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区域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海洋史

王国斌^[1]

我非常荣幸来到厦门大学出席庆祝杨国桢教授八十岁诞辰的海洋史国际研讨会。首先，我想借此机会向杨国桢教授表达我最诚挚的祝福，祝愿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我第一次在厦门见到杨教授是在1981年9月，当时我还在美国读研究生，如今一晃快40年过去了。我与厦门大学的渊源，始于傅衣凌教授访问哈佛大学时，我曾与他有过一个短暂的会面。后来我到北京留学，在这期间有机会到访厦门，当时厦门大学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那次厦门之行，杨教授帮助我阅览了一些土地契约。这是他继林则徐研究之后的第二个主要研究领域。我还清晰地记得杨教授是那样的友好和热情。几年后，他和他的妻子访问了南加州，与我和我的家人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们继续享受着在厦门开始的那种既严肃又轻松的交谈。杨教授的学问正如他的为人一样，开放、广博、精深。

1986年6月，杨国桢、翁丽芳夫妇访问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杨国桢与王国斌在美国西海岸

翁丽芳与王国斌全家合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开拓和发展中国海洋史研究领域，经过他及其研究团队的多年努力，目前厦门大学已成为该领域的一个学术重镇。在我准备来厦门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中国海洋历史在中国、亚洲和世界历史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变迁。这些也证明了杨教授作为中国海洋史研究先驱的重要性。

中国 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内关切”意味着，那些相对繁荣的地区，比如中国海洋，不仅得到的经济支持要少于那些贫困地区，而且军事防御也要少于北方边境地区的战略要地。

亚洲 在明清时期，中国不仅通过海洋与其他地区有着商贸联系，同时也与亚洲其他港口有着贸易联系。在19世纪的中国，海洋在整合国内经济以及将此连接到一个更大的亚洲区域经济圈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 欧洲人迫使中国与西方发展新的外交关系和海上贸易，因此到19世纪末，尽管中国在亚洲贸易网络中的参与不断增加，但海上贸易对中国国内和全球经济联系的相对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然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中大大减弱。

当代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海洋经济联系开始再次增长，最初在某些方面呈现出类似于19世纪对外贸易的一些空间特征。此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投资的启动，最终促成了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一倡议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亚洲、欧美以外的其他世界地区的海上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中国海洋经济的未来仍然是根植于国内，并更广泛地与亚洲联系在一起的，但中国经济实力正在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与之紧密相连的全球经济。

[1] 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