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联大之歌

中国第一个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算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我在《联大与哈佛》一文中引用《纽约时报》网站2007年6月10日的报道说：“为了听课来哈佛太傻了，想和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在一起，你就来哈佛。”我补充说：联大可以说是超过哈佛，因为它不仅有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头脑，还有全世界讲课最好的教授。如联大闻一多讲《诗经》，比哈佛大学吉特勒基讲《莎士比亚》更有创见；而联大卞之琳讲《莎士比亚》，也比吉特勒基更有新意。至于《诗经》，哈佛根本无人可讲，更无人能译成英文，还是联大柳无忌去美后，为美国培养了许多汉学家，包括哈佛的海涛尔（Hightower）和欧文（Owen），但比起联大人来，相差甚远。即使以《诗经》第一篇《关雎》而论，联大人译为Cooing and Wooing（叫春和求爱），英文水平之高，不在哈佛人之下；用词巧妙，则远在英美翻译家之上。如果要把《诗经》和同时代的《荷马史诗》相比，则朱自清认为《诗经》用“比兴”的方法来歌颂和平生活，比起荷马用“比而不兴”的方法来歌颂战争暴力和英雄主义，也不可同日而语。而沈从文在平凡中见伟大的 《边城》，比荷马在暴力中见英雄的阿基力士，可说是各有千秋。

联大为什么可以和哈佛一样，造就这么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呢？哈佛格言是“来为求知，去为服务”。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却是：大学贵在大师而不是在大楼。联大校歌更说明：“中兴业须人杰”，由此可见哈佛要培养的是能服务挣钱的知识分子，联大要造就的却是能振兴中华的国家精英，而培养精英则需要大师。联大的大师首先有清华的四大院长：提出四种境界的文学院长冯友兰（自然境界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民，功利境界如《孟子见梁惠王》中“言利”的惠王，道德境界如“言仁义”的孟子，天地境界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发挥“边际效用”经济原则到了上课分秒不差的法学院长陈岱孙（只有一次下课时没响铃，原因是铃响晚了），做X射线实验帮助康普顿教授获得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的理学院长吴有训（他讲课生动有趣，用不倒翁来说明力学问题），中国第一个科学博士，对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作出贡献的工学院长顾毓琇（他还是世界少有的文理大师，1976年当选世界桂冠诗人）。这四位院长起了带头作用，于是联大大师就风起云涌了。

中国文学系的诗人兼研究《诗经》、《楚辞》的大师闻一多，散文大师朱自清，小说大师沈从文，前面已经讲到。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名师则有20岁在美国出版英文诗集，得到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赞赏，并与英国诺贝尔奖诗人艾略特（T．S．Eliot）交流的叶公超，世人对他以问为答的名士作风毁誉不一。全世界第一个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大师吴宓，他最爱中国小说《红楼梦》和英国雪莱的诗，认为雪莱说的爱情如灯光，不会因为照两个人而减少光辉，可以应用于宝玉对黛玉和宝钗的爱情；他身体力行，也得到不同的毁誉。但他认为文学高于生活，因为文学是浓缩的生活：哲学是汽化的生活，诗是液化的生活；小说是生活的固体化，戏剧是生活的爆炸化。而使文学通俗化、散文政治化的则有陈福田，他喜欢的《傲慢与偏见》说明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愤怒的葡萄》则说明了他的人民大众观点，他主编的《大一英文》却宣扬了美国自由民主的观念；不过美国“自由”中国化，成了做好事的自由，美国“民主”的中国化，却成了智者和能者的统治。而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钱锺书，他讲的课能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是年轻一代的学术大师。

文学院历史系的大师首先是陈寅恪，他提出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代表了联大一代大师的品格。当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选“教育部长”为院长时，陈寅恪不同意，说研究院选院士不是为蒋先生选秘书，表现了他的独立精神。他是第一个通读德文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国学者，却反对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可见他的自由思想。他研究历史，提出以诗证史的方法，他在诗中说：“玉颜自古关兴废”，说明帝王的宠幸往往关系到朝代的兴衰，因此研究杨贵妃的问题是唐代盛衰的关键。他写了一本《柳如是传》，也是从“玉颜”的侧面来分析明清之交的文化精神的。法国哲学家巴斯卡鲁讲到罗马大将安东尼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史实说：假如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长了一寸，古罗马的历史就要改写，可见“玉颜兴废”之说，不但是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也有例证。不过与罗马大将同时的汉武帝，虽然也爱“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却为了江山而牺牲了美人，他写了一首《落叶衰蝉曲》，也只是“以诗证史”了。

诗词可以为历史作证，历史又可以为哲学作证，哲学却是历史的总结。如《三国演义》开始所说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小说家对历史的哲学观。而联大能用简洁明了的文章说明错综复杂的哲学的大师是冯友兰。如冯先生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总结为“礼乐之治”，又把“礼”概括为对自然界外在秩序的模仿，而“乐”则是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这简单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而西方哲学却研究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就是人征服自然的“人定胜天”的哲学。在联大研究西方哲学的有能把简单问题深入复杂化的金岳霖。由此可见联大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

总之，从文、史、哲三方面看来，联大都有可和哈佛相提并论的聪明头脑。而学生呢？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追旧人。以中文系而论，汪曾祺师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但又有所突破。如朱自清开《宋诗》课，汪曾祺却提出晚唐李商隐诗和温庭筠词，是“沉湎于无限晚景”，有用山间晚霞“作脸上胭脂”的特色，这是运用朱自清的“比兴”说而有所超越的表现。闻一多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批评闻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向他开了高射炮，汪曾祺却说是闻先生先对他俯冲的；师生二人已经把《诗经》的“比兴”从学术上应用到生活中了。沈从文批评汪曾祺把对话写成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但却认为他的神来之笔写得比自己还好，并且破格给了他120分，由此可见在有些方面，汪曾祺可以说后来居上。

至于外文系呢，英国教授白英和谢文通、袁家骅、卞之琳等教师合作，于20世纪40年代在英美出版了一本《白驹集》（The White Pony），按照西方译法，把中国诗词译成分行散文，如杜甫《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英译文是：

Everywhere falling leaves fall rustling to

The waves of the Long River onrushing without bound.

译文虽然可以算是忠实，但原诗音韵之美、对仗之工、叠字之力，都没有传达出来。而后来联大人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翻译如下：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读者可以听到无边无际的森林撒下一大片、一大片的落叶，这象征着昔日的光荣已成过去；但又可以看到无穷无尽的长江波涛滚滚而来，这象征着未来的前浪和后浪的汹涌澎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无休无止，也象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将传之千秋万代。

历史系的何炳棣（也是哈佛教授）从七千年前的地下化石中发现物证，驳斥西方所谓中华文化源自非洲的谬论；何兆武师从陈寅恪和钱穆等大师，但却指出钱先生的论点“缺乏一番必要的逻辑洗练。他发挥民主的精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其精神，而不在于其形式。”对于陈先生，他总觉得“从其中所引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来他那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来，……即是说，历史研究事实上并非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何兆武指出钱先生缺乏逻辑，陈先生“史从论出”这就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哲学系的殷福生在联大时思想右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到台湾后却急剧转变，成为反对蒋介石的自由主义战士，并且培养出了李敖这样自由主义的学生。还有向金岳霖学习数理逻辑的王浩，后来得了数学里程碑奖（相当于诺贝尔数学奖），由此可以看出联大文学院的学生是如何超越前人，超越自己，争取世界一流的。

联大理工学院的精英更是文理兼通的人才，成就之大，远远超过了文法学院的同学。如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王希季等。杨振宁不但是理论物理学家，而且对文化很有研究。他在美国读到我写的联大回忆录，要我寄他一本，我就请他为回忆录的英文写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我读后再一次体会到诗人的生活和科学家的是多么不同。许多年前，艾略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来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有一天，在所长奥本海默举行的宴会上，奥本海默对他说：‘在物理方面，我们设法解释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在诗歌方面，你们设法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许渊冲在这本回忆录中写道：‘科学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二，艺术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三。’不知道他的意见和奥本海默有无相同之处？”杨振宁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说明用艺术的语言解释科学，有所不当，可见他不但科学水平高，艺术水平也高。1997年他来北京，我们久别重逢，谈到这个问题。但一见面，他先问我翻译了晏几道的《鹧鸪天》没有？我听成严几道了，不知道是哪一首，他就背给我听：“自别后，忆相逢”。这首词在久别重逢时念，正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小时候背的诗词还没忘记，可见他的记忆力多么强，文学作品多么熟悉。我一听他背诗，立刻说是译了，并且翻开我的译本给他看。他一读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又提出问题说：他记得是“桃花扇底风”。我就问他：你不是说过中文精练（concise），英文精确（precise）吗？你还说过英文适用于写法律，中文适用于写诗，因为诗的含义丰富，不能尽言，如果写得太精确，反而没有诗味了。那么，“扇底”和“扇影”哪个含义更丰富呢？“扇底”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扇子底下；“桃花扇”也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画着桃花的扇子。全句的意思就是歌女唱得太久，连扇子都扇不动，扇子底下都没有风了。桃花扇影则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画着桃花的扇子，一个是月亮把桃花的影子投在扇子上。哪种解释好呢？这要联系上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来看。杨柳是楼名还是实物？如果认为桃花是画，那杨柳应该是楼名；如果桃花是实物，那杨柳就是楼周围的树木。哪种解释好呢？我觉得画和楼名远不如实物有诗意，因为画是景语，实物却是情语。王国维说过：诗中一切景语都是情语。景语只是写景写实，情语却要传情达意，景语如果不能传情，有时甚至不能达意。如把杨柳理解为楼名，那并不能理解到楼在杨柳的中心，也不能够理解到歌舞开始的时候，月亮还正照在楼心，歌舞通宵达旦，月亮也从楼心转到杨柳梢头；更不能够理解诗人欣赏歌舞之乐，通宵不眠了。再进一步，还可以理解为月亮也爱看歌舞，低头在杨柳梢上徘徊，不忍离去，那诗人热爱歌舞之情，又深一层了。由此可见，杨柳和桃花，如果理解为楼名和扇名，那只是景语，不但没有传情，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达意；只有理解为实物，那才是情语，不但可以显出诗词之美，还可以看出诗人爱美之情。一切景语都是情语，正是中国诗词的优势，也是艺术比科学更占优势之处。我在回忆录中说的：科学研究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说科学研究的是景语，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艺术或诗词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艺术研究的是情语，可有言外之意，说一可以指二，举一可以反三。如说杨柳桃花，可指名称，可指实物，可指诗人爱美之情，甚至可以爱屋及乌，移情风月，连“扇影风”和“楼心月”都可以有爱美之心，歌舞达旦之情，那就不但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等于三四五了。这和物理学有无相通之处呢？奥本海默说诗人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那指的是景语。他说科学家设法解释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那可以指中国诗词中的情语。情语不但是科学家，就是文学家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即使理解，也未必是诗人原来的情意。因为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也可以说：情可语，非景语。领会之妙，在于一心了。西方有一句名言：The heart has the reason which the mind knows not.（心中之理并非头脑所知之理。）这等于说：艺术之理并非科学之理。和中国的景语情语，也有相同之处。发现相同之处也是一种成就。

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一粒沙中见世界。本书就想沙里淘金，从平凡的现实中找出不平凡的成就来。梁启超讲杜甫《石壕吏》时说：诗写得越真就越美，说明真即是美的道理。真或现实是平凡的，美却并不平凡。真加真如能等于美，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