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之后

我一直都记得，在外婆家那个我曾和妈妈共住的小房间里最初醒来的那一刻，阳光是如何照射进来的。但我如今竟发现，那个画面与我现在的记忆大相径庭。天灰蒙蒙的，仍然下着雨，跟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一个样。那阳光一定是周围的世界向我逼近所造成的幻觉，所有的感受，所有的噪音，所有的光亮都朝我涌来，令我无法招架。

格温不一会儿就进来了，她鼓励我穿上浴衣出去吃点东西。浴衣是外婆的，紫色涤纶面料装饰着扎人的蕾丝。离开医院的时候，我穿的是护士的工作服，我自己的浴衣已经成了证物。我看到外婆在厨房里，一会儿用手掌擦拭桌台的边缘，一会儿摊平饼干盒上的纹路，一反常态地默不作声。有人放了一个干巴巴的炸面圈在我面前，从塑料包装纸里拿出来的那种。我经常在外婆家吃这个，有时会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她总是让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把炸面圈拿起来，又放下。一想到要咀嚼，要把一样东西转变成鲜血和肌肉，我就无法忍受。这种想法太离谱了。我低头看着自己裸露的双腿，苍白的皮肤下隐约可见蓝色的静脉，一阵恶心的感受涌遍了我的全身。我把小盘子推到了一边。

不到一小时，一个名叫谢里尔·彼得斯的女人来到外婆家，她是州政府雇用的社会工作者。她带了一台手提电脑，并说我可以在她填表格的时候玩电脑。我还有心思玩耍，或者我以后还会有任何心思娱乐的想法，令我感到荒唐而震惊。我看得出她是出于好意才这么做，但我几乎感觉受到了嘲弄——玩耍只属于幸福的孩子。我没有碰那台机器，而是安静地坐在床上。她让我告诉她发生的事情，于是我为她一一讲述了当晚的经历，尽管我还不太清楚她来这儿是为了什么。后来，她告诉一名警官她见过了我的家人，而根据他的记录，她说：“他们全是一群没用的人。”

不久之后来了两名警官，他们穿着深蓝色的涤纶制服，衣料的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狭小的房间一下就被他们占满了。已经有几名布里奇顿的警官去过威尼斯餐厅，但这两位是州警局新派来的警察。其中一位是迪克·皮克特，调查这桩案件的时任负责人。他身材矮小，看上去有些狡猾，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言谈举止间透露着一股优越感。另外一位名叫帕特·利汉，他只给我留下了一个普通警察的印象，点头附和着皮克特说的话。利汉是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参与调查这桩案件的二十多名警察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我都不会见到，而且至今仍对他们了解甚少。自那以后，我和利汉再也没有交流过。然而皮克特曾在我的人生中逗留一段时间，直到案件被重新指派给其他人负责。但在那第一天，他和我都不知道，我们紧张的关系究竟会持续多久。

我对皮克特和利汉讲述了发生的事情，不断专注在一个个细节上。随后我们又更为细致地回顾了一遍，皮克特反复用问题打断我，试图让我讲得更加具体。我竭尽所能给出了充分详尽的回答。因为我尚未成年，所以回答问题的时候，谢里尔陪在我的身边。我的姨妈们则被挡在了门外。

我惊讶地得知，当晚家里的两部电话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从未完全弄明白它们为什么打不通。现在我有自己的推测，肯定是这些原因了——厨房里的电话听筒掉到了地上，电话线路的嘟嘟声消失后，我忘了把听筒放回电话挂钩上，所以没有激活的电话线路可以打出去。如果你想打电话，一定要先挂断、再拨通。此外，大约在我十五岁时，突然灵光闪现般地记起来，我在妈妈房间里疯狂拨打的号码是991，而不是911。警方在这一点上一直都很通情达理，从未在我没能打通电话的问题上纠缠。

电话未通是整个故事中的逻辑故障，还有一个是记忆的缺憾。尽管我能把那晚听到妈妈尖叫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告诉皮克特和利汉，可以推进整个过程的每一刻和每一个细节，但对妈妈和我在那天晚上就寝之前的时间毫无记忆。那是一段彻底的空白，后来发生的恐怖事情摧毁了我们生命中共度的最后时光。警方想知道妈妈是否表现过不安的情绪，有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她具体是几点上床休息的。不论他们询问有关案发前那段时间的任何问题，或者任凭我如何想破了脑袋，仍旧无法还原那些细节。他们一定清楚地认识到，我不可能再回忆起那几个小时了，因为他们对我的失忆表现了出乎意料的宽容。

然而，对于其他所有细节，调查者自始至终都穷追不舍。我对皮克特倾出了所有，他却仍不满足。

“我打心底里感觉你知道在你家的那个人是谁。”他说。他的态度带着些许讽刺，仿佛我在跟他玩一个不该玩的游戏。他挑起眉毛，向后歪着头，诱使我缴械投降，说出真相。

当我描述厨房的抽屉被打开，接着一把刀被拿出来的声音时，皮克特好奇我怎么知道那是一把刀。那件凶器当时未被找到，也永远不会被找到。在我多次描述了妈妈被刺的声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寂静后，他说道：“我这么问你吧。你觉得凶手是怎么伤害你妈妈的？”

皮克特觉得很可疑，既然我声称没有目睹妈妈被杀的过程，为什么我确定从厨房抽屉里拿出的是一把刀？他一再问我为什么我如此笃定她是被人用刀杀害的，而当我说就因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时，他对此并不满意。当他再次问我：“是什么让你觉得那是一把刀？”我回答道：“因为我听到的声音。而且，再说了，我不懂你怎么可能用勺子之类的东西杀人。”当我多年以后读到这次盘问的记录时，我感觉这个回答既无礼又精彩。我为当时还是小女孩的自己感到骄傲，尽管她几乎伤心欲绝，却仍然做出了反抗。

皮克特之所以盘问我，因为我是唯一的目击者，是我妈妈最亲近的人，还因为我要提供的信息很重要。但即便如此，他似乎并没有真正在听我说。就在那第一天，他仿佛已经断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谁应该为这次谋杀负责。他的态度表明，任何与他的推断相违背的回答都是错误而荒谬的。他问了我一长串有关妈妈和丹尼斯吵架的问题。我告诉他丹尼斯脾气暴躁，他们经常大声争吵。结果皮克特毫无逻辑地回复道：“听起来你对丹尼斯有很大的想法嘛。”

在后来的查问中，皮克特问的一个问题让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对方。“有没有可能，当晚在你家的那个人是你很关心，而你又不想让他陷入麻烦的人？”他问，“尽管……尽管你知道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

“我不知道那人是谁。”我再次说道，声音因为感到挫败而发紧。我对妈妈的爱在皮克特眼里似乎算不上什么。他不认为我对她的在意会超过让杀害她的凶手“陷入麻烦”的担心。我意识到对警方而言——这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他们并不指望我做出合乎伦理的表现。我看着他，仍然不能完全肯定他是不是认真的。但他也不停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明白，警方和我的家人都以为，如果凶手是我认识的人，这对我而言将更加悲剧。他们认为我会感觉遭到了背叛，会困惑，会伤心。但我根本不在乎凶手是不是我认识的人，或者我以前在意的人。妈妈死了。其他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无论这个人我认识或不认识，和我再也见不到妈妈的事实比起来，已经无关紧要了。正如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它再也没有了任何意义。

我看着皮克特一脸的不耐烦和胸有成竹。“我不知道。”我再次缓慢而清楚地答道，同时埋怨自己的无知。他和利汉说，他们觉得也许我走到客厅，看到了袭击者的面孔。但他们无法解释，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怎么可能活着逃出来。只有我确信，如果我走到客厅看见了凶手，肯定难逃一死。而那死亡将使我免受撕裂的悔恨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