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周礼》难致太平

《周礼》一书，乃西汉时河间献王献于朝廷者，为古文经，当时礼家均未之见。及刘向父子校书，始著于录，王莽时立于学官，然当时今文学者疑信不定，后世亦然。信之者以为建国救世之典范，如郑玄以其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立《周官》博士，又仿其制建立国家机构。北宋时，王安石为推行改革，著《周官新义》，其制亦多仿《周礼》。至清季孙诒让著《周礼政要》，仍以其为兴邦济世之大法，并希冀行周公之制，以挽清廷于将亡焉。

然自汉以来，攻毁《周礼》者，亦复不少。唐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周官传序》曰：“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又《序周礼废兴》曰：“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惟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后世学者以新莽、安石为借口，攻驳《周礼》更甚焉。如欧阳修《问进士策》谓：“《周礼》其最后出……汉武以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都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其人耕而赋乎？如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又苏轼《天子六军之制》称：“《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此皆反对安石新法，故有如此之说。至清，学者仍持此说。如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谓：“自熙宁中，王安石变乱旧制，始罢《仪礼》，不立学官，而此经遂废，此新法之为经害者一也。”“变乱旧制”者，即借《周礼》以行新法之谓也。又清龚炜《巢林笔谈》亦谓“读《仪礼》，疑仪节太碎；读《周礼》，疑设官太冗”焉。[44]

又《四库总目》论王安石《周官新义》曰：“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于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此说似较诸家为圆融通达。又《总目》职官类存目有明魏校《官职会通》二卷，是书以明之六部，配周之六官，其所属官，因以比附，为未成之稿，每述一官，必曰今欲正某官之职云云。《总目》谓其说：“言之则成理，行之则必窒。自汉以来，未有以《周礼》致太平者也。”[45]又乔松年谓：“汉人以经断狱，传为美谈，实不可为训。大抵出于两途，迂儒不达人情，不明事理，但执半言单词以为断，由于拘固；人逢迎世主，巧于比附，借经语为舞文之具者，托于谲诡，两者之心术不同，而无当于经义则一。”[46]以上诸说皆是矣，复《周礼》，建官制；行井田，开阡陌。即黄孺小儿亦知其不可，欲复《周礼》以致太平，正所谓缘木而求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