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在地图上看见有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我们就带着父亲去了。我们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里开了三个小时的车，然后，就钻进了这片树林。没有风，一根根老藤静静地从树枝上垂下来，像还静止在远古的时间的多年不刮的胡须，非常祥和地垂到满地的腐叶上。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的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像一个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吼叫起来，像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地。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了：“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父亲时常给他一些零花钱。他们家有兄妹五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这个研究生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那一段时间，不停地有一些鸭子被送到我们家来。家里小小的厨房，全是鸭屎味。我和弟弟踮着脚，捏着鼻子到厨房去找零食吃，什么油球、麻糕上都带着鸭屎臭。我妈跟我父亲吵，叫他把这些鸭子弄走。我父亲说：“弄到哪里去，总不能弄到大学办公室里养吧。”

后来研究鸭子的结果出来，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结论很明显：长江下游水质严重污染。

1989年我父亲带着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他的研究生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着详细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状况的证据和研究报告。父亲身穿着崭新的西装。那西装的裤腿高高卷到膝盖，脚下还蹬着一双解放鞋。我和黄成要求再三，要他把西装的裤腿放下来，换上皮鞋。他说：“我整天在长江水里泡着，就习惯这样。”他就这样上了飞机。哪里像个教授，地道一个长江上的渔民。父亲半辈子都在长江上闯荡，像武打小说里的一条江湖好汉，替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长江水资源打抱不平。

父亲从美国开会回来，并不高兴。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整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整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一回重要的事情。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重要的事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装潢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门，门庭过道再脏也可以看不见。谁还会去管如何清理那些流到长江里，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

去年，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了父亲的研究生黄成。他到美国来短期访问。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来之前刚到上海去了一趟。我的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于是，我们俩都同时怀念起我的父亲。黄成回忆起我父亲写过的许多论文，做过的许多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早早地就把长江水生资源的污染与危机呼吁出来了。不幸的是，在父亲有生之年，中国的社会先是只重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张成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又变成了只重视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对自然的讹诈当作从自然得来的财富。父亲像堂·吉诃德，带着他的“潘安”——几个忠心耿耿的研究生，向社会——这个转起来就不容易停的大风车宣战，到死都一直在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