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研究
徐霞客及其《游记》的诠释
——《徐霞客游记选注》前言
赵伯陶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587年1月5日），卒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641年3月8日）。他以中国明末旅行家、地理学家的身份驰名中外，文学成就也引人瞩目，日记体的《徐霞客游记》就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霞客”的别号也因此超过了他的本名“弘祖”而享誉海内外。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曾说：“唯念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1]
一
徐霞客出身于江阴地主家庭，家道殷实，这是他从二十一岁以后就能够有仆从跟随周游大半个中国的经济基础。书香门第典藏丰富，诗书史籍、山经地志应有尽有，这是他能够突破儒家传统思维，确立其不同寻常人生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晚明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王纲解纽，文人士大夫流连山水蔚成风气，这是徐霞客能够以双足丈量祖国山水的社会基础。然而徐霞客的成功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其“奇情郁然，玄对山水”与“争奇逐胜，欲赌身命”[2]的性格因素使然，这最终令他坚忍不拔、义无反顾地完成了一己壮行天下的伟业。
徐霞客自幼歧嶷聪颖，相貌似乎也有异常人。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谓：“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特恐违两尊人意，俯就铅椠，应括帖藻芹之业，雅非其所好。”[3]他没有像通常的读书人那样汲汲于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向往，而是很早就放弃了对八股功名的追求，甚至从未进学（即俗所称秀才）就开始从事于他问奇名山大川的事业。这也与其父去世后，母亲的有力支持分不开。为鼓励霞客好男儿志在四方意愿的践行，这位大有见识的妇女特意为儿子缝制远游冠以壮其行色。读书人从事科举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明代士子皓首穷经不得一第者占大多数，有些人甚至一辈子以童生终老，屈辱一世。粥少僧多的矛盾难以解决，明代中期以后朝政日非，千奇百怪的荒诞社会更能令莘莘学子对仕途懈怠乃至失望。明田汝成曾经记述已经举人中式的黄省曾（1490～1540），因慕西湖美景而放弃了一次礼部应试机会：“苏州黄勉之省曾，风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当试春官，适予过吴门，与谈西湖之胜也，便辍装，不果北上，来游西湖，盘桓累月。勉之自号五岳山人，其自称于人，亦曰山人。”[4]错过一次考进士的礼部试，就意味着可能还要再等三年方能重试身手。徐霞客毅然决然地“走自己的路”，与晚明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论南朝宋山水诗的兴起有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5]的说法，南朝山水诗对于魏晋玄言诗的胜利意味着文人审美趣味的转向，以枯燥的哲理入诗，远不如用韵语传达放浪形骸于山山水水的兴寄那样怡情适性。从此，模山范水遂成为旧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寄托。当然这不排除游记文学中闪现出哲理的光辉或蕴含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代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皆属古人游记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明代文学性灵派的崛起，与阳明心学、李贽的“异端”思维的广泛传播分不开，袁宏道、王思任、张岱等人的山水游记就是性灵文学的极致。稍前于徐霞客的王士性（1547～1598）也属于明代著名的旅行家，所不同者，为官为宦的游山玩水不必有披荆斩棘的辛苦；而徐霞客登山涉水，审美而外，地学考察是其主要目的，难能可贵与艰苦卓绝造就了一代“游圣”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同是山水胜地的游历旅行，目的不同或曰兴趣有异，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呈示。清初文人王士禛曾对古往今来有山水癖好者加以简括的总结：“古来如谢康乐、宗少文辈，癖好山水者多矣。明临海王恒叔士性宦游所至，辄登临山水间，穷极幽奥，作游记数十篇。江阴徐霞客终身于游，至历绝域徼外，牧翁为作传，可谓好事者矣。予同年吴君，顺治末进士，尝游武林，宿留数月始归。予询以西湖、西溪诸名胜，曰：‘皆不知也。’询其未往游之故，则大笑曰：‘吾跋涉水陆二千余里，岂为山水往耶！’予为先兄西樵言之，以为人嗜好径庭乃如此。”[6]这一评价似乎没有触及上述人物“嗜好径庭”的目的性原因，因为目的的不同也会导致方法的各有千秋。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曾这样评价《徐霞客游记》：“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7]现在看来，还是一位现代外国人的评价一语中的。
山水审美与史地研究，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撰写《史记》名扬天下的司马迁曾自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8]可见古人治学，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然而同是行万里路，托兴登临的价值取向有异，效果也不尽相同。通过有典型性的几位古人的比较也许更能形象地通晓古代旅行家类型的不同。以研究《水经注》著名的学者陈桥驿有《晚明三位旅行家评述》一文，文中曾对明末王士性、袁宏道（1568～1610）、徐霞客三位旅游达人进行过简略的比较与评述，他认为王士性是学术型旅行家、袁宏道是文学型旅行家，徐霞客则属于纪实型旅行家[9]，如此划分虽稍嫌疏阔，却言简意赅，不无道理。但若将徐霞客与稍后的顾祖禹（1631～1692）加以比较，也许更能深刻理解《徐霞客游记》的地理学价值之所在。顾祖禹并非仅局限于书斋写作，但其《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的撰述却非实地踏勘而来。这部被魏禧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10]，堪称尽瘁顾氏毕生精力，其著述方法则是博览文献典籍，爬梳剔抉，悉据正史考订折中，着重于山川险易与古今战守成败之迹，书写舆地因革迁替，三十年始成此三百万言之巨著。《徐霞客游记》的撰述则以实地踏勘为方法，目测足量，临危陟险，细大不捐，间事考证，时见精要之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是书十二卷有云：“宏（弘）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虽足迹所经，排日纪载，未尝有意于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矣。”[11]
比较《徐霞客游记》与《读史方舆纪要》，由于撰述方法迥然不同，实在难分轩轾，唯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妍而已。但若仅以“艰苦卓绝”四字加以衡量，前者似更加难能可贵。清人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有云：“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后，一丘一壑，枝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12]文中除“不求伴侣”四字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外，其余论述皆极中肯，基本勾画出这位千古奇人特立独行、非同凡响的风貌。
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其人生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传统儒家理念讲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但古代读书人对于仁义的追求并非“苦行僧”的翻版。据《宋史》本传，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然而一旦国家危难，即“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13]，最终因大势已去、独木难支，被系三年，从容就义，悲壮地走完了自己取义成仁的一生。西汉司马迁遭受宫刑之辱还能维护生命的尊严，就是怀抱“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4]的崇高理想而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常以“马革裹尸”为自己人生的最终归宿，其堂弟马少游的人生观则与马援大异其趣：“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15]两种人生观皆有一定的代表性，未易轩轾。唐代韩愈有《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借读书人李愿之口将“人之称大丈夫者”分为三类：一类为“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不但有“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的威严，而且享受“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的侍奉；第二类为“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的隐士之流，晋代陶渊明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第三类人则是“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16]的势力小人，不足为训。这三类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只是大略言之，其中有些人还属于迫于形势而万般无奈的选择。至于凭仗祖业余荫，一生斗鸡走狗、花天酒地者，就更不足挂齿了。
社会的进步，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日益丰富，令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徐霞客探险人生的道路选择，社会因素、家境因素兼而有之，但最主要的还是其性格因素与特殊的审美情怀使然。他没有汉人张骞、班超通使西域的官方背景，也没有东晋法显西行求法与唐代玄奘天竺取经的宗教情怀，更不具备元代汪大渊航海远洋的观光色彩，徐霞客登山涉水没有任何明显的功利性目的，他只是为某种理想的实现而献身。他执着而坚韧的精神来源，当发自异乡漂泊中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远非常人所能体味。现代诗人海子有一首著名的短诗《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17]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与矫情的抒怀，只用怯弱而稚拙的孩子口吻向一位莫须有的“姐姐”低声倾诉，却因情真意切而异常感人。这是1988年7月25日诗人海子乘火车去西藏，经过青海省的德令哈市时写下的短章。虽有时代的隔膜，但低吟海子的这首诗，对于体味徐霞客异乡览胜的审美情怀或许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助益。
有“中国的托马斯”“当代徐霞客”之称的现代传奇人物余纯顺（1951～1996），自1988年7月l日起开始孤身徒步行走全中国，八年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足迹踏遍23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寻访过33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曾因创下人类史上第一个孤身徒步考察“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纪录而震惊海内外。他的旅行日记沿途加盖有1500多个邮戳，完成了59个探险项目，总里程达42000千米有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科考记录与日记。同属自费旅行，余纯顺的家境远不如四百多年前的徐霞客优裕；至于独自一人徒步穿越戈壁，不断挑战生命的禁区，余纯顺相较徐霞客似乎又有所超越，他把全部生命都投入于一种壮丽的精神追求之中。1996年6月13日，这位战胜平庸、超越古人的独行侠终于永远倒在了穿越新疆罗布泊的探险途中。小行星83600号，发现于2001年9月25日，即以余纯顺命名，他不同寻常的生命历程将与宇宙同辉！
徐霞客的游记内容丰富，徐霞客的事业后继有人，徐霞客的精神将光照未来！
二
论者一般将徐霞客一生壮游行迹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霞客二十一岁以后开始直到其五十岁左右，历时近三十年；后期之游只有一次，历时将近四年，以今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六省为主，尤以后三省即祖国西南一带的旅行最引人瞩目。
徐霞客前期之游的足迹遍及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北京、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十三个省市，但仅留下17篇日记，被学者称为“名山游记”，这些名山游记依次为：游历今浙江的《游天台山日记》（1613年5月）、《游雁宕山日记》（即雁荡山，1613年5月），游历今安徽的《游白岳山日记》（即齐云山，1616年3月）、《游黄山日记》（1616年3月），游历今福建的《游武彝山日记》（即武夷山，1616年4月），游历今江西的《游庐山日记》（1618年10月），游历今安徽的《游黄山日记后》（1618年10月），游历今福建的《游九鲤湖日记》（1620年6月），游历今河南的《游嵩山日记》（1623年3月），游历今陕西的《游太华山日记》（即华山，1623年4月），游历今湖北的《游太和山日记》（即武当山，1623年4月），游历今福建的《闽游日记前》（1628年3～5月）、《闽游日记后》（1630年8～9月），游历今浙江的《游天台山日记后》（1632年5月、6月）、《游雁宕山日记后》（1632年6月），游历今山西的《游五台山日记》（1633年9月）、《游恒山日记》（1633年9月）。
徐霞客后期之游的足迹从今江苏、浙江起步，历经今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与云南，依次为《浙游日记》一篇（1636年10～11月），《江右游日记》一篇（1636年11月～1637年2月），《楚游日记》一篇（1637年2～5月），《粤西游日记》四篇（1637年5月～1638年5月），《黔游日记》二篇（1638年5～6月），《滇游日记》十三篇（1638年6月～1639年10月）。崇祯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639年10月11日）以后，徐霞客的日记即告绝笔。此后三个月，徐霞客应云南丽江府纳西族土知府木增之邀，一度在鸡足山悉檀寺创修《鸡足山志》，期间足疾发作，日渐严重，不良于行。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木增特意派遣滑竿护送徐霞客踏上归途，辗转半年，又经湖北黄冈乘舟东下，终于在当年六月间回到家乡江阴。第二年正月，徐霞客寿终正寝，享年五十五岁。
徐霞客前期之游，除前、后两篇《闽游日记》外，其他15篇皆属于古今名山的专题游记，因而较受一般读者的垂青。其实，在今所遗存的将近63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中，其前期17篇游记大约仅5万字，不足现存游记文字的8%。这一期间，霞客因其老母在堂，加之儿女尚幼，遵从“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出游皆较短暂，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月余，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天启五年（1625）九月，其母王孺人卒，九年以后，其长子徐屺、次子徐岘陆续成家，即古人所谓“向平愿了”，而这时的徐霞客年已半百，时不我待，终于从崇祯九年（1636）九月开始其将近四年之久的“万里遐征”。徐霞客西南之旅共遗存游记22篇，且篇篇文字皆长于前期游记的各篇，共约58万字，占现存游记文字的92%；特别是《滇游日记》十三篇，共约25万字，占全部游记篇幅的40%。若仅从文学角度考察，霞客前期游记似乎更有动人的魅力，这与“名山”对一般读者的吸引力密切相关。但若从地学等科学角度考察，霞客后期游记的学术价值更高。
徐霞客以日纪游，多属于有备之作，每游一地，都事先或事后做足功课，翻检当地方书地志，以为先导或印证，其万里遐征中尤为如此，如记述作者为求得《广西府志》而专候数日。《滇游日记二》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初七日日记：“余作书投署府何别驾，求《广西府志》。是日其诞辰，不出堂，书不得达。”[18]又如《滇游日记十》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四日日记：“参府令门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来候。”又同上初九日日记：“大雨，复不成行，坐李君家录《腾志》”[19]这是徐霞客为腾冲探险而阅览《腾州府志》的实录。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人们多将《徐霞客游记》视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昌明，人们终于发现这部游记的科学价值在古代典籍中几乎无与伦比。游记中作者对于山岳地貌、流水地貌、火山地貌、冰缘地貌、丹霞地貌、岩溶地貌的准确描述与探索，特别是对于岩溶地貌，如石笋、钟乳、仙人田、落水洞、干谷、石芽、溶沟、眢井、盲谷、盘洼、穿山、岩溶泉等诸多形态的精确记述，皆大大领先于国外有关喀斯特地貌的探索历程，学者相关评论甚多，这里不再赘言。《滇游日记十一》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初九日日记，探讨永昌府（今云南保山）水帘洞外岩溶地貌石钟乳的另一种成因：“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所淋滴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即片叶丝柯，皆随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边不欹，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匀且肖者。”[20]作者观察细致，可见一斑。
《徐霞客游记》并非纯粹的游历山水之作，其中还蕴含了作者深沉的家国之思。《粤西游日记四》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初九日日记记述广西庆远府民生艰难状况，作者有痛彻心扉之语：“城内外俱茅舍，居民亦凋敝之甚，乃粤西府郡之最疲者。或思恩亦然。闻昔盛时，江北居民濒江瞰流亦不下数千家，自戊午饥荒，蛮贼交出，遂鞠为草莽，二十年未得生聚，真可哀也。”蒿目时艰，关心民瘼，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徐霞客作为一位正直的读书人，在以其双足丈量祖国山山水水的同时，“位卑未敢忘忧国”，对于日蹙的国势深感不安，体现了传统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深沉的忧患意识。《滇游日记一·随笔二则》中第一则记录沐氏勋贵家族的飞扬跋扈，入木三分。作者所记述者与清人所撰《明史》的相关内容近似，可见当时问题的严重性非同小可。沐府为了家族特权的传之久远，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宋夫人毒死其亲生子的人伦惨剧的发生，所谓“人作孽，不可活”“多行不义必自毙”，其警示作用当不仅限于一朝一代，从古至今，概莫能外！《随笔二则》中第二则所记述者，不仅是有明一代西南民族矛盾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半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徐霞客敏感地捕捉到隐藏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的这一动向，其《滇游日记二》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二十八日日记有云：“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乐于反侧者，不过是遗孽煽动。其人不习汉语，而素昵彝风，故勾引为易。而遗孽亦非果有殷之顽、田横之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众，以行其狡猾耳。”[21]议论可谓一针见血，洞见症结！至于《随笔》第二则中“此方人人没齿无怨言，不意一妇人威略乃尔”[22]的议论，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从天启年间贵州、四川的“奢安之乱”一直到崇祯年间云南的“沙普之乱”，两者有着直接的联系，底层百姓遭受兵燹之厄，痛苦万分，难以名状，究其始作俑者，正是明廷“以夷治夷”的失败政策使然。
《徐霞客游记》有关文学书写的梳理，对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与真情表达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游嵩山日记》天启三年（1623）二月二十日日记：“水行其中，石峙于上，为态为色，为肤为骨，备极妍丽。不意黄茅白苇中，顿令人一洗尘目也。”[23]所谓“黄茅白苇”，无非连片生长的黄色茅草或白色芦苇，似无深意，但若明其所本，则意象全出。四字源于宋苏轼《答张文潜书》：“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24]徐霞客在此处的文学书写属于文字“藏头”手法的运用，这显然是对中原一带土地较为瘠薄的含蓄表达。
《游记》中常用“芙蓉”二字喻山，如《游庐山日记》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二十二日日记：“惟双剑崭崭众峰间，有芙蓉插天之态。”[25]清同治《德化县志》卷七《地理·古迹》：“双剑峰，在府治城南龙门西，形势插天，宛如双剑，与县治正对。”显然，芙蓉在日记中比喻庐山双剑峰形如利剑插天。以芙蓉喻剑，语本汉袁康《越绝书》所载越王勾践有宝剑名“纯钧”，相剑者薛烛以“手振拂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26]。《游雁宕山日记》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十一日日记：“登盘山岭。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27]《游雁宕山日记后》崇祯五年（1632）四月二十八日日记：“西南云雾中，隐隐露芙蓉一簇，雁山也。”[28]上两例之“芙蓉”，也显然皆是用利剑的隐喻来形容插天的山峰。然而《游太华山日记》天启三年（1623）二月三十日日记：“行二十里，忽仰见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峰秀绝，而东西拥攒诸峰，俱片削层悬。”[29]这里的“芙蓉”则是以荷花或莲花的别名出现的，当为形容华山西峰即莲花峰或称芙蓉峰的山峰形状，与利剑之喻明显无关。另有明袁宏道《华山后记》可证：“西峰最幽奥，石态生动，有石叶如莲瓣，覆崖巅，其下有龟却立，昂首如欲行，盖叶上物也，是即所谓莲花峰矣。”[30]
化用古人诗句或相关掌故以传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也是《徐霞客游记》文学书写的技法之一。《滇游日记八》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十二日日记：“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澈。”[31]所谓“影空人心”，意谓潭水令人心旷神怡，语本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颈联：“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32]只有明其出处，方能深刻体会霞客此间行文之妙。又如《粤西游日记二》崇祯十年（1637）八月十五日日记：“时州守为吾郡诸楚余名士翘，有寄书者，与郁林道顾东曙家书俱置箧中，过衡州时为盗劫去。故前在郁，今过横，俱得掉头而去。若造物者故藉手此盗，以全余始终不见之义，非敢窃效殷洪乔也。”[33]按殷羡，字洪乔，陈郡长平人，东晋官员，官至豫章太守、光禄勋。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34]若不明“窃效殷洪乔”的出处，徐霞客行文幽默的特点即被完全湮没。此外如《滇游日记一·游颜洞记》“余一至滇省，每饭未尝忘钜鹿也”，语本《汉书·冯唐传》；《游黄山日记后》“石块丛起则历块”，《滇游日记八》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十二日日记中“历块”，皆是行进艰难的意思，有自我调侃的意味，语本《汉书·王褒传》。搞清楚徐霞客文学书写的技法对于体味其日记的文字妙趣不可或缺。
三
《徐霞客游记》在作者生前没有整理成书，随之明清易代，兵连祸结，导致原稿残缺错简，加之辗转抄录，颇易致误。《徐霞客游记》首次付梓刊行，已在作者逝世一百三十五年之后，是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简称乾隆本，系霞客族孙徐镇根据杨名时、陈泓的校本刊刻。嘉庆十三年（1808）又有叶廷甲重校本《徐霞客游记》刊行，补编了徐霞客及与友人酬唱的若干诗文。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为我国近代地学奠基人之一，他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二十卷是近现代最具代表性的标点整理本，其底本系据叶廷甲本，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本附有丁文江所编《徐霞客先生年谱》及有关作者生平的诸多材料（外编），并编绘徐霞客旅行路线图三十六幅。此后又有集成图书公司印本、扫叶山房印本、《万有文库》本与《国学基本丛书》本《徐霞客游记》，要不出其范围。随着原藏于邓之诚先生处的徐建极（1634～1692，徐霞客之孙）抄本、原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季会明抄本的陆续发现（后者题为《徐霞客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十卷（各分上下），即分别以乾隆本（卷一上下、卷四下至卷十上）、季会明抄本（卷二至卷四上）为底本，而校以徐建极抄本等不同版本，人名、地名皆标有专名线。上古本所收日记比旧刊本多出156天，字数多出14万，是目前最为完善的《徐霞客游记》。上古本于1987年以后又多次重版再印，并有改正增订；201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国学典藏本《徐霞客游记》，横排简体，仍于人名、地名下标有专名线，删去原版卷十下的“附编”与《徐霞客年谱》等部分，又改正一些讹误。本选本即以此国学典藏本为底本选录游记，删去正文中作校勘标记之用的六角括号。
198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是为国内第一部全注本，校勘则与上古本大同小异；此后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世纪90年代又先后两次出版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增订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朱惠荣等《徐霞客游记全译》，是为国内第一部全译本；贵州出版集团于2008年又出版该书的修订本。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出版黄珅《新译徐霞客游记》，也有注释。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朱惠荣、李兴和译注的《徐霞客游记》，纳入该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影响更大。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诸多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徐霞客游记》的选本，各有千秋，此处不详论。目前研究《徐霞客游记》，自以上古本与中华本最为权威，两者对于“徐学”研究的贡献皆堪称厥功至伟。
目前，“徐学”研究在国内已有相当规模，这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丁文江、竺可桢、谭其骧、侯仁之、陈桥驿等著名学者的巨大努力分不开。1993年7月10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嗣后，云南省、浙江省、江苏省乃至一些市县也先后成立了徐霞客研究会，有力地推动了“徐学”的发展。特别是在“重走霞客路”口号的感召下，地方上涌现出一批“徐学”的粉丝，其中不乏极有素养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或撰文出书，或在互联网上书写博客，解决了《游记》中许多有关地名或山峰位置不清的问题。至于一些地理、地貌以及语言学研究者相关论文的发表，为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徐霞客游记》的价值所在提供了依据。英国、法国、美国、韩国等海外的友人也不乏徐霞客研究者，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徐学”也无疑名列前茅。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徐学”中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甚至某些标点断句也存在异议。如《游五台山日记》中，作者转述北台灵应寺僧人石堂的话：“北台之下东台西中台中南台北有坞曰台湾此诸台环列之概也。”所谓“台湾”即“台怀”（今台怀镇），反映了作者吴方言“影匣不分”的语音特点，论者早有指出，此处不论。中华本标点：“北台之下，东台西，中台中，南台北，有坞曰台湾，此诸台环列之概也。”[35]这一断句与丁文江本同，读来如绕口令，让读者一头雾水。上古本标点：“北台之下，东台，西中台，中南台，北有坞曰台湾，此诸台环列之概也。”[36]从五台山五个台的相互位置而论，中台与南台基本处于南北连线上，中台与东台则基本处于东西连线上，三个台恰成一近似的等边三角形，环峙台怀镇；而北台与西台则在南北连线与东西连线之外，不直接与台怀镇发生关系。徐霞客地理方位感极强，故借僧人之口言简意赅地道出“环列之概”，显然后者标点是。又如《滇游日记八》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十一日日记：“迤逦从邓川之卧牛、溪始，而北尽于天马。”[37]上古本在“卧牛溪”下加专名线连标，认为是溪水名，误。卧牛，即卧牛山，位于今云南洱源县邓川镇西部偏南；溪始，即溪始山，位于弥苴佉江（今云南洱源县东弥苴河）上大石梁桥的正西方。本日记初十日日记：“钟山峙桥西北，溪始峙桥正西，盖钟山突而东，溪始环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围，汇绝顶间，东南坠峡而下，高挈众流之祖，故以‘溪始’名。”此可为本证。中华本标点不误。本选本虽以上古本为底本注评，但标点特别是逗号、句号与分号等的用法并不尽依底本。如《游太和山日记》中有“平台十八盘”“八仙罗公院”之称谓，上古本、中华本以及诸多选注本，皆不点断，实则前者谓平台庙与上、下十八盘两处景观，后者谓八仙观与罗公院（罗公岩）两处景观，皆当点开为宜。
选注《徐霞客游记》，遇到标点以外的困难即文本的校读问题。作者家乡江阴属于吴方言区，徐霞客走南闯北，日记因当地地名发音致讹，并不罕见。对此，论者或注家已经指出一些，如《游天台山日记》中“江司陈氏”，当系“张思陈氏”的音讹；《游太华山日记》中“蜀西楼”，当系“梳洗楼”的音讹，反映了吴方言“阴入对转”的语音特点。今商南县东南隅荆紫关街北十里，有梳洗楼村，地处今陕西、河南省界。《粤西游日记一》记述阳朔“水绿村”，当即今“水洛村”，位于螺蛳岩以南鲤鱼翅的东南方，在漓江“U”形转弯处的东南岸。“绿”“洛”，当系音讹，也反映了作者吴方言的语音特点。至于吴方言“王”“黄”不分，更是自唐以来即如此，尽人皆知，《游五台山日记》中的地名“黄葵”，即系音讹，当作“王快”，即王快镇，位于明阜平县东南五十里，今河北阜平平阳镇有王快村。该篇日记中又误“塔子铺”为“太子铺”，也系吴方言“阴入对转”语音特点的反映，并非古今地名变迁使然。按塔子铺，位于今河北阜平县西北，在382省道北侧。
本选本在文本校读中亦有当今论者尚未指出者，如《游白岳山日记》中之“虎岭”，当系“阜岭”之音讹，道光《休宁县志》卷一《山川》：“阜岭，在县北六十里，界于歙，登其巅，黄山诸峰如在目前。凤凰诸山，皆其支也。”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黄山之西南支为歙、休交界之天马山脉，其山曰阜岭，为休、歙界山，登其巅，黄山诸峰如在目前。”与《游记》所记述者略同。至于《游白岳山日记》误“辅岩”为“傅岩”，则非作者音讹所致，而是沿袭前人音讹之误。明黄汝亨《游白岳记》：“棋盘石，石如菌芝，下窄上敞，可坐数十人。与诸生共坐石上，道士复以樽罍进，共浮白浸醉，纵观诸山，则傅岩前峙，而后踞者为观音岩。坐此则神超气静，尘嚣俱绝，又成一境界矣。”[38]傅岩，有关方志未见著录，或为“辅岩”之音讹，明鲁点《齐云山志》卷一即著录辅岩。可见，徐霞客正是沿袭黄汝亨文之讹称“傅岩”。《游黄山日记》记述黄山汤泉有云：“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以汤口、焦村孔道，浴者太杂沓也。”[39]黄贞父，即黄汝亨（1558～1626），字贞父，号寓庸，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较徐霞客年长近三十岁。黄汝亨《游黄山记》：“寺前为汤池，人浮一白，以次解衣浴汤池中。汤气涤疴疏理，浴者都爽，谢武林、冯开之两公尤称。而余从盘山汤泉中浴来，澄泓香冽，尚胜之耳。”[40]可见，徐霞客对黄汝亨的文章极其熟稔，故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楚游日记》崇祯十年（1637）正月二十八日日记：“盖自马迹南五里孟公坳分衡阳、衡山界处，其水北下者，即由白高下一
江，南下者，即由沙河下草桥，是孟公坳不特两县分界，而实衡山西来过脉也。”[41]一
江，未详所指，当因音讹兼形讹致误。
，《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与今《汉语大字典》皆未收录此字。一
江，似因衡阳方言关系先音讹“易俗江”为“一锁江”，后又因日记转相抄录，行书偏旁“金”形讹为“歹”，生造出一个怪字。若然，则当指涓水。涓水，位于今湖南湘潭县西，一名易俗水。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〇《湖广六·湘潭县·湘江》：“涓水，在县西南十里，一名易俗水。源自南岳山，北合数溪流入县界，经龙口东流入湘江。”[42]可以为证。
值得称道的是，互联网有关博客也可以解决《徐霞客游记》中的一部分模糊不清的问题。《游太和山日记》天启三年（1623）三月十一日日记：“登仙猿岭。十余里，有枯溪小桥，为郧县境，乃河南、湖广界。东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见所自来，而下流淙淙，地又属淅川。盖二县界址相错，依山溪曲折，路经其间故也。”[43]仙猿岭，方志未见著录，据互联网署名“武当官方旅游助手”（公众号：wudangly）2016年7月8日博客（中国散文网www.sanwen.net）称，此岭位于今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河南淅川县交界处，当地人称猴山或猿岭，是一座人迹罕至的荒山，山不高，也不陡峭。从淅川县滔河乡喻家沟村通过一条小路翻越猴山行十余里，即可到达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峪村。旧时这里为陕西香客朝拜武当山的必经之路。所谓“枯溪”，据上引博文，即乌峪河，宽约5米，长2.5千米，今仍为干河，属于喀斯特岩溶地貌中的“干谷”地貌——即因地壳上升，从前的地表河降而为地下河，原地表的河床干涸而形成干谷。附近的乌峪村即因此干谷而得名。《滇游日记六》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二十四日日记记述云南鹤庆境内干谷地貌：“松桧之南，山盘大壑而无水，沟涧之形，似亦望东南去。”[44]可作旁证。所谓“青泉”，据上引博文，当作“清泉”，当地人称为老龙泉，为直径12米、水深4米左右的泉池。泉池位于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清泉村，泉侧今存有明正德年间所立《清泉碑记》石碑，高约2.5米。一篇博客竟然解决了三个问题，应当受到重视。
《徐霞客游记》中也有作者因自己一时疏漏而造成错讹的问题。《游五台山日记》记述台怀有马跑泉与马跑寺，按《游记》所记方位及里程，此处当即今所称之龙泉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西南5千米的九龙岗山腰，在万佛洞以北偏西，始建于宋代，原为杨家将的家庙，明代嘉靖年间曾加整修。寺东侧有一眼清澈的龙泉，龙泉寺亦因此得名。然而根据明释镇澄《清凉山志》，明代五台山台怀镇内及其附近计有佛刹六十八处，并无有关马跑寺及马跑泉之著录，亦无龙泉寺之著录。该书卷二所著录之龙泉寺则另有其处，即在东台外与阜平交界的旧路岭一带。长城岭东侧的阜平县西境有龙泉关，马跑寺与马跑泉恰在其附近。徐霞客游览五台山的路线涵盖龙泉关与长城岭，而事后于无意中又张冠李戴，错将龙泉关附近的马跑寺与马跑泉一同移位至五台山九龙岗，造成讹误。值得一提的是，五台山龙泉寺是清代以后逐渐知名的，特别是民国年间精雕石牌楼的树立以及山门外一百零八级台阶的建置，更令这座龙泉寺驰名海内。或许明末此处的杨氏家庙尚无正式寺名，故令徐霞客的记述发生混淆。或谓此处所记马跑泉与马跑寺乃清凉泉与古清凉寺之讹写，似非。
《徐霞客游记》提及的一些著名的植物或景观，如黄山的扰龙松与衡山的飞来船，今天皆已不存，令读者通晓其前世今生实为必要。以扰龙松为例，《游黄山日记》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月初七日日记：“坞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干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结，蟠翠三丈余，其根穿石上下，几与峰等，所谓‘扰龙松’是也。”[45]扰龙松，又称帝松，名列黄山七大名松之首。原松植根于始信峰与狮子峰之间的山谷散花坞中一巨石上，石与松融合为一。据今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李金水先生等《黄山扰龙松考》一文，记述扰龙松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始由吴郡文人黄习远命名，载于明潘之恒《黄海》：“由散花坞鸟道历二阜，见巨石屏立，上平如砥，一松高仅三尺，广覆盈亩，下视曲干撑石崖而出，殆长数仞，盖自上而下生，石为中裂以容合抱，其蜿蜒樛结，蛟舞虬偃，不足拟之，故题以‘扰龙’云。”[46]该文认为这是第一代扰龙松，并谓此松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前已枯死。此后巨石上又生一松，耸于岩尖，是为第二代扰龙松，形态与前者不同，即近人所谓“笔峰”或“梦笔生花”景观。此松又于1982年枯死，2004年3月黄山园林部门又为笔峰成功移植另一棵松树，堪称第三代扰龙松。然而考清刘大櫆撰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游黄山记》，对扰龙松仍有如下记述：“散花坞亦千峰排列壑底……而一峰拔壑而起，独立无倚，可十丈，有松焉，其根长二丈余，蜿蜒出走，未知其干所在，循峰右转，则见峰有裂罅，而松于罅中直上达顶，露其半，可窥，更旁裂一石，乃屈曲蟠结于峰顶之四周，而横曳一枝复下垂者，其长犹三丈，名其松曰扰龙。”[47]此文可证所谓“第一代扰龙松”于清乾隆中仍健在，枯死时间当在清末叶。
诸如扰龙松一类极为有趣的问题，在《徐霞客游记》中在所多有，作者笔下的木胆、优昙树、蛱蝶树、龙女树、扶留藤等，林林总总，皆能引来读者的关注，凸显了云南植被品类的丰富多彩。山茶花、杜鹃花与花红，虽并非滇地所独有的植物，但因地域、气候关系，仍保留许多有别于其他产地品种的特征。《游记》中有关岩溶地貌的记述更能引人入胜，若在注释中参考有关学者的地学研究成果，并以《游记》中有关联的记述相互印证，就如作者在《游记》中描述某一景观而有意使前后对照呼应一样，这对于提高《游记》的认识价值当有事半功倍之效。
本选本注释中尽量引用相关方志稗乘或正史材料为旁证，也注意引证霞客前人、同时人或后人游记中的材料，以令读者有所比照参考，加深印象。总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本选本遇到《游记》中地名方位不清时，概以“位置不详”为释，以便给方家留下进一步辨识的乐趣。“评析”作为对“注释”的一种补充，以俾读者全面把握一篇游记的宗旨所在。《徐霞客游记》内容丰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日记，一人之力自难面面俱到，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教正。
作者简介
赵伯陶，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审，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曾出版专著《智谋与艰辛：中国古代商人透视》等。
[1] 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卷二〇，商务印书馆，1928，第43页。
[2] 钱谦益：《徐霞客传》，《牧斋初学集》卷七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593、1594页。
[3] 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卷二〇，商务印书馆，1928，第46页。
[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71页。
[5]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第144页。
[6]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06页。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上册，科学出版社，1976，第62页。
[8]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第3293页。
[9] 陈桥驿：《晚明三位旅行家评述》，《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文集》，2001。
[10] 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第1页。
[1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中华书局，1965，第630页。
[12] 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卷首第1页。
[13] 《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中华书局，1977，第12534页。
[14]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第3319～3320页。
[15]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第838页。
[16]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载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第187页。
[17] 海子：《日记》，《那幸福的闪电：海子经典抒情短诗精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第135～136页。
[18]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五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349页。
[19]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510、515页。
[20]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532页。
[21]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五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361页。
[22] 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卷九，商务印书馆，1928，第9页。
[23]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0页。
[24] 苏轼：《答张文潜书》，载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第3461页。
[25]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5页。
[26] 俞纪东译注《越绝书全译》卷一一《越绝外传记宝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第220页。
[27]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3页。
[28]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31页。
[29]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3页。
[30]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471页。
[31]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八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472页。
[32] 《全唐诗》卷一四四，中华书局，1960，第1461页。
[33]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26页。
[34]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第746页。
[35] 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全本全译全注丛书），中华书局，2015，第242页。
[36]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43页。
[37] 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全本全译全注丛书），中华书局，2015，第2326页。
[38] 黄汝亨：《寓林集》卷一〇《游白岳记》，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22页。
[39]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7页。
[40] 黄汝亨：《寓林集》卷一〇《游黄山记》，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18页。
[41]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97页。
[4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〇《湖广六·湘潭县·湘江》，中华书局，2005，第3755页。
[43]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5页。
[44]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441页。
[45]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8页。
[46] 李金水等：《黄山扰龙松考》，《徽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47] 刘大櫆：《刘大櫆集》卷九《游黄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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