大骂小雨的声音,又听到他朝我大喊:“站住!站住——”

他追上来了,追过甘蔗地,追过花生地和粪棚子,追过那台山上的拖拉机,一直追到公路上……足足追了两里来路,还在后面穷追不舍。我像风箱一样出粗气,鞋子掉了一只,脚上又被什么扎了一下。我在剧痛中突然醒悟:我好糊涂!为什么要跑?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居然要跑得这样狼狈?不站住老子就开枪了——他把我当成什么人?

“混账!”他追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一猜就知道是你这臭小子。你还要不要前途?还要不要脑袋?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

“我没有耍流氓!”

“胡说!”

“我没有错!”

他脚一跺大吼一声:“举起手来!”

如果不是手电筒照得我眼花,我肯定能看见他气歪了的脸,还有那冲着我脑门的驳壳枪。

十二

我被捕之后受到禁闭——关进了化肥保管室,满屋都是刺鼻的氨气。这是场长新近实行的家法,只差没配上老虎凳和辣椒水了。同我一起受难的还有几个伙计。有的是偷了场里的西瓜,有的是违反禁令下河游泳,大炮他们几个是私自去闯溶洞,想看看洞里是否藏了空投特务。听农民说那个洞一直通到四川峨嵋山,他们还想去探探险。

“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我们唱着革命囚歌取乐,但每天被扣掉三两米,还得去修渠,日子不好受。

场长决定召开批斗大会,整一整我们这些害群之马。这天派人送了个亲笔条子来工区,但他的字太差,差不多是甲骨文,没人能看懂。李瞎子横看竖看忙了半天,把字条往衣袋一塞,还是带我们去修渠。

不知什么时候,嘀嘀哒哒,大路上溅起一线黄泥水,是场长骑马一阵风赶来了。他手执马鞭,脸色铁青,怒气冲冲,耳下方一道伤疤胀得红红的。“全体集合!”他大喊了一声。

我们赶快排列成两行。他在队列前走来走去,气得好一阵没说话,最后拿队长是问:“你好大胆子,目无领导,不听指挥!”

“我哪里目无领导?”

“叫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晓不得呵。”

“没看见我的通知?”

“你那号天书,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

“不认得?你胡说!我在扫盲班里拿了奖状的,军区司令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他娘的敢说不认得?”

“我是没文化,他们知青也说不认得呵。”

“不认得就不能派人去问?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军机要事,十万火急,你以为是好玩?”

我记起来了。他的字条上有三个红手指印。他以前说过,当年他们打游击的时候,信上打一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两个表示加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我们笑出声,他又冲大家一瞪眼睛:“活见鬼,这么多喝墨水的人,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到屁眼里去了?还戴着眼镜片子,装猫头鹰吓老鼠?听好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我仍然是又臭又硬的石头,蹲在地上不肯走,始终扭着脑袋。我以为这会把场长惹怒。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一事态后策马返回,既没打,也没骂,态度倒是出奇的耐心。“你想逼我发火是不?你想让我犯错误?臭小子,我今天偏不。你贼胆包天勾引我丫头,我张种田今天还偏要同你慢慢来。你等着。”

这天的批斗大会以后,他把我留在办公室,搬来一大堆学习资料重重地砸在桌上,叫秘书挑出一些文章开读。他自己闭上眼睛也陪着我一起听。

我急了,“你有话就直说,别来这一套!”

“你不是骂我阎王爷吗?我今天要当一回观音娘娘。”他得意地冲我点点头。

学习资料一直读到深夜,读得我招架不住哈欠滚滚,在他面前的英雄相荡然无存。我只能自认倒霉,再大的罪名也先认下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是在他的床上,而他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

十三

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号人没被刀枪吓住,倒会被糖衣炮弹打中。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对全场进一步严加管理。在生病吐血的日子里,他还来我们工区抓整风。知青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书刊都要接受审查。女宿舍窗前的玫瑰也被拔掉,改种场长觉得顺眼的蔬菜。他可以容忍唢呐和胡琴,但对“下巴琴”疑虑重重——这是指小提琴——只是后来听说北京也有下巴琴,才没有真下手收缴。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他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封面上有新月图案,立刻发现敌情,跳起来大叫:“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战场遭遇过土耳其军队,对方的旗帜标有新月。

除非家里病人和死人,知青们一般不得请假回城。在场长眼里,城里灯红酒绿,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在那样的鬼地方多混些时日,一个人的骨头不轻几斤才怪,不成“骆驼斯基”才怪。他还经常发牢骚,埋怨中央不把机关学校统统迁到乡下来。

大家都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干活。只要干部不在场,好些人就撑着锄头把磨蹭。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去驱赶。机耕队两台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生锈,都成了老鼠窝。这一年加上旱情严重,花生豆子什么的大多只有一堆空壳。直到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还发不出,每人只领得两斤霉花生过年。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他带着一些人截了三辆粮车,凭着一张蛮不讲理的欠条,算是把大家的度荒粮食保住了。他又带着几个干部出外四处“接头”,就是找关系求助,也不管什么组织程序,冲到县政府的这个局那个局,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就安营扎寨。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让他几分,一见他就头大。结果,靠了这点老资格的权威,他还真募来两车半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反正每人有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尽的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除夕之夜就在这样忧郁的歌声中到来。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甚至没有像样的年饭。大家烧着棉花秆,敲打着铝饭盒和搪瓷缸,目光里一片茫然。场长带着几个干部来工区拜年。他带来了一壶酒,还有几包好烟,想让大家高兴和活跃一点。他见人就分烟,见人就敬上酒壶,讲了些笑话,什么李瞎子掉到了粪坑里,什么猪八戒到高老庄做女婿。

有个干部听出笑声太勉强,提起另一个话题:“张胡子,你经常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打气功,可以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怕是吹牛吧?”

“胡说,我张种田吹牛?”场长喝了口酒,有意逗个趣,“不信我就来两手给你看看。”说着把棉衣一脱,一个马步,全身运气,额上青筋直暴,脸盘子胀出了紫红色,然后是青色,然后是黑色,十个粗短的手指头随之痉挛颤抖。“嘿!”他大喝一声,脚一跺,一掌劈下去,果然劈断了砖块,劈得粉末飞溅桌椅颤抖。

好哇——有人鼓掌喝彩。

掌声一落,场长又来了个节目,挑两个气力最大的后生,一人抱住他的一条腿,看他们能不能把他掀翻。

几个节目下来,他已忙得一身老汗,可惜气氛还是不够热烈。有人不辞而别,火堆边的空座位越来越多。有人不再喝彩,只是搂住双膝瞌睡。李瞎子其实并不瞎,一看这场面就故意闹腾,又是添柴又是添茶,还装装酒疯开口骂人:“李建国你这个王八蛋,我喝一口你怎么只喝半口?看不起我乡下人是么?”

“唔……”场长其实心里明白,偷偷往左右看了一眼,沮丧地穿上棉衣,摸到了手电筒。“哦,我们也该走了……”

像个不讨好的演员,他筋疲力尽地退场,轻轻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出门去,佝偻的身子闪入风雪之中。

这一夜我没有怎么睡着。不知为什么,总想起了那个佝偻的背影。唉,场长,太刺伤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他的汗水并不比我们少流。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缺乏手茧,但只得到几把霉花生。我们也不缺乏先进工具,但拖拉机在山头生锈。我们也不缺乏热情,但最终眼前都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那么怪谁?

好大一场雪呀。

十四

小雨调到另一个工区以后,我还是经常到猪场边去,好像那里还有她的余音和气息,她还有可能从哪个猪圈里冒出来。我遥望另一个工区的灯火,想象她现在的景况。她在做什么呢?会不会想念一个什么人?不会是一个劲地在油灯下写思想汇报吧?

有一位女知青的肚子大起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是医生先把消息告诉场领导的。生米既已煮成熟饭,场里只得赶快揪出孩子他爹,命令这家伙与孩子他娘火速结婚。场长在婚礼上讲了些祝贺的话,还赠给新婚之家两个热水瓶。可以想象,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使恋爱禁令不了了之。不过有意思的是,知青们眼下都认为茅草地非久待之地,不愿背上婚姻的包袱,见到异性反而谨言慎行起来。

“见鬼,让他们搞对象吧,他们都像阉了似的!”场长经常一见到队长们就打听恋爱动态,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都当媒婆,还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些青年女职工,平衡场里的的男女比例。听队长说,他就是想让大家安心农场,在这里成家立业落地生根,包括给他生出一窝窝小劳动力。

这天晚上,猴子突然来告诉我,说小雨来找我,在老地方等我。

“找我干什么?我要睡觉了。”其实我心里已咚咚跳。

“你就这样对待妇女?就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情?”

“你讨打么?”

事情有点可笑。她父亲的号令枪一响,她就开始起跑了,要完成爱情指标了,最近又是找我借书又是向我讨教什么,但我一想到号令枪反而腿软。

我还是去了,看见她消瘦的身体,还有稍显突出的颧骨。她似乎没什么事,只是说说她去参加州团代会的感受,说茅草地对比兄弟农场的差距,什么三个“不如”,四个“不一样”,五个“没想到”……说到兴致勃勃之际,差一点吓得我抱头就跑。我的团代会大代表,居然要在花前月下给我再上一堂团课!

“你还没说完?”我伸了个懒腰,喷出哈欠。

“你累了?那……去休息吧。”

“再见。”

我向宿舍走去,但刚起步就听到她呜呜呜,回头一看,是她捂住了脸。天边一道闪电,亮一下又赶紧藏进云里。山坡上有几堆没有烧尽的火土灰,发出忽明忽暗的红色。萤火虫在游动,有时扑到了我的脸上。

她一直哭着,哭得背脊剧烈地起伏,一拳拳捶打着桑树杆。“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要找你……”

“为什么事?”

“你知道。”

“我能知道什么?”

“你装蒜!装蒜!”

“不就是场部墙报的事?你已经说过了……”

她失神地睁大眼:“不,你就没听说?就没听说那个姓袁的……”

我当然听说了,知道有个姓袁的转业兵在向她求婚,还知道媒人是一位场党委委员,州里某领导的亲戚。我得抓住机会表现一下清高和大度。我用一种特别诚恳的腔调,夸奖那个姓袁的——他嘛,相貌,才干,家庭背景,各方面都好,一定有远大前途……我说得自己全身暗颤。

她眼睛越睁越大,眸子里透出惊讶、失望以及愤怒。五秒、十秒、十五秒……我们在对视中交流着一切询问、回答以及倾诉——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词汇和语法!要是在两年以前,我一定会抓住她大声说:跟我走吧,你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怕。可我已经是两年后的我了。我已经没有勇气向一位团干部,向一位老革命的孝顺女儿,伸出自己的手。

“你,回去吧……”我费了很大的劲把这句话说完。

“你说完了?”

“好困呀……”我假装再喷出一个哈欠。

“你——你去死!”她一咬嘴唇,扭头跑了,消逝在一道闪电里。

美丽的小雨就这样去了。她的心我明白了,我的心她也该明白了吧。她走了,没有告别,只有暗夜里的放声诅咒“你去死——”

十五

小雨最终死于一次烧荒,一同遇难的还有三女一男。最可悲的是,场长对这次事故负有重大责任。他不知道南线隔离带还没砍好,仓促下令按时点火。结果没料到风势突然转强,荒火呼啦啦轻易越过了隔离带,扑向林木丰茂的另一片山坡,也扑向了前来打火的一些青年……

各个工区几天来死一般寂静,食堂里总是剩下很多饭菜,没法让人咽下去。连油嘴滑舌的猴子也揪着自己的头发嚎啕大哭,扑到我身上,在我肩头狠狠咬了一口。我后来才知道,他也一直暗暗喜欢小雨,在梦中还喊出她的名字。

可怜的朋友。我没有同他说什么,也流不出泪来。悲伤使我反常地平静,只是独自朝外面走去。前面是蒙蒙细雨,亮滑滑的路。我不知道哪里是她走过的路,哪里是她锄过的地,眼下到哪里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小辫子和宽大光洁的额头。说起来,我算不上她的什么人,只是几页诗撕碎了,雪片般飘落甘溪——这是关于她的诗,最终应该交还给她。我希望它变成白色的蝴蝶,去追赶匆匆离去的身影;或者变成白色的玫瑰,永远开放在一个人的心里。

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用白色花朵埋葬?天地是这样广阔,好像使劲喊你也听不到回声。远山看起来是一座座巨大坟墓,随着你的前行而一步步远退,好像要与你永远分隔,不让你走近它们的秘密。

场长一下子老得白发飘飘。有人看见他傍晚时骑马狂奔,顺着甘溪跑过去,又顺着甘溪跑回来,朝着天边静静的红霞大喊:“丫头——你回来——丫头——”

叭叭叭,驳壳枪朝天响了。

枪声像破竹之声,惊飞几只野鸟,尖锐地升入寒冷的高空,最后消逝在一抹暗紫色的晚霞中。

谁也不敢去劝他,只有他两个儿子追着马屁股喊:

爸爸——

爸爸——

十六

场长很快病倒了,农场乱得更加没有头绪,到第二年只好作为长期亏损单位解散。省农垦局一个工作组来了。中央一个副部长也来了,据说就是当年给场长取名“张种田”的某位老首长。场党委开了七天会,会后又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了全面整顿精神,在肯定了全场员工几年来的功绩以后,宣布农场将由附近几个公社分区接管。清理财产和安置人员也马上开始,大部分知青将转到一个铁路工地去筑路。

据说可望转为铁路建设公司的职工,大家当然高兴。我们杀鸡,打狗,吃掉种籽,劈掉板凳和箱架烧火,连门板有时也难幸免。一些附近农民先下手为强,来偷铁丝,偷砖瓦,偷锄头粪桶。菜地上吃不完的菜,我们就把猪和牛赶去吃。大家要离开了,也不再怕场长,场部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意见五花八门。群众说他瞎指挥。干部说他独断专行。一个会计说他那次募来寒衣是破坏财经制度,截粮车更是耍特权,目无法纪,土匪作风。

人们吃饱肚子以后就可以骂他“土匪”了。

我清理书籍和行李,发现那双已经破了的胶鞋,不觉心里一动——场长呢?这个茅草地王国的酋长,已经四面楚歌的“土匪”,这些天来在哪里?

听人说,几天来他经常在地里走走,到天黑也不回家。那匹马被人们开枪打死。他将要调到某个农业学校去当书记,不需要马了,不能骑马了。食堂里吃马肉那天,人们看见他没尝一片,只喝了整整一壶酒。

我去看过他。房里乱糟糟的,人不知在何处。他可能还在地里游走?还在雨雾中寻找自己的女儿?他将要去领导一个学校了,是否还将重复茅草地的欢乐和痛苦?

雨滴泼打在窗子上,拉出了很多流痕,模糊了窗外的一切。我等了好一阵,扫净了地,抹净了桌子,给主人铺好了被子。发现墙角有一双沾满泥灰的皮鞋,我取来一点一点擦拭,好容易擦出了黑色,然后整齐地摆放在床边……我终于走了,轻轻地拉上门,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动身离场的那一天,我去买点绳子和面包,在草市街看见了场长。他在冷清清的供销庙里,靠着水泥柜台,端一只酒碗,喉结在滚动。他显得老多了,背有点驼,左眼充血发红,没有女儿在身边,衣服显得还有些脏乱破旧。要不是那两道虎生生的目光,我真怀疑他是哪个瑶寨里来的贫困老汉。

他朝我点点头,勉强一笑:“喝酒不?”

我摇摇头。

庙门外熙熙攘攘,一些农民赶着农场的牛走过,拖拉机喷着黑烟摇摇摆摆,拖着农场一些财物不知要到哪里去。再看过去,又一队汽车停在城墙边,知识青年把行李挑到这里,正往车上码放。人语喧哗之中,球鞋与运动衫在晃动,让人看得有些眼熟。

场长眼里掠过一丝凄凉,喝了口酒,“你们到这里有几年了?”

“四年。”

“哦,四年,四年,好快呀……”

“是好快。”

“你们,行李都清好了吧?没掉什么吧?……到新地方要注意安全,要搞好团结,慢慢地适应水土。修铁路不比做地里功夫,经常要放炮,经常碰到塌方,容易出危险。你们做事宁肯慢点,莫慌手慌脚。嗯?”

真是奇怪,离别可以使粗人变得细心,硬汉变得心软,存怨的人忘记对方种种过失。我从他嘴里听到了母亲的口气。

远处汽车喇叭响了,大声点名的声音也在传来。他苦笑着闭了眼睛,挥挥手:“好了,你走吧,走吧,时间不早了。”

“场长,”这两个已经陌生的字,这个现在已经没有意义的称呼,使我的声音异样,“你不去送送我们?”

“去的,要去的……”

“你会要去的吧?”

“当然,当然……”

他拿着酒壶踉踉跄跄出了门。我后来才发现,送行的人群里并没有他。也许他是怕受大家冷眼,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场面。

汽车开动了,一片“再见”声响起来。刚驶出街口,我突然看见甘溪桥上一个黑影,一动不动。我可以断定,黑影就是场长,一定不会错。他也许正朝大路这边张望,在目送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渐渐地,黑影变成一个黑点,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但我分明看见一张老脸上痛楚的表情,眼角一滴酸泪。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场长,你还唱这首歌吗?我这一辈子里还能看到你吗?我多么想抱住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你和我,哭小雨,哭大家……但我不会这样做。

明亮的甘溪从落日之处缓缓流来,落霞晚照,水天一色,茅草地似乎在燃烧。那台废拖拉机还摆在山上,像刻记一切往事的碑石,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英雄,面对自由的暖风,静静地注视过去和未来。锈红色的空气在微微波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锈红色的世界,像一道闪电,就要滑过去了,就要消失了。

车身晃荡,车内一片笑声。猴子与大炮在抢夺香烟,你一掌我一拳的,笑声特别响。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香烟?笑今后各自的前景?笑总算离开了茅草地?笑兄弟们终于摆脱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地狱?可能,是该笑笑了,但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你们到底笑什么?

我笑不出来,双手抵住膝,手掌从额头往下遮住眼睛,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流出一滴泪。

198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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