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戴名世、郑燮、李调元、刘声木之论撰著之自序与他序

戴名世《上大宗伯韩慕庐先生书》云：“布衣穷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无以取重于世，乃求序于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赐之序则欣欣然以之自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为荣耀。夫文者必待王公大人而重，则是《孟子》七篇成而必请序于齐宣、梁惠，司马迁《史记》成而必请序于丞相公孙弘、大将军卫青也。且夫意气不足以孤行而后有所附丽，言语不足以行远而后思所以炫其名声。彼乞序于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观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请之坚也，亦不知其文之工拙果何如，率尔命笔，不无过情之言，人之见之者，读未终篇辄已掩卷而去，而况于其所序之文乎。是则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量，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求序于王公大人，凡所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贤者亦不轻与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案戴氏言之凿凿，斥布衣穷士之求序于王公大人，然其上韩菼此书，恰为求韩氏为其古文集撰序，且言“知阁下之不与他人而一概谢绝之者，盖他人之所求者乃尚书之序，学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慕庐先生之序也”。[61]案戴氏可谓五十步笑百步，其所求者仍为尚书之序大宗伯之序学士之序也，倘韩氏亦为布衣，即名重海内，恐戴氏亦不求其撰序焉。此文之抑扬委曲之法，颇可为学文者所鉴耳。

又郑板桥《家书》前有题云：“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子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此序作于乾隆己巳（1749年），板桥之序，磊磊落落，较戴氏高出天壤也。

无独有偶，李调元《童山文集》自弁云：“今之刻文集者，莫不请当代名人为序，盖欲人之誉己，不欲人之毁己，故借名人以传也。其实传不传不系乎人，而系乎己。己果可传欤，人虽欲毁之而不能也；己不能传欤，人虽欲誉之而不得也。余老矣，才华既退，学问亦荒，况杜门已久，亦不知何者为名人，干谒既在所禁，求谀亦觉赧颜，譬如老牛谢犁，惟思卧嚼枯草，终老天年耳。安能与少年骐骥共争名于天壤间乎？且序者，所以序其事也，而田间并无所事；文者，所以扬其名也，而林下将焉用名。惟与候虫时鸟，每遇风日晴和，喳喳啧啧，所谓得一日鸣一日而已。故不如自序之为是也。”此序作于嘉庆四年（1799年），其言颇有见地者也。

又刘声木以为，板桥之说：“可谓通论，实亦至论也。然撰述不求他人作序则可，若无自叙则不可。凡人自撰一书，其心思才力，必有专注独到之处，他人见之，未必遽识著书人苦心孤诣，必自作一序，详述授受源流，标明宗旨。……如是于著者、读者、选者，皆有裨益。”[62]是则以为他序可有可无，而自序必不可无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