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是萧统给的。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文选》，从许多无名而近于散佚的“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从此，原来处于散漫状态的“古诗”，就有十九篇被合在一起，并有了一个《古诗十九首》的专名，很快这十九首古诗又从萧统《文选》所编的诗歌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独立的单元，名称越叫越响，地位越来越高。

诗歌至汉代，开始告别四言和楚语骚体，汲取乐府诗的精粹，艰难缓慢地朝五言的方向迈进。由于汉代主流文学样式是大赋而不是诗，当时的风气，从汉武帝到文化人，只欣赏体式恢弘、气势开张、语言华丽、能与好大喜功、富足强盛的汉帝国相匹配的时空观和“劝百讽一”的汉大赋。汉代五言诗在大赋、乐府和四言诗的压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块，是一股无声无息的潜流。它一方面要脱去四言和骚体的旧外衣，同时又要摆脱先秦、战国以来儒家经典的纠缠。五言诗最终要成熟起来，重要起来，变成热点，变成钟嵘《诗品》中说的人人终朝点缀、昼夜吟咏的新形式，还要再等300年。因此，处于旁流，才秀人微，只能随写随弃，或在三五知己中间传唱吟咏，等300年过去，诗虽然还在，但时代、作者、具体的篇名，却大都湮没不彰了。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产生的时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作者“或称枚叔（枚乘），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说时代“比类而推，两汉之作”。钟嵘《诗品》说作者和时代“旧疑是建安中曹（曹植）、王（王粲）所制”。萧统没有说时代，对作者疑不能明，统称“古诗十九首”。徐陵《玉台新咏》以为作于两汉，有八首作者是枚乘的杂诗。李善注《文选》说：“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今天研究者多以为是产生于东汉桓、灵之际无名氏作品的说法，亦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在内容上，《古诗十九首》写得最多的是游子和思妇的题材，在游子思妇题材中，呼喊直白而热烈的相思，反映剧烈动荡的社会，倾诉下层知识分子的失意、彷徨、痛苦、伤感，以及对人的生死、生存价值作了一系列的思考和质疑。

在艺术上，《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由其创造出的新范式和新内容，比较重要的是：

抒发了当时人的生命意识，写出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反映了世态炎凉和下层知识分子不遇的种种悲慨。社会的动乱、战争的频仍、国势的衰微、文士游宦天涯，由此带来夫妻生离、兄弟死别、友朋契阔，从而使相思乱离成了歌唱的基调。《古诗十九首》中人的觉醒、诗的觉醒，是整个建安时期“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前奏，是“文的自觉”的启始阶段。

表现了人的典型感情，且以浅语道出。在表达方法和效果上，“真”——袒露式的“真情”，白描式的“真景”，对久违的朋友推心置腹说的“真话”，记载的“真事”，性情中人说性情中语，即所谓“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陈绎曾《诗谱》），是《十九首》的风格特征。

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不仅指对场景、事实作客观、真切的描写，更是要求诗人精诚所至，真诚从内心流出。《十九首》中“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均是情真、意真的不隔之作。

不迫不露的含蓄蕴藉，不可句摘，亦不必句摘的大气浑成，以及从《诗经》发展而来重章叠句的复沓形式。古诗善用叠字，如《青青河畔草》中的“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被顾炎武《日知录》誉为和《诗经·卫风》“河水洋洋”一样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结构上转折自然巧妙，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赞美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冠冕也。”钟嵘《诗品》把“古诗”放在“上品”第一，评论说：“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二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古诗十九首》对后世的五言诗影响十分巨大。胡应麟《诗薮》举曹植学《古诗十九首》为例说：“‘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也；‘飞观百余尺，临牖御灵轩’，即‘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也；‘借问叹者谁？云是荡子妻’，即‘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也；‘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即‘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也。子建诗学《十九首》，此类不一，而汉诗自然，魏诗造作，优劣俱见。”宋荦《漫堂说诗》曰：“阮嗣宗《咏怀》、陈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

作为中国五言诗的伐山，《古诗十九首》上承《诗经》、《楚辞》，下开建安、六朝，连接从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主轴，启迪建安诗歌新途，确立建安诗歌新的形式美学。从此，“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五言诗，就逐步取代“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的四言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形式。

树立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