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姚鼐先生

姚鼐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幼时曾住在二里头的姥姥家，那里是著名的二里头古文化遗址，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所在地。中国出土最早的青铜爵，就出自二里头。你要研究华夏文明的源头吗？那你离不开二里头。你要研究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吗？你还是离不开二里头。提到二里头，姚鼐先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My God！千流万派归于一源，枝繁叶茂不离根本。‘一源’何指？‘根本’何谓？OK，还不都是我的二里头！”

姚鼐先生多次重返二里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前就去过多次，后来又带着学生一次又一次往那里跑。为了更好地还原和体验夏代人民的生活，姚鼐先生还在那里盖了一个土坯房，房顶铺着干草，姚鼐先生给它起名叫“何妨一下楼”。众所周知，闻一多先生当年的书房，就叫“何妨一下楼”。因为“楼”顶铺的是草，大风一吹，就掀掉了大半，所以外面下大雨的时候，“何妨一下楼”常常下中雨。外面已是骤雨初歇，“何妨一下楼”里仍是潇潇似银烛，平地成沧海，搞得姚鼐先生不得不到外面避雨。

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姚鼐先生虽然不写诗，但一开口就诗意盎然。姚鼐先生说，在暴雨中，在骄阳下，他的心绪就会飞得很远，仿佛可以看到成群的鳄鱼、孤独的大象。大象，那古老的巨兽，在沿着河床闲逛，用鼻子饮水，用象牙刨食，遇到母象也不急于交欢，显得很羞怯，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应。哎呀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羞怯呢？完全不知道饥肠辘辘的夏民们手持棍棒正在逼近。在大象们的羞怯和潮汐般涌动的情欲之间，笼罩着末世的阴影，但人类的文明却正在拉开新的序幕。姚鼐先生说，每当这个时候，他的脑子就会转得很快，考古学上的种种线索，如同四散的线头，一时间难以收拢，他只能猜测，也许——大概——然而——曾经——可不嘛——后来却——管他娘的——对对对——哦不——突然地，你就会觉得豁然开朗。姚鼐先生甚至为此吟了个对子：

兴许似乎大概是

然而未必不见得

乔木先生说：“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但还是让姚先生如此这般地连缀起来了。”

姚鼐先生说：“完全连缀起来，还得几代人努力。”

姚鼐先生有睡午觉的习惯，但在二里头，却常常睡不踏实，断断续续地做梦。在梦中，他又会否定刚才的决定。午后多么寂静，好像能听到夏人的喃喃自语。这时候他甚至会有点害怕，总觉得外面有人，还有鬼。一个人搂着一个人，一个鬼搂着一个鬼。他就不敢再睡了，起来给院子里的花浇水。他在院子里种了指甲花，给死去的老伴种的。早上起来，指甲花好像被人采过了。看着地上的脚印，嘿，你别说，还真像老伴留下的。

很难想象，姚鼐先生还曾亲自在那里养野鸡，养土蜂。当地的养蜂人养的都是意大利蜂，只有姚鼐先生养的是土蜂。姚鼐先生认为，那些野鸡和土蜂是从夏朝传下来的。夏历最原始的典籍《夏小正》记载：“玄雉入于淮，为蜃”。雉就是野鸡，“蜃者，蒲卢也”。郑玄为《尚书大传》作注：“蒲卢，蜾蠃，谓土蜂也。”按此化生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夏历十月，野鸡在水边的草地上啄食土蜂。

听上去，姚鼐先生的谈话，好像是信马由缰，漫无目的，其实还是有个大致的主题的。这是一个上学期就该结项的项目，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全称是“从春秋到晚清：中国艺术生产史”。它不光要写到歌与诗、唱与曲，写到各种杂耍，还要写到宗教、法律、道德和科学。应物兄是这个项目、这个工程、这项事业的秘书长。项目的申请报告是他起草的，各种烦不胜烦的申请表格也是他填写的。参与这个项目的，主要是乔木先生和姚鼐先生的弟子，或者私淑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项目的总负责人，则是乔木先生和姚鼐先生。

姚鼐先生认为，艺术生产史就是人类知识的生产史，就像蜜蜂酿蜜。蜜蜂酿蜜并且把它们贮存在蜂巢里，然后自己消费。它们消费自己采的蜜，也消费别的蜜蜂采的蜜，而且供应不采蜜的雄蜂消费。姚鼐先生说，艺术家就是工蜂，它负责生产，读者和观众则是雄蜂。当然了，雄蜂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蜂王交配，好生育出更多的工蜂。听着姚鼐先生的话，应物兄会想，这是不是借蜜蜂来讲述生活、创作与市场的关系？蜂王代表着生活，代表着创作，还是代表着市场？

“交配也是消费。”乔木先生说。

“乔先生也养过蜜蜂？”

“很多人没有养过猪，却吃过猪肉。我呢，没养过蜜蜂，却聆听过蜂吟蝶唱。”

根据姚鼐先生建议，这套书的序言中不仅应该提到二里头文化，还应该放上土蜂的照片，以示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姚鼐先生随后提到，小时候他跟着大人到地里干活的时候，牛啊驴啊在前面犁地，他经常在犁沟里发现各种青铜器的碎片，是绿色的，长着苔藓。有一次犁出了一个陶罐，本来是双耳的，被牛蹄子踩掉了一只耳朵。那只陶罐现在看来价值连城，当时却是他和姥爷的夜壶。

“一泡尿，就跟夏文化沟通了。”姚鼐先生说。

“这句话要写到序言里去。”乔木先生开了个玩笑。

“这句话写不写我不管，但马克思的话要写进去。马克思说，宗教、法律、道德、科学等等，艺术也一样，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什么意思呢？生产和消费就像鸟之双翼，既然是写艺术的生产史，当然还要写到消费形式的变化。”

“姚先生是说，与艺术活动有关的吃喝拉撒，全都一锅端了。”乔木先生说。

“工程好坏，匹夫有责。我也使把力。”姚鼐先生捣了一下手杖。

话是这么说，姚鼐先生却只参加过两次碰头会。第三次代表姚鼐先生出席活动的，是他的大弟子芸娘。后来芸娘因为身体欠安，也很少来了。

这天，因为这个研究项目的事，乔木先生把相关人员都约到了家里，代表芸娘来听会的，是她的弟子文德斯。文德斯现在是老太太何为教授的博士，原是芸娘的硕士。文德斯是由费鸣陪着来的。原来这一天，费鸣刚好代表葛道宏去看望姚鼐先生，在那里遇到了芸娘和文德斯。这个项目费鸣也参加了，承担的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春秋战国时代的民间作坊。费鸣喜欢战国时代。他说乱世出英豪，带劲！

费鸣和文德斯比他还早到了一会。

乔木先生的公寓在学校的镜湖岸边，在公寓楼的顶层，复式的，八楼和九楼都归乔木先生。他到了之后，乔木先生的夫人巫桃抱着木瓜从楼下上来了。他想跟木瓜握手，木瓜却把前爪收了回去。

“怎么了，木瓜？不理人了。”他问。

“它喜欢你叫它英文名字。”巫桃说。

“Moon——”

它果然伸出了爪子。巫桃把它递给了保姆阿兰，阿兰不知道那是木瓜的外语名字，揪着木瓜的耳朵，说：“哞——这是牛叫唤，也是叫牛的。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很牛？”

巫桃也参加了这个项目。不过巫桃只是署名，并不承担具体任务。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她的任务其实是最重的，因为每次在乔木先生家里聚会，她都要负责烧水沏茶。

乔木先生抽着烟斗，说：“任务早就分下去了。谁要是完不成，那是要打屁股的。我老了，打不动了，应物，替我打。”

我们的应物兄就挨个询问了他们的完成情况。问到费鸣的时候，费鸣有些不耐烦了，说：“别问了，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他手中有一张表格，上面每个人的选题、字数、进度、预计完成的时间都填得清清楚楚。他继续问费鸣：“你的任务是五万字。上次你说已经完成了三万字。过了这么久，应该快完成了吧？”

费鸣看着乔木先生说：“您看，他就是不相信我。”

当着乔木先生的面，他对费鸣说：“要保质保量。拖了，我可是要打屁股的。别人的屁股我不敢打，你的屁股我还是敢打的。”

费鸣说：“放心，把‘食色，性也’安到孟子头上的错误，我是不可能犯的。”

参加完费鸣母亲的追悼会后，他本来对费鸣已经没有怨气，更谈不上火气了。但现在，那火气却扑腾腾地往上升，往上升。但他忍住了。这时候，他听见费鸣对巫桃说：“木瓜呢？我给它带了个玩具，怕走的时候忘了。”费鸣掏出来的那个玩具，是一个陀螺，里面有个神秘的装置，一段轻脆的铃声过后，还会发出几声狗叫：汪汪汪。平时，他或许会觉得它非常有趣，但眼下，他却觉得那声音格外刺耳。

每个人汇报完之后，应物兄提到了芸娘对大家的感谢，说芸娘说了，项目结项之后，她会请大家吃饭。文德斯加了一句：“芸娘告诉我，她会亲自掌勺。”

“她亲口跟你说的？”乔木先生追问道。

“是的。先生。”文德斯满脸通红，好像自己说了谎，“芸娘说，上次没请您吃好，这次补上。”

“上次她请我和姚先生吃饭，用德国全自动厨具，做了个糖醋排骨，难吃得从此不愿再提‘排骨’二字。”乔木先生说。

通常情况下，开完碰头会之后，他都会留下来陪乔木先生吃饭。以前，费鸣也经常留下来一起吃。这天，看着跟费鸣，他说：“你留下来吧，我们一起吃饭。”费鸣说：“今天不行了，我得赶回去写一篇讲话。”这时候，木瓜又跑了过来。费鸣蹲下来，伸出手指让狗舔，狗的舌头如同一片树叶，三角形，红色的。费鸣拉着狗的前爪，说：“Moon，跟叔叔再见。”

乔木先生有句名言，学问都是茶泡出来的，都是烟熏出来的，所谓“水深火热”是也。等到头发白了，牙齿黑了，学问自然也就有了，所谓“颠倒黑白”是也。很多年了，只要应物兄一来，这对师徒，这对翁婿，就会坐到阳台上，边抽烟喝茶，边谈诗论道。乔木先生只抽烟斗，不抽纸烟。在济州大学人文学院，只有两个人抽烟斗：一个是乔木先生，另一个就是姚鼐先生。有人议论说，抽烟斗是两位先生的专利。虽说都是抽烟斗，但他们对烟丝的要求却不一样。姚先生的烟丝是光明牌的。那是老牌子了，三十年代就有了。姚先生说，他的恩师闻一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就只抽这个牌子。而乔木先生抽的则是桃花峪牌烟丝，这是个新牌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投放市场。桃花峪是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相当于黄河的肚脐，黄河自此汤汤东去，渐成地上悬河。它的南边就是嵩岳，据说是地球上最早从海水中露出的陆地，后来成了儒道释三教荟萃之处，香客麇集之所。而桃花峪上，野桃含笑，溪柳自摇，烟田相接。所以乔木先生说了，那里的烟丝凝天地之灵，聚浩然之气。烟斗之内，方寸之间，乾坤俱在呢。乔先生的烟斗上镌刻着王维的两句诗：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其中的那个“烟”字，既是朝雾之称，也是烟丝之喻。这首诗同时还是爱情的象征：因为乔先生的现任夫人巫桃，不仅芳名为桃，而且娘家就在桃花峪。

他当然还会陪先生喝上几杯。乔木先生的酒都是他送的，而他的酒则大多来自栾庭玉副省长。那当然都是货真价实的茅台。因为巫桃又用药材泡了，所以那酒的颜色已经黄中带乌。在厨房的冰箱旁边，放着一只酒坛子，里面昂首挺立着一只巨蜥，模样就像传说中的龙。它的爪子一直举到瓶口，胖乎乎的，就像胎儿的手。师徒酬酢，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什么都谈。此种情形有如诗中的某个韵脚，仿佛可以永远地周而复始，以至无穷。

这天他们谈论的话题，他大都想不起来了。吃完饭，他正要告辞，乔木先生让他再坐一会。乔木先生剔着牙，将牙缝里的肉丝吐出去，方向明确，是桌子底下，但方位不明确，因为每次吐的力度不同，肉丝的大小也不同。乔木先生突然问道：“听说济世先生要回来了？”

当时程济世先生还只是表示，退休之后愿意回到济大，事情还没有说定呢。他就对乔木先生说：“葛校长对此事很热心。但事情还没有最后确定。意向书都还没签呢。”

“济世先生是富家子弟啊。”乔木先生突然感慨道，“富家子弟做出的学问，好啊，好就好在有富贵气。钱钟书先生的学问，就有富贵气。至于与老百姓有多大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大气不敢出，双膝夹着双手，双手握着钢笔，恭敬地往下听。

先生却突然沉默了，良久，摆了一下手说：“算了。我只是想提醒你，给富贵人做事，够累的。”

“先生，我记住了。”

“其实我对他没有恶感。我只是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是担心你受累。对了，还记得我写的那个对子吗？”

“记得，记得。”他回答道，脑子里回荡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组成语。

他从美国访学归来时，程济世先生题写了两句诗，让他转送给乔木先生。程济世先生当时写的是：

花落花开无间断

春来春去不相关

是宋人吟诵月季花的诗句。有人说是苏东坡写的，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徐积的人写的。月季花从春天开到秋天，花开花落，从不间断。程济世先生认为，这两句诗送给乔木先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乔木先生虽然自称懒散成性，述而不作，实际上还是写了几篇文章的，而且不同的时代，乔木先生都有名篇。乔木先生算是横跨了几个时代。又因为乔木先生无意于功名，有隐者之风，所以可以说是“春来春去不相关”。乔木先生当时衔着烟斗，说：“我也凑个对子，送给他吧。”乔木先生说出的那副对子是：

花开花落春秋事

雁去雁来南北朝

这对子用到程济世先生身上还真是贴切。花开为春，花落为秋，花开花落自然属于春秋之事，而“春秋事”又指程济世先生的儒学研究；雁去朝南，雁来朝北，雁去雁来确为南北之向，又指程济世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湾。当时在场的几个弟子，无不拍手叫好。巫桃说：“应该把这个对子写下来。”乔木先生说：“写下来？写下来给谁？”

“给那位姓程的先生啊。”

“他用一张狗皮，就想换我一张貂皮？”

即便现在回忆起来，他仍然觉得这话没有说错。乔木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泰斗，还是著名书法家。就书法而言，程济世先生显然不能跟乔木先生相提并论。现在，乔木先生重提此事，不知有什么深意。

此时，乔木先生叫来正在收拾茶杯的巫桃：“将那个裱轴拿来。”巫桃就到乔木先生的书房取出了一个裱轴，打开一看，写的就是那个对子。乔木先生可以写多种字体，这幅是楷书，与文徵明有几分相近，颇有晋唐书法的风致。乔木先生解释说，裱轴有个好处，想挂就拿出来挂上，不想挂就卷起来，不占地方。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可以给他寄去，表示我欢迎他回来。”乔木先生说，“我早就知道，他想回来了。雁来雁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仅我知道他想回来，姚鼐先生也知道他要回来。”

“姚先生也知道？”

“姚先生是谁？！姚先生是姚先生。”乔木先生说，“姚先生说，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夏商周。可窗外有什么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有个叫倪德卫的人你知道吗？不知道吧？美国佬，本来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后来也迷上了夏商周的断代，算是姚先生的同行。”

不就是David S.Nivison吗？我还真知道。不仅知道，还读过他的书呢，还批评过他呢。此人是斯坦福大学教授，除了甲骨文和金文，也研究孔孟。他现在想，看来我的那本书乔木先生并没有看过，至少没有认真看。在那本书中，他在解释孔子所说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时，引用过倪德卫的观点。倪德卫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意志无力》一文中提到，自己看到过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的一块甲骨文，上面有一句话：

甲午卜，王贞：我有德于大乙酒翌乙未

因为倪德卫，他记住了这句甲骨文。倪德卫将它译为：“在甲午这天占卜，王占曰：‘我们已蒙皇先祖太乙的德。让我们在下一个乙未那天举行一次酒祭。’”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德”字。倪德卫认为，“‘德’在这里指的是‘感谢’或‘感恩’。在中国社会规则中，当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东西，对另一个人显示特别的优待或者给另一个人某些服务的时候，后者身上就会有一种以同样方式回报于前者的心理压力。这就是感恩。”对这个说法，他是半肯定半否定。肯定的是倪德卫将“德”看成是一种活跃的心理活动，否定的是所谓的“心理压力”的说法。他认为，“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负担，带着强烈的负面意义：

照他这么说，“以德报德”就是“以压力报压力”?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脚还脚”?这是《圣经》中的名句。倪德卫先生不愧是读着《圣经》长大的。

这些话他也在课堂上讲过。第一次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感到奇怪：作为一个甲骨文和金文专家，倪德卫先生应该知道“德”字的原始语义指的是“行动端正，目不斜视”。他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曾在程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了程先生与倪德卫教授的合影。美国的汉学家，圈子本来就很小，比越南的汉学家圈子还要小，所以他们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照片是倪德卫教授过八十大寿时汉学家们的合影。至少从照片上看，倪德卫先生好像有点斜视。当时，他脑子里立即冒出了一句话：只有斜视的人才会觉得目不斜视就是斜视，才会将“以德报德”看成是“以压力报压力”。当然，这话他没对程先生讲。关于那张合影，程先生只说过一句话：“这个老倪，这个David，自称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竟然不知道中国人做寿做的是虚岁，而且做九不做十。”

现在听乔木先生一会姚鼐先生，一会倪德卫先生，一会又提到程济世先生，他实在猜不透乔木先生到底要说什么。如果加上眼前的乔木先生，那么他就相当于同时在面对四位先生，四位大师。对于还健在的这些大师，他是不能随便发言的，只能静静地等待乔木先生说话。乔木先生拿着银色的通条通起了烟斗。通了一会之后，终于又开口了。他不能不对乔木先生的记忆力表示钦佩，因为乔木先生随口就提到了一大串数字。他有点吃惊，乔木先生记不住老伴的忌日，却对那些数字记得一清二楚，而且那还是别人文章里的数字。

乔木先生说：“那个夏商周工程，国内一半人喝彩，一半人沉默。国外则是一片喝倒彩。嗓门最尖的就是这个倪德卫。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写了篇文章，说他想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哎哟喂，多大年纪了，火气还这么大？这不好。但他提到的数字，你却不能不服。倪德卫举例说，夏商周工程提到，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这个数字不对。《齐世家》记载，周厉王是在齐武公九年被流放的，而早于齐武公的献公是在公元前八六〇年杀掉胡公而即位的。根据‘胡公徙都蒲姑，而当周夷王之时’的记载，可以断定公元前八六〇年的时候，周夷王还在位呢。这样推算下来，周厉王在位时间最多不会超过十八年。懿王元年是前八九九年，在位二十五年，然后经历了孝王、夷王，才轮到厉王坐庄。无论如何，厉王不可能坐庄三十七年。”

“先生记得这么清楚？”

“我又不是搞这个的，记这些有什么用？我是担心姓倪的错怪了我们姚先生，才把他的文章看了又看。看了之后，倒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不过，他还有一段话，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这些美国人竟然认为，夏商周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委员会弄出来的，所以不可信，因为委员会弄出来的东西，都是互相谈判的结果，往往包含着很多的矛盾，没有学术信誉。这就是胡扯了。你们总是批评别人不讲民主，别人讲民主了，你又说当中有矛盾。倪德卫啊倪德卫，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个讲话就是在华盛顿的一个，叫什么什么，亚洲学会上发布的嘛。你就敢拍着胸脯保证，你说的都对？我对姚先生说了，不要生气，跟这些人生气犯不上。姚先生说，我才不生这个闲气呢，天又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姚先生还告诉我，不用他出面反驳，美国人自己就看不下去了，已经有人跳出来了。姚先生问我，有个程济世您知道吗？我说知道啊，搞儒学的。姚先生就让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复印件。”

“您是说——那个复印件在哪？”

“跳出来的就是这个程济世。文章也发在《纽约时报》上。复印件嘛，我看过就垫到狗窝里了。文章的内容我记不请了，题目叫《错简》。没这个词嘛。看了注释我才知道，它的原文是‘Slip’。在英文中，‘竹简’和‘失误’是同一个词，都是Slip。我又专门叫巫桃给我查了查这个Slip，原来还可以译为‘滑翻在地’‘三角裤衩’，也指‘后裔’。济世兄嘴皮子厉害，一语双关、三关、四关，骂人不带脏字。程济世在文章中说，倪德卫手头有一本书，叫《竹书纪年》，里面有所谓的完整的西周纪年，被他当成宝贝一样供着，但这本书其实是伪书，原书早在汉代就已散佚，如今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伪造于明代。济世兄说，倪德卫宁信伪书《竹书纪年》，而不信《史记》，怪事也。”

说到这里，乔木先生眉毛一挑，突然加上一句：“我们那套书的明代部分是谁写的？再加一章！就谈明代的伪书，就围绕着这个《竹书纪年》来谈。”

他说：“好的，我记下了。”

乔木先生又说：“这篇文章是怎么跑到姚先生手上的，你知道吗？参加夏商周工程的人多了，姚先生又只是参与者之一，还不是主要负责人，他为什么不寄给别人，而要寄给姚先生呢？姚先生当然知道程济世就是济州人。出于礼貌，就回了一封信。没过多久，程济世的回信就又来了，说回国时一定前来拜访姚先生和我。他跟我套近乎，也跟姚先生套近乎，说明了什么？”

哦，乔木先生就是这样猜到程先生要回国的？

乔木先生说：“我倒不怕见他。不过，姚先生好像有点怕见他。为什么？嗨，不知道吧，那个真不真、假不假的《竹书纪年》，其实也是姚先生他们的参考书。要是谈起此事，姚先生岂不尴尬？”

说到这里，乔木先生叫了一声木瓜，一声明月，一声Moon，乍听上去好像养了三只狗。叫木瓜过来，就是为了让木瓜与客人告别。所以，可以把这看成是乔木先生送客的标志。木瓜果然跑来了，嗅着乔木先生的裤腿。乔木先生摸了摸狗头，说：“懂点礼貌，等一下。”奇怪得很，这次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乔木先生却用烟斗指着沙发，让他再次坐下。

乔木先生突然跟他提起了费鸣。乔木先生说：“我听到一些议论，说你们有些唇舌之争。要不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要让别人看笑话。再说，他现在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我知道，我会照顾他的。您放心。”

“你忙，他也忙。我看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你告诉他，不要太忙。又没有什么立功立德立言之事等着他，有什么可忙的？什么叫忙，心亡为忙。你也要记住。你们啊，最好找个清闲的地方待着。”乔木先生刚才还在挖苦富贵子弟，这会却说，“政治家薛宝钗说得好，天下难得的是富贵，最难得的是闲散。”

“我记住了。”

“你啊，别人指个兔子，你就去撵，还不把你累死。找个人替你撵。”

乔木先生的话常常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他现在揣摩，虽然程济世先生出任儒学研究院院长的事情，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但乔木先生应该已经知道了。足不出户，却知天下事者，先生也。乔木先生肯定也知道，儒学研究院已经交给他来筹办了。也就是说，乔木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已经是在向他暗示，应该把费鸣调入儒学研究院做他的助手。这既是对他的关心，也是对费鸣的关心。同样是关心，相比起来，乔木先生对我的关心好像更多一点。到底是岳父，他不想让我太累。

他是不是想说，何不让费鸣替我去撵兔子？

这天分手的时候，乔木先生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认为乔木先生那是在表达对自己最大程度的支持：“需要我的时候，跟我说一声。”不过，乔木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他就得费心琢磨了。乔木先生是这么说的：“只要用得着，你就是把我当成点心匣子送出去，也没有什么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