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何建平

我不知道何建平是谁。何建平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略大的旧西装，脸肿着。一笑，嘴角上露出两个酒窝，肿着的那边小一点。何建平很瘦，他不太好意思和女人握手。他站在一边，只是笑着。我走过去和他握手，问：“你就是……？”他这才说：“我是宝山小学的校长何建平。”说完又憨厚地加了一句：“盐吃多了。牙肿了。不好意思。”

男人长酒窝会有女人气。何建平的酒窝一边大一边小，倒把那女人气变成了一种稚气，使他显得比他的那套旧西装年轻。“我今年二十六岁。教了六年书，当校长才一年。”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你们来，我们真高兴。我们这里没来过外国人。”说着，搓搓手，然后就不知道把手往哪里放了。

何建平说的外国人是我的十五个美国学生。我写过一个彝族山村小学的故事，我的十五个学生都读过。所以我们到中国来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到这个彝族山村小学去看看。我的那个故事是编的，只有地点用的是真名。那个小学是何建平校长管辖下的一间教室，叫“宝山村小”，在离香格里拉不远的深山里。其实，我也没去过那个山村，编那故事的时候，我在教室门前想象出一棵老柳树，在教室后面想象出一个茅坑。这两件东西在真的“宝山村小”是没有的。何建平说，知道你们要来，“宝山完小”的孩子送给“宝山村小”一点钱，让他们在教室周围造了一堵土墙。何建平反复说：“土墙是新的。你们去了就能看到。”好像那土墙是他们骄傲的“万里长城”。

我和我的学生并没有对土墙感兴趣。我们倒是问了不少“宝山完小”和“宝山村小”是怎么回事。它们是什么关系。何建平说：“我们这里有几百座大山。我家就住在卡巴雪山上。正对着玉龙雪山。”他用手指给我们看玉龙雪山。玉龙雪山的尖顶从一圈厚重的紫云里冒出来，像是浮在空中的一颗大钻石，有棱有角，不同的面闪着色彩无常的光。那时候，太阳正在玉龙雪山的对面，远远地和玉龙雪山玩着千年不散的皮影戏。何建平逆着阳光立着，像是这出皮影戏里的一个小配角。何建平知道自己的角色。他说：“从这丽江城里，你们看不到卡巴雪山，其他几百座山你们也看不到。我们就住在山里，是山里人。每一座山里都有彝族、纳西族或白族的村庄。这些山村的孩子，都是属于我的宝山小学。每一个村庄里有一间教室，教一到四年级的孩子，这就是‘村小’。孩子到了四年级，能干农活了，很多家长就不让他们上学了，还有愿意上学的孩子就全集中到山脚下的‘宝山完小’。他们是五到六年级的孩子。他们全部住校。自己烧饭，自己洗衣，自己捡柴。我是所有‘村小’和‘完小’学生的校长。”

原来，何建平的校园遍及几百座大山。山里的每一间教室就像一只小船，载着一船孩子往山外划，划到他的“完小”，有些孩子们就爬上了一只大船，再接着往山外划。这只大船像一艘旗舰，何建平就在这艘旗舰上当舰长。我把这话儿告诉何建平。何建平苦笑笑，说：“我除了当‘舰长’，还当‘侦探’，当‘救生员’。我得时时侦察哪个‘村小’或‘完小’的孩子被家长悄悄带回去了，我还得翻山越岭，苦口婆心说服家长，让我把这些孩子救上船来。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我得进山找学生。而且，我们的船也未必就想划到山外，山里人没有野心。只是教孩子们文化罢了。”

山里的故事原来和城里的故事不一样。美国学生们大大咧咧地请何建平一起去吃晚饭。那晚，我们住在丽江。何建平是专门从山里跑到丽江来接我们的。他来的时候搭的是早班长途汽车，他到的时候是晚上六点。他在离我们宾馆不远的一家小客栈住宿。小客栈不供食水。在餐桌上，何建平小心翼翼地吃了两块鸡，就放下了。像犯了罪一样，低着头，推说牙疼，只吃白饭。

吃完晚饭，我的美国学生拉何建平和他们一起去逛丽江古城。何建平依然以牙疼为借口，推辞不去。洋学生们在丽江古城玩到半夜。古城里一间挨一间的青瓦小店铺，灯火阑珊，非常聪明地把古朴变成了金钱。我和学生们沿着小河边的青砖路走，挤挤扎扎。像走进了一幅立体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在一个酒吧里喝咖啡，在另一个酒吧里唱情歌。莲花灯也点了几盏，放到细溜溜的古城河里去了。丽江古城是一粒刻意仿古的活化石，在这种暖风吹得游人醉的地方，校长何建平就被我们暂时忘了。繁华和某些人似乎是格格不入的，何建平虽穿了西装，可任我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一个位置，可以把他加进丽江这幅《清明上河图》里来。

第二天，何建平准时出现在我们住的宾馆大厅。来领我们进山去看那个我写到故事里去的彝族小学，即，他所辖的“宝山村小”。我们的车从早上一直开到中午。何建平不停地对我说：“能不能先在山脚下的‘宝山完小’停十分钟。让我们五六年级的大孩子也见见外国人。”我没立刻答应，何建平就改说：“山里的‘村小’没有茅房，应该让你的洋学生先在‘完小’上了厕所再上山。”我立刻就答应了。

可惜我的洋学生最终没有一个上了他的“宝山完小”厕所。那厕所是半截土墙围着的两个小方块。连屋顶都没有。教室比那厕所好一点，有房顶。每个教室里还有一个泥拍的方火炉，想是冬天取暖用的。孩子们的宿舍挨着教室，矮小黑暗，十几张小双人床沿墙排着，中间是堆得像座小山似的木柴，也是准备冬天用的。这就是校长何建平的“旗舰”？

不过“完小”的孩子们倒是可爱至极。他们正在自己做午饭。看见我们，立刻全跑到院子里来了。挥着黑乎乎的小手，欢呼雀跃。饭也不管了。我很快发现不少孩子牙也肿着。问他们怎么回事，孩子们也回答：“盐吃多了。”我奇怪地问何建平，“怎么你牙肿也能教给学生？”何建平说：“孩子们的生活费是二十五元人民币一个月。一个星期买一次菜，菜只够吃到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六孩子们只能吃白饭就咸盐。盐吃多了牙就肿。”我的洋学生听了这话，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过了半天，一个美国学生说：“我不该每天喝咖啡。我一杯咖啡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月的饭钱！”何建平说：“这些孩子的生活已经不错啦。一天有三顿饭吃。我读‘完小’的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吃。”

生活好坏的标准可以如此因人而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大城市里的文化人可以大把大把地将科研经费、教育经费挥霍在餐桌上，而不觉得愧疚。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何建平会把那堵建在“宝山村小”周围的土墙当作“万里长城”来向我们炫耀的原因。

我们一到“宝山村小”的山脚下，何建平就兴奋地笑着，指着悬崖上的一堵土黄色的墙说：“看，那就是我们的新围墙！是‘完小’的大孩子捐钱给‘村小’的弟弟妹妹们造的新围墙。”

那堵墙有一人高，黄土的颜色很新，还有一些稻草秆子支在墙上。是一堵朴实的土墙。很憨厚地立在那里。造这样一堵围墙，大概需要五百元人民币吧。可是对只有二十五元生活费的“完小”的孩子们来说，给弟弟妹妹们造这样一堵围墙，大概真和造万里长城一样伟大。

这堵墙是为了欢迎我们造的。当我们的洋学生来到这堵墙下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比酒吧和咖啡更深沉，更苦涩的东西。有一种像大山一样深沉，像历史一样苦涩的人性，积淀在这文明圈外的山里。有几个洋学生哭了。我们的洋学生每个人都给何建平的孩子们捐了钱。

但愿，我们每个人也会经常想一想何建平和他的学生们时常肿着的牙。校长何建平的两个酒窝笑起来应该是一般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