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香港的海港城市

科大卫^[1]

我认识杨教授很多年了，但和杨老师比较多地见面是在他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和杨师母一起）。

1994年，科大卫与杨国桢、翁丽芳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杨老师培育了很多学生，并且多已成才。当年在修改《林则徐传》一书时，他整天都跑去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档案馆。大概在那个时候找到叶名琛档案，先是复印，后来得到允许，刘志伟就把整个材料印了出来。我们在很多方面受到杨国桢老师的影响，非常感谢。为了祝贺杨老师寿诞，特寄来一篇文章，在此我具体谈谈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我相信我们需要从海洋史的角度，才能明白一个小地方例如香港的历史。读过香港历史的人，应该听过“香港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小渔村”这句话，很多人是这样讲的。这句话一般都是不懂海洋史的人才会这样讲，懂得海洋史的人应该知道，真正的资源不在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于地点。这个地点才是真正的资源。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找到了这个点，刚刚好就是从广州珠江口出来，往东转沿岸上去，正好经过这个角落。以这个角落为基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商业，抑或军事。而香港正好就占据了这个点。我的文章提到19世纪帆船贸易被轮船贸易所取代。正如刚刚吉浦罗先生所提到的16世纪以来是帆船贸易的年代，帆船贸易有它自己的贸易制度。而19世纪则是轮船出现的时代，上海变得重要，并逐渐取代了苏州的地位。而香港实则代替了广州的地位，主要在于它的海港。海港背后其实有着一套自己的贸易逻辑，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进出口的货物。香港在整个20世纪出口了中国一半的货物，它们都是经过香港的。世界的发展，是需要平衡的，不是一个地方可以把持的。不平衡的后果就是不发达的地方没有货物的贸易，都需要人力的出口。在20世纪初，即清末民初那段时间，我们中国的苦力贸易是人力的出口。第二，在地点上海洋比较重要——是核心，但是在制度上面还要配合。在香港，我们陆陆续续看到政治制度、经济社会的种种配合。譬如香港人最引以为傲的，即中国最早的公司法是在香港确立的（于1865年）。内地清政府的公司法是1904年，香港的公司法早了半个世纪。不要小看香港小地方的公司法，香港有很多做生意的人跑到了上海，会触碰一些英国领事法庭规定的法律问题。他们担心在香港登记的公司跑掉，后来政府将法律条文更改，然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做生意。所以，香港的商业制度之所以与整个中国的商业关系非常密切，也正是因为这个海港的缘故。直到今天，我们开始讲“大湾区”的概念。我们这些老香港人对海洋史非常有信心，也同样对香港的海洋地位很有信心。我也是非常相信我们“大湾区”会很成功，香港也在里面，也一定会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2001年，科大卫与杨国桢、翁丽芳在广州从化

[1]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