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新乐府辞

六朝文学的光荣：新乐府辞——少年男女的恋歌——清新而健全的作风——与汉魏乐府的不同——民歌升格运动的程序——“吴声歌曲”与“西曲歌”——《子夜歌》——《华山畿》与《读曲歌》——《三洲歌》等——新乐府辞影响——“梁鼓角横吹曲”

一

六朝文学有两个伟大的成就，一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二是新乐府辞的产生。但在六朝，佛教文学还没有很巨大的影响。翻译作品是如潮水似的推涌进来了，其作用，却除了给予“故事”与俊语新辞之外，并不曾有多少的开展。翻译作品的本身，有若干固是很弘丽很煌亮，有若彗星的经天，足以撼动人的心肝；有若烟火的升空，足以使人目眩神移。但一过去了，便为人所忽视。像把泰山似的大岩，掷到东海里去，起了一阵的大浪花，但沉到底了，其影响也便没有了。我们可以说，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的作用，实是微之又微的。直到连印度文学的体制也大量输入了时，方才是火候纯青，醴酒澄香的时期，而“变文”一类的伟大的体制便也开始产生出来。

所以，实际上为六朝文学的最大的光荣者乃是“新乐府辞”。有人说，六朝文学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新乐府辞确便是“儿女情多”里的产物。有人说，六朝文学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新乐府辞确便是“风花雪月”的结晶。这正是六朝文学之所以为“六朝文学”的最大的特色。这正是六朝文学之最足以傲视建安、正始，踢倒两汉文章，且也有殊于盛唐诸诗人的所在。人类情思的寄托不一端，而少年儿女们口里所发出的恋歌，却永远是最深挚的情绪的表现。若游丝，随风飘黏，莫知其端，也莫知其所终栖。若百灵鸟们的歌啭，晴天无涯，惟闻清唱，像在前，又像在后。若夜溪的奔流，在深林红墙里闻之，仿佛是万马嘶鸣，又仿佛是松风在响，时似喧扰，而一引耳静听，便又清音转远。他们轻喟，轻得像金铃子的幽吟，但不是听不见。他们深叹，深重得像饿狮的夜吼，但并不足怖厉。他们欢笑，笑得像在黎明女神刚穿了桃红色的长袍飞现于东方时，齐张开千百个大口对着她打招呼的牵牛花般的嬉乐。他们陶醉，陶醉得像一个少女在天阴雪飞的下午，围着炭盆，喝了几口甜蜜蜜的红葡萄酒，脸色绯红得欲燃，心腔跳跃得如打鼓似的半沉迷、半清醒的状态之中。他们放肆，放肆得像一个“半马人”追逐在一个林中仙女的后边，无所忌惮的求恋着。他们狂歌，狂歌得像阮籍立在绝高的山顶在清啸，山风百鸟似皆和之而同吟。总之，他们的歌声乃是永久的人类的珠玉。人类一天不消灭，他们的歌声便一天不会停止。“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他们是那样的顽健的永生着！六朝的新乐府便是表现着少年男女们这样的清新顽健的歌声的，便是坦率大胆的表现着少年男女们这样的最内在、最深挚的情思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时期有六朝那末自由奔放，且又那末清新健全的表现过这样的少年男女们的情绪过的。在《诗经》时代与《楚辞》时代，他们是那样清隽的歌唱出他们的恋歌：“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然而他们究竟是辽远了，太辽远了，使我们听之未免有些模糊影响。《古诗十九首》时代，比较得近，却只是千篇一律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并未能使我们有十分广赜与深刻的印象。温、李诸人的歌诗，却又是罩上了一层轻纱的。明、清的许多民间情歌，又往往粗犷坦率得使我们觉得有些听不惯。六朝的新乐府辞却是表现得恰到好处的。他们真率，但不犷陋；他们温柔敦厚，但不隐晦。他们是明白如话的，他们是清新宛曲的。他们的情绪是那样的繁赜，但又是那样的深刻！像他们那样的：“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杨叛儿》），“不能久长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华山畿》），以及：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读曲歌》

都是那末大胆、显豁，却又是那样的温柔敦厚的。

所谓新乐府辞，和汉、魏的乐府是很不相同的。汉、魏乐府的题材是很广赜的，从思妇之叹，孤儿之泣，挽悼之歌，以至战歌、祭神曲，无所不包括。但新乐府辞便不同了。她只有一个调子，这调子便是少年男女的相爱。她只有一个情绪，那便是青春期的热恋的情绪。然而在这个独弦琴上，却弹出千百种的复杂的琴歌来，在这个简单的歌声里，却翻腾出无数清隽的新腔出来。差不多要像人类自己的歌声，在一个口腔里，反反覆覆，任什么都可以表现得出。新乐府辞的起来，和《楚辞》及五言诗的起来一样，是由于民间歌谣的升格。郭茂倩《乐府诗集》及冯惟讷《古诗纪》皆别立一类，不和旧乐府辞相杂。他们称之为“清商曲辞”。这有种种的解释。“清商乐，一曰清乐”。这话颇可注意。所谓“清乐”，便是“徒歌”之意罢（《大子夜歌》：“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可为一证）。故不和伴音乐而奏唱的旧乐府辞同列。盖凡民歌，差不多都是“徒歌”的。在“清商曲”里，有江南吴歌及荆楚西声，而以吴歌为最重要（至今吴歌与楚歌还是那末婉曼可爱）。冯惟讷谓“清商曲古辞杂出各代”，而始于晋。这见解不差。在晋南渡以前，这种新歌是我们所未及知的。到了南渡之后，文人学士们方才注意到这种民歌，正如唐刘禹锡、白居易之注意到《柳枝词》等等民歌一样。其初是好事者的润改与拟作，后乃见之弦歌而成为宫廷的乐调。这途径也是民歌升格运动的必然的程序。

“吴声歌曲”当是吴地的民歌。其中最重要的为《子夜歌》。《唐书·乐志》：“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这话未必可信。“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乐府解题》）今存这些“子夜歌”凡一百二十四首，几乎没有一首不是“绝妙好辞”。像“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子夜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初寒八九月，独缠自络丝。寒衣尚未了，郎唤侬底为？”（《子夜四时歌》）那末漂亮的短诗，确是我们文库里最圆莹的明珠。“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大子夜歌》），这可想见那歌声的如何宛曼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