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真材实料

1946年3月一个下雨的傍晚，六点刚过，一位瘦长的灰发男子坐在他最爱去的丽兹酒吧，喝下最后一滴马提尼酒。几杯下肚，他觉得这点酒精已经足以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于是他结了账，站起身，穿上外衣，戴上帽子。一手提着装满材料的公文包，一手打着雨伞，他走出酒吧，大步迈进滂沱大雨中的曼哈顿中区。他一路向西，朝几个街区远的第43街一个沿街小屋走去。

此刻，三十位年轻男女正在屋里等他。他们是道布尔戴出版社总编辑肯尼思·D.麦考米克（Kenneth D.McCormick）在纽约大学开设的一门图书出版进修课程的学生。他们都渴望在出版界求得立足之地，参加这个每周一次的讨论班正是为了多一些这样的机会。大多数上课的时候，总会有几个人迟到，但是今晚，麦考米克发现，每个学生都已经在六点整准时就座。麦考米克知道为什么。今晚讲座的主题是编辑图书，他已经说服当下美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图书编辑，来“就这个话题说几句”。

对于大众来说，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在图书出版界，他可是个大人物，是一种偶像。因为他是一位完美的编辑。年轻的时候，他曾发现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等多位年轻的伟大天才，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献给了他们，挑战上几代已经固定下来的文学品位，掀起了一场美国文学的革命。他只效力于一家出版社——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工作了三十六年，在此期间，没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能像他那样发现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出版他们的作品。麦考米克班上的好几个学生都跟他说过，正是因为有珀金斯这么出色的榜样，他们才立志投身出版业。

麦考米克用手掌拍了拍面前的可折叠式课桌，让全班安静，然后以描述编辑的工作性质为开场白，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讲解。他说，编辑的工作，并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局限在检查拼写和标点符号，确切地说，得知道要出版什么，怎样获得书稿，怎样才能促进它最大程度地吸引读者。总而言之，麦考米克说，麦克斯·珀金斯是无法超越的。他具有非常独到、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又以激发作者写出其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对他的作者们而言，他更像一个朋友，而不是什么苛刻的工头。他全方位地帮助他们。如果需要，他会帮助他们确定作品的结构；给书起标题，构思情节；他可以是心理分析师、失恋者的顾问、婚姻法律师、职业规划师，或者放款人。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编辑对书稿做了那么多工作，然而他总是坚守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

麦考米克认为，在某些方面，珀金斯好像不适合这个职业：他拼写很差，标点乱用，至于阅读，连他自己都承认“慢得像头牛”。但是，他对待文学就像对待生死。他曾经写信给托马斯·沃尔夫说：“没有什么能比一本书更重要的了。”

因为珀金斯是他这个时代的卓越编辑，因为他的许多作者都是名人，也因为珀金斯本人有点古怪，于是坊间不断流传着他的许多传说，大部分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就以下这些事情，肯尼思·D.麦考米克班上人人都听过一种以上的说法：珀金斯如何发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如何开着司各特的车载着这位编辑栽进长岛海峡；珀金斯如何说服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借给菲茨杰拉德成千上万块钱，将他从崩溃边缘拉了过来。据说珀金斯没有看过稿就答应欧内斯特·海明威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等到拿到稿子，又不得不为了保住他的工作而拼命处理其中粗俗的文字。还有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珀金斯为了海明威第二部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的那些脏话而和极端保守的老板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对抗。据说珀金斯随手把“屎”、“操”、“尿”等词写在台历上，没注意到台历上的题头“今日事”。老斯克里伯纳看到台历上写的这些字，对珀金斯说如果连这些事情都需要提醒自己，那他可就麻烦了。

还有许多珀金斯的故事讲他如何对付托马斯·沃尔夫粗糙的文字和火爆的脾气。据说一米九八的大个子沃尔夫是身子抵着冰箱写他的小说《时间与河流》的，他把冰箱顶当写字台，每写完一页，读也不读就扔进一只木板箱。最后，据说是三条彪形大汉用手推车把满载稿子的箱子送到珀金斯跟前，他再把这堆一口气发泄出来的东西整理成书。麦考米克班上的人也都听说过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著名的帽子，那是一顶饱经风霜的浅顶软呢帽，无论在室内还是外出，他都成天戴着，临睡觉时才摘下来。

麦考米克正说着，这位传奇人物走进了43街的屋子。麦考米克一抬头，看见后门口弓身进来的高大身影，连忙打断自己没说完的话，欢迎来客。学生们转过身，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美国最卓越的编辑。

他现在六十一岁，身高一米七八，体重六十八公斤。手中拿的伞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身上滴着水，帽子低垂盖着耳朵。珀金斯脸色略泛红，令他狭长脸庞上的特征显得柔和一些。他的脸以那只高挺的红鼻子为基准线，一直红到鼻尖，鼻尖和鼻翼的曲线像鸟喙。眼睛是浅蓝色的。沃尔夫曾写道，这双眼睛“充满了奇怪的、雾蒙蒙的光，仿佛能从中看到遥远的海上气象，是快速帆船上去中国数月的新英格兰水手的眼睛，好像有什么东西淹没其中”。

珀金斯脱下湿答答的雨衣，露出没有熨烫的三件套芝麻呢西装。然后两眼视线向上，摘下帽子，脑袋上金属灰色的头发直直地向后梳，额头中央露出V字发际线。麦克斯·珀金斯并不怎么在意自己给别人什么印象，同样在这个夜晚，他不在意给人的第一印象好像是一个从佛蒙特州到城里来谈生意的磨粉商人，穿着周日的衣服却淋着了雨。他走到教室前面，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尤其是听到肯尼思·麦考米克这样介绍他：“美国编辑中的元老。”

珀金斯过去从未在这样的人群面前发言。他每年都会收到数十个邀请，但都拒绝了。首要的原因，是他有点耳聋，尽量避免面对人群。另外，他坚信，图书编辑不应该引人注目；他觉得，编辑的公众知名度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作者的信任感，也会影响作者的自信心。而且，在麦考米克的邀请之前，珀金斯从未觉得讨论他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意义。作为出版业内才能出众、受人爱戴的楷模，肯尼思·麦考米克本身也和珀金斯一样，坚持编辑自我隐形的职业操守，所以他的邀请很难拒绝。又或许珀金斯感觉到疲劳和悲哀已经大大消磨了他的寿命，他最好还是把他所知道的东西传授下去，趁一切还不太晚。

珀金斯两根拇指舒服地勾着马甲的袖孔，用他那略带粗粝但温文尔雅的声音开始了今晚的讲座，脸没有完全正对听众：“你们必须记住的第一件事，是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珀金斯承认他曾给一些当时不知道写什么的作者出过题目让他们写，但他强调，这样的作品通常都不是这些作者最好的，虽然它们有时候很畅销，甚至获得很好的口碑。“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他说，“完完全全来自他自己。”他提醒学生们，不要试图把编辑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作者的书中，也不要把他的风格变得不像他自己。“做法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要编一本马克·吐温的书，就不要把他变成莎士比亚，或者相反，把莎士比亚变成马克·吐温。因为最终，编辑从作者身上获得的，只能跟作者从编辑身上获得的一样多。”

珀金斯用一种耳背的人特有的空洞的声音小心翼翼地说着，仿佛他也惊讶于自己的声音。听众一开始听他说话挺费劲，但过了几分钟就完全平静下来，听得清他的每一个音节。他们专心坐着听这位如此与众不同的编辑讲述他工作中遇到的种种激动人心的挑战——寻找被他反复称为“真材实料”（the real thing）的作品。

最后，珀金斯总结完他准备好的讲座内容，肯尼思·麦考米克就问学生们有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起怎样工作？”

珀金斯想了片刻，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笑容。他答道：“司各特永远都是一位绅士。有时候他需要支持——要头脑清醒——但是他的写作非常丰富，理应得到支持。”珀金斯接着说，菲茨杰拉德的书比较容易编辑，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力求完美，希望它站得住脚。但是，“司各特对批评特别敏感。他可以接受批评，但是做他的编辑，你得对自己提出的任何建议有把握”。

话题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珀金斯说海明威在写作开始阶段需要帮助，即使到成名后，“因为他写东西就像他的生活一样大胆鲁莽”。珀金斯相信，海明威的写作展现了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品质，“在压力下的风度”。他说，海明威比较容易过度修改，矫枉过正。“他曾告诉我，《永别了，武器》的某些部分他写过五十遍，”珀金斯说，“当作者要破坏他作品中的本色时，这就是编辑应该介入的时机。但别介入得太早，一刻都不能早。”

珀金斯还讲述了他给厄斯金·考德威尔编书的一些故事，然后评点了几位他编过的畅销女性小说家，包括泰勒·考德威尔、玛西娅·达文波特和玛乔丽·金南·罗林斯。虽然学生们一开始不太敢提出敏感的话题，但最后，他们还是问到珀金斯疏远了的已故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当晚剩下时间所提的问题大都围绕着珀金斯与沃尔夫的密切联系，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作家。多年来，沃尔夫那些磅礴淹漫的小说盛传是沃尔夫和珀金斯共同创作的。“汤姆，”他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天才。那种才华之大，正如他对美国的看法一样，一本书或者一辈子都无法承载他所有想表达的东西。”当沃尔夫把自己的世界融入小说中，珀金斯觉得有责任为他设置一些篇幅和形式上的界限。他说：“这些务实的写作惯例，沃尔夫自己不会停下来考虑的。”

“但是沃尔夫能愉快地接受你的建议吗？”有人问。

在这个晚上，珀金斯头一次大笑起来。他说到在他与沃尔夫交往的中期，有一次他试图说服沃尔夫把《时间与河流》中的一大段内容全部删掉。“那是一个炎热的深夜，我们在办公室改稿。我把我的意见跟他说清楚，然后默默坐下来，继续读稿子。”珀金斯知道沃尔夫最后肯定会同意删改，因为从写作艺术的角度，删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沃尔夫可没那么容易屈服。他不以为然地把头一仰，坐在椅子上摇摇晃晃，两眼在珀金斯几乎没什么装饰的办公室里四处乱转。“我继续读稿子读了至少十五分钟，”麦克斯说，“但是我很清楚汤姆在干什么——知道他最后的视线落在办公室的一角。那里挂着我的帽子和大衣，在帽子下，挂着一条用响尾蛇皮做的七节响尾蛇玩具。”那是玛乔丽·金南·罗林斯送的礼物。“啊哈，”沃尔夫叫道，“一个编辑的肖像！”开完这个小玩笑，沃尔夫同意了珀金斯的删稿意见。

由于珀金斯耳背，当天晚上这些未来的出版人提出的问题有几个还不得不重复了几遍。在他的发言中有长长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他流利地回答了问题，但其间他的思绪似乎在成百上千段回忆中飘荡。多年以后，麦考米克回忆说：“麦克斯好像进入了他个人思考的世界里，寻找着内在的、私人的联系，仿佛进了一个小房间，然后关上身后的门。”总而言之，这样的表现令人难忘，全班学生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他们眼见着他从几个小时以前蹒跚冒雨而来的新英格兰乡下人，变成了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传奇。

九点刚过，麦考米克提醒了珀金斯一下时间，以免他误了回家的火车。显然，众人都舍不得他停下。他还没有提到与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J.P.马昆德、莫里·卡拉汉、汉密尔顿·巴索的交往，还没有提到传记作家道格拉斯·索瑟尔·弗里曼、埃德蒙·威尔逊、艾伦·泰特、艾丽丝·罗斯福·朗沃思或南希·赫尔。他来不及讲讲约瑟夫·斯坦利·彭内尔了。珀金斯认为他的小说《罗姆·汉克斯》是他近年来编的最精彩的作品。他也没有时间讲讲新作者，譬如说艾伦·佩顿、詹姆斯·琼斯，他正在编他们两位的书稿。不过，珀金斯无疑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他抄起帽子，在头上扣紧，穿上雨衣，转身背对满堂站起身热烈鼓掌的听众，像最初进来时那样，不动声色地走了出去。

雨还下得很大。他打着黑伞，费力地朝中央火车站走去。这辈子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这么多关于自己的话。

到达康涅狄格州新迦南镇的家中已是深夜，珀金斯发现他五个女儿中的老大这天傍晚来看他，并且一直在家里等着。她注意到父亲似乎有些伤感，问他怎么了。

“今晚我做了一个讲座，他们称我是‘美国编辑中的元老’，”他解释道，“当他们称你是元老的时候，就说明你完了。”

“哦，爸爸，这并不说明你完了，”她反驳，“这只说明你到达了巅峰。”

“不，”珀金斯肯定地说，“这说明我完了。”

* * *

这天是3月26日。二十六年前的3月26日，发生了一件事，由此拉开了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伟大生涯的序幕：一本改变他的人生、影响深远的书出版了。

2 天堂

1919年，曼哈顿以规模盛大的爱国主义大游行迎来了春天。一周又一周，一支支凯旋的部队在第五大道游行。那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打完了，美国胜利了。

在第48街，游行队伍经过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和书店所在的斯克里伯纳大厦。这是一幢古典风格的十层大楼，顶上有两座方尖碑，配以庄严的壁柱。底层外壁覆着亮闪闪的黄铜——那是斯克里伯纳书店典雅的临街店面，一间宽敞的椭圆形大厅，高高的拱顶，狭窄的金属梯盘旋而上，通向上层的游廊。在成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编辑之前曾任书店经理的约翰·霍尔·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称它是“一座拜占庭式的书籍大教堂”。

紧邻着书店有一扇不太醒目的门。后面是通往电梯的门廊，坐着吱吱嘎嘎的电梯而上，就来到了斯克里伯纳家族企业的办公区域。第二、第三层是财务部和营业部，第四层是广告营销部。第五层则是编辑部：雪白的天花板和墙，没铺地毯的混凝土地板，可以合盖的桌子和书架。如今已传到第二代的斯克里伯纳家族，就是以这样简朴的风格，经营着美国出版界最优雅、最讲究传统的出版社。这里依然有着狄更斯时代的气息。比如说，财务室主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他坐在高凳子上整天不挪身子，两眼紧盯着皮面的账簿。当时打字机已成为普遍使用的标准工具，由于得雇女性来使用这些新式玩意儿，男士们就不能在办公室里吸烟了。

在第五层，公司像一个十九世纪的君主国一样被统治着。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二世（Charles Scribner II），也就是俗称的“老CS”，是当然的统治者。他的脸上通常都带着严厉的表情，他有一只轮廓分明的鼻子、一头花白的短发和一嘴小胡子。时年六十六岁的他已经统治四十年。他的接班人是他为人和气的弟弟阿瑟，比他小九岁。他的性格比较温和，因而惠洛克称他“总是慑于他哥哥的旺盛精力而有点缩手缩脚”。总编辑威廉·克拉里·布劳内尔（William Crary Brownell），有一把络腮白胡子和海象胡须，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口黄铜痰盂，一只皮沙发。每天下午，他都会读新提交上来的书稿，不久“又回味琢磨”一小时。然后，他喷着雪茄绕大厦所在的街区散一圈步，等到他回到办公室，吐完痰，就准备宣告他对这部书稿的意见了。

斯克里伯纳还是有年轻人的。其中之一，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于1910年来到这里。他先当了四年半的广告营销经理，再调到编辑部，跟着德高望重的布劳内尔当学徒。到1919年，珀金斯已经被公认为冉冉升起的编辑新秀。然而当他注视着办公室窗外经过的游行队伍，他突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深深的失望。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年纪太大，负担太重，已经不能报名参军到海外服役了。看着军人们多姿多彩地回乡，他为自己没能亲眼目睹战争的结束而遗憾。

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几乎没有经历战争及其带来的动荡。它的书目是一潭文学品位与价值的死水，永远不越所谓“正派体面”的雷池半步。实际上，他们极少在取悦读者之外走得更远。在他们的书目上，当时正受到关注的年轻一代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一个都没有。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三位支柱作家，都是秉承英语传统的成名作家。他们出版了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的作品全集。事实上，斯克里伯纳的大多数重点书都是他们已经出版多年、书稿都不用再编辑的作家作品。威廉·C.布劳内尔在回复沃顿女士的一部书稿时曾阐明出版社的编辑方针：“我觉得胡乱修改作品的做法不太可靠，我也没有自负到认为，出版者能够通过提出修改意见而为作品贡献许多。”

珀金斯身为编辑的大部分工作，仅限于校对清样——印在长幅白纸上的清样，每张相当于成书的三页内容——还有其他一些不用动脑的琐事。偶尔，他会被叫去给某本园艺书修改语法错误，或者安排选编学生用的经典短篇小说集篇目，或是契诃夫小说的英译版。这些工作不需要什么创造性。

斯克里伯纳有一位长期作者沙恩·莱斯利（Shane Leslie）。他是爱尔兰记者、诗人、演说家，曾在美国居住多年。在他的某次新书推广活动中，新泽西州纽曼中学校长把一个十多岁的学生介绍给了他。莱斯利和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英俊少年、同时也是颇有抱负的小作家成了朋友。后来，这个年轻人考上普林斯顿大学，但在毕业前参军入了伍。他被派到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斯军营。“每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干完一星期的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我就急忙赶到军官俱乐部，那里有一间房间，大家都在里面抽烟，聊天，翻报纸。一连三个月，我每个周末写，最后写出一部十二万单词的长篇小说。”1918年春，他相信自己将被调往海外前线，前途未卜。这位年轻的军官——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将这部书稿托付给了沙恩·莱斯利。

这部题为《浪漫的自我主义者》（The Romantic Egotist）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短篇小说、诗歌、小品文的大杂烩，写的是他的成长历程。莱斯利把它寄给查尔斯·斯克里伯纳，提请他“判断”一下是否可以出版。他像写导言一样写道：

尽管它有种种掩饰，但它让我看到一幅这一代美国人匆匆上战场的生动画面。我惊讶于它的原汁原味、它的灵巧。有些地方很天真，有些地方令人激动，不甘于凡俗，又不无反讽的庄严感，尤其是到结尾部分。就算删掉该书三分之一内容也仍然能令人感觉这是一位“美国的鲁珀特·布鲁克”写的……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是一本男孩的书，我认为这本书表现了真正的美国青年，而感伤主义者们急于将他们遮掩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帐篷后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这部书稿从这个编辑转到那个编辑。布劳内尔“根本读不下去”。它就这样一路传递，最后落到麦克斯韦尔·珀金斯手里。“我们带着很不一般的兴趣读了《浪漫的自我主义者》，”这年8月，珀金斯在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写得这么有活力的小说书稿了。”可珀金斯得出如此结论只是依据一个人的意见。只有他喜欢这部书稿，而他得在信里不情不愿地退稿。他引述了政府在印刷用纸上的配额限制、高昂的印制成本和“小说本身的某些问题”。

斯克里伯纳的编辑们都认为给他们退稿的作品写评语并非分内事，而且很容易遭作者记恨。但是对菲茨杰拉德书稿的热情促使珀金斯对作品作进一步评论。他自作主张地使用代表编辑部的“我们”一词，对作品提出一些直率的总体意见，他说：“我们会欢迎一个重新考虑出版的机会。”

他对《浪漫的自我主义者》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它的故事发展没有结局。主人公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整个故事中几乎没有变化：

你可能是故意这么写的[珀金斯原文]，因为生活的确未尝不是如此；但这显然令读者大感失望和不满，因为他满心期待主人公要么最终面对战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要么在心理层面上像潘登尼斯那样“找到自我”。他上了战场，以去学校念书几乎同样的心态去的——因为这是常理。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珀金斯断言，“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必须能够吸引读者有兴趣读下去的高潮；也许应该安排与人物相协调的高潮，在更早的阶段就有高潮。”珀金斯不想让菲茨杰拉德把这本书改得落入俗套，而希望他改得更为紧凑。“希望我们还能见到它，”他最后写道，“届时我们将马上重读。”

珀金斯的信令菲茨杰拉德中尉深受鼓舞，他花了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时间修改这部小说。到10月中旬，他把修改后的书稿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珀金斯如约马上读了，并高兴地发现小说大有改进。他没有直接找老CS，而是先把斯克里伯纳的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查尔斯三世也喜欢这本书，但只有他的支持还不够。老编辑们还是否决了珀金斯的意见。后来，珀金斯曾向菲茨杰拉德承认：“我当时很担心……你可能再也不理我们这些保守分子了。”

但是，珀金斯下决心要让这本书出版。他把书稿推荐给了两家斯克里伯纳的竞争对手。珀金斯的一位同事还记得：“珀金斯非常担心他们会接受书稿，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份书稿如何修改很关键。另两家出版社则未作任何评价就把书稿退了回来。”

珀金斯没有泄气，他依然怀着有朝一日让它出版的希望。他相信菲茨杰拉德退伍后可能还会修改，这样他就能第三次把书稿送交编委会讨论。

但是，菲茨杰拉德并不像他在纽约的这位支持者那么坚持不懈。《浪漫的自我主义者》第二次被退稿时，他正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谢里丹军营。他对这本书失去了信心。不过，此时，他的注意力正在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女儿泽尔达·赛尔（Zelda Sayre）身上，退稿所带来的失望感也因而少了许多。泽尔达·赛尔高中毕业时被班上选为“最美最有魅力的女生”。菲茨杰拉德中尉是在7月的一次乡村俱乐部舞会上结识她的，到了8月就成了邀请她外出的仰慕者之一。后来他在日记中说他是在“9月7日坠入爱河”。泽尔达也爱他，但与他保持了一定距离。她要看他能否凭才华赚够金钱，过上他俩都梦想的奢华生活。菲茨杰拉德于1919年2月退伍，紧接着就去了纽约，在拜伦·柯里尔广告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到纽约他就给泽尔达发电报：“我在雄心与成功之地，唯愿尽快与心爱之人相会。”

当然，菲茨杰拉德要去见麦克斯韦尔·珀金斯。现在已不清楚这次见面两人说了些什么。不过珀金斯建议司各特重写小说，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叙述（这件事没有直接记录）。约翰·霍尔·惠洛克在珀金斯提出这一建议的六年后说：“麦克斯的想法是让作者与写作素材保持距离。他很喜欢菲茨杰拉德写作和性格中的生气勃勃，但他不相信有出版社，尤其是斯克里伯纳这样的出版社愿意接受如此奔放率性的作品。”

1919年仲夏，菲茨杰拉德在家乡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给珀金斯写了一封信。“我白天写广告文案，晚上痛苦地、半心半意地模仿流行文学，这样的日子熬了四个月，最后决定两者只能取其一。所以我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回家了。”到7月底，他写完了小说《名士的培养》（The Education of a Personage）的初稿。“这绝不是命运多舛的《浪漫的自我主义者》的修改版，”他向珀金斯强调，“但包含了前一本书稿的某些材料并加以改进、重写，很像姐妹篇。”菲茨杰拉德还说：“如果说前面一本书是一个沉闷、乱糟糟的大杂烩，那这本书绝对具有大长篇的意图，我肯定做到了。”

菲茨杰拉德又对这部小说充满了信心，他问如果8月20日交稿，是否有可能在10月出版。“我发现这真是个怪问题，因为您都还没看过书，”他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但是您对我写的东西一直都这么宽容，我还是冒昧请您再耐心读一下吧。”菲茨杰拉德给了珀金斯赶出这本书的两点理由：“因为我希望在文学创作上和收入上都快点起步；第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适时的书，我觉得公众非常渴望读像样的读物。”

珀金斯觉得《名士的培养》是个绝妙的书名，对作品的内容也很好奇。“从第一次读你的书稿起，我们就相信你会成功。”他马上回信。关于出版，他说他只能肯定一件事情：两个月内赶出一本书绝对会影响书成功的可能性。为了缩短审稿时间，珀金斯提议菲茨杰拉德一边改一边把改完的章节寄给他。

菲茨杰拉德没有分开寄章节。但到191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部完整的修改稿已放在珀金斯的桌头。菲茨杰拉德作了大幅度修改，实际上接受了珀金斯的每一条建议。他把叙述角度改成第三人称，对过去的素材运用得也更加合理。他还给作品起了一个新书名：《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珀金斯准备在每月一次的编辑部会议上发起第三次进攻，他事先周到地在同事中间传阅这部新书稿。9月中旬开会。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坐在桌首，阴沉着脸。他弟弟阿瑟坐在旁边。布劳内尔也在座。这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角色，因为他不仅是总编辑，还是当时美国声望极高的文学评论家。他“深入思考过这本书”，所以，他看上去迫切等在座其余六个人中有人表态支持接受此书，他好起来反驳。

老CS滔滔不绝地说着。根据惠洛克的描述，“斯克里伯纳先生天生就是有才干的出版人，是个真正热爱出版书的人，但当时他说：‘我为我的出版品牌而自豪。我不能出版没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于是布劳内尔说出了他的观点，断言这本书‘轻浮’。讨论似乎到此为止了——但老CS那双令人生畏的眼睛越过会议桌盯着珀金斯：‘麦克斯，你没吭声。’”

珀金斯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我觉得，”他说，“出版人的首要责任是出版有才华的作者。如果这么有才华的人我们都不出版，那问题就严重了。”他进而表示，雄心勃勃的菲茨杰拉德一定能够找到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而年轻作家们都会追随他而去：“那样我们倒不如关门好了。”珀金斯踱回他的座位，正视着斯克里伯纳说：“如果我们拒绝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作者，我将对出版失去任何兴趣。”举手投票表决开始了。新老编辑不相上下。会议一片沉默。于是斯克里伯纳说，他还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

菲茨杰拉德在火车站找了一份临时工：修理火车车厢顶。9月18日那天，也就是他二十三岁生日前，他收到一封珀金斯加急寄来的信：

我个人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们一致同意出版你的书《人间天堂》。假如把它看作过去你投过稿的那部作品——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你做了许多修改和扩展，我认为有了巨大的改进。它仍然像初稿一样充满勃勃生机和力量，我觉得布局更平衡合理了……这本书如此与众不同，现在很难预测销售前景，但我们都认为它可能成功，因而都会全力以赴。

斯克里伯纳计划在第二年春天出版该书。

出版社将不支付预付金给菲茨杰拉德——现在已成出版业惯例的预付金，在当时还没有约定成俗。但菲茨杰拉德仿佛已经看见美好的未来。在1937年写的文章《早年的成功》（“Early Success”）中，他说：“那天我辞职了，在大街上狂奔，看到朋友、熟人的汽车就叫住，告诉他们——我的小说《人间天堂》要出版了……我还清了少得可怜的欠账，买了一身西装，每天早上醒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和希望。”菲茨杰拉德接受了珀金斯起草的所有合同条款，但有一个条件还作了些挣扎。他一心想在圣诞节前就成为出了书的作家，最晚不超过2月份。最后他告诉珀金斯为什么：这段时间里他还能拴住泽尔达·赛尔的心。菲茨杰拉德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如果超过这段时间，“会影响我的心理，我的环境，而且会生出新的战场。我身处这样的阶段：每一个月都性命攸关，好像是为了幸福举着棍棒和时间作斗争”。

珀金斯解释一年中有两个出版季，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很早就得为出版季做好准备。譬如，每年七八月，斯克里伯纳的发行员就带着装满新书封面和试读篇章的箱子在全国各地跑经销商，这样才能保证在当年圣诞节期间有一个好收成。一本在这些“旅行家”拜访过书店以后才上秋季书目的新书，就只能完全靠它自己的实力了。因为它出版的时候，书店可能还没有事先得到介绍，而书店老板已经“快被源源而来的新书逼疯了，他可能把所有的本钱都压在它们上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说，“那本书的出版将变成最不受欢迎、最麻烦的事，相应地，书的销售也将大受影响。”珀金斯建议把书放在第二个出版季出版，一过完圣诞节就开始准备发行。到那时，书店刚刚结束全年最好的销售季，兜里鼓鼓的，准备为明年备足货。而这一季的春季新书中，将有一本众所期待的书：《人间天堂》。

菲茨杰拉德接受了珀金斯的建议，不再反对。在1937年的那篇文章中，他还写道：“我一边期待着我的小说出版，一边开始从业余作者向职业作家转变，就好像把你的全部生命缝制成一种工作模式，做完一个活就自动开始另一个活。”他展开了好几个写作计划。其中最令珀金斯感兴趣的是一部叫《魔鬼情人》（The Demon Lover）的长篇小说，据菲茨杰拉德估计要一年时间写完。等他对此的热情消退，他又写了好几个短篇小说投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主办的月刊《斯克里伯纳杂志》（Scribner’s），结果只被录用了一篇。

菲茨杰拉德需要一些鼓励话来抵消退稿通知的打击。珀金斯读了被杂志退稿的几个小说后，告诉菲茨杰拉德，这些小说肯定能在别处发表。“它们的巨大魅力，”珀金斯写道，“在于它们写得很鲜活。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分之九十都是以日益陈旧的文学形式表现生活。我认为你的小说直接来源于生活，语言、风格同样如此，都是当下的。不拘泥于大多数作家爱用的老套……老套只会妨碍他们。”这些小说，珀金斯写道，“让我发现你也绝对可以成为短篇小说家”。

后来，在年底前的几星期，菲茨杰拉德写信给珀金斯说：“很幸运，我能找到一家显然对作者有广泛兴趣的出版社。上帝知道这种文学游戏曾经多少次令我丧气。”菲茨杰拉德没有意识到的是，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也正因为斯克里伯纳拥有了最杰出的年轻作家，而这又是他发现的第一个优秀作者而感到同样的喜悦。

* * *

菲茨杰拉德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曾对来访的驻校诗人阿尔弗雷德·诺伊斯（Alfred Noyes）说，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既写畅销书，又写具有永恒价值的书”，但他不知道该写哪一种。终其一生，司各特一直在为此而挣扎。珀金斯很快意识到，虽然这两种书对菲茨杰拉德都重要，尤其重要的还是钱。《人间天堂》还在排版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就写信对珀金斯说，他又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了。“我想动笔写，”他说，“可我不想写到一半时身无分文，不得不再写短篇小说——因为我不喜欢[写短篇小说]，纯粹是为了钱。”他试探性地问：“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是不大可能的吧？”此刻他想得更多的，恐怕是能拿到手的钱，而不是未来的文学声誉。

珀金斯表示文集通常不会畅销，从而打消了菲茨杰拉德的这个念头。“事实上，”珀金斯解释道，“我觉得你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成为一个特例——如果你发表了许多，你的知名度很高的话。我认为它们具备受欢迎的条件，结集成书还是很有可能畅销的。我希望你写的时候多花心思……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高你的声誉，而且本身也都很有价值。”

菲茨杰拉德整个冬天都很焦虑。泽尔达·赛尔虽然已经答应嫁给他，但要成婚，他还得成为知名作家才行。他把短篇小说视为实现目标的一条捷径。他把《魔鬼情人》写好的部分分拆为好几篇，以每篇40美元的价格卖给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和H.L.门肯（H.L.Mencken）主编的畅销文学杂志《时尚人士》（The Smart Set）。在1920年，编辑、评论家H.L.门肯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鼓励作家抛弃“假斯文的传统”，记录鲜活的时代之音。到这年冬末，菲茨杰拉德已经在《时尚人士》上发表了六个短篇小说，流畅漂亮地写了一系列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刚出道的莽撞青年。一个文学新秀在迅速崛起。

随着《人间天堂》出版日期的临近，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内，许多人开始感染到麦克斯·珀金斯已经持续数月的兴奋与热情。但是，也有一些人并不兴奋，而是感到恐慌。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写道，《人间天堂》还没出版就已经被认为是“新时代之声，令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某些老派编辑感到畏惧”。高级编辑爱德华·L.伯林盖姆的儿子罗杰·伯林盖姆（Roger Burlingame，后来也成为斯克里伯纳的编辑）在他撰写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非正式社史《许多书的诞生》（Of Making Many Books）一书中写到了这种反应，非常典型。他提到当时发行部有个重要同事在出版社里影响很大。他常常对书的判断没把握，所以总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谈论书，还经常把书带回家给他博览群书的姐姐看。众人都相信他姐姐的眼光很准，许多让她看得掉眼泪的小说都会成为畅销书。所以当大家知道他在周末把《人间天堂》带回家后，周一上午一上班就眼巴巴地想知道他姐姐的反应。“你姐姐怎么说？”大家异口同声地问。“她读完以后就不想再碰它，”他答道，“于是她拿钳子夹起它，扔进了火里。”

1920年3月26日，《人间天堂》终于面世，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在广告中骄傲地宣称菲茨杰拉德是“本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长篇小说作家”。当天珀金斯踱进一家书店，亲眼看到两本书被买走，心想这完全符合他的预期。一星期后，泽尔达·赛尔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离斯克里伯纳大厦几个街区远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结婚。他们永远记得，是珀金斯的庇护促成了他们的婚姻。

《人间天堂》就像整个时代一面飘扬的旗帜。它不仅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注意，销售也势如破竹。H.L.门肯在他的《时尚人士》上发表评论说，菲茨杰拉德写出了一部“真正了不起的处女作——结构创新，思想深邃，具有美国文学中如美国政治的诚实那般稀有的才华”。在同样由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社会史专著《我们的时代》（Our Times）中，作者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写道，菲茨杰拉德的第一本书“所创造的分野就算不能说创造了一代人，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它让全世界关注一代新人”。

菲茨杰拉德自己在书的结尾也阐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代新人，”他写道，“他们在日日夜夜的幻梦中呐喊着前辈的呐喊，遵循着前辈的信念；终将注定走出幻梦，走进肮脏、灰暗的动荡社会，去追寻爱与尊严；这代新人要比老一辈人更希望摆脱贫困，更崇尚成功，他们因此而愿意付出更多代价；他们长大成人，发现诸神皆死，百战俱殆，一切对人的信念也动摇了。”

关于这本书的畅销状况，作者本人在《早年的成功》中回忆道：

我昏头昏脑地告诉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我估计我的小说销量不会超过两万册。一阵大笑之后他们告诉我，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能卖五千册就是非常好的成绩了。我想它出版一周以后销量就超过两万册了，不过我那时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压根没想到这是很滑稽的事。

这本书的成功并没有令菲茨杰拉德发大财，但令他一举成名。他才二十四岁，看起来注定会成功。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在这年下半年给沙恩·莱斯利写信说：“你把菲茨杰拉德引荐给我们帮了我们大忙；《人间天堂》是我们当季最畅销的书，现在销售还很强劲。”

菲茨杰拉德夫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在最初为这本书的成功而赶制的过程中，有许多明显的拼写错误没有被检查出来。责任完全在珀金斯。他被斯克里伯纳社内其他同事的反应吓怕了，所以几乎每一份校样都捏在自己手里不外传，连校对员都不给。罗杰·伯林盖姆在《许多书的诞生》中提到，要不是珀金斯敬业的秘书艾尔玛·威科夫（Irma Wyckoff）的严格督促，麦克斯“本人险些成为一名‘拼写奇人’”。很快，珀金斯没有看出来的拼写错误成了文学圈里议论的热门话题。到了夏天，风趣的《纽约论坛报》书评专栏作者弗兰克林·P.亚当斯（Franklin P.Adams）还把挑错变成了社交场上的逗乐游戏。最后，哈佛大学的一位学者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一封信，上面列出书中的一百多处错误。这对珀金斯来说是一种羞辱；更令他感到羞辱的是连作者也来挑错，虽然他自己的拼写也非常糟糕。司各特对他的书每过一星期就加印一次的佳绩非常兴奋，但对弗兰克林·亚当斯越来越长的挑错清单上的许多错误，出版社迟至第六次印刷仍未改正，他深感不满。

读者对这种有错的版本似乎不怎么在乎。作品本身尤其令这个国家不安定的年轻人激动。马克·沙利文后来这样谈菲茨杰拉德的主人公：“年轻人在阿莫瑞的作为中找到了自己的行为准则；紧张的家长则发现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罗杰·伯林盖姆进一步写道，这部小说“把所有参战的那一代年轻人安逸的家长们从安全感中惊醒，意识到他们的孩子身上的的确确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变化。它让他们的孩子第一次骄傲地拥有了‘迷惘’感”。后来，菲茨杰拉德写道：“美国即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最炫的狂欢，可说的事还有许许多多。”

该书出版不到一个月，菲茨杰拉德又寄给编辑十一个短篇小说和六首诗——其中三首“在《普林斯顿诗文选》第二辑上发表后曾引起不少关注”——还起了许多标题供他挑选作结集出版的书名。麦克斯读了所有内容，选了八个短篇小说，并从菲茨杰拉德起的一堆轻快的标题中选了色彩最重的《飞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为书名。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认为珀金斯挑选的篇目“很可怕”，但既然珀金斯已经搏出一本畅销书，他也就乐意让珀金斯再连本带利赌一把。

菲茨杰拉德的写作收入从1919年的879美元激增到1920年的18850美元，被他花了个精光。在斯克里伯纳看来，菲茨杰拉德简直不知节俭为何物，而且对未来根本没有打算。他写信给沙恩·莱斯利说，菲茨杰拉德“热衷各种奢侈品，只要工作顺利，他就最大限度地花钱。节俭不是他的品行”。

从菲茨杰拉德开始，珀金斯养成了给他创作中的作者寄书的习惯。“麦克斯就像一个老派的药剂师，”他的一位作者詹姆斯·琼斯评道，“只要看到你稍有懈怠，他就像开药方一样给你一本他认为可以令你振奋的书。它们总是根据你的情况特意挑选的，完全贴合你的口味、性情，但又有足够的兴奋点启发你往新的方向思考。”1920年6月，麦克斯寄给菲茨杰拉德一本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写的《马克·吐温的考验》（The Ordeal of Mark Twain）。麦克斯告诉菲茨杰拉德，布鲁克斯是个“很有才华的伙计，很有魅力，如果你还喜欢这本书的话，我哪天安排你和他一起吃午饭”。范·怀克·布鲁克斯是珀金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早在新泽西州普莱恩菲尔德（Plainfield）上幼儿园时就认识了，后来又一起在哈佛念书。如今大学毕业二十年了，布鲁克斯正在成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

“这是我读了最受启发的书之一，仿佛给我注入了生命的气息，”菲茨杰拉德收到书后没过几天就给珀金斯回信说，“刚写完我迄今最好的一个短篇小说，下一个长篇小说将是我一生的杰作。”菲茨杰拉德在他那本《马克·吐温的考验》上大段大段地加下划线做记号，证明了布鲁克斯的这本书对他接下来的一批短篇小说有更深的影响。司各特读了布鲁克斯对马克·吐温长篇小说《镀金年代》（The Gilded Age）的评论。在《镀金年代》里，一个男人到西部去寻找一座煤矿山，发了财，也就可以娶他爱的女人。司各特于是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名叫费茨-诺尔曼·卡尔佩帕·华盛顿的人也在那个时代爬上了蒙大拿州的一座宝藏山。菲茨杰拉德给这篇小说取名《一颗像丽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

作家整个夏天都在工作，珀金斯却没有。如果没有感觉自己的工作足够好，他决不愿休假，而那年夏天，他当编辑以来第一次确信自己可以休假了。在动身去休假前，珀金斯把他度假的地址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以防他有事需要联系。那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实际上他每年夏天都去那里。

佛蒙特州温莎镇位于佛蒙特与新罕布什尔州交界线往北三分之一处，在康涅狄格河西岸。对于麦克斯·珀金斯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大约七十年前，他的外祖父在阿斯库特尼山的山阴边建了一个庄园，让整个家族和他一起生活。“温莎是我外公子孙们的天堂，”麦克斯的妹妹范妮·考克斯在《蒙大拿人》杂志上撰文写道，“冬天我们生活在各自的环境中……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聚集在尖桩篱栅后的一个大地方，那里有六幢房子正对着村子的主干道，田野向后一直延伸，穿过长着铁杉树篱的绿草坪，环绕着一片长满秋海棠的花床，一直向下延展到池塘边。”在池塘后地势高一些的地方是这片庄园最迷人之处，一条条小溪从山上流下来，松树、白桦树林中有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家里人都把这片特别的树林称为“天堂”。

在“天堂”里，年轻人可以像他梦中一样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奔跑。年少时的麦克斯·珀金斯和兄弟姐妹在这里不知消磨过多少时间。等到他自己当了爸爸，就带着孩子来这里。从纽约坐舒适的夏季列车“白山特快”花七个小时到这个目的地的所有快乐，也传递给了她们。

珀金斯曾对一个女儿说：“最美妙的滋味儿就是疲劳地躺上床。”上床时间是珀金斯一天中最喜爱的时段，也就是入睡前的、他还能“指引梦境”的那几分钟。在这尚且醒着的片刻中，麦克斯韦尔·珀金斯时常将自己送回1812年的俄国——他最喜爱的书《战争与和平》中的场景。夜复一夜，他的头脑中充满拿破仑的军队在霜冻与初冬的风雪中从莫斯科撤退的景象。在佛蒙特州的早晨，当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一一在他眼前走过，他断定他的梦在这里更加生动，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温莎镇让他睡得这么香。

每年夏天，珀金斯都带领女儿们远足，爬一次阿斯库特尼山，先走三十分钟，再休息十分钟，就像《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公爵率领士兵行军一样。但是，珀金斯在温莎最大的乐趣是独自长长的散步深思。他喜欢称之为“真正的散步”。他独自一人，穿越这片祖先们走过的土地。

3 出身

“如果不理解温莎镇或者整个佛蒙特州对麦克斯意味着什么，就不是真正理解他。那是深深插在传统乡村美国的树桩，而他人生舞台的前景，从许多方面来看都与之相去甚远。”范·怀克·布鲁克斯在《场景与肖像》（Scenes and Portraits）中写道。珀金斯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城或其周边地区度过的，但新英格兰严苛的价值观是他性格的核心。他有许多新英格兰人特有的怪癖和偏见。他的行为和文学鉴赏力可能任性顽固，甚至驽钝守旧。但是，布鲁克斯相信，温莎镇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使他在内心深处保持着“直率、不为偏见所左右、不为次要感觉所影响、果断、有生气”的品质。麦克斯是一个性格中充满双重性的新英格兰人。

他于1884年9月20日在曼哈顿的第二大道第14街出生，全名叫威廉·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两个大家族的继承人。布鲁克斯说他“几乎没见过别的美国人像他这样明显体现出美国历史的进程，所以你会看到历史仍然作用于他。有时候这种作用并不那么令人愉快，因为他的心思永远处于内战的状态”。

布鲁克斯说，那是1642年英国内战中共和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战斗，它穿越大西洋，来到了八代之后的珀金斯心中，他的内心一直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如果说父亲这一系家族让他成为“一个浪漫、爱冒险的孩子，懒散、优雅、坦率，充满欢乐、可爱和动物般自然的魅力”，母亲这一系家族则使他相信凡事必须付出努力——“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生活，”布鲁克斯说，“当他人生中遭遇危机时，[战争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总会冒出来。”

威尔士人约翰·埃瓦茨是麦克斯维尔·珀金斯第一个移民到北美新世界的祖先。这个契约佣工于1635年登船，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安顿下来，并于1638年成为自由人。一个半世纪后，他只剩下一个直系后代——耶利米·埃瓦茨。耶利米·埃瓦茨生于1782年，毕业于耶鲁学院，在纽黑文当执业律师。他是一个严谨、清心寡欲的虔诚教徒。他的同时代人评价他“过于坚持正直，因而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律师”。他娶了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康涅狄格州代表之一罗杰·谢尔曼寡居的女儿梅海塔布尔·巴恩斯。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顿定居下来，他在那里担任正统的基督教公理会会刊《盛装卫士》（Panoplist）的主编，从此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传教布道的事业中。但他也没有把“传教”局限在宗教事务上，由于在一次外出传教时宣传废除奴隶制度，他在佐治亚州蹲了一年监狱。1818年3月初，他在离开萨凡纳的途中得知，他的儿子——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出生了。

威廉于1833年入耶鲁大学求学，参与创办了《耶鲁文学杂志》。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再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当时刚被哈佛录取、正在写海上冒险回忆录《船上两年》的理查德·亨利·达纳后来回忆说：“我在那里求学期间听到的最成功的演讲……是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面对一大群本科生做的演讲。如果他不能成才，他将是我认识的年轻人中最令人失望的。”1843年，埃瓦茨与海伦·密涅瓦·沃德纳在她的家乡温莎镇成婚。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们生了七个儿子，五个女儿。

埃瓦茨没有辜负达纳的期望。他在纽约市的律师工作在1855年受到全国的关注，因为他把占自己所有财产四分之一的1000美元捐给了废奴运动。到1889年他最后一次出庭时，他已经参与多起考验宪法基本原则的诉讼审判。《美国传记大辞典》称他是这一代中“三起大案例的英雄”，即日内瓦仲裁案、1876年蒂尔登-海斯总统选举案、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三起审判他都胜诉，因而确保了美国内战中对北方联邦作战的其他国家向联邦支付赔款，帮助一个在大选中没有赢得多数直接选票的候选人当上了总统，还维护了一个总统继续其任期的权利。

埃瓦茨在准备辩护时，总是向一些渊博的朋友征询意见。他常常找亨利·亚当斯，后者在他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写道：“有疑问时，厘清思路最快的办法就是讨论，埃瓦茨就执意要讨论。日复一日，开车时，吃饭时，走路时，他总要挑起亚当斯来反驳自己的观点。他说他需要一块铁砧，好让他锤炼思想。”1877年，海耶斯总统任命埃瓦茨为国务卿。纽约州议会两度选他为联邦参议员。

从华盛顿退休后，埃瓦茨就回到佛蒙特州，在那里高高在上指挥家庭事务。他位于温莎的“白宫”里面光线昏暗，乱糟糟地堆满了东西，包括埃瓦茨家族许多镶金框的祖先肖像画，还有一座他自己穿着参议员宽长袍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丰富多彩的珀金斯家族在《美国传记大辞典》中占据的篇幅几乎与严肃的埃瓦茨家族一样多，不过大多数埃瓦茨家族成员都不怎么看得起珀金斯们。比麦克斯小九岁的表弟一直说：“珀金斯家的人政治观点不对，宗教信仰不对，连在墓地里安葬的地方也不对。”

麦克斯的爷爷查尔斯·卡拉汉·珀金斯继承了父母的财富和性情，自然而然成为家乡波士顿的艺术界颇有影响的朋友。他的祖先埃德蒙·珀金斯1650年移民到新英格兰地区，是一位富有而乐善好施的商人——东印度公司的巨头，他的好几个儿子在大革命时期都是亲英分子。查尔斯1843年毕业于哈佛时，已经对绘画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他拒绝按照惯例从事家族生意，而是出国游历，决心把自己对美术的爱好提升为认真的学习。在罗马，他混迹于当时的好些重要画家中间，可由于天赋有限，他只能当一个业余画家。最后他醒悟过来，成不了画家，至少他可以为阐释艺术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这样，他成了美国第一位艺术评论家。1855年，他和纽约的弗朗西丝·D.布鲁恩结婚。珀金斯与欧洲的勃朗宁夫妇和波士顿的朗费罗保持着密切联系，写过六篇关于欧洲雕塑的重要研究论文。

到查尔斯·珀金斯的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时，家产差不多被他花光了。他举家搬到新英格兰，和埃瓦茨参议员成了朋友。查尔斯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克利福德和埃瓦茨参议员是哈佛法学院的校友，他因而认识并爱上了参议员的女儿伊丽莎白。1882年，两人都年满二十四岁，在温莎镇结婚了。

伊丽莎白是一个高贵温婉的女子，据说她走路的幅度从来不变，既不慢得好像漫无目的，也不快得失去闺秀风范，同时双手交叠握在身前。在华盛顿，她常常扮演父亲宴请客人时的女主人角色。她的丈夫性格更自由活泼。两人搬到新泽西州的普莱恩菲尔德居住，身为律师的爱德华每天开着当地第一辆蒸汽汽车来去火车站，在普莱恩菲尔德与纽约之间往返上下班。十三年间，他们生了六个孩子。妻子从不强求孩子品行良好，但总是期望他们如此；丈夫则是个慈父。

两个家族截然相反的个性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珀金斯身上。他既具有珀金斯家的艺术气质，也遗传了埃瓦茨家的严肃纪律。童年时的麦克斯就已展露出艺术家的才华和新英格兰人的见识。

每到星期日晚上，爱德华·珀金斯都会给全家人朗读。“我们全都围坐在爸爸跟前，听他读《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和《玫瑰与戒指》，”麦克斯最小的妹妹范妮回忆道，“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即便那时候，传奇故事也那么夸张。”

对麦克斯和他的哥哥爱德华，父亲专门给他们朗读法国书，由他自己翻译成英语，这样他的法语也不至于生疏。两个孩子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三剑客》、马尔博将军的《回忆录》和埃克曼-夏特良的《1813年征兵》等传奇故事中。麦克斯渐渐迷上了军事，尤其是拿破仑的英雄事迹。

麦克斯十六岁进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圣保罗私立学校念书，但第二年就为了纾解家里经济紧张而退学回了家。当时，也就是1902年10月末，麦克斯的父亲固执地不肯穿大衣，结果不幸染上肺炎，三天后就去世了，终年四十四岁。爱德华·克利福德·珀金斯没有一点积蓄，好在他的遗孀和六个孩子还可以依靠各种家族共同基金，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麦克斯在普莱恩菲尔德的利尔学校完成了中学教育。

当时，家里的长子爱德华已经去哈佛念书了，所以该由麦克斯坐在餐桌的主座上。出于新英格兰人的本能，他掩藏起丧父之痛，尽可能多地担当起父亲的责任。他觉得在困境中，他必须在全家人面前做好坚强的表率。他带着爱，严格地管教弟弟妹妹，而他们对他也很敬畏。一天早上做完祷告，他母亲情不自禁地哭了，他拍着母亲的肩膀安慰她，直到她停止哭泣。几十年后，他对自己的一个孩子说：“人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为了让他的爸爸高兴。”

少年麦克斯自然也经历过初恋。“今天下午我终于吻了一个漂亮女孩，”1900年，他写信告诉范·怀克·布鲁克斯，“我好说歹说足足跟她磨了三个小时，她终于同意了。”好几个夏天他在长岛的南安普敦给孩子当家教，十六岁时还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切斯特菲尔德夏令营打工当辅导员。一天，他带着几个孩子在森林里远足，突然听到可怕的叫喊声。他让孩子们回营地，自己去寻找叫喊声从哪里来。他来到一个粮仓，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正在和两个抓着她手臂的男人挣扎。其中一人说：“你要干什么？”麦克斯答道：“我来救这位女士。”许多年以后，当麦克斯再讲述这个故事时，他笑得身子直晃。原来这个女人是震颤性谵妄发作，那两个男人只是要把她架到屋子里。

第二年夏天发生的一件小事将影响他的一生。一天下午，他和一个比他小的男孩汤姆·麦克莱利在温莎的一个深水池塘游泳。汤姆游泳技术很差，游到一半就慌了，双手紧紧抱住麦克斯的脖子。两个人一起往下沉。麦克斯挣脱以后就往岸边游。这时他想到了汤姆。一回头看到汤姆脸朝下浮在水面。麦克斯又游回去，抓着汤姆的手腕把他拖上岸，然后双手按他的肚子，直到把水从汤姆的嘴里按出来。过了一会儿，汤姆恢复了知觉。两个孩子说好不把这件事说出去。但麦克斯一辈子都没有忘。

多年以后，他唯一一次对朋友说起这件事。在汤姆快淹死的那个瞬间，他看到自己“出自本能的粗心、不负责任和怯懦”。他承认：“我十七岁那年因为在这件小得不值一提的事情面前曾经手足无措而意识到这些缺点，于是我决心一辈子都要遵守誓言：绝不逃避责任。”珀金斯郑重立下誓言，很快，无私与责任感成为珀金斯行为道德判断的标准。

麦克斯·珀金斯的父亲爱德华·C.珀金斯，新泽西州普莱恩菲尔德市的一名律师，来自一个历史悠久、富有艺术修养的波士顿家族。麦克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埃瓦茨·珀金斯的祖上则是严肃的新英格兰牧师和政治家，麦克斯形容他们“对责任一丝不苟”。

八岁时的麦克斯（后排右者），旁边是哥哥爱德华，身前是弟弟查尔斯和妹妹莫莉。

和珀金斯家族的历代祖先一样，麦克斯去哈佛求学。在那里他舍弃了从来不用的名字“威廉”，以区别于祖先。他是1907届毕业生，大四那年他写道：

在我心中，大学是拓展自我、克服偏见、以独立眼光看世界的地方。在这里，男孩子第一次自立。过去，是别人塑造他，现在他必须塑造自我。他必须与旧观念决裂。

来到哈佛后，真正吸引他的是社交生活。“我喜欢‘交际’，当社交明星，”他在大学作业《各色景致》一文中写道，“我也希望穿好衣服，交许多朋友，在咖啡馆里抽烟喝酒，看轻歌剧时坐在前排。”他那时一头浓密的金发，从某些角度看去有一种精致的漂亮；换一些角度看，他也蛮引人注目的，但不是英俊。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在他的毕业年刊的照片中看到的，是一张貌似珀金斯儿时的偶像、当炮兵中尉时的青年拿破仑的脸——“同样敏感的大嘴巴，同样的高额头下一只同样的鹰钩鼻，还有一对同样贴近脑袋的大耳朵”。

大学一年级那年的11月，珀金斯在哈佛-耶鲁对抗赛后因为跟一个喝醉酒撒野的同学在一起而被关进了监狱。12月，他的成绩令他成为班上第一个受到留校试读处分的人。这是“社交”给他带来的殊荣，他一辈子都得意洋洋地记着。

珀金斯在坎布里奇颇为好斗。和有钱人家的同学不同，他在哈佛手头拮据，暑假打工，常觉得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他为埃瓦茨和珀金斯家族感到自豪，还喜欢说：“他们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可你永远分不清谁富谁穷。”而在大学里，他感到家族的尊严好像丧失殆尽了。那并没有影响别人怎样看待他，可麦克斯从此养成了新英格兰人害怕不劳而获的心理。“别人帮了你，你的一小部分就属于他了。”他曾这样对三女儿解释说。后者还进而回忆：“他有一个好朋友家住长岛的一幢豪宅，常常盛情邀请他周末去玩。我父亲虽然很想去，可他没有去，因为他付不起给管家的小费。”

珀金斯不去同学家，但几乎每个周末都穿着袖口磨损的衬衫，步行去舅舅普雷斯科特·埃瓦茨牧师家。普雷斯科特·埃瓦茨是坎布里奇教区的教区长。“麦克斯似乎永远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牧师的儿子理查德回忆道，“我们一起下棋，吃晚饭，还常常大声争论，谈的大都是社会问题，譬如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哪个更重要。不过我们都知道，他星期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

“男人根据他们参加的俱乐部来衡量社会成功度。”高年级生珀金斯写道。同样毕业于哈佛的普雷斯科特舅舅得知麦克斯受邀加入福克斯俱乐部（Fox Club）但付不起会员费后，就开了一张支票给他，承担了这些费用。麦克斯犹豫着接受了，因为他说，在哈佛，“俱乐部之重要不言而喻”。

珀金斯也加入了校园文学杂志《哈佛之声》（Havard Advocate）编辑部，并擢升为编辑。他为杂志写的文章大都讽刺绅士派头和哈佛学生的生活。在一篇题为《论姑娘与献殷勤》的文章中，他写道：“权威人士证实，男人尊重女人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杆标尺……关于这个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世上不仅没有两个姑娘是一样的，连一个姑娘，除了最最纯粹的巧合，在不同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麦克斯在哈佛还有三个朋友经常给《哈佛之声》写稿：诗人约翰·霍尔·惠洛克、大学还没毕业写的剧本《救世主内尔》就成为百老汇热门剧的爱德华·谢尔顿（Edward Sheldon）、范·怀克·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说他继珀金斯之后从普莱恩菲尔德来到哈佛求学是因为“我似乎一直都觉得，我天生就是作家，而我以为哈佛就是出作家的大学”。麦克斯比布鲁克斯高一级，他毫无保留地介绍这个同乡好友认识了每一个应该认识的人。两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珀金斯最喜欢的坎布里奇文学俱乐部——铁笔俱乐部（The Stylus）里。他们合住在温斯洛普街41号一幢淡黄色的木结构房屋里。布鲁克斯说，当时，珀金斯满脑子都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克伦威尔”精神。有一段时间，珀金斯经常在早上六点把布鲁克斯叫醒，给他朗读赫伯特·斯宾塞和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他偶尔跟威廉·詹姆斯教授一样，穿一件时髦的诺福克夹克衫，但通常都穿着阴郁的灰色和黑色衣服。

麦克斯选择学习经济学。布鲁克斯相信，他这么做正是因为“他不喜欢知道火车票价、火灾保险统计之类的数据”。这一选择是他外祖父埃瓦茨的格言的发挥：“对于我取得的成功，我骄傲的不是做了我喜欢做的事，而是做好了我不喜欢做的事。”因为这种在困境中锤炼品德的新英格兰人思维方式，麦克斯搬到了铁笔俱乐部的楼上，住在一间阁楼里，里面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他常常通宵学习。多年后珀金斯才意识到：“我以为选择政治经济学这种我讨厌的学科为专业是磨炼自律心，还以为无论我喜爱的文学课程可能让我学到什么，我以后自然而然会学到，实际上我这样是放弃了自己的教育。”麦克斯始终没能全部读完他自己喜欢的书。譬如，他一辈子都为自己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粗浅知识而感到尴尬。

铁笔俱乐部之外，麦克斯从“科佩的圈子”受到的文学启蒙最多。科佩（Copey）是查尔斯·唐桑德·科普兰教授（Charles Townsend Copeland）的外号。他在哈佛居住了四十年，大多数哈佛人，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都记得这个来自缅因州加莱城的小个子，他戴着一副金属边眼镜，有一颗圆脑袋——冬天戴一顶圆顶窄边礼帽，夏天则是一顶硬草帽。在加入哈佛大学英文系前，他已经放弃了曾经的演艺事业，从哈佛法学院退学，还在《波士顿邮报》工作过七年。他既非典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学究气，但他就是有一种神奇的热情把书教好。对科佩来说，一行一行地讲解十四行诗还不如表演十四行诗呢。这个坏脾气的传统反叛者，无论观众有多少，他都要夸张地表演，因而风靡哈佛。学生们蜂拥而至听他朗诵英语经典名著，参加他宽松自由的文学讨论课。不过科佩拥有这样的声望理所应当：他能赋予最枯燥沉闷的古典名著以生气。

麦克斯（右边着浅色西装坐者）不是1907届《哈佛之声》编辑部中唯一一个后来在文学界取得成就的人，范·怀克·布鲁克斯（左边站立蓄须者）后来成为散文家、评论家；另一位终身好友爱德华·谢尔顿（中间着浅色西装站立者）在大学念书时就写出了一个百老汇热门剧。（照片来源：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科普兰教大一英文课时是珀金斯的老师，这位年轻教授讲授文学的方法激起了麦克斯的兴趣。当科佩负责教授写作分析课“英文十二讲”时，珀金斯马上申请成为规定的三十名听课学生的一员。“科佩不是那种喜欢教室里学生很拥挤的教授，”沃尔特·李普曼在一篇怀念科普兰的文章中写道，“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总是与对他感兴趣的每一个人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他的教书方法我记忆犹新[李普曼具体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一种手段不限的摔跤比赛，而不是普普通通的讲课。过程是这样的：你接到通知到霍利斯楼他的宿舍去，还要求你带上写好的稿子。他告诉你怎样读自己写的稿子。很快你开始觉得周围好像有长长的手指在黑暗中穿过层层脂肪和软毛，摸到你的骨头和肌肉。你可以反抗但是最终，他总是把你剥得赤条条只剩下自己。然后他轻轻拍拍剩下鼻青脸肿的人，逼他们开始真正自己的写作。

和科普兰教授一交上朋友，珀金斯就专心上他的课。科佩对他的影响日益增长，这当然也有助于发挥他的编辑天分。到大四的时候，麦克斯许多课程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等。更重要的是，他也像科普兰那样爱上了写作。“说实话，”麦克斯多年后写信对科佩说，“我从你这里学到的比在哈佛学到的所有加起来的都多。”

麦克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波士顿灯塔街开办一所女子进修学校的玛丽·丘奇小姐请科普兰推荐一个学生去给她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上作文课。科普兰点了珀金斯。他所教的十二个女孩中，有一位玛乔丽·默顿·普林斯对这个比她们大不了几岁的二十二岁青年印象很深：“每次他来上课，我们都着了迷似的坐着。在他看来，我们肯定都成了哑巴。他谈起写作来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像他的奴隶一样卖力地上课。过了几个星期，麦克斯上课时戴起了一副深色眼镜。我们都知道他这是为了避免看我们时感到尴尬，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他，眼神迷离。”

麦克斯于1907年6月从哈佛毕业，因为在经济学方面学习出色而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在他的朋友圈中，只有他没有在毕业典礼后去欧洲游历，而是直接去工作了。他没有考虑当律师（虽然他有三个兄弟相继成了律师）。相反，他去了波士顿民政局，为穷人服务。麦克斯得在晚上教俄国和波兰移民英语，白天巡访各区，但他也有许多时间读书、学习打字。到这年夏天结束，他就到温莎休憩几天，然后去纽约寻找报社的工作。范·怀克·布鲁克斯说：“无疑，当过报人的科佩曾令麦克斯想到报社工作。”

当时，要在好的报社谋到一份工作得靠个人关系。珀金斯认识《纽约时报》总编辑的儿子。不过后来证明这层关系跟没有也差不了多少。《纽约时报》虽然雇了他，但给他派任务的是本地版编辑，而不是总编辑。这个本地版编辑喜欢用他自己的记者。麦克斯只能干“机动工作”——也就是那种每天傍晚六点钟到凌晨三点在办公室里晃悠，等待自杀、失火等夜间突发事件的记者。珀金斯坐了三个月通宵，瞪着那个本地版编辑，心想：“这人知道报社每周付我15美元工资吗？”

接着，麦克斯被调去跑警务条线，报道所有与警察、案件有关的新闻，从唐人街的凶杀案到下东区的拒付房租纠纷，诸如此类。不久，他被提升为正式的《纽约时报》记者。他独家报道了皇家邮轮共和号在楠塔基特岛撞击沉没事件，也报道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最后一次竞选演说。

麦克斯积极去做任何有危险的报道。他在纽约州新新监狱采访时被卡在电刑椅上；还有一次，他坐在冠军赛车手乔治·罗宾逊驾驶的16号赛车上，见证了他破纪录的、时速60英里的试车。但是，珀金斯写的稿子极少能像社会新闻那样上报纸头版。

他喜欢自己过的独立生活，因而经常拿他在只供应冷水的公寓里“过苦日子”打趣，说他“只能去哈佛校友俱乐部洗热水澡”。几年后，珀金斯对科佩班上的一个同学说：“当你养成了报纸记者那样的精神习惯时，你的写作就完了，它会害你。报纸记者写稿必须要求的快速和粗疏对于更高层次的写作终究是致命的；但我考虑更多的是记者对各种事件都投入相当的兴趣，无论事件是否真正重要。他是记录者，仅此而已。他不管事物表面之下是什么。”麦克斯仍然对这个被他称为“从业者与最有力量的日用品——文字——打交道的一种职业”感兴趣，但开始对记者不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无法推迟的截稿感到疲倦。

在《纽约时报》那几年，他已开始和路易丝·桑德斯（Louis Sanders）约会。他是多年前在普莱恩菲尔德的舞蹈班上认识这个姑娘的。路易丝来自普莱恩菲尔德的一个名门望族。她曾这样写她母亲：“非常美丽——比我们居住的那个郊区小城里的任何一个母亲都美丽得多。”路易丝的父亲威廉·劳伦斯·桑德斯从过政，当过工程师，也经商。他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朋友，曾两度当选普莱恩菲尔德市长。他在压缩空气实验基础上拥有了十二项重要发明专利，因而成为英格索尔-兰德公司首任总裁。他总是要求两个孩子“学学金钱的价值”，并希望每一件事都是“现实”的。

每年复活节星期日，桑德斯一家把马群关进马房，步行去教堂。路易丝非常喜爱复活节仪式，尤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某一年的复活节，她的帽子特别漂亮：那是一顶深绿色草帽，缀有一圈草叶和红色小玫瑰。那年复活节，她第一次对教堂有了认识；她注意到蓝色的穹顶上闪闪发光的银星。在天堂的蓝色穹顶下，她把手放在面前的教堂长椅上，想着她的复活节帽子。在桑德斯一家前面三排的长椅上，坐着珀金斯一家。路易丝的视线落在了麦克斯身上。后来她承认：“因为他抬头看着蓝色穹顶和星星，似乎想知道他应该去理解什么。”

几年后，桑德斯家的女儿们都还没到十五岁，她们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桑德斯先生很爱女儿，但他对旅行的热情高于一切。有时候他带着孩子们到国外生活几个月，但他越来越频繁地独自远行。待在家里的女孩子们由一位家庭女教师照顾，她反复对路易丝说：“真可惜你长得不如你姐姐漂亮呀。”

有一段时间，路易丝很自闭。多年以后当麦克斯开始真正被她吸引时，她已经破壳而出，要发挥自己的才华和热情，当一名演员。那时候，路易丝出落得很漂亮了，身材娇小窈窕，有一双细长的杏仁眼，一头浅褐色的头发，还有迷人的笑容和一只小巧笔挺的鼻子。她父亲把一间马房改成她的剧场。渐渐的，她因为那些业余演出和她自己写的剧本而在普莱恩菲尔德出名了。

麦克斯在路易丝身上看到了赏心悦目的女性美。她聪明，幽默，和他稳重的性格相比，她轻快善变。精力充沛的她也可能是任性、爱虚荣的，伶牙俐齿令人不可捉摸。她常凭意气用事，有一个女儿说她“有一种不经逻辑思考就作决定的神奇诀窍”。

1909年，路易丝邀请麦克斯到她们家在新泽西环海镇（Sea Girt）的房子参加游泳聚会，野餐。之后，麦克斯第一次认真考虑向路易丝求婚。他回到纽约，给她写信说他把一身睡衣落在她家了。路易丝没找着，但发现了别人的一件游泳服。“这是你的睡衣，”她解释道，“恐怕它被海水浸泡后变得值钱而奇怪了。”

麦克斯开始邀请路易丝去温莎度周末。有一次，他妹妹范妮窥见他们俩坐在客厅里。两人之间握着一个针垫，正努力把扎在里面的针都拔出来。“我想他们根本没有低头看手里的东西，”范妮说，“而只是注视着彼此的眼睛，就像坠入爱河的样子。”

麦克斯·珀金斯对女性有许多看法，正面负面的都有。他最喜欢的一句俗话说，不结婚的男人是胆小鬼，正如结了婚的女人。他相信，过了一定年龄，男人还不结婚只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女人开始物色丈夫是为了避免流言蜚语或别人的同情。但麦克斯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似乎被路易丝平衡了。他在她身上看到了理想妻子的所有品质。他的浪漫与她的美貌相合，也满足了她对安全感的需要；他的睿智又让他预见到一生将与她斗智，他乐于如此。而路易丝呢，她称麦克斯为“我的希腊神”。

1909年冬天，麦克斯开始寻找一个时间固定的工作。他听说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广告部要招人，得到了与该社老板面试的机会。麦克斯知道他在哈佛有位老师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是查尔斯·斯克里伯纳的老朋友，于是在面试前请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斯克里伯纳。巴雷特·温德尔同意了。

亲爱的查尔斯：

请容我个人向你介绍麦克斯韦尔·珀金斯。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对年轻人一般是不了解的，虽然我们应该了解。不过我和麦克斯的父亲很熟；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也应该在多年前就认识了他的母亲——埃瓦茨先生的女儿。这个年轻人的四位祖父母我都认识，也很敬重他们。所以当他来到哈佛，要青出于蓝赢得尊重，并非易事。但他未堕家风，愉快地做到了。他具有优秀全面的条件，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人。

“当然，也许最适合推荐我的人是我在《纽约时报》的上司，”珀金斯在与斯克里伯纳就广告经理一职面谈后写信对他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推荐，我几乎不敢指望您跟我说的这个职位。但我自己还在桥上，不能把桥烧了。我还没有向同事透露离开报业的打算。但如果您认为报社编辑的推荐有助于我胜任此空缺，我马上就请他们写。”

麦克斯一边等待斯克里伯纳的回复，一边继续在《纽约时报》工作。1910年初春的一天晚上，他被派往鲍威利区（Bowery）做采访。有个胆大包天的窃贼在鲍威利储蓄银行街对面租了一间空置的商铺，然后挖一条通往银行金库的地道，快挖到头的时候地道塌了，把他堵在了里面。珀金斯的任务是每隔半小时向报社通报警方挖掘工作的进展。离现场最近的电话在街对面私人开的酒馆里。警方通宵在挖，珀金斯觉得坐在酒馆里反复用电话挺尴尬的，于是每打一次电话就要一杯酒。等到那个窃贼被挖出来拘捕时，天都快亮了。麦克斯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筋疲力尽。过了几个小时，他的同屋巴里·贝内菲尔德叫醒了他，转告他斯克里伯纳先生想在当天上午九点见他。

路易丝·桑德斯十八岁时留影。四年后她与麦克斯结婚。他们是在普莱恩菲尔德的舞蹈课上认识的。她对一位朋友说，麦克斯是“我的希腊神”。

这次见面麦克斯非常疲惫，明显不在状态。不过斯克里伯纳对这个年轻人的诚恳留下了深刻印象。珀金斯在之前给他的信中已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份工作：

我知道，人们通常有充分理由去怀疑一个新闻记者会想要稳定的生活质量。他们认为他不能安心过朝九晚五、不那么刺激的生活。如果您也这么想，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不仅天生就爱好图书，并深受书的影响，而且我非常渴望这份工作，过一种正常的生活；我有年轻人最充分的理由渴望这样的生活，并且相信一旦拥有，会好好珍惜。

珀金斯如愿成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广告经理，并很快进入角色。

1910年12月31日中午，他与路易丝·桑德斯在普莱恩菲尔德市圣十字圣公会教堂，在那些银星下结婚。威廉·桑德斯送给这个新女婿的结婚礼物是一块金表，从那天起，珀金斯就一直戴着它。随着他的听力逐年下降，珀金斯把表抬到听力较弱的左耳旁，然后由远及近地慢慢移动，听齿轮嘀嗒声。这成了他测自己听力的习惯。

麦克斯和路易丝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科尼什度蜜月，住麦克斯一个表哥的小别墅，与温莎镇隔河相望。路易丝的父亲跟女儿们有言在先，谁结婚就送谁一套房子做嫁妆。虽然珀金斯感到有些不安，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一馈赠，并在回到新泽西州后，住进了北普莱恩菲尔德墨瑟大街95号一幢朴素的小房子中。他们刚住下就把所有银盘、面包篮等结婚礼物带进来，还买了一座三十英寸高的“米罗的维纳斯”大理石雕像，成了家里最喜爱的摆设。

珀金斯对新工作和正常的作息时间感到很满意。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广告经理的工作要有想象力（虽然未必要想象得太大胆），对文学作品要有鉴赏的直觉，还要对读者会买什么样的书有感觉。麦克斯把大学里的经济学训练抛诸脑后，有时候会为他所喜欢的书投入超出预算的广告宣传费。1914年，有位编辑辞职离开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与人合伙创业去了。查尔斯·斯克里伯纳此时已对珀金斯的工作情况有了很深的印象，便把他调到五楼的编辑部。麦克斯的哥哥爱德华回忆说：“他过去常说，他们让他当编辑，才使得整个公司没有破产。”

差不多到麦克斯当上编辑的时候，他和路易丝已经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1911年出生的大女儿以路易丝的母亲贝莎为名。两年后二女儿诞生时，麦克斯想叫她阿斯库特尼，也就是佛蒙特州他喜爱的那座山的名字。路易丝不同意，给她取了麦克斯母亲的名字“伊丽莎白”，后来又因为小妹妹叫她名字口齿不清而得了小名“莎比”。过了两年又生了三女儿路易丝·埃尔维娅，小名“佩吉”。

1916年夏，麦克斯志愿参加美国后备役骑兵部队，编入普莱恩菲尔德连队，被派到墨西哥边境。路易丝的姐姐坚持认为路易丝和麦克斯住不起父亲送给他们的房子，提出跟珀金斯一家换房子。所以麦克斯回到新泽西不久，一家人就收拾家什，带着那座维纳斯雕像搬进了洛克维大街112号。路易丝在客厅壁炉对面的墙上，用蓝、金色哥特字体描绘了一行她丈夫撰写的警句：“成熟男人欲望少。”

两年后，四女儿出生了。8月的一天早上，麦克斯在普莱恩菲尔德家中的楼梯上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多年以后他写道：“我对自己说，那肯定是男孩。上帝为了补偿我没上过战场的遗憾，派给我一个男孩。”得知结果后，他发给他母亲的电报只有一个词：“女孩。”女儿取名“简”。

身处五个女人之中，麦克斯乐于摆出一副厌恶女人的酷样。对于反复遇到别人说他没有儿子的事，他冷酷地说：“哦不，我们有过儿子，不过每次生儿子就把他淹死。”每当听说哪个已婚男人要死了，他总是说：“是他老婆杀了他。”这当然更多是他那段时期的一种幽默，而不是真的憎恶女人。

1916年，麦克斯（中）与国民警卫队普莱恩菲尔德A骑兵中队的战友们在墨西哥边境。这个中队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时间追捕墨西哥农民革命首领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却连影子都没见着。麦克斯那年夏天重读了《伊利亚特》；西南部的平原让他联想到特洛伊。

珀金斯发现自己的妻子令人生畏。路易丝有用不完的精力，固执、坚决的性格丝毫不亚于其丈夫。照文学史学者安德鲁·特恩布尔（Andrew Turnbull）的看法，他们的恋爱婚姻有点像“苏格兰教授与巴黎女店员的结合”。两人强烈的个性形成了一场独特的两性战争。一开始，亲戚们对他俩的争论窃窃私语，说他们“正在磨合”，但局势很快就明朗了，他们的关系比这更严重。婚姻的浪漫消失了。麦克斯的情感藏到了新英格兰人矜持的石墙之后，而路易丝总是情绪外露。她要他尊重她渴望的表演事业，而他认定女人不应该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在婚礼前，麦克斯就要求路易丝保证：放弃搞戏剧的念头。

路易丝还得忍受其他不公。埃瓦茨家的人常常看不起珀金斯家的人，对路易丝·桑德斯也是绝对的蔑视。“在我们看来她就是戏子之类的人，浓妆艳抹的——真是一个喜欢男人、猎取战利品的人，”某个埃瓦茨家族的人这样说，“我们最不希望麦克斯娶的就是这种女人。”男人们喜欢她，但在之后的多年中，所有道德观念狭隘的女人都注视着路易丝的一举一动，似乎巴不得看到她有什么不检点行为。

事实上，路易丝比埃瓦茨家的任何人都老练，而且善良得多。温莎的族人视她的举止为目中无人。他们见不得她有一个富有的父亲能容许她挥霍。和他们一样，麦克斯也曾受过教导：自己挣来的钱财比别人赠与的更宝贵。路易丝大概花钱比较随意，而麦克斯则节俭惯了。但只要麦克斯的母亲对路易丝的持家能力表示不满，他就急忙辩护：“妈妈，我娶路易丝不是要一个管家婆，而是要一个伴侣。”

路易丝负责照看女儿们，虽然有时她会开小差。她依然不甘于仅仅待在家里抚养四个孩子。不写儿童剧本的时候，她就忙着搞业余戏剧，或者重新装修家居。结婚初期，麦克斯写信对范·怀克·布鲁克斯说：“路易丝能把一个小陋室变得赛过宫殿。”

路易丝和珀金斯家的前三个女儿（从左到右）佩吉、莎比和贝莎。麦克斯很想要儿子，却生了五个女儿。

女儿是麦克斯的最爱，她们也很黏他。每天晚上他都为她们朗读，起初是简单的诗歌，随着她们年龄增长，再是复杂一些的十九世纪小说。大女儿贝莎深受麦克斯所宣扬的浪漫主义价值观影响，以至于有好多年她一直想长大后成为一名骑士——麦克斯为此买了玩具剑和盔甲供她训练。莎比说她想看看房子燃烧的样子，他就往家里的一个玩具屋塞满纸，放了一把火烧了。看着火焰冲出窗户、屋顶塌落，她很开心。冬天，他戴上把脸裹得严严实实的羊毛头罩，带着佩吉坐雪橇穿过白雪皑皑的漫漫群山。“麦克斯叔叔给他的女孩们立了各种各样严格的规矩，”他的一个侄子说，“可一条都没有执行过。”

无论何时离家在外，哪怕只是在办公室，麦克斯觉得无精打采就给家人写信，让自己的心与她们在一起。每年林肯诞辰纪念日，他都坚持要尽责的秘书艾尔玛·威科夫来上班，打字完成他精心写给家人并画了插图的情人节卡。要是家人去了温莎，他就尽量每天晚上给至少一个女儿写信。其中有些信堪称出色的作品，写满他自编的童话故事。这种表达爱的方式任何孩子都能明白。他曾写信对莎比说：“爸爸如果没有孩子就一点都没有乐趣了。再怎么费劲都没用。无论在哪里他都会想，‘对啊，只有我的小姑娘们在这儿，才会开心啊，可现在她们不在，这里有什么好呢？’他时刻想着她们。也许他会去看某些雕像，可它们根本没往他心里去——他看到的是他的小姑娘们，在远方玩耍。等到他收到她们的来信，他才开心起来。”到了夏季，他就尽可能去温莎和在那里度假的家人会合。从“天堂”归来，他总是精神焕发，准备好对付杂乱的办公桌上积压的书稿。

在普莱恩菲尔德的家门口，麦克斯带着四女儿简出发去“真正地散步”。让女儿骑在肩膀上、一条腿搁在前面是他带女儿的习惯性姿势。

4 扩展

1920年夏天，麦克斯·珀金斯介绍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认识范·怀克·布鲁克斯后不久，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新共和》杂志上虚构了珀金斯最老的朋友与最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两大文人相见。威尔逊料想菲茨杰拉德会承认布鲁克斯“是[美国文学]这个方面最杰出的作家”，然后告诉他：“在《人间天堂》之前，当然有许多人写作——但在这之前，青年一代从来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而大多数读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代人的存在。正如他们在广告上所说，我就是那个唤醒美国青年一代自我意识的人。”布鲁克斯接着论道：“第一批像你这样的青年作家刚崭露头角，取得相当的成功，成群的出版商、编辑和记者便摩拳擦掌，准备利用他们，让他们商业化——结果就是现在的‘青年’作家供不应求。”

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不赶这种时髦。老查尔斯无意把他的出版社变成纸浆厂，出版那些有损他们七十五年来负责任的出版声誉的垃圾书。麦克斯·珀金斯尊重出版社的标准，但又想冒冒险。他比谁都积极地在全国各地物色新人作品。在这场单枪匹马似的改革运动中，他逐渐让更有生命力的新作取代斯克里伯纳书目上那些老朽之作。自菲茨杰拉德始，到他负责的每一位新作者，他渐渐改变了传统上“编辑”这一职业的作用。他所寻找的，并不只是那些“保险”的作家——风格中规中矩，内容波澜不惊；而是能用全新的语言道出战后世界新价值观的人。这样一来，他作为编辑所做的就不仅是反映当代的标准，而且以出版有才华的新人新作，有意识地影响、改变这些标准。

就自己出书后的第一年，菲茨杰拉德在日记中草草写道：“狂欢与结婚。去年辛劳的回报。我十八岁以来最快乐的一年。”到1920年8月，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暂名《火箭的飞行》（The Flight of the Rocket），尚在写作中。它讲述主人公安东尼·帕奇二十五岁至三十二岁，也就是1913年到1921年间的人生经历。司各特向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解释道：“他是那种既有品位又软弱的艺术家，但缺少真正的创作灵感。故事讲他和他美丽的妻子如何在无度的挥霍中毁了自己。这听起来挺悲惨的，但绝对是本吸引人的书，我希望它不会让喜欢我第一本书的评论家失望。”

《人间天堂》出版六个月了，菲茨杰拉德还没有拿到任何销售版税。他对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付款流程几乎没什么耐心，虽然这在出版界很正常。也就是说，出版社每半年给作者一份结算报告，在此之后的四个月内寄出支票。司各特没有忘记珀金斯曾主动说只要他需要钱，可以随时提出，于是他开口要1500美元，说他的新娘要买件皮大衣。珀金斯马上汇了这笔钱，同时告诉他好消息，《人间天堂》自出版以来的七个月里已经卖了近三万五千册。但菲茨杰拉德一心认为他的书销量已达四万册，还没拿到版税就预支光了。到这年年底，他已经从版税收入中预支了大约5000元。很快他就忘了自己要钱的次数，要钱时便问：“这次能安排预支吗？”他就这样迅速地挥霍着金钱和信用，一辈子都为满足这样的挥霍而忙忙碌碌。但始终没有成功。

1920年12月31日，菲茨杰拉德写信对珀金斯说，银行已经拒绝他拿手里所持的股票作抵押，一分钱都不贷给他。他还欠了6000美元的账单没付，并且从他的文学经纪人保罗·雷诺兹公司拿了一篇短篇小说的预付金600多美元，可小说写不出来。他对珀金斯说：“从昨天到今天，我写了六遍开头。再写一次初登社交场的少女，我都要发疯了。”这是他们要他写的题材。接着他问珀金斯能否设法再借他一笔钱，就算是下一部长篇小说的预付金。珀金斯也办到了，从出版社财务那里支了1600元给司各特。过了一个月，司各特总算给他的编辑写信说：“正在玩命写呢。”《火箭的飞行》出版日期一再推迟，但是到2月，该书的第一部分已在打字排版，埃德蒙·威尔逊正在审读第二部分，作家本人则在改定第三部分。个人所得税又使菲茨杰拉德少了1000元收入。但珀金斯提醒这个“注定的乞丐”（这是菲茨杰拉德在他最近一封信上的署名），他还能从《人间天堂》的销售中获得2000元左右的版税。

4月底，菲茨杰拉德完成了这部小说，但他已将书名改成《美与孽》（The Beautiful and Damned）。他亲手将书稿交给珀金斯，顺便说他需要600元购买两张去欧洲的船票。这对编辑和作者马上算清了账。菲茨杰拉德心不在焉地讲完协议要求就走了，由珀金斯将他们口头达成的协议写下来：

这次我们不向你支付高额预付金，因为这一金额可能有点难以测算。更主要的原因是鉴于我们过去的交往，你可以在这里自由地预支和适度地透支，这样的安排会更让你更为方便和满意。

在未来的许多年中，珀金斯因此成了菲茨杰拉德的财务监管人。

菲茨杰拉德夫妇对他们的欧洲游并不特别满意。泽尔达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司各特带着珀金斯的介绍信去见约翰·高尔斯华绥（珀金斯为高尔斯华绥作品的美国版写过许多广告文案，并认为他的《福尔赛世家》是“小说创作中惊人的成就”）。高尔斯华绥接待了菲茨杰拉德夫妇，但对美国新文学大发议论，轻蔑地称美国新作家都是乳臭未干的生手。珀金斯对高尔斯华绥的这番傲慢的评语毫不知情，还写信感谢他宴请菲茨杰拉德夫妇：“我想这对他大有好处，因为他需要指点。”菲茨杰拉德对拜访高尔斯华绥感到荣幸，但后来写信对沙恩·莱斯利说：“我对他颇感失望，受不了他那种既不风趣也不尖刻的悲观论调。”

在法国、意大利待了几个星期，并且数度求“金”之后，菲茨杰拉德夫妇漫游归来，回到明尼苏达。在那里，司各特的酒量很快就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安东尼·帕奇不相上下。他在白熊湖畔住了一个长夏，什么也没写。度过一段努力重振创作力的“糟日子”后，他写信给珀金斯说：“虚度光阴令我非常郁闷、消沉。我的第三本小说，假如我还写得出来的话，肯定像死亡一样死气沉沉。”在两人关系第一次陷入低谷时，他向麦克斯坦言：

我真想和六个知心朋友同桌畅饮，让自己喝死。我对生活、酒精和文学都烦透了。要不是为了泽尔达，我真想整整三年销声匿迹。出海当水手或者其他什么苦活。我厌恶这种有气无力、一知半解的懦弱环境，和我的同代人在里面苦苦挣扎。

珀金斯的回信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他甚至提到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的天气对写作的有利因素。至于生活、酒精和文学，珀金斯写道：“每个从事文学的人都会时不时地厌倦生活，这时候他们最容易借酒浇愁。”到这年夏末，菲茨杰拉德又开始写作了。

1921年10月，菲茨杰拉德夫妇等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也等待着《美与孽》的出版。这个孩子在近月末时顺利降生，取名弗兰西丝·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名“司各蒂”。珀金斯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他猜想泽尔达生了一个女儿。他说：“假如你像我，你会需要一点安慰。但是基于我有四个女儿的美妙经验，我敢预言你将来会满意的。”

月底前，珀金斯已将标好页码、改正错误的第一包校样寄给菲茨杰拉德。司各特对细枝末节也不放过——对小说主人公在哈佛的校园生活，他还有些技术性问题，麦克斯都轻松作答——现在，这部小说在他看来“好极了”。在斯克里伯纳，大家也非常看好这本书，就连那些仍然对菲茨杰拉德作品不以为然的编辑，至少也承认他们的书目上有了一个热门货。“毛校样把四楼的打字员都搅得情绪低落，我是说她们无心工作，”珀金斯写信告诉作者，“我甚至看见有个打字员出去吃午饭还随身带着一些校样……因为她读得欲罢不能。不仅仅是打字员，所有可能接触到校样的人都这样。”

菲茨杰拉德的原文中还有一个编辑问题没有解决：有一段文字集中描写安东尼·帕奇的朋友莫里·诺伯尔对《圣经》发了一通鲁莽的议论，说它是古代无神论者写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自己不朽的文学名望。可以肯定，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没有一个编辑在作者的稿件中碰到过这种亵渎《圣经》的话。但珀金斯一点也不觉得这段文字的实质有什么不妥。莫里醉醺醺地大放厥词似乎符合他的性格。不过珀金斯担心有些读者会指责菲茨杰拉德是在借莫里之口发表己见，因而引起强烈反感。他写信说：“我完全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但我认为不能这么写。即使人们都错了，你也必须尊重这些热情、真诚的人。”

菲茨杰拉德采取了攻势。他说他忍不住会想象这话是对伽利略、门肯、塞缪尔·巴特勒、阿纳托尔·法朗士、伏尔泰或萧伯纳说的。他们都是司各特的改革派兄弟。“实际上，”他还说，“范·怀克·布鲁克斯在他那本《考验》里批评克莱门斯居然听从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要求，在很多地方缓和了自己的观点。”他问珀金斯：“难道你不认为人们头脑里的一切变化都是对事物的武断认识而引起的——起初令人吃惊，但后来常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习以为常，归于平淡？”司各特说，如果这一特殊事件没有任何文学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的判断，但是这个段落与它的语境十分吻合，而且为言外之意作了漂亮的铺垫，所以不能少了它”。菲茨杰拉德毫不让步，直到他收到珀金斯的回信。

珀金斯回复菲茨杰拉德的话成了此后他编辑每一位作家的座右铭：“不要一味听从我的判断。我知道，你在关键之处是不会听从的。假如我的判断真的让你在关键之处听从了我，我会感到羞耻，因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对你这个马克·吐温（如果布鲁克斯的见解是正确的话），我痛恨扮演W.D.豪威尔斯的角色。”珀金斯希望菲茨杰拉德明白，他的反对意见并非出于文学上的考虑：

这里牵涉到公众的问题[他写道]。他们不会接受小说人物是随口说说的。他们会认为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故意这么写的。托尔斯泰这么写过，莎士比亚也写过。当然，你现在是在借莫里之口表达你的观点；但假如你是有意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观点来阐述，你肯定不会这样写。

他希望菲茨杰拉德能把这段话改得“至少不会让赞同这段话主旨的人反感”。

菲茨杰拉德意识到原来的措辞太轻浮。他修改了莫里的讲话，把原来“万能的上帝”一词改成“神”，删掉“下流”一词，还把感叹句“哦，耶稣”改成“噢，天呐”。

书的护封已在印刷，内文清样也在车间制版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又带来了一段他为小说新写的结尾，他认为这个结尾会“让读者对这本书回味无穷，这是原来所没有的”。《美与孽》故事的高潮是男女主人公安东尼和格劳丽娅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获得巨额遗产，但他们也已经被酒精给毁了。为了庆祝发财，两人乘邮轮去欧洲玩。在船上，安东尼宣称他终于成功了。现在司各特新写的结尾是这样的：

那个曾经区分了多少代麻雀传承的绝妙反讽，无疑记录了发生在“大元帅”号这样一艘船上的最微妙的动词变化。毫无疑问，当每百年重生一次的“美人”从人间归来，回到露天的等候处——那里吹拂着阵阵白色的风，偶尔有一颗星星气喘吁吁匆匆而过——无所不见的“神眼”必定已在一年多以前出现在天堂某处。星星们亲昵地迎接她，风儿们温柔地轻拂她的秀发。她叹了口气，开始与白色风中的某个声音谈起话。

“又回来了。”那声音轻声说。

“是啊。”

“十五年过去了。”

“是的。”

那声音迟疑了。

“你多么冷漠，”它说，“毫无所动……仿佛你没有心肠。小女孩怎么了？她眼中的荣耀消失了——”

但是美人早已忘记。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很不喜欢这个抒情的结尾，并对此大加斥责，使得司各特只能发电报给珀金斯，问问他的客观意见：“泽尔达认为此书应该到安东尼在船上最后说的那段话结束——她认为新结尾是一种道德说教。请告诉我你的看法，是同意我费尽心思加的结尾，还是喜欢现在的结尾，我拿不定主意。护封极好。”

珀金斯没有迟疑。他先给司各特回电报：“我同意泽尔达。”然后写信说：“我认为她的看法绝对正确。安东尼最后的议论正是全书应该结束的地方。”

菲茨杰拉德在《美与孽》中的写法——精彩的对话、曲折的情节、暗示的动作——在小说的文体上仍属独辟蹊径。因此麦克斯一度认为结尾点明寓意也不错。他告诉司各特：“对于书中的讽刺，思想单纯的大多数读者如果没有得到一点帮助，是不会顺理成章看明白的。譬如，我在和某人谈论这本书的时候，听到的看法却是：安东尼安然无恙；他得到数百万遗产，洋洋自得。可见这人完全没有领会最后几段很明确的反讽。”但是麦克斯仍然认为把意思写得更清楚，并不见得能克服艺术理解的缺失。他把司各特新写的半页纸放在一边，先修改护封上的文案，以确保读者能够领会菲茨杰拉德的反讽含义。

珀金斯相信，一般读者都能通过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获得乐趣，但并没有给予这些作品应有的文学评价，这主要是因为他笔下人物的轻浮。但菲茨杰拉德在这第二本长篇小说中所达到的深度，给麦克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在这个国家，存在着一个无根的社会阶层，”他写信给司各特说，“格劳丽娅和安东尼就陷入其中——这是一个人数庞大的阶层，在社会的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这当然值得通过小说加以呈现。我知道你并非有意去表现这一点，但我认为《美与孽》实际上已经做到了；这就使它成为了针对美国社会的、出色而宝贵的批评。”

《美与孽》题献给沙恩·莱斯利、乔治·让·内森和麦克斯·珀金斯，“感谢他们在文学上给予的帮助和鼓励”。该书于1922年3月3日出版。出版六个星期后，珀金斯告诉菲茨杰拉德，斯克里伯纳收到的添货订单不如他期望的那么多，虽然到4月中旬该书第三次印刷又加印了一万册（就在同一周，《人间天堂》第13次印刷付印）。他希望这本书取得空前的成功，希望落了空，但是麦克斯说，他对菲茨杰拉德在信中对该书的销售表示失望而感到遗憾。“我当然希望它可以卖十万册甚至更多，”珀金斯说，“我希望凭你字里行间的风格所表现出的无比激情可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它是一出悲剧，悲剧的本质已决定它必然是令人难过的，因此它的主要元素也就决定了它难以吸引那些纯粹为了娱乐、别无所求的大众读者。现在，至少这本书将有一个可观的销量。经营大众图书的书店可以轻易消化。它在专业人士中已经引起震动，因此抛开纯粹商业的观点不谈，所有因素对它都是有利的；我知道商业上的成功对你很重要，对我们同样重要；但就我们来说，我们是在支持你长跑，并且坚信你会取得胜利。”

珀金斯已经开始为菲茨杰拉德考虑下一步的事业规划。他认为接下来应该出一本短篇小说集。他喜欢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后，接着出同一作者的短篇小说集，因为他发现前一本书的销售会带动后一本书。菲茨杰拉德选了十来个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为这部小说集取名《爵士时代故事集》（Tales of the Jazz Age）。参加完随后出版社举行的发行会议，麦克斯向菲茨杰拉德通报说：“会上许多人对书名有激烈批评……他们觉得现在人们对一切形式的爵士乐都很反感，因此无论这个词实际上有什么含义，它本身会影响整本书的销售。”

司各特征询了他妻子、两个书商和好几位朋友的意见，众口一词喜欢这个书名。于是他决定不让步。他写信告诉麦克斯：“买这本书的是我自己的大众，也就是说，是无数对我崇拜得顶礼膜拜的时髦女郎和大学生。”司各特提出，除非珀金斯本人坚决反对，并且能拿出另一个更吸引人的、能占半个封面大小的书名，他才肯牺牲“爵士时代”这个标题。结果珀金斯没有明确说出他的反对意见，于是书名得以保留。

不过，珀金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试图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影响菲茨杰拉德。他认为，随着《美与孽》的出版，菲茨杰拉德已经把时髦女郎这种人物写尽了。（“你可别成为这样的人，”那年夏天，珀金斯这样警告他九岁的女儿莎比，“她们很可笑。”）司各特笔下这些穿着短裙、留着齐耳短发的女郎的确迷人，但珀金斯在和他讨论为小说做营销广告时说，“我们应该……完全摆脱时髦女郎这个概念”。对于放弃自己最擅长写的人物，司各特颇为犹豫。他忘不了那些爵士女郎对他的好。但是，他还是接受了珀金斯的建议，从此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人物逐渐成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写的故事大都不再是寻找爱情，而是关于失恋。先前还是敬而远之的金钱，如今成了权势的工具。他放弃了空想，代之以难以实现的梦。

1922年5月珀金斯问菲茨杰拉德有没有想过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时，菲茨杰拉德还没有构思出珀金斯所希望的那种成熟的故事框架，但至少已开始考虑。司各特答道：“我想故事的发生地将是中西部和纽约，时间是1885年。这次不会像往常那样大篇幅地写绝顶美女，而且故事将集中在一小段时间内。它将具有广泛的意义。我还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写这部小说。”珀金斯希望司各特等到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动笔。但是，一连数月，菲茨杰拉德在几个写作计划间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先把他这年年初刚开了头的一个剧本写完再说。

《天使加百列的长号》（Gabriel’s Trombone）是一出浪漫滑稽剧，讲述一个梦想当美国总统的“妻管严”邮递员杰瑞·弗洛斯特的故事。司各特声称这是“迄今美国最出色的喜剧，无疑也是我写过的最佳作品”。1922年圣诞节前，麦克斯拿到了剧本。

严格来说，编剧本并非珀金斯所长，但读完司各特的这个荒诞派剧本，他相信观众肯定欣赏不了它古怪的风格，于是他写了一篇一千多个单词的批评意见。珀金斯重点论述了该剧的问题所在，如何避免它完全沦为一派胡言。他说，第二幕的每一部分，都得做到三点：“增加梦幻的戏份，讽刺杰瑞及其一家为代表的美国一大阶层，讽刺政府、军队或任何那个年代管事的公共机构。”珀金斯告诉菲茨杰拉德：“要尽可能讽刺……但得始终留意你的主要目的。整个第二幕乱哄哄的，也得有种‘乱哄哄的逻辑’贯穿其中。”

写《天使加百列的长号》那阵子，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搬到了长岛。他们在一个新并入的大颈区（Great Neck）租了一幢豪宅。他又开始酗酒了。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1923年是“生活舒适但又危险而堕落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卖出一个作品的影视优先改编权，还有各种预付金，全年收入近三万美元，比上一年所得还多五千元。但是大手大脚挥霍几个月后，菲茨杰拉德向麦克斯·珀金斯自承陷入了“一团糟的困境”。当时他已将更名为《呆板的人》（The Vegetable）的剧本推进到最有希望的阶段——他找到了制作人——但对于他的写作主业来说，代价高昂。他又从头到尾重写了四遍，但没有大幅修改麦克斯批评的部分，白天他去看纽约城里的排练，晚上又忙着修改脚本，一连忙了几星期。1923年年底，他写信对珀金斯说：“我走投无路了。”即使他把《美与孽》的版税收入交给斯克里伯纳，他仍欠出版社数千美元。他焦虑地问能否把剧本的第一批版税转让给他们，直到所有欠费还清为止，因为后台所有人都对他说该剧肯定成功。“如果到星期三上午我还没有办法在银行账户上搞到650美元，我就得把家具送去典当了，”他惊恐地告诉珀金斯，“我都不敢上那里露面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解决这个问题吧。”麦克斯设法把这笔钱汇进菲茨杰拉德的账户，但并没有要求他转让剧本版税。

1923年是百老汇的辉煌一年。约翰·巴里摩尔出演《哈姆雷特》，而在几个街区外，他的姐姐埃塞尔则在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埃尔莫·赖斯的《加法器》和皮兰德娄的《六个角色寻找一个作者》也上演了。大多数剧评人都推举高尔斯华绥的《王室》为当年的最佳戏剧。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呆板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在纽约公演。实际上，许多在大西洋城看这出戏的观众还没等到落幕就扬长而去。

“你有没有听说司各特的戏一败涂地？”珀金斯在给查尔斯·斯克里伯纳的信中说。“第二幕似乎完全把观众搞糊涂了。司各特还很输得起。他一回来就打电话给我，以一种毫不妥协的口气描述了演出的失败。他说：‘我对泽尔达说了，出了几本书，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一个子儿也没了。我们得从头开始。’”

* * *

成功的编辑是那种不断发现新作者，培养他们的才华，出版他们的作品，既赢得口碑又畅销的编辑。为了这种物色、成就新天才的刺激，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等待和编辑也是值得的，即使这个过程乏味繁琐，并经常伴随失望。有一次，威廉·C.布劳内尔听到麦克斯年轻的同事罗杰·伯林盖姆对这种劳作感到丧气。他找到伯林盖姆，告诉他，编辑百分之九十时间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任何办公室的勤杂工也能胜任，“但是，每一个月，或者每半年，有那么一刻，契机出现了，除了你没有人能够把握。在那一刻，你将自己受到的教育、经历，所有对生活的思考都倾注其中”。

1923年夏天，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请珀金斯留意他在长岛的邻居和朋友林格尔德·威尔默·拉德纳，即林·拉德纳（Ring Lardner），他是很受欢迎的体育记者和报纸幽默专栏作家。拉德纳和菲茨杰拉德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三十八岁的拉德纳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眼神深邃忧郁；他坚持有规律的写作习惯，但从不考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传世名作。菲茨杰拉德则身材矮小，肤色白皙健康；他的写作很随意，一心要让自己的作品世代相传。不过两人有一点很相似：都好狂欢尽兴，喝酒能从傍晚喝到旭日在长岛海峡升起。

拉德纳已经在其他出版社出过几本第一人称的随笔集，不过这些书从未引起评论界的认真关注。其中一本《你真了解我》（You Know Me Al），是以一个半文盲棒球新手写信的形式组成的短篇小说集。他笔下的主人公还有流行歌曲作者、合唱队姑娘和速记员之类的人物。这些人满口俚语，使得他的作品正符合文化程度不高者的口味。读了拉德纳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金色蜜月》（“The Golden Honeymoon”），珀金斯想给他出一本短篇小说集。那年7月，他写信提议：“因此我写信告诉您，我们非常有兴趣考虑这一可能性。若非司各特提到这种可能性，我几乎不敢有这种念头，因为您在文学界的地位明摆着，肯定有许多出版社围着您。在如此处境中的人，对于出版商表示感兴趣的信多半是不屑一顾的。”

珀金斯和拉德纳于那年夏天在大颈区相见。菲茨杰拉德也赶到雷内·杜兰餐厅和他们吃晚饭，再去地下酒吧喝酒。拉德纳谈起一些他自认为珀金斯会感兴趣的短篇小说，司各特则口齿不清地拿朋友们打趣，叫他们“好蛋”。当晚几个人越喝越不清醒，拉德纳回家了，司各特坚持要驾车带麦克斯在长岛转转。他们总算太太平平地上了车，但开出去就出事了。后来，《纽约客》杂志上提到了这次事故，但是把珀金斯的身份给搞错了：“在那种情况下[菲茨杰拉德]理应像大多数人那样右转弯，舒舒服服坐在他身旁的营销人员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喝了一两杯鸡尾酒，他似乎觉得左转弯把车驶离公路更有意思。”在黑暗中，司各特驾车带着麦克斯从斜坡一直开进一个开满睡莲的池塘。到了下一个周末，珀金斯在温莎告诉路易丝：“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说着我是一个好蛋，林是一个好蛋，他自己也是一个好蛋，然后他不假思索地带我开车冲进一个该死的湖里，好像这是一个好蛋对另一个好蛋应该做的事情。”在之后的许多年里，珀金斯经常拿此事说笑，每讲一次那个池塘的面积便扩大一次。

在菲茨杰拉德的帮助下，麦克斯着手收集拉德纳在那个初夏的晚上说起的短篇小说。这活儿工作量不小，因为拉德纳不把它们当回事儿，自己都不留底稿。他每写完一篇，就将它抛诸脑后。绝大部分作品的下落，麦克斯都只能仰赖拉德纳糟糕的记性去寻找它们发表的地方。即使他想起在哪儿发表，他们还得到图书馆的地下室和杂志社的资料室去搜寻，直到12月，珀金斯才把这些篇目找齐。此时他对这本名叫《短篇小说写作指南》（How to Write Short Stories）的短篇集热情十足，因而力排老编辑们的异议，将它列入春季书目。这一做法是超乎常规的，因为作者本人还没有正式跟出版社签约呢。

林·拉德纳的儿子后来评道，如果不是因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麦克斯·珀金斯的努力，他父亲可能在《金色蜜月》之后就再也不会写短篇小说了。“《短篇小说写作指南》的出版使他第一次感觉自己还是属于文学界的，不仅仅是干报纸的。这种支持的影响并不是如何写，而是写什么。”年轻的小拉德纳说。拉德纳因为害得麦克斯受几个月“搜集材料”之苦而向他致歉，同时也邀请他再去大颈区。“现在很安全了，”他想起菲茨杰拉德把车开进池塘的事，向珀金斯保证道，“杜兰池塘已经结冰了。”

珀金斯还在编书的时候，拉德纳去了拿骚。读到第四五遍，珀金斯觉得书名《短篇小说写作指南》有个问题——书中实际上没有什么写作指南。他建议拉德纳给每个故事写一个简短的评语，即一段讽刺性的前言，佯作短篇小说写作的一段说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拉德纳很喜欢这个建议，几天之内就给每一篇短篇小说配上前言寄给了珀金斯，动作之快令他感到惊奇。他告诉拉德纳：“光听司各特说的，我还以为你整天泡在高尔夫球或者麻将桌上呢。”

《短篇小说写作指南》里的好几篇前言显示出拉德纳始终难以克服的、对自己的小说嘲讽的态度。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很滑稽好笑，但并不那么当回事。埃德蒙·威尔逊在他的日记里写到那段时期在菲茨杰拉德家的一次聚会：

拉德纳跟我谈起石油丑闻，菲茨则在椅子上睡着了……谈到他自己的作品，拉德纳说，麻烦的是他不会写正儿八经的英文。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可不会写这样的句子：‘我们坐在菲茨杰拉德家，炉火正旺。’”

拉德纳兴致勃勃地完成了写前言的任务，不过其中总是有他自嘲的玩笑。在介绍《事实》（“The Facts”）这篇中，他写道：

这是一个肯塔基山区生活的典型故事。一个英裔白人姑娘离开了在奥马哈当警察的丈夫，可她忽略了办离婚手续。后来她遇见一个波尔多来的垃圾收集员，爱上了他，“没上教堂走仪式”就跟他跑了。这个故事是作者在一辆行驶于第五大道的双层巴士上层写的，有几页纸被风吹跑了。这可能是它有趣的场景描写明显不足的原因。

到最后他似乎写不出了，有的前言只写了一行字。譬如写《冠军》的：

一个推理故事的典范。悬念就在于怎样让它得以出版。

《短篇小说写作指南（附实例）》赢得广泛的成功。销售喜人，评论也一片叫好，几乎所有书评者都赞扬聪明俏皮的前言，把这位出道多年的作家当成前景看好的新人。连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都被这些故事逗乐了。

通过罗杰·伯林盖姆和菲茨杰拉德的朋友小约翰·比格斯（John Biggs， Jr.）的介绍，珀金斯结识了一位来自特拉华州威明顿的、立志要当作家的年轻人约翰·菲利普斯·马昆德（John Philips Marquand）。马昆德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伯林盖姆的同学。他先后在《波士顿晚报》、《纽约时报》报社任职，参加了美国远征军，回国后在智威汤逊广告公司（J.Walter Thompson）工作。他在那里写了几个月广告文案，算了算自己的积蓄——400美元，决心认真写一点篇幅长的小说。他搬到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完成了之前工作之余写的传奇小说。小说写完，他的钱也快花光了。于是他回到纽约，要么找到出版社出书，要么再找工作。

马昆德的这部小说《坏蛋绅士》（The Unspeakable Gentleman）只有一份手稿。它的命运就像它那十九世纪的主人公一样富有戏剧性。在曼哈顿，装稿子的手提箱从出租车的行李架上掉了出来，车开出好几个街区都没发现。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性格多样的家伙，活泼好动，给儿子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当时马昆德自认为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在英语文坛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他后来写道。他赶紧在报纸上打了失物启事，十天后，书稿奇迹般出现了。他马上翻看一页页稿纸，生怕连文句都被摔伤了似的，结果发现不要说英语文坛第二，它连第三都排不上。他写道：“事实上，我都不信它能排第四。”最后，马昆德认定这是一部写得很糟的历史小说。不过他还是说：“既然写得很带劲，说不定读起来也挺带劲。”他的经纪人卡尔·布兰特向《女士之家》（Ladies’ Home Journal）杂志投了一份稿，另一份交给了罗杰·伯林盖姆。

和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其他年轻编辑一样，伯林盖姆也知道，让社里接受一个从未出过书的新作家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把稿子交给珀金斯。麦克斯一看就喜欢，力主出版此书。这本书虽然风格过于维多利亚式的华丽，但充满了决斗、夜袭、密谋、马背逃生、海上历险等发生在拿破仑时代的情节，令麦克斯着迷。他于1921年春见到了马昆德，后来他私下描述，这个“渴望发表作品的年轻人带有一种穷亲戚般缺乏自信的讥讽神情”。麦克斯对小说臃肿的情节持有保留意见，但他还是说服出版社接受了它，因为故事的核心——那个坏蛋绅士，塑造得很成功。珀金斯告诉卡尔·布兰特，这个故事“昭示了作者的美好前景”。

《坏蛋绅士》还没有出版，就有种种迹象令珀金斯相信那个美好前景不那么遥远了。马昆德接连把三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卖给了《星期六晚邮报》和《女士之家》这两种杂志，而且得到的稿费、小说刊登的版面享受的是杂志最大牌作者的待遇。于是在珀金斯的建议下，斯克里伯纳出版社迅速将这几个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书名《同调四声》（Four of a Kind）。

马昆德的这头两本书销量不好，没让出版社赚钱，作者的名字却迅速为数量庞大的杂志读者所熟知。伯林盖姆仍然是他在斯克里伯纳的联络人，不过只要马昆德在文学上碰到什么问题或在写作上需要严肃的意见，他就从定居的波士顿赶到纽约来见麦克斯·珀金斯。

马昆德也和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大多数年轻作者一样，在这个珀金斯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发现，麦克斯最了不起的一点是，“无论我们有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对他来说都不是小事。他自己不是作家，但他比任何编辑和出版人都懂得作者的心思”。尽管得到珀金斯的关心，马昆德仍然没有安全感。他的下一部精心构思的长篇小说《黑色货物》（The Black Cargo）销量和前两本书一样，仍无起色。麦克斯仍然认为他是有潜力的畅销作家，并写信安慰他：“事实上，最好的作家通常都不是一炮打响的。”马昆德还是沉不住气，并进而认定，他与斯克里伯纳的合作充其量就是一段权宜婚姻。趁一次去纽约的机会，他去见一家小出版社明顿-鲍尔奇的合伙人厄尔·鲍尔奇（Earl Balch）。鲍尔奇告诉他，他们正在寻找关于早期美国人的书稿。马昆德便说起一个名叫蒂莫西·德克斯特的奇人。此人是一百多年前纽伯里波特的居民，发了几次财——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寡妇，投资过大陆货币，垄断了鲸须市场，还倒卖二手《圣经》；然后他自封为德克斯特勋爵，号称是美国第一个贵族。马昆德觉得写本关于德克斯特短暂一生的传记应该会很“有趣”，于是他一回到纽伯里波特，就把心思都放在这本书上。根据他的书惨淡的销售记录，他居然告诉鲍尔奇，斯克里伯纳肯定不会对这样一次“浅薄而可疑的冒险”感兴趣。

然而斯克里伯纳的编辑们一听说这本德克斯特传记，都觉得马昆德是写作这类题材的不二人选。其中一位编辑进而解释道：“我们最大的兴趣就是帮助作者成长……因而，我们不像许多出版社那样只抓住作家一本有可能畅销的书，而忽视他的其他作品，放任它们流向别处。”但鲍尔奇已经表示要出版这本书，斯克里伯纳也不能无视他的要求。所以他们同意马昆德为鲍尔奇写这本书。伯林盖姆还向他保证：“无论结果如何，它都不会影响我们在未来出版你的书，请放心，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明顿-鲍尔奇出版了这本书后，珀金斯尽全力要把马昆德引回他的“羊群”。为了显示斯克里伯纳也对他写类似蒂莫西·德克斯特这类人物传记感兴趣，麦克斯给马昆德开了一个他最喜欢的新英格兰英雄名单，如佛蒙特州的伊桑·艾伦，还把这些人的材料寄给他。马昆德对这些建议表示欢迎，但认为写这类书他赚不到多少钱。“无论怎样，在我看来传记这整个门类已经被受人雇用的落魄文人给写滥了，”他写信对珀金斯说，“以前它还能给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带来荣誉，现在没有了。”

有了一次从老东家“出走”的先例，马昆德发现第二次背信之举就容易多了。他的第三部小说《警告山》（Warning Hill）写完后，斯克里伯纳的报价与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000美元的报价相比就太吝啬了。他就此永远离开了斯克里伯纳，后来写出了很畅销的莫图先生侦探小说系列和许多长篇小说，其中《已故的乔治·阿普莱》（The Late George Apley）荣获普利策奖。整个四五十年代，他是美国最畅销的作家。

1923年，《斯克里伯纳杂志》收到一篇主要讲烈马的文章，引起麦克斯·珀金斯的注意，他喜欢书中地道的美国方言。此文作者叫威尔·詹姆斯（Will James），是个罗圈腿的牛仔，精瘦的脸上长着一只鹰钩鼻。詹姆斯四岁就成了孤儿，被一个老猎人收留。“猎人教我识点字，会写点东西，后来我在四处的牛棚里找到一些老杂志，又从杂志里学了不少。”多年以后，詹姆斯回忆道。麦克斯催《斯克里伯纳杂志》赶紧刊发这篇稿子，并约詹姆斯继续写稿。很快，他就让詹姆斯写书了。在随后的二十年中，詹姆斯写了二十本书，大部分都很成功，其中包括《牧牛小马斯摩奇》（Smoky）和《孤独的牛仔》（Lone Cowboy），前者于1927年荣获美国纽伯瑞童书奖。

有一次詹姆斯来纽约，麦克斯喜欢上了他那顶宽边高呢帽。詹姆斯送给他一顶，尺寸刚好。后来，麦克斯写信向他道谢说：“我有一次戴着它和一位肖像画家在路上走。他央求给我画戴帽子的肖像画，在我得到帽子之前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从那天开始，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珀金斯几乎没有一刻不戴着帽子。最后，他选定一款七号大的灰色浅顶软呢帽，再也没有换。他把帽子戴得很低，连耳朵都被压得向前折。

戴帽子成了珀金斯的招牌习惯，也是众人猜测的话题。不断有人问：“为什么戴帽子？”回答大体是他发现戴帽子既有用又有型。这可以让办公室的不速之客以为他正要出门，也就不会强拉着他没完没了地聊废话了。这顶帽子让他的耳廓向前折，也有助于提高听力。威科夫小姐也有一种说法，她认为珀金斯下午到楼下的斯克里伯纳书店转转的时候，戴着帽子可以避免让顾客误以为他是店员。珀金斯本人在给普莱恩菲尔德的报纸写的一篇专栏文章里透露过一点帽子的事。他赞美宽边软帽是“独立之帽，个性之帽，美国之帽”。

珀金斯对一般着装的怪习惯跟戴帽子不相上下。乍一看，他似乎就是一个衣着优雅的纽约人，但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相当不讲究。几个女儿常说他的西装肘部的面料被磨得隐约可见里面的白衬衫。路易丝有一次说他所有的衣服都旧得像二手货，想让他因此感到害臊而去买件新衣服，但他没搭理。直到她不容商量地坚决要求，他才会乖乖去买件新西装。他让女儿从衣柜里挑一件衣服，然后拿到裁缝店，让他做一件一模一样的。

这种新英格兰式的简朴执著使珀金斯成为凯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理想编辑。麦克斯出版了他的演讲集；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说服“沉默的卡尔”把十六万个单词的书稿压缩到九万八千个单词。

二十年代初，珀金斯出了两本既叫好又叫座的新人小说：詹姆斯·博伊德（James Boyd）的《鼓》（Drums）和托马斯·博伊德（Thomas Boyd）的《穿过麦田》（Through the Wheat）（这两人没有亲戚关系）。此时的珀金斯渐渐发现自己在每月一次的编辑部会议上不用再为了争取选题通过而拔高嗓门了。许多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好稿子都直接送到他手上。连社内其他编辑负责的作家都注意到了珀金斯与日俱增的声望。

阿瑟·特兰恩（Arthur Train）是一位谈吐文雅的刑事律师，眼袋浮肿，留着中分头，从1905年起就一直在写真实的犯罪故事和离奇的逃亡小说。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在斯克里伯纳工作的老编辑罗伯特·布里吉斯（Robert Bridges）收到特兰恩的稿子。麦克斯·珀金斯调到编辑部不久，就经介绍与特兰恩见面。结果发现两人曾因为纽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而打过交道，特兰恩在那里工作，麦克斯则在《纽约时报》跑警务条线，属于特兰恩“相交甚欢”的那类记者。1914年布里吉斯担任《斯克里伯纳杂志》主编后，特兰恩就与珀金斯工作更紧密了。年轻的编辑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特兰恩的写作更生动，因为过去特兰恩往往为了渲染气氛牺牲情节和人物性格。两人见面后不久，一次聊天时说起各自都熟悉的新英格兰怪律师。由此特兰恩虚构了一个律师埃弗兰姆·塔特（Ephraim Tutt），一个脾气古怪、标准的新英格兰人，来到纽约运用法律手段匡扶正义。在一次采访中，特兰恩坦率地说：“忽然间，我写东西感觉不同了，写起来更专注了。写埃弗兰姆·塔特的故事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这些故事可能是第一次让我自己动情的作品。”

到1919年秋天，阿瑟·特兰恩已经交给珀金斯好几篇关于“塔特与塔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埃弗兰姆·塔特的短篇小说。“我都拜读了……读得很开心，笑声不断，”麦克斯写信对作者说，“以前肯定没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写法……能够把刑事法庭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内外的司法以及相关律师的生活写得如此生动形象。”这第一批总共四万四千个单词长的短篇小说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了好几个月。接着珀金斯提出结集出版单行本，这样就可以全面展现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塔特先生的形象。同时，珀金斯忍不住要为特兰恩构思一些新的小说情节。1919年10月，珀金斯写道：

我有两个大致的设想，也许能写出点什么：一是也许可以就某种塔特难以对付的案子编一个故事——譬如富有的客户想雇他办事，他看在高额报酬的分上，卷入了一桩案子，但是到一定程度，他就面临是非的问题，于是又退出……二是可以写某个乡村小伙或姑娘来到城里，因为无知单纯而误入歧途，酿成不寻常的事故，令塔特先生深感同情和难过。我想你还没有写过塔特的出身背景，这就可能成为激发回忆的因素——的确，用回忆这种手段来展开情节有点俗套——回忆让他充满同情心，因为这很容易令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到城里的经历。在这样的故事中，由于误入歧途者坚称他的过失并非恶意为之，而是出于无知，塔特先生难道不会在道义上为他开脱法律责任吗？

在珀金斯的鼓励下，特兰恩适时创作了塔特的人生经历。他出生在佛蒙特州从温莎坐轻便马车片刻即到的普利茅斯，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常和好朋友凯尔文·柯立芝去钓鱼。珀金斯一篇接一篇读着这些故事，一边琢磨着出一部合集。他选编的第二部塔特故事集出版的时候，评论家注意到了它与第一部不同的风格变化。他们盛赞主人公的性格形象更为丰富。接下来的三年间，《星期六晚邮报》共发表了二十五个塔特的故事，他成了该杂志最受欢迎的小说人物。整整二十年，埃弗兰姆·塔特始终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案子在许多法学院拿去当课堂案例分析，他也成了许多法学院学生的偶像。许多读者纷纷向出版塔特故事单行本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写信，认定他们已经猜出塔特的人物原型是谁，大多数人猜是前纽约州参议员埃瓦茨。这一猜测在珀金斯看来似乎有点道理。他有一些在新英格兰小镇做律师的亲戚，塔特先生身上集合了他们的一些特点。

珀金斯很喜欢编塔特的故事，但觉得编辑特兰恩的其他小说更有满足感。特兰恩思路清楚，乐于求知，显然是能将麦克斯已经策划的一个故事情节深入展开的理想作家。这个故事说的是两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一部传说中第五福音书的手稿，该书埋藏已久，是某人见到耶稣，聆听了他关于政治经济思想的谈话后，写在莎草纸上的实录。这卷手稿所包含的教义是革命性的，或者说，至少与现行的经济、政治理论是相悖的，因此，两位发现者面临销毁它还是让文明陷于混乱的抉择。

这一构思吸引特兰恩花了两年时间投入创作。这个名叫《失落的福音书》（“The Lost Gospel”）的小说在《星期六晚邮报》一经发表就引起轰动，斯克里伯纳很快就以蓝皮小开本的形式出版了单行本。有评论者称这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短篇小说之一”。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认为它“构思极为精巧”，并承认“给我一千年时间我也处理不好这么复杂的情节”。

其他作家也想听听麦克斯·珀金斯的意见。虽然他在斯克里伯纳职位尚低，却日益成为出版社的中心人物，能团结起力量，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在不久前给女儿贝莎的信中说：“我一直在设法告诉一个作家和他妻子，他该怎么写，可我自己却不会写，好笑吧？我甚至让他写我编好的故事——而他也很乐意。整晚尽说些你自己一点都不了解的东西，可真为难啊。”

1923年，珀金斯带着一些书稿，举家去温莎过圣诞节。回到出版社，他找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谈一件他已考虑多时的事。他说，近几年编辑们的工作量明显增加。仅来稿一项，斯克里伯纳平均每年就要比战前那段时期多五百件。珀金斯说他需要助手，好让他分身出去做他的主要工作——物色、培养新作者。

编辑部还有好几位年轻人视珀金斯为榜样。《斯克里伯纳杂志》的编辑、诗人比阿特丽斯·凯尼恩（Beatrice Kenyon）就对刚来社里当编辑的新人拜伦·德克斯特（Byron Dexter）说：“我们有一个天才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还有罗杰·伯林盖姆，以及麦克斯最要好的同事约翰·霍尔·惠洛克。麦克斯早在1913年就因参与编辑《哈佛之声》而与惠洛克相识，两人后来在第23街的一个快餐店偶遇，麦克斯告诉这位留着一口刷子般胡须、身材瘦长的诗人，斯克里伯纳书店要招人。惠洛克得到了这份工作，随后又被调到五楼。现在，麦克斯对斯克里伯纳先生说需要增加编辑人手来分担工作量。“如果我有更多时间，应当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珀金斯大胆地说。斯克里伯纳适时接受了麦克斯的要求。

约翰·霍尔·惠洛克在行将告别斯克里伯纳的编辑工作时写道，出版社编辑的工作，“也许是天下最单调、最辛苦、最激动人心、最令人恼怒和最有价值的工作”。的确，二十年代初的文学呈现出一派活跃、兴奋的新气象。小说家罗伯特·内森（Robert Nathan）曾说：“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多得就像花展上的花朵；我猜想，当编辑的心里一定充满希望和激动，总感到一天的时间不够用，因为无论你碰到谁，他似乎都有一本好稿在手。”

5 新居

到1924年4月，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前前后后已经十余次中断第三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麦克斯·珀金斯认为他应该集中精力把它写完。但他催稿比较委婉。他对司各特说，斯克里伯纳正在准备秋季书目，他希望司各特的小说也列入其中。这让作家又一心扑在这部小说上。他写这本书的目的首先是丰富自己的写作技巧，其次才是收入回报。书名叫《在灰烬堆与百万富翁之中》（Among the Ash-Heaps and Millionaires）。他回复说他一心想在6月前写完，但又对麦克斯说：“你是知道那类事情通常结果是怎样的。就算我花十倍长的时间，要是它体现不出我的最高水平，甚至像我有时自我感觉的那样超常发挥达到巅峰，我也拿不出手的。”菲茨杰拉德对于上一年夏天已经写出的大部分初稿颇感自得，但因为中断次数太多，它显得前后衔接不上。他把整个稿子理顺，整段整段地删——有一个章节就删掉一万八千个单词，总算抢救出一个短篇，取名《赦免》（“Absolution”）。

宗教意味令整个故事基调灰暗。故事讲的是中西部一个穷小伙子，受初来的性冲动和欲望所困扰，在想象密友中获得安慰。珀金斯在《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杂志上读了以后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在我看来，它显示出你对小说的驾驭更稳健、完善了，应该说更成熟了。不管怎么说，它让我对你的写作状态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麦克斯喜欢这个小说，司各特很高兴，因为它已经设定了他新的长篇小说的场景。他说，实际上他一度想让它成为新书的序曲，但现在已经与他新的写作计划有所冲突。

和《赦免》中的年轻人鲁道夫·米勒一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一直在反思自己天主教的信仰背景。在复活节后的几天里，他和珀金斯谈过一次，又有些迟疑地写信向他忏悔：“我只是在最近的四个月里才意识到，哎，写完《美与孽》以后的三年我是多么堕落。”他承认过去两年的低产：一个戏剧，六七个短篇小说，三四篇文章，平均每天写一百个单词。“如果我把这些时间花在阅读上，花在旅行上，或者随便做什么事情，哪怕只是健康地活着，情况也会大不一样，可我都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了——既不长进也不动脑筋，几乎尽是喝酒胡闹。要是我按照每天一百个单词的速度写《美与孽》，肯定得花四年。所以你能想象这整个创作上的空白对我精神上的影响。我得请你对这本新书要有耐心，相信我，最终，至少几年来头一次，我会尽全力写。”

菲茨杰拉德还发现自己养成了许多坏习惯：

1．懒惰。

2．凡事都推给泽尔达——这个习惯极坏。万事没做完都不应该推给任何人。

3．纠缠词汇——自我怀疑。

等等等等。

他决心统统改掉。

经过这番反省，司各特振作起来。他写信对麦克斯说：“我觉得自己现在有使不完的劲儿，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可现在力气使得还不顺畅，磕磕绊绊，因为我说得太多，内心反省还不足以建立起必要的自信。不知道还有谁像我这样二十七岁就把自己的经历都写完了。”珀金斯也不知道。

司各特发誓：“假如我还有权获得闲暇时间，我肯定不会像过去那样虚度……因此对于新的小说，我将全身心投入，写一部完全独创的作品——它不会像我的短篇小说那样有许多毫无意义的想象，而会坚持不懈地勾勒出一个真诚而灿烂的世界。所以我缓步前进，小心翼翼，有时深感沮丧。这本书意在取得艺术上的成就，只有那样才有意义。而这是我第一本书没有做到的。”

珀金斯回信说：“我完全理解你，也知道如何利用时间之类的表面问题，与你按照情况需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写出最佳作品的重要性相比就无足轻重了。”他请司各特放心，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重视的是“你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如果在你认为应该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如期写完了，我认为你就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哪怕花了很长时间”。

珀金斯坦率说他不喜欢《在灰烬堆与百万富翁之中》这个书名，假如还有别的书名，出版社可以先设计好封面，这样如果小说要赶在秋季出版，就不用等到交稿再花几个星期时间设计了。珀金斯说：“我赞同你想通过这个标题表达的意思，但我认为，‘灰烬堆’这个词还不能充分具体地传递出你想要表达的那部分意思。”当时珀金斯对这本书和主人公所知甚少，但对几个月前司各特自己放弃的一个书名念念不忘。他对司各特说：“我始终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这个书名既有启发性，又能表达你的意思。”

如同菲茨杰拉德自己的生活，这部小说的场景也从世纪之初的中西部转到被他称为“纽约东面伸展出去的那个狭长、喧嚣的岛”。但是，要把他那些邻居的迷人生活写进小说并不容易，而他的解决办法颇具他的典型风格。多年以后，菲茨杰拉德在《我失去的城市》（“My Lost City”）一文中说：“我营造的是陌生的天空下，我所熟悉的长岛的氛围。”菲茨杰拉德夫妇坐船去了法国。

珀金斯寄了一本《战争与和平》给正在法国的司各特，附言说这不是非读不可的。他几乎给每个朋友和作者送了一本《战争与和平》，这劲头就像国际基甸会派发《圣经》。而且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里，他手边总放着一本，隔段时间就从头到尾读一遍。麦克斯曾在给高尔斯华绥的信中说：“我每读一遍，它的容量就越宽广，细节就越丰富。我总是向别人推荐读它，但是，大部分人都被开头大量名字难记的人物给吓退了。”

这年夏天一头埋在阅读、写作中的司各特几乎没有察觉他的妻子跟一个法国飞行员爱德华·若藏有染。这一私情暴露后不久，菲茨杰拉德夫妇重归于好，司各特便给他的编辑寄了一份清单，列出十六条他这个夏天写作成果的备忘录，其中第六条着重恳请麦克斯不要把几个月前偶然给他看过的一个封面设计稿用到其他书上。那张设计草图上有一双大眼睛俯瞰着纽约城——那应该是女主人公黛西·费伊·布坎农的眼睛。这幅画给了菲茨杰拉德灵感，他为小说创造了一个画面：眼科大夫T.J.埃克尔堡的广告牌，上面有一双大眼睛，高高地注视着故事的发展。这份清单上的其他要点还有：

1．小说下周写完。鉴于我和泽尔达打算彻底休息几周后再作认真修改，书稿不一定能在10月1日之前寄到美国。

7．我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有些地方还有些粗糙，总共只有五万个单词左右，希望你别介意。

8．这真是个公平的夏天。我心情一直不好，但工作并没有受此影响。我终于成熟了。

在把这一年他感兴趣的书和作家的名字写了满满几页之后，司各特在信末对麦克斯说：“我真想见到你。”

身为青年作家的领袖，菲茨杰拉德常常向珀金斯推荐一些有潜力的新作家。麦克斯很感谢司各特这么扶持尚未发表作品的新人，但过去几年并没有选中合适的人。1924年10月初，司各特又向他推荐一个人，那是一个客居法国的美国青年，为《大西洋两岸评论》（Transatlantic Review）写稿。司各特说他“前途无量。埃兹拉·庞德已经在巴黎什么地方，好像是自我主义者出版社，给他出了一本短篇集。我还没有听[原文如此]不过它值得一读，我马上就去找他；他可是有料的”。菲茨杰拉德说出他的名字——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把姓给拼错了，而且好几年都没有改过来。珀金斯感激菲茨杰拉德提供信息，便找人从巴黎寄几本海明威的书。

海明威的小说得过几个月才能寄到，但不到三个星期，珀金斯就收到另一份从法国寄来的邮包——菲茨杰拉德第三部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在附信上写道：“我终于写出了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但‘我自己的东西’究竟有多好，还得等着瞧。”这部小说仅五万个单词出头，但眼下普罗大众都到电影院门口排队看电影取乐，他认为斯克里伯纳的发行部主任惠特尼·丹诺（Whitney Darrow）对定价和究竟哪些阶层构成图书消费人群的认识都是错误的。菲茨杰拉德希望他的书定价仍然是惯常的两美元，用标准开本。他也不想在封面上有任何赞扬他过去作品的宣传语。他告诉麦克斯：“我对《人间天堂》作者这一身份已经厌烦了，我要重新开始。”

几乎是在同时，珀金斯又收到作者另一封来信，宣称他决定使用最后一刻起的书名：《西卵的特里马尔乔》（Trimalchio in West Egg）。他还有好几个书名备选。而且，他对现在的书稿还不完全满意，尤其是中间部分，但又觉得在这本书上他花的时间够多了。“只有收到你的来信我才能安然入睡，请务必如实告诉我你的看法，你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以及让你看不下去的地方。”

珀金斯一头扎进小说里，一口气读完了，随即发电报：“大作极佳。”他还有许多话要说，第二天便给菲茨杰拉德写信：

我认为这部小说是个奇迹。我要把它带回家再读一遍，然后完整写下我的看法；它活力非凡，如有魔力，隐含许多精妙的思想。它时时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氛，你在《人间天堂》的部分章节中也曾注入这种气氛，但在《人间天堂》之后就再未出现。它将当今生活的极端矛盾和高超的表现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至于写作本身，真是惊人之笔。

麦克斯告诉司各特，除了他本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没有人喜欢《西卵的特里马尔乔》这个书名。“书名中这两个词奇怪的不协调正对全书的基调，但是反对者都比我更重实效。”他认为购书者既不会知道书名中的西卵指的是小说故事发生地，实际上就是大颈区这样的社区地名，也不知道特里马尔乔是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Petronius Arbiter）的作品《讽刺篇》里那个炫富的、以铺张奢侈的宴席著称的百万富翁。“请尽快考虑换个书名吧，”麦克斯催促道，并请他“孤立地判断书名的价值”。

这是一个爱情悲剧，讲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中西部人詹姆斯·盖茨，凭借可疑的买卖起家发财后，改名杰伊·盖茨比，并搬到他念念不忘的心上人黛西·费伊居住的长岛附近，当时黛西已经嫁给汤姆·布坎农。珀金斯又看了几天书稿后，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我想你完全有权利为这本书自豪。它是非凡的，蕴含了各种思想和情绪。”在充分赞扬之后，他也提出好几点批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针对主人公盖茨比的性格塑造的。

珀金斯指出：“在这一群塑造得极为生动形象的人物中，如果我在街上碰到汤姆·布坎农，我会一眼认出并躲开他，但盖茨比的形象有点模糊。读者始终无法聚焦于他，因为他的形象不清晰。虽然关于盖茨比的任何事多少都是神秘的，也就是说多少显得模糊，也许有艺术上故意这么安排的成分，但我认为这样是错的。”珀金斯提出了修改意见：

能不能把他的外貌像其他人一样清晰地描述出来，用“老赌棍”这样的短语增加一两个特征，也许不用动词，用形容外貌的名词比较好。我想，读者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认为盖茨比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得多——斯克里伯纳先生和我太太路易丝就这样认为——虽然你让那个叙述者说盖茨比只比他大一点。但是如果让他第一次出场就让人留下生动的印象，就像黛西和汤姆那样，就可以避免给读者造成那样的误会；而且如果你这么修改，我认为也无损于你的主题。

珀金斯明白，盖茨比从事的工作必须保持神秘感，但他不希望菲茨杰拉德误导读者。他说：“现在几乎所有读者都对他如何聚敛巨大财富而困惑不解，觉得应该得到解释，当然，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答案是愚蠢的。”麦克斯接着写道：

你也许可以在这儿那儿插入某些短语，可能的话，安排一些各种各样的事件，轻轻带几笔，暗示他正积极从事某些神秘的事情。你写了他去接电话，何不让他在酒会上与政界、赌场、体坛或随便什么行当的神秘要人商谈的时候，被人看见一两回呢。可能我是在乱出主意，不过这种实话也许有助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那么长的故事篇幅中完全缺乏解释——或者不说解释，而是某种解释的暗示——我认为是一种不足。真希望你在这里，我可以和你面谈，那样我至少可以确保你明白我的意思。盖茨比究竟是干什么的，答案即使能说，也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无论他是被别人利用的无辜者，还是他卷入到何种程度，都不应该解释。但假如只是隐约勾勒出他某种生意活动的轮廓，倒是可以增加故事中这一部分的真实性。

而菲茨杰拉德所给出的解释令人难以信服，两人都觉得第六、第七章松松垮垮。这部分讲到盖茨比对黛西的爱公开，两个主人公相见，他们都开车去广场饭店，在纽约的这次冲突是全书的支点，所有人物在这个支点上站不住脚。汤姆·布坎农揭露盖茨比底细的关键对话并没有起到有力的效果，因为布坎农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对手。“我不知如何改进，”珀金斯在信中对作者说，“但我相信你总有办法解决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我认为它需要加点什么内容来控制节奏和连贯性。”

珀金斯最后一点批评是菲茨杰拉德透露盖茨比过去经历的写法：他把种种经历都堆砌在一起。麦克斯在信里说：“盖茨比在与小说叙述者的对白中有意透露了他的经历，而你的确多少背离了叙事手法，因为除此以外，几乎所有事情都交代了，按照正常的顺序交代得很漂亮——也就是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麦克斯承认司各特必须透露盖茨比的某些身份背景，但他认为可以更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

他自称毕业于“牛津”、当过兵之类的说法，我以为你在实际的叙述过程中会设法逐步让读者知道真相。无论如何，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在我送校样之前，让你考虑考虑。

珀金斯讲完一通批评意见，又赶紧安抚作者。“此书出色的总体质量，使我对自己提了这些批评意见都觉得不好意思。”他写道：

你赋予每句句子深刻的意味，你让每个段落都给人丰富、强烈的印象，这些都是极为精彩的。书中随处可见你三言两语就让一个场景栩栩如生。如果你曾坐火车风驰电掣地旅行，我愿将你用生动的语言所描绘的鲜活场景比作旅途中一路闪现的风景。仿佛在读一本比这短得多的书，但你让读者在头脑中体验的一系列经历，又让人觉得需要三倍于此的篇幅才能够表现……对汤姆和他的处境、对黛西和乔丹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在我看来都是无与伦比的。对有趣的乡间附近灰烬谷的描写、在茉特尔家的对话和动作、还有那些到盖茨比的豪宅来的各色人等，这些片断都足以令作者一鸣惊人。而所有这些，以及整个悲剧性的情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文学上都有一席之地，因为有了T.J.埃克尔堡的帮助[原文如此]，以及他投向天空、大海，或者城市的那不经意的一瞥，你已赋予了一种永恒之感。

珀金斯不禁想起菲茨杰拉德曾说他并非“天生的作家”。他惊呼：“我的天！你已经完全掌握了写作技巧，当然，对这本书，你需要的远远不止是技巧。”

“你的电报和来信对我来说价值百万。”司各特在罗马回信说。菲茨杰拉德说在所有相识的人中，他最想听到的，就是麦克斯对这本书的肯定；他认为编辑的所有批评都是正确的。

于是，他从第一页——书名页——开始改。现在他觉得书名应该叫《特里马尔乔》，或者就叫《盖茨比》。但是，不出几星期，菲茨杰拉德又把书名改回了珀金斯最初喜欢的那个书名：《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通告这一消息的同时，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问珀金斯能否再往他的账户里存入几百美元，这样他的预付款就凑满5000元整数。珀金斯同意了，但他坦言对菲茨杰拉德的另一个要求颇为不解：作者对这本书要的版税率比前面几本书的低。司各特解释说这样就算是他为过去两年他从斯克里伯纳预支那么多钱支付利息吧。麦克斯又回信反对，两人“讨价还价”，最后折中——定价两美元，四万册以内版税率15％；四万册以上版税率20％。当时，钱对于菲茨杰拉德似乎是次要的。他和泽尔达搬进了罗马一家朴素但舒适的小旅馆，打算住到他把小说修改完。

司各特写信对麦克斯说：“有你的帮助，我就能把‘盖茨比’改得尽善尽美了。”但广场饭店的关键一幕是例外。他怕它“可能永远无法令人满意——我为它烦恼太久，找不准黛西最合理的反应。但是我还能做很多修改。现在缺的并不是想象力，而是因为我总是自动阻止自己再去想它”。他说，他让笔下的人物一次又一次从长岛一路驱车到纽约，达到故事的高潮，次数之多“已经让他无法再把某些自由思考的新鲜感带入其中了”。司各特对麦克斯说：“其他部分都很容易改，现在我对自己的写法看得一清二楚，连当初写糟时的心理巨变都看得很清楚。”珀金斯那封编辑意见的信令他意识到自己让读者觉得不真实。他承认说：

我自己的确不知道盖茨比长什么样，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察觉了这一点。如果我明明知道但没让你看出来，你肯定会对我所知道的东西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就不向我提意见了。我这说法挺复杂的，不过你肯定全明白。现在我知道了——作为对我没有一开始就想清楚的惩罚，或者说为了确保我写清楚，我要花更多笔墨。

在菲茨杰拉德看来，珀金斯会想到盖茨比年纪较大，真是神乎其神，因为菲茨杰拉德下意识间使用的人物原型爱德华·M.富勒的确年纪较大。富勒是菲茨杰拉德在大颈区的邻居，他和他的证券经纪公司合伙人威廉·F.麦克吉曾涉嫌侵吞客户定金，经过四次审判，被判有罪。收到珀金斯的修改意见一个月后，菲茨杰拉德写信对他说：“总之，我（在头脑中）仔细搜寻了富勒-麦克吉案的材料，还让泽尔达画盖茨比的肖像画得手指疼，现在我了解盖茨比胜过我自己的孩子。看了你的信后我的第一反应是随他去，让汤姆·布坎农支配全书（我觉得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人物——他和《盐》里的哥哥、《嘉莉妹妹》里的赫斯渥是过去二十年出版的美国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三个人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我心里放不下盖茨比。有一度我觉得把握住他了，后来又不行了，现在我知道他回来了。”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普遍认为是他自己最好的编辑，因为他既有耐心又能客观地一遍又一遍琢磨自己的字句，删去瑕疵，修饰文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草稿大部分都有改动，但直到最后一稿，它才臻于完美。

菲茨杰拉德做了些删节。他删了几个对小说故事主线——盖茨比对黛西的爱——无关紧要的场景。但大部分修改是增加内容。不算完全推倒重来的第六章在内，他增加了大约二十个新的段落，占整个新稿篇幅的百分之十五。他对盖茨比首次出场的描写就显著增加了一些内容。在草稿中，菲茨杰拉德通过小说叙述者尼克·卡拉威之口，只用一句话描述盖茨比的脸：“他无疑是我所见过最英俊的人之一——黑得发亮的睫毛中间那双深蓝色的大眼睛，令人过目难忘。”在菲茨杰拉德过去的短篇小说《赦免》中，他对小主人公有过同样的描写，这里只是重新组织了一下字句。现在，菲茨杰拉德在修改中又回到对盖茨比外表的描写，将其简单的观察发展为性格的洞察：

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还不止心领神会。这是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这你一辈子也不过能遇见四五次。它面对——或者似乎面对——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他了解你恰恰到你本人希望被了解的程度，相信你如同你乐于相信你自己那样，并且教你放心他对你的印象正是你最得意时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恰好在这一刻他的笑容消失了——于是我看着的不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三十一二岁年纪，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几乎有点可笑。

菲茨杰拉德还在多处插入谈论盖茨比笑容的语句，令这笑容成为他相貌的主要特征和性格的标志。

作者创造性地响应了几乎所有珀金斯的建议。如珀金斯所建议，他把披露盖茨比过去经历的整块内容拆开，分散到各个章节中。他牢记珀金斯的一句评论，使盖茨比自称曾就读牛津大学之事屡屡成为交谈的话题，这样菲茨杰拉德每提一次盖茨比自称的学历，盖茨比神秘的身世就离真相更近一步。同样，受珀金斯的启发，菲茨杰拉德把盖茨比的某个习惯写得令人惊奇。在原稿中，盖茨比常叫别人“老家伙”、“老伙计”或其他做作的称呼。现在，菲茨杰拉德就固定用珀金斯非常喜欢的一种称呼，并在十多处地方反复使用它，使之成为口头禅。它成了盖茨比改不掉的怪习惯，以至于在广场饭店，汤姆·布坎农终于忍无可忍：“那是你得意的口头禅，是不是？张口闭口都是‘老兄’。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菲茨杰拉德的修改主要放在珀金斯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也就是如何说明盖茨比财富的来源。他在第五章加入了三场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在书的后面部分，他在盖茨比死后，加入一段，写盖茨比生意上的伙伴斯莱格打来电话说证券交易的坏消息。

在广场饭店那一幕，菲茨杰拉德加强了原先有点站不住脚的冲突描写。手法之一是突出汤姆·布坎农对盖茨比财富来源的指控。他写到布坎农已经暗中对盖茨比进行过调查，并获知了惊人真相：

“我打听了出来你那些‘药房’是什么名堂，”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们很快地说，“他和这个姓沃尔夫山姆[黑帮分子]的家伙在本地和芝加哥买下了许多小街上的药房，私自把酒精卖给人家喝。那就是他变的许多小戏法中的一个。我头一趟看见他就猜出他是个私酒贩子，我猜的还差不离哩。”

在珀金斯之前，斯克里伯纳出版社还没有人像他对菲茨杰拉德这样大胆、仔细地改稿子，有些老编辑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他们喜欢麦克斯，也知道他的才能，但他们并不总能理解他。不仅是大方向，麦克斯在小细节上都与众不同。譬如，他为自己定制了一个特殊的写字台就够让人惊奇的。那是一个台面宽大、诵经桌似的高脚桌子，这样他就可以站着工作。他的理论是，假如他无法外出锻炼身体，这样至少也能避免坐的时间过长。别人经过他的办公室时如果往里张望，就会看到他站在这张古怪的桌前埋头改稿子，一条腿的膝盖弯着，靠在另一条腿上，活像一只火烈鸟。

要经过一段时间，老编辑们才渐渐认可麦克斯站在这张桌前所取得的成就，或者说，真正认识到珀金斯介绍入出版社的那些新作者的价值。与其他作者相比，菲茨杰拉德更显得鲁莽、冲动，社内有些作风威严的编辑痛恨他直捣他们保守和风雅的堡垒。然而，值得纪念的时刻来了。一天，总编辑布劳内尔从办公室走出来，把大家召集起来：“我给你们念点精彩的东西吧。”说罢，他就兴致勃勃地朗读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两页。

菲茨杰拉德本人从不怀疑麦克斯帮助的价值。自《呆板的人》失败以来，他第一次写信给他的编辑说，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你那些了不起的信帮助我树立了这种自信”。多年以后，他说：“在麦克斯向我提意见之前[也就是说，在菲茨杰拉德把书稿交给珀金斯，请他批评之前]，我已经改过三遍《盖茨比》。听了他的意见，我又坐下来，写出这本让我自豪的书。”

这几句话他是对珀金斯的一个朋友说的。那也许是珀金斯在工作之外所交往的最重要的朋友——一个名叫伊丽莎白·莱蒙（Elizabeth Lemmon）的女人。

* * *

两人是在1922年春天相识的。伊丽莎白·莱蒙比麦克斯小八岁，跟他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她是他对十九世纪女子浪漫想象的化身。她来自一个祖籍弗吉尼亚和巴尔的摩的大家族，姐妹八人她最小，但她并没有娇滴滴的被宠坏。开心的笑声为她的文雅注入了活泼。无论是在巴尔的摩社交圈，还是在他们家族位于弗吉尼亚州米德尔堡镇的维尔伯恩乡间庄园，她都同样的轻松自在。她一直爱读书，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名叫沃利斯·沃菲尔德的女孩。伊丽莎白回忆说：“在决心嫁给一个国王前，沃利斯总是‘迷恋’比她大的女孩，成天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们。”伊丽莎白在巴尔的摩初登社交场，赢得了城中“第二舞后”的美名；她学过声乐，是歌剧表演的训练，但她母亲只允许她在不参加公开演出的前提下学习；她在米德尔堡时髦的福克斯克罗夫特学校学习声乐和舞蹈；而在认识麦克斯的那一年，她还担任弗吉尼亚上谷女子垒球队主教练。

莱蒙小姐每年春天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待在北方的新泽西州普莱恩菲尔德，走亲访友，并到纽约城听音乐会。1922年4月的一次旅行中，她见到了麦克斯·珀金斯和他的太太路易丝。临回南方前的一个晚上，她去他们家道别。

麦克斯·珀金斯总是对金发女子存有好感，觉得她们特有女人味。那天晚上，当伊丽莎白·莱蒙迈着自信的步伐穿过他们家的前厅，灰色的长裙衬着一头金发，麦克斯被迷住了。当晚的交谈气氛热烈，话题常常围绕着与麦克斯合作的那些作家。她爱好文学，但并不写作；她富有魅力，但并不苛求别人。路易丝相信那天晚上麦克斯又坠入了爱河，但不是那种会威胁到她的爱。麦克斯的激情就像古代神话或浪漫诗歌中的英雄人物：是精神上的，而非肉体上的爱；他要把伊丽莎白视为完美的女性。

莱蒙小姐离开时落下了一只几乎空了的奶白色佩拉牌香烟盒，她爱抽这种温和的土耳其混合烟。麦克斯看到后就坐下给她写了封信。“亲爱的莱梦小姐，”他写道，把她的名字写错了，

我发现烟的时候，您已经走了。我的头一个念头是把它们留作纪念。但我远远不需要什么纪念。我记得您上回说想戒烟，因为这个牌子的香烟停产了。我想我得为您省着这两支烟，在您不抽烟而难受得要命的时候，它们还能聊解您的苦恼。假如您已经戒烟，并且感觉正如我说的那样，那这烟瘾的短暂满足将使您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想起我——也许这是我的奢望；不过，除此以外，这两支烟使我有机会说一些没有借口便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想说，假如我因为您“不想再见到我”而难过的话，我并不担心您就会真的认为我是怯懦的人。我猜您不会。

明年，请记得我把烟寄给了您，要感谢我。现在，我得感谢您今年来这里，为我带来了快乐，我想，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因为您而快乐。

签上他精神的、有棱有角的全名后，他又加了句附言。他说，他一直喜欢维吉尔的一句诗，就是写到维纳斯在儿子埃涅阿斯面前，“于是她亮明自己女神的身份”。“但我过去始终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那天晚上您穿过大厅向我走来，我才恍然大悟。”

五十年后，伊丽莎白·莱蒙说：“说实话，不能说麦克斯·珀金斯是爱上我了。毕竟，我们都是成长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我们相识的年代，在房间里遥遥一笑就相当于今天两个少男少女挤在汽车后座上。我认为安德鲁·特恩布尔的说法最接近事实，他说我和麦克斯之间是一种‘真正的友谊’。”莱蒙小姐和传记作家特恩布尔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切的，但并不完整。珀金斯怀有的是一种更深的情感——纯正的爱——这是伊丽莎白羞于承认的。他爱慕她。在他日益紧张的婚姻中，她成了温暖与理解的绿洲。

麦克斯祖传的两种渴望又起冲突了，他陷入了一段独特的恋情——一位新英格兰编辑的罗曼史。珀金斯允许自己被伊丽莎白·莱蒙所吸引，但又竭力抑制自己与她产生任何关系。只要她在近旁，他的心就前所未有的平静，但他又竭力使她不可企及，几乎仅限于书信联系。

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这是他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私人通信。无论欢乐悲伤——通常是当他不得意而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将透着爱意的思绪倾吐在信纸上，一再感谢伊丽莎白，因为她不仅鼓舞着他，也给了他许多快乐。他们有时一年也不通信，有时一个月就通三封之多，总之通信始终持续。伊丽莎白保存着所有麦克斯的信，它们也是他唯一留下的日记。伊丽莎白的回信仅存几页。几十年后，莱蒙小姐感叹道：“感谢上帝，我真的没说过什么值得保留的话。”

麦克斯对伊丽莎白并不存期待，也没有要求，只要她偶尔回信，让他知道她一切安好，没有变化，情谊如故。当家庭生活显得空虚或工作忙乱，给伊丽莎白写信仍是他排遣情绪的途径，是他一生中最简单、最理想的乐趣。在两人持续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交往中，麦克斯仅到米德尔堡看望她两次。

1922年，他们相识不出几星期，莱蒙小姐就邀请珀金斯夫妇到维尔伯恩度一个不拘礼节的周末。她信中列举了薄荷朱利酒、马球、业余马术表演等周末乐事。路易丝回信说“麦克斯对你的邀请很心动，特别是你说他可以整天穿着便鞋”。路易丝认为她丈夫“为了她的邀请甘愿辞职”。她又写道：但忠诚的员工星期六都工作，麦克斯说他很抱歉不能前往。

路易丝独自去了。5月22日的普林菲尔德还很冷，但她带着装满夏装的手提箱前往弗吉尼亚，丝毫不知那里同样寒冷。她发现弗吉尼亚北部连绵起伏的青山是她此生所见最壮丽的牧马天地，莱蒙家族的庄园也壮观气派。一条蜿蜒的长道通往维尔伯恩，它穿过杂草丛生的草坪和参天的大树，直达庄园前门，很久以前，这扇门也曾为杰布·斯图尔特这样的贵宾而敞开。别墅就像缩小版的弗农山庄，线条简洁，正面立着高高的柱子。宅邸中央是坚固的四方结构，两边各有一排雅致的单层侧房。维尔伯恩庄园建于1821年，美国革命前的祖先肖像画挂在各间客厅里。一条凉风习习的走廊俯瞰着植被繁茂的后庭。内战时北方佬的一发炮弹曾打穿暖房的一扇窗子，虽然窗子早就在1865年修好，可它还是被称为“新窗子”。

路易丝·珀金斯衣着单薄，大部分时间都很冷，但在这豪宅里与莱蒙小姐及其家人相处，她就感觉自在愉快了。伊丽莎白的母亲问她珀金斯先生怎么样，她答道：“他被伊丽莎白迷住了。”路易丝越发喜欢请她来的女主人了。伊丽莎白正对神秘学感兴趣。她向路易丝推荐了一位算命师，让她回北方后找他算算。

回到普兰菲尔德，她把维尔伯恩的种种故事塞满了麦克斯的耳朵。于是他更为自己没有去而懊恼了，但另一方面，他也很高兴。经过他妻子的描绘，维尔伯恩在他心里仿佛是一个神秘的王国，最好在梦里寻访。

1924年5月末，路易丝跟朋友一起坐邮轮去加勒比海玩。麦克斯又因为工作忙而无法陪她同行。这次他忙的是最新作者道格拉斯·索瑟尔·弗里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弗里曼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里士满《新闻导报》当编辑。他对南方邦联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编过罗伯特·李和杰弗逊·戴维斯之间的私人书信。1914年，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约他写一本罗伯特·李小传，责任编辑是爱德华·L.伯林盖姆。近十年过去了，这本书还没有交稿。此时伯林盖姆已经去世，而始终对美国内战感兴趣的珀金斯被派去协助这位作者。1924年，弗里曼写信对他的新任编辑说：

我写李传记最大的麻烦，是我一直在等待查阅邦联纪念馆最后一批未公开档案的机会。看不到这批材料，我出任何关于李的书都是不全面，没有任何意义的。在最后一批李的信札眼看就要到手的时候急于出版，显然是颇为愚蠢的做法。

就在弗里曼即将看到这批档案的时候，他又提出需要延迟较长时间交稿。因为要把所有的材料压缩在斯克里伯纳期望的十万个单词的篇幅里，是很伤脑筋的事情。伯林盖姆在等待书稿的九年时间里，与弗里曼打交道始终很耐心。作者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希望你也有耐心。”珀金斯有的还不仅是耐心。他有个新计划，虽然它将使弗里曼博士的作品再延迟十年才面世，但可能成就它流芳百世。珀金斯建议弗里曼不要考虑交稿时间和篇幅，就写一本罗伯特·E.李的权威性大传。

1924年5月，麦克斯去弗吉尼亚与他面谈这个想法。回去的路上，他琢磨着去看看伊丽莎白·莱蒙；在里士满，他打听如何去米德尔堡。但是，就这么几小时的车程，他却不允许自己接近她。相反，他埋头工作，与弗里曼待在里士满，结伴在这座弗里曼写作中大量涉及的城市漫步。要到十年之后，弗里曼才把他那部里程碑式作品的完整书稿交给麦克斯。

麦克斯回到纽约后，收到伊丽莎白·莱蒙的一封信，他看了只恨自己没有在弗吉尼亚期间见到她。她剪了头发，面貌焕然一新；还说这种“明显变化”也归功于她对占星术的日益沉迷。一想到此时的伊丽莎白也许和他当初所见到的那个伊丽莎白有所不同，他就心烦意乱。他回信说：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新形象及得上你当初“那么美好”。新的伊丽莎白会不会缺少过去那种女神般娴静的气质？那气质曾经令她与那些热切、烦躁、好胜的女人多么不同。如果她变了，我还是不见到她为好，不然那会破坏她至少还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伊丽莎白”的形象。

“你让我更后悔没有冒险从里士满绕到你那里去，”他还解释说，“我怕到那里置身于弗吉尼亚的宴会中，我这块新英格兰的花岗岩石只会碍手碍脚。”几天前，路易丝嘲笑麦克斯是“一块新英格兰的花岗岩石”，因为他看了电影《白衣修女》居然没有为女主角莉丽安·吉什落泪。

那年夏天，麦克斯去了几次长岛的大颈区，名义上是去和林·拉德纳讨论稿子。他们喝下去的高杯酒量多得通常要出问题，但珀金斯说，因为天热，没引起什么副作用。

拉德纳打算去欧洲，顺道看看在那儿的菲茨杰拉德夫妇，但看他那样子多半无法成行。他咳得厉害，几乎什么都吃不下，能吃的时候还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对珀金斯说准备戒烟戒酒，这样就能在出国前，把他和漫画家迪克·多根（Dick Dorgan）合作的漫画多赶些内容出来。

征得林·拉德纳同意后，麦克斯又在各家报刊上搜集林的文章，凑齐一本书的内容。这本文集定于1925年出版，麦克斯对此颇为高兴，但是他希望林能写点更具野心的作品。他说：“林，如果是因为钱的问题你才不肯写长篇小说，你可放心，我们乐意促成。但我估计我们就算双手奉上5000美元也没用。”拉德纳说这跟钱毫无关系。主要是因为他更擅长写篇幅短的东西。

1924年圣诞节前，林已从欧洲归来。他的文集《什么做的》（What of It?）已排好版。开篇是一篇新作，标题叫《另一边》（“The Other Side”），写的是他的同伴与最近在欧洲“跳过旧池塘”的冒险。其中他写道：“菲茨杰拉德先生是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太太则是小说人物。”

林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从未像现在这么高兴——此前他的态度颇为玩世不恭——他相信自己文学地位的上升是因为他与珀金斯的关系。《短篇小说写作指南》销量已经突破一万六千册大关；而且不出麦克斯所料，斯克里伯纳为他的旧作重新包装推出的新版，又带动了市场上拉德纳其他图书的销售。对他的新书好评如潮，H.L.门肯也写了一篇正面的评论。

拉德纳的儿子在他的家庭回忆录《拉德纳一家》（The Lardners）中写道：“《短篇小说写作指南》意外的成功，令评论家们惊呼他是这一体裁的大师，也是珀金斯坚持不懈地施压，把他拉到最终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创作上。”1924年12月，林写信对珀金斯说：“我觉得现在可以跟每天要赶的那些漫画断绝关系了。这样我应该可以腾出不少时间。我打算每年至少写十个短篇小说。”三个月后，珀金斯读到了林的短篇小说《理发》（“Haircut”），透过一位小镇理发师之口，讲述一个喜欢搞恶作剧的人被镇上一个笨蛋杀死的故事。故事的基调比他之前的大多数作品更灰暗。麦克斯回信告诉林：“我无法忘记它。事实上，时间越长，它留给我的印象就越深。当代没有人能比你写得更好，这毫无疑问。”拉德纳的回复只有用打字机打出的一个工工整整的单词：谢谢。

看到拉德纳又出了一本文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信给麦克斯，表示他担心如果林还是只写短篇小说，创作可能会陷入停滞。他说：“上帝啊，我真希望他能写一部个人的长篇小说，长短不论。你无法说服他吗？”菲茨杰拉德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当时，麦克斯刚好想到一个适合拉德纳的大型出版计划。他觉得应该有一种“戏讽传记词典的书”，讽刺它们“一本正经地写出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废话”。他想约一批以机智著称的作家如拉德纳、罗伯特·班奇利（Robert Benchley）、唐纳德·奥格登·斯蒂沃特（Donald Ogden Stewart）、乔治·艾德（George Ade）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每人“写若干虚构的传记，模仿各类人物。然后插图、制作、装订都模仿这些传记词典”。珀金斯在四处介绍这个点子的同时，催着林创作长篇作品。不到一星期，他的面前就出现了林·拉德纳“自传”的第一章。

珀金斯恳求：“看在上帝分上，继续写，至少要写到两万五千个单词，越长越好。”拉德纳说不可能拉到那么长，因为“那会让读者和作者都筋疲力尽”。但珀金斯坚持己见。他说完整的“自传”应该出单行本，如果有必要，可以加入一些插图使书厚一点，而且应该快点出，“因为书里许多内容都是跟当下有关的”。接下来几周，他写的片断积累到一万五千个单词了，拉德纳给这本书取名《奇人传》（The Story of a Wonder Man）。

在这本人物传记的戏仿之作中，拉德纳实际的生活仅是最基本的框架。他这样写如下事件：“我初次见到简·奥斯丁是在白宫的一次爱抚会。这个漂亮娇小的英国女人到咱们大洋彼岸来是应米高梅公司之邀。他们有个高层对《傲慢与偏见》很着迷，认为可以把它改编成七大本喜剧。”珀金斯从中选了他认为适合收入文集的篇什，给每一章起了个标题。他告诉林：“我可不敢幻想自己称为幽默家。”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起了章节名，还为他不断想新点子，譬如：“你为何不写写一个曾经相信广告的男孩……熟读了那些知识渊博者肚子里的东西，拿这些货色去追女孩子呢？”“哪天你该去体验一把当‘桌椅清洁’专员的滋味。”“你讨论过干草热吗？……可怜的病人只能假装他也觉得很好笑。如果你考虑这个话题，那我愿意为了科学的进步而献出自己接受仔细研究。”珀金斯从未间断催促林写长篇小说，或至少写一个篇幅长的短篇小说，带出一本书，但是，其他写作计划总是分散拉德纳的注意力，譬如与乔治·M.科恩（George M.Cohen）合作一部音乐剧。

那年夏天，珀金斯一家在康涅狄格州新迦南郊外租了一幢别墅。麦克斯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你会讨厌它的，可我喜欢它。”到了一定时候，麦克斯和路易丝开始打算在新迦南定居。之前，麦克斯这辈子都住在普林菲尔德，他相信男人一旦在某地扎根，就不该把根拔起。可他又觉得普林菲尔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该死的、无趣的、潮湿的、阴沉的、落伍的地方”。至于康涅狄格，他在给小说家托马斯·博伊德的信中说：“那里人都好相处，至少对一个新英格兰裔人是如此。要是我们能处理掉普林菲尔德的房子，立马就能在这里买一栋，往常我和路易丝意见不一的时候，结果都是听她的，如果这回也是这样，那最终我们总是要买一栋的。可我又希望不是这样。我知道这是有风险的买卖。”

路易丝列举了一堆买新房子的理由，首先是她讨厌普林菲尔德的房子，因为那房子总让她想到母亲缠绵病榻多时而去世。而且房子维持下去代价也不小。珀金斯写道，搬家的理由还有一条，“新迦南的魅力。那是一条铁路尽头的英格兰村庄，三面几乎都是荒野，东部人眼中的荒野。这是一个培养孩子的理想之地，尤其是对女孩”。

路易丝已经在仔细打量她看中的新家了，夏天还没结束，他们就买下了。麦克斯对这栋房子的外观印象很好。它有四根有凹槽的木质柱子。他写信对伊丽莎白·莱蒙说：“可以让四个女儿每人靠着一根柱子，等小伙子开着车子来接。”

1925年1月16日，路易丝又生产了，麦克斯称这是她“为了当上一个男孩的母亲而做出的又一次勇敢尝试”。他写信告诉伊丽莎白·莱蒙：“结果失败了。他们告诉我，女孩的力气很大，身体很结实。如果是个男孩，他肯定会很棒——或许会是哈佛橄榄球队的四分卫，进军德国的军队将领。可现在，力气大有什么用？”一天在火车站，一位新迦南人问麦克斯打算给五女儿取什么名字。他说：“叫‘亵渎’。”冷静的时候，他和路易丝给孩子取名南希·高特·珀金斯。五女儿降生的那天，珀金斯又给母亲发了只有一个词的电报：“又一个。”

珀金斯一家在新迦南的社交生活比在普林菲尔德的时候更丰富。附近住着好几位小有名气的文坛人物，麦克斯一下就喜欢上了科伦夫妇。他们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好友，本身也是作家、评论家。玛丽·科伦（Mary Colum）——朋友们都叫她“茉莉”（Molly）——高挑身材，一头红发。她不漂亮，但麦克斯发现她“很神奇，像猫一样敏捷”。而她丈夫帕德莱克·科伦（Padraic Colum），麦克斯在给伊丽莎白的信里描述，“给人爱尔兰人那种亲切、令人愉快的印象，是个非常有魅力、有趣、和气的人，虽然挺年轻，却具有一种六十多岁的人那种宽容的气度和渊博的风度”。威廉·罗斯·贝内（William Rose Benét）和他妻子、诗人埃丽诺·怀利（Elinor Wylie）也住在附近。麦克斯特别想对怀利有更多的了解。他发现她也不漂亮。他告诉伊丽莎白：“她的五官小小的，相貌平平，脸有点方，身材很瘦，我觉得挺难看的。不过我这么说的时候，路易丝嗤之以鼻。”但她的个性令人倾倒：“是那种勇敢、敏感的人，很自信……她昂着头，或者更准确地说，昂着下巴，虽非得意洋洋，也非咄咄逼人，但分明是在说——我代表我自己。”

“我们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文学之夜，虽然这里还称不上是文学之村。”玛丽·科伦在回忆录《生活与梦想》（Life and the Dream）中写道。珀金斯夫妇、贝内夫妇和科伦夫妇常常聚餐，有时会邀请住在西港（Westport）的范·怀克·布鲁克斯夫妇和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参加。畅销书《人类的故事》的作者房龙是一个“高大的荷兰人，脾气不好，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看得惯的”。

不久，珀金斯认定埃丽诺·怀利是新迦南真正的活跃分子。麦克斯喜欢说：“友谊真正的基础是一两种共同的偏见。”和埃丽诺每谈一次话，他对她的好感就多一分，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不喜欢的事物，譬如当时流行的那种花哨、油滑的文风。他们都觉得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那年风靡全国的畅销书《绿帽子》（The Green Hat）没什么价值。他也知道她的弱点；她沉思的时候，他觉得她像一个流浪儿。他喜欢她，也为她惋惜。珀金斯在给伊丽莎白·莱蒙的信中感叹：“她身上有某种悲剧性的气质，仿佛她渴望对立面，注定要给爱她的人带来悲伤。一个难爱的人。”

好像新房的契约里也包含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似的，珀金斯夫妇马上加入了新迦南乡村俱乐部。麦克斯成了“纽约、纽黑文与哈特福德”俱乐部酒吧里的常客。茉莉·科伦常常批评他变得“太循规蹈矩、绅士派头十足”，但他说“在这样一个参加任何可以参加的活动都被视为爱国表现的小镇”，就应该这样。不过他承认，康涅狄格州的新生活比他过去喜欢的生活还要快乐。为了有更多时间和青春期的女儿们在一起，他开始回绝别人的宴会邀请。“我一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两个小时，我可不想连这点时间都放弃。”他说。那倒没有影响路易丝兴高采烈地单独赴会。于是独自和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些晚上，麦克斯给她们朗读文学作品，读得最多的是《战争与和平》里的片断。读到关键战役处，他就拿火柴杆向聚精会神的女孩们演示俄、法军队如何排兵布阵。他认为，所有女儿都应该熟知这部小说。他曾对佩吉写道：“因为在那个故事里，有一个有史以来除了哈姆雷特之外，被刻画得最好的人物，那就是安德烈公爵。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嫁人就要嫁安德烈公爵这样的人——即使他有点高傲和急躁。”

那一年，麦克斯与伊丽莎白·莱蒙保持着通信。他在每一个俱乐部（此时他参加的俱乐部还有哈佛俱乐部、世纪协会、纽约咖啡屋）给她寄出新写的信，谈他的家庭、工作和镇上的生活。1925年春天，他还寄给她好几本书。其中有拉德纳的最新文集《什么做的》，还有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麦克斯告诉她，《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作者迄今写得最好的作品，“别人写不出他这种融讽刺与浪漫爱情于一体的作品。这一结论来自如下事实：即使他带着批判的眼光，他所看到的一切依然带有他青春幻想的魔力。这给故事一种忧郁的色彩”。

珀金斯读完菲茨杰拉德修改过的校样，写信给他说：“我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奇迹，现在的盖茨比是最吸引人、最生动、最真实的，但又是独创的。”好几个月前编辑批评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写信对司各特说：“盖茨比会为他的创造者贡献很多。”

随着出版日期临近，菲茨杰拉德却没有珀金斯这么自信。他最不放心的是书名。3月初，他发电报给麦克斯，问此时把书名改成《戴金帽的盖茨比》（Gold-Hatted Gatsby）是否还来得及。麦克斯回电报说改书名不仅会令书延期出版，对销售不利，也令人费解。作者勉强同意用《了不起的盖茨比》，但心底里仍然相信这个书名始终都是书的一个缺憾。

珀金斯继续为4月10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版做最后的准备；但3月19日，菲茨杰拉德又忍不住从卡普里岛发来加急电报：“喜欢红白蓝三色下这个书名，延期出版会怎样？”珀金斯回电说，那得推迟几个星期。而且，“用暗示性不那么强的书名，讽刺有力得多。人人喜欢现在的标题，主张保留”。三天后，菲茨杰拉德同意了。他电报：“你对。”不过他的不安与日俱增。

到书出版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满脑子“害怕和不祥预感”，以至于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贬低《了不起的盖茨比》，说它必然给大众、评论界和他本人带来失望。“设想，女性不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没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评论家不喜欢，因为故事是讲富人的，”菲茨杰拉德写道，最糟的是，“假如它还不清我欠你的债怎么办——那至少得卖出两万册才行！说实话，我信心全无……自己都对这本书感到厌烦。”

要过整整一星期，珀金斯才能报告一下销售走势。令他非常难过的是，菲茨杰拉德的担心正在变成事实。他电报说：“销售不明朗，评论极佳。”这两方面的情况其实都没有这么乐观。当天下午，他又给菲茨杰拉德写信详谈，解释“图书零售界”一直对这本书抱怀疑态度。一个原因似乎是这本书的页码太少，只有218页。珀金斯本以为这种陈旧观念早已被市场所抛弃——

试图向他们解释你所选择的写法，以及它必将为越来越多人所借鉴采用。用这种写法，许多内容不明说，但整本书仍然很饱满，换一种写法能使篇幅长得多，但效果一样。这样的解释对他们当然是徒劳。

事实上，好几家大发行商一收到薄薄的样书就大幅下调了订数。

珀金斯知道这是司各特必须忍受的阶段，他答应一有重大进展就发电报告知，尤其是报刊上发表的更多正面书评。他告诉司各特：“我本人极喜欢这本书，特别看重它，它被认可、取得成功对于我来说比眼下任何事情都重要。我指的不仅是文学方面，而是任何兴趣之内的事情。但从许多感受到其妙处的人所发表的评论来看，我觉得没看明白的人之多可能超乎你的估计。”他请司各特放心：“我会像作者一样，以最迫切焦虑的心态关注[它的进展]。”

一星期前，菲茨杰拉德还希望他的书销量能超过七万五千册。现在，他只要一小部分——只要够还清他从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预支的6000美元就行了。菲茨杰拉德说，如果最终的销量仍然像现在这样低迷，他就再写一本书，以决定是否要继续当一名严肃作家。“如果它能维持我的生活，使我不必时不时地抽身去写无聊的东西糊口，那我将继续当一名小说家，”他对麦克斯说，“如果不能，那我就放弃，回家，去好莱坞学搞电影。我不能让生活水准下降，也受不了目前在收入上没有安全感。总之，假如无法写出你最好的作品，那么当艺术家就毫无意义。当初在1920年，我曾有机会较为切合实际地起步，我没有抓住，所以现在只能受惩罚。也许到四十岁我可以不用老是这么忧心忡忡、断断续续的，重新开始写作。”

书出版两周后，珀金斯仍然没有可以乐观的底气。他先电函菲茨杰拉德：“喜人进展，上佳评论仍需等待。”再写信说：“虽然大多数书评人读这本书似乎颇为费劲，好像没全读懂，他们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更可贵的是，他们都因为感受到了它的活力而流露出某种兴奋。”那些完全读懂这本书的人还在保持沉默，因为迄今尚无这样的评论。珀金斯依然相信“当评论者和闲人的喧嚣鼓噪散去，《了不起的盖茨比》将被证明是一部非凡作品”。

菲茨杰拉德为了补偿他欠斯克里伯纳的债，交了一部短篇小说集供他们秋季出版，他曾草草取名《亲爱的金钱》（Dear Money），现在改成比较有内涵的《所有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麦克斯认为这书名极好，也很高兴菲茨杰拉德没再提要去好莱坞。他很清楚，司各特讨厌欠债，但他也不希望司各特老是想着还债的事，所以不能让他觉得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急着收回这笔钱。他告诉菲茨杰拉德：“如果我们抛开情义，只看实际，那我们也可以将它视为一笔优质的投资。”

珀金斯本人也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发行、市场部都因为珀金斯过去的佳绩而对这本书寄予厚望，而当他们发现这本书要赔本，就纷纷发泄怒火。他认识的好几位评论家都在书评中攻击该书，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出版这样一本无聊的推理小说真是蠢事。露丝·赫尔（Ruth Hale）在《布鲁克林鹰报》上撰文说，她发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通篇没有一丝魅力、生活气息、讽刺、爱情、神秘等打动人的色彩”。在几星期后的一个聚会上，她对珀金斯说：“你那‘可怕的孩子’写的新作可真可怕啊。”

“这么多人都为此[《了不起的盖茨比》]而批评我，我很伤心，”麦克斯写信对伊丽莎白·莱蒙说，“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菲茨杰拉德是个讽刺家。实际上他故意美化了罪恶——如果不这样这本书就毫无价值——使他们看不到他是在鞭挞恶人。”珀金斯意识到，菲茨杰拉德已经超前于他的读者。“他精湛的技巧已经使他这个‘大众小说家’高于芸芸众生。”麦克斯相信他们从未细读《人间天堂》。他对伊丽莎白说：“那是一只装满珠宝的袋子，有些是廉价的假货，有些是美丽的水晶，纯度高的无价之宝也混杂其中。”而《了不起的盖茨比》更像一颗做工精美的钻石，切面之灿烂，为美国人前所未见。

1925年4月25日，麦克斯写信对司各特说：“也许它不是完美无缺的！把一匹昏昏欲睡的天才矮腿马驯得完美是一码事，驾驭一匹桀骜不驯的壮年纯种马是完全另一码事。”

到了晚春，《了不起的盖茨比》畅销的希望完全破灭之后，好评出现了，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伊迪丝·沃顿、T.S.艾略特都给菲茨杰拉德写信盛赞这本书。

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意识到，自爵士年代开始以来，他有了多大的进步，他也从不忘记向帮助过他的人表达感激之情。“麦克斯，”1925年7月，他写信给编辑说，“当别人赞扬这本书的‘结构’时，我乐了——因为结构是你确定的，而不是我。别以为我会忘记所有那些有助于此书的合理建议。”

与珀金斯告诉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销量不振的坏消息相伴而来的，是一条四处流传的谣言，说他对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家族出版社不满，打算转到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出书。麦克斯一番迟疑，还是手书一封，从新迦南寄往巴黎，询问详情。

“利弗莱特一派胡言。”司各特电函道。菲茨杰拉德的确收到过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一位编辑的信，问他如果对斯克里伯纳不满意，是否会考虑下一本书交给博尼与利弗莱特。菲茨杰拉德马上回复说，麦克斯·珀金斯是他的好友，他与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相处一直都很融洽、愉快，从未考虑要换出版社。显然，这一谣言是以讹传讹的产物。但菲茨杰拉德觉得珀金斯本应该对他有足够的信任，根本不必来核实，他感到沮丧。

麦克斯[司各特写道]，我对你说过许多遍，你是我的出版人，只要在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上还能随便使用“永远”这个词，你就永远是我的出版人。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马上和你签我后面三本书的合同。离开你的想法从未在我脑海中闪现过片刻。

菲茨杰拉德列举了四条于公于私，他都不能换出版社的理由。其一是他强烈感受到由一家出版社一本一本地出书的重要性——哪怕只要装帧风格统一也好。另一个原因是“一个颇为前卫的作家在一家特别保守的出版社能享受到的独特优势”。第三，菲茨杰拉德觉得他还欠出版社数千美元，这“既是事实也事关他的名誉”，债没还就跟另一家出版社签约，是很不地道的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自他们第一次交往以来，菲茨杰拉德内心与日俱增的忠诚。他写信对麦克斯说：“作为年轻人，我虽然不总是赞同你们的某些出版观念（那在二十年前、四十年前，没有电影、识字率不高的年代还适用），但你和斯克里伯纳的为人，以及我在那里一直能感受到的严谨、客气、慷慨和虚心，还有你们对我和我的作品特殊的礼遇——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都远远足以弥补我们的差异。”

麦克斯·珀金斯让他的所有作者都感觉他像作者本人一样重视他们的作品。即使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复兴的顶梁柱作家——也需要这样一种感觉。麦克斯从未要求菲茨杰拉德（或其他任何作者）签订永久合同，因为“理由很简单，有时候你换出版社也许是对的，虽然这对我来说是悲剧，我个人也不至于心胸狭窄到当你的拦路人”。事实上，珀金斯出的好几十本书都是他跟作者的口头约定，从未食言。

珀金斯依然寄望于成长中的新作家，也鼓动他出版过的作者能够勇于尝试新写法。1944年，马尔科姆·考利评论这一宗旨在珀金斯的出版社产生的效果时说：“当他去上班的时候，斯克里伯纳便是一家非凡的出版社，活像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客厅。”由于珀金斯和他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家出版社“猛然从纯真年代跃入了迷惘的一代”。

6 伙伴

1924年12月，一个包裹送达纽约市海关，里面装着一本在法国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作者就是几个月前菲茨杰拉德说到的“那个海明威”。直到2月下旬，珀金斯才看了这本集子。其中好几篇讲述了一个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密歇根年轻人尼克·亚当斯的生活。麦克斯告诉司各特，这本书“通过一系列简短的情节，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写得简洁、有力、生动。海明威把他眼中的当代景象，出色、紧凑、完整地表现了出来”。

海明威的写作具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为珀金斯前所未见：读过那些不连贯的短句很久以后，那些锤炼过的文字依然难忘。麦克斯写信对海明威说：“场景和事件描写中的力度，还有它们相互间的有效联系，都让我印象深刻。”他进而说：

从实际收入考虑，我怀疑我们能出版此书；它这么薄，按照惯例定价销售，书店没什么利润空间。这很遗憾，因为你的写法显然就是让你在很短的篇幅里表达自己想说的内容。

珀金斯想到，海明威可能在写不会遭到如此反对的其他东西，于是他保证道：“无论你眼下在写什么，我们都会以最大的兴趣考虑。”

五天后，珀金斯又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他从约翰·皮尔·毕肖普（John Peale Bishop）那里听说，海明威在写另一本书。毕肖普是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结识的好友，与埃德蒙·威尔逊合作写过一本韵文集《殡仪员的花环》（The Undertaker’s Garland）。“希望这是真事，也希望我们可以拜读，”珀金斯写信给海明威，“如果你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我们肯定会兴致勃勃地马上就读。”

七个星期过去了，海明威仍杳无音讯。这是麦克斯头一回遭遇海明威跑到世界不知哪个角落无影无踪的习惯。这次他是在奥地利的施伦斯（Schruns）滑雪。海明威回到巴黎就看到了珀金斯的信，很为他的诚意振奋。然而，就在几天前，他已经答应了另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与他联系上的出版人。他告诉麦克斯，他得在看了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提交《在我们的时代里》（此时，海明威知道书名首字母要大写了）的合同之后，才能知道怎么跟麦克斯正儿八经地谈。为了向珀金斯表示感激之情，他表示有兴趣在斯克里伯纳出书，还提出了几个写作计划。他说他觉得长篇小说“是种非常做作、被写滥的形式”，哪天他要写一本深入研究西班牙斗牛的书。海明威对自己想出这种不合常规的点子得意洋洋，也试图暗示他这样的作者对出版人来说前景并不好。

“真是霉透了——我是说我。”珀金斯回信说，为自己没能早点找到海明威而懊丧。他请海明威记住，至少斯克里伯纳是最早打算在美国给他出书的出版社之一。他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关于海明威，情况很不妙。”

1925年春天，菲茨杰拉德夫妇在巴黎一幢无电梯公寓楼的五楼租了一个套间。5月，他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初次见面。海明威觉得菲茨杰拉德“长相俊美得过分”。那个月，菲茨杰拉德酒喝得很凶，在丁戈酒吧（Dingo Bar）和海明威见面的时候醉得直打瞌睡。欧内斯特发现菲茨杰拉德每举杯喝一次酒，脸色就为之一变。四小杯威士忌下肚，肤色就跟骷髅头似的。菲茨杰拉德发觉海明威是个“极有魅力的家伙”，很喜欢看珀金斯的来信。“如果利弗莱特无法取悦于他，他就会投奔你。此人前途无量，才二十七岁。”

到那年夏天，司各特和欧内斯特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是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家里。斯泰因家位于弗勒里斯路27号，大客厅的四壁挂满了年轻的毕加索、塞尚、马蒂斯和其他尚未成名前她就赞助的现代派画家的作品。珀金斯从未见过斯泰因小姐，但很敬佩她写的小说《美国人的形成》（The Making of Americans）。不过，他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过，他比较怀疑许多读者对她重复的、印象主义的写法会有耐心，虽然“这种写法令人印象深刻”。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觉得她的气场至少就跟她的写作一样居高临下。他们喜欢与其他客居巴黎、顺便来访的美国文人一起混，其中有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给海明威出过一本小书《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的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开始结伴远行，司各特幼稚的不切实际总是为这些远行增添说不出的麻烦。有次旅行，海明威开着司各特的车从里昂穿过“金丘”，他兴致勃勃地给麦克斯·珀金斯写信说此行趣事。一开始，菲茨杰拉德就误了从巴黎来的火车，两人一路喝了许多酒，在马孔内地区几番徒劳无果地追猎，以海明威的结论告终：“永远……别和你不爱的人出游。”麦克斯回信说：“我出游只去过波士顿、费城和华盛顿，同伴就是那些吸烟车厢里的人。”

欧内斯特最初极为喜欢和敬重菲茨杰拉德；他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绝对是一流之作”。但从一开始他就对司各特的幼稚感到不耐烦，虽然他比菲茨杰拉德小三岁，对他的态度却像是父亲。到1960年海明威在早年巴黎写作生涯回忆录《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中写到他们第一年的友谊，他的语气已经从父亲式变成恩人式的了。他记得读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就明白不论司各特干什么，也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我应该知道那就像是生的一场病，我必须尽量对他有所帮助，尽量做个好朋友。他有许多很亲密、很亲密的朋友，比任何我认识的人都多。但是不管我是否能对他有所裨益，我愿意加入其中，作为他的又一个朋友。既然他能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卓越的书，我坚信他能写出一部甚至更优秀的书来”。

1925年夏天，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各奔东西。欧内斯特和妻子哈德莉去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奔牛节，司各特和泽尔达去了法国南部。珀金斯一再满足菲茨杰拉德要钱的请求，并代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向他保证，“如果这能使你马上动笔写新的长篇小说，我们当然万分乐意给你汇钱”。麦克斯要司各特谈谈手头在写什么，尽管他知道“让作家这么做有时的确有损锋芒”。

夏季将尽，菲茨杰拉德才开始写新的小说。在这部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成形定稿之前，他将要写五次开头，修改十七遍。写作过程中，菲茨杰拉德又发展出许多枝节。珀金斯关注着司各特的进展，有时，他觉得司各特写的内容完全可以拆成三部各自独立的长篇小说。

8月，司各特从法国昂蒂布（Antibes）向珀金斯第一次报告书的情况，他写道：“《我辈》的内容与好几件事有关。其中之一是受李奥波德和勒伯案启发的智力谋杀。碰巧，这时泽尔达和我今年五六月在巴黎，她歇斯底里发作（务必保密）。”另一件事是李奥波德和勒伯案几个月后发生的一起凶杀案，旧金山一个名叫多萝西·埃林森的十六岁少女因为其放荡的生活而与母亲争吵，将母亲杀死。

像往常一样，菲茨杰拉德打算把他十分钦羡的那些耀眼夺目的上流社会人士都写进小说里。回顾在欧洲的几年游历，菲茨杰拉德发现有一个突出人物堪称完美。他后来评道：“当我与其他人关系处得很好的时候，他支配了我：怎么做，说什么，怎样让人哪怕获得片刻的快乐。”此人名叫杰拉德·墨菲（Gerald Murphy），他瘦削文雅，有一张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脸。在墨菲和他漂亮的妻子萨拉位于昂蒂布的“美洲别墅”，他们款待客人的礼节令司各特和泽尔达着迷。菲茨杰拉德夫妇与墨菲夫妇共度了“许多次盛会”。

在小说的第一稿中，菲茨杰拉德描述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弗朗西斯·梅拉齐与他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在欧洲游历。他们在蓝色海岸受到美国侨民精神领袖塞斯·罗巴克夫妇（原型即为墨菲夫妇）的款待，结果梅拉齐爱上了塞斯的妻子迪娜。菲茨杰拉德起初没有想好怎么安排弗朗西斯·梅拉齐杀害母亲的情节，但三角恋关系他是很清楚的。“我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与德莱塞的《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不无相像，”好几个月后，菲茨杰拉德从巴黎写信给珀金斯说，“我最初对此挺担心，现在不了，因为我们的想法有了很大改变。”当时，他给小说取的名字是《世界博览会》（The World’s Fair）。

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里，珀金斯除了偶尔收到司各特要钱的请求，没有收到他关于其他事情的信件。菲茨杰拉德为自己欠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债越来越多而烦恼，他问：“我还得清债吗？”他惦记着自《人间天堂》之后他的书销量每况愈下的形势，担心他的书再也无法畅销，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所有忧伤的年轻人》销量将不超过五千册。珀金斯认为这部短篇集中的九个故事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们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他特别提到《阔少》（“The Rich Boy”）和《冬日之梦》（“Winter Dreams”）这两篇“比以前短篇集收入的小说……更有广度。事实上，你能够为大众把它们写得这么有趣，又意味深长，这是很了不起的”。接着，他安慰司各特说：“信赖你的那些人现在又可以得意地说，‘我早就对你说过。’”

到了年底，司各特又一次陷入了“可怕的抑郁”。珀金斯试图让他振作起来，但几乎无能为力，因为菲茨杰拉德的消沉并不是由创作上的失败感所引起的。他写信告诉珀金斯：“这本[新]书很精彩，我当真认为，只要它出版，我便是美国最好的作家了（这并非言过其实），可写完它似乎还遥遥无期。”令他恐慌的是他看到自己日渐衰老：

真想回到二十二岁，生活中只有我那些充满戏剧般的、如痴如狂乐在其中的烦恼。你记得我曾说活到三十岁就够了——唉，我现在二十九岁，可还是抱着那般希望。除了微醺，工作就是唯一能让我快乐的事。为了沉溺于这两样乐事，我身心都沉醉不醒，付出了巨大代价。

珀金斯认为，菲茨杰拉德的忧郁和客居海外都与他竭力留住青春的心理有着奇特的关系。他看着司各特通过频繁的旅行想抓住青春，但又知道他必然会眼看着自己酗酒无法挽留青春而灰心丧气。身为编辑，珀金斯提出的唯一建议是菲茨杰拉德夫妇应该在某个典型的美国人社区安顿一阵子，这样“与其说是为了你作为公民的未来，倒不如说是为了你作为作家的未来，因为那样你会看到生活新的一面”。

几个月后，菲茨杰拉德声称，在其他美国人全都被逐出法国之前，他是不会回美国的。司各特写信对麦克斯说：“啊，这两年半里我在欧洲大有长进啊，好像过了十年，我感觉老了不少，但我可不愿意错过这样的经历，哪怕它还有令我难过、痛苦的一面……我真想见你，麦克斯。”此时，海明威已经取代珀金斯，成为司各特最亲密的朋友，只有他能改善司各特的情绪。“他跟我很好。”菲茨杰拉德又写道。

麦克斯也想与海明威建立某种关系。《斯克里伯纳杂志》刚收到他的第一篇投稿《五万美元》（“Fifty Grand”）。珀金斯发现这个人的写作“像清爽的凉风一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令珀金斯大失所望的是，杂志并没有马上接受稿子，而是要海明威压缩篇幅。麦克斯写信告诉司各特：“我希望，对他投的第一个短篇，我们还是不提要求为好。[因为海明威]是那种兴趣更在于创作而不在发表的作家，对于在篇幅上非得符合某种人为规范的要求，他可能会反感。”海明威的确没有删稿子，声望同样卓著的《大西洋月刊》马上就刊发了这篇小说。麦克斯担心这会导致作家不跟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签任何合同。菲茨杰拉德对珀金斯的处境深感同情。1925年圣诞节后，他写信对麦克斯说：“我希望利弗莱特对欧内斯特丧失信心。”

奇迹发生了。几天以后，贺拉斯·利弗莱特果然失去了信心。他给海明威发电报说：“《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退稿，耐心等待《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写完。”这一新闻刚传到菲茨杰拉德耳朵里，他就写信告诉珀金斯：“如果他自由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让你先拿到那篇讽刺小说，然后如果你扫清障碍，就可以把那个小说整个儿签下来。”

《春潮》是一个两万八千个单词长的小说，讽刺的是舍伍德·安德森和他那种感伤风格的模仿者。菲茨杰拉德喜欢它，但说这本书不会畅销，利弗莱特出版社的编辑退稿也是因为他们出版的安德森新作《暗笑》（Dark Laughter）十分畅销，已经第十次印刷，而《春潮》是“对他近乎恶毒的嘲弄”。司各特认为，现在看来，只有在珀金斯先出《春潮》的情况下，海明威才会把其他书给他。他说，海明威收到利弗莱特的电报后，想过直接找斯克里伯纳，但又因为这家出版社出了名的顽固保守而举棋不定。

书业中消息传得飞快。几天之内，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的威廉·阿斯平沃尔·布拉德利（William Aspinwall Bradley）、出版人阿尔弗雷德·哈考特（Alfred Harcourt）的代表路易·布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都对海明威的书稿表示了兴趣。菲茨杰拉德催麦克斯快行动。不过，海明威无意欺骗珀金斯，早在几个月前，他已经答应了珀金斯。

海明威告诉菲茨杰拉德，把稿子先寄给珀金斯，他觉得是在拒绝一件“有把握的东西”，换来的会是出版的延期和冒险。但基于书信来往和菲茨杰拉德的介绍对珀金斯所形成的印象，海明威愿意冒这个险。他写道：“对斯克里伯纳也有信心，愿意和你在一起。”哈考特出版社一向海明威提出付预付金，菲茨杰拉德就通知珀金斯，假如他能马上写明他们将不加附加条件地出版这部小说和那部“没有前途”的讽刺小说，他就能拿到海明威的小说。珀金斯很想完全照办，但又不得不坚持出版社在图书品位上的方针。他发电报给司各特：“版税15％，若他要求，也可付预付金。讽刺小说亦然，无其他异议即出版；海明威小说极好。”

麦克斯尽了最大努力。他在给司各特的信中解释道：“社里担心的是那篇讽刺小说……可能会受压制。实际上，在这些方面我们无话可说，因为根据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方针，有些类型的书显然是不会出版的，假如像拉伯雷般讽刺到了任何极端的程度，就可能被拒。”

麦克斯担心他在电报中提的条件太苛刻，做好了失去海明威这个作者的心理准备。他向司各特承认哈考特是家令人尊敬的出版社，但认定海明威如果由斯克里伯纳出版会更好，因为“我们对作者绝对真诚，一旦信任作者的写作水准和作者本人，那么即使有长时间的亏损，我们仍会忠诚地支持他们。海明威需要的也许应该是这种出版社”。珀金斯说：“因为我认为他不太可能一下子赢得大批读者。他的书应该由一家相信他的作品水准，并愿意为了培养读者而赔钱的出版社来出版。虽然没有这种支持，他肯定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

当了几年收入微薄的自由撰稿人，海明威认为出头的日子到了。他决定去纽约，那样很多事情可以马上拍板，不用为了报价、谈条件磨几个星期。他可以亲自把《春潮》和新的小说交给新的出版社，要是贺拉斯·利弗莱特选择争抢，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行动。“你听他[海明威]讲，简直会相信利弗莱特已经砸了他的家，抢了他几百万，”司各特写信对麦克斯说，“但这全出于他对出版一窍不通，他只知道那些神经兮兮的杂志。他太年轻了，又远在异乡，感到无助。你肯定会情不自禁喜欢他的——我认识的好人里，他是一个。”最后，菲茨杰拉德就这个话题着重提醒麦克斯，尽快搞定海明威签下《太阳照常升起》。

海明威于1926年2月9日抵达纽约。他与贺拉斯·利弗莱特友好地分了手，经过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一晚，他去见了麦克斯·珀金斯。麦克斯提出为《春潮》的优先选择权和没看过的《太阳照常升起》支付1500美元预付金。海明威握手成交。

珀金斯特别感激菲茨杰拉德倾力帮助他敲定这个作者。“这家伙非常有趣，喜欢谈斗牛和拳击。”麦克斯写信告诉司各特。

司各特也为斯克里伯纳签下海明威而高兴。他回信说：“他回来后，我跟他在巴黎见了一次。他说你很好。”

海明威回到了奥地利，在3月底之前改完《春潮》的校样，也把《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写好了。然后他回到巴黎，打算在初夏时节去“耍耍斗牛”。麦克斯赶紧警告这位新作者：“你可别在飞行或者斗牛中送命啊。”海明威回信说，他可不想让《太阳照常升起》成为一部遗作。

一个月后，欧内斯特把这部小说稿寄给麦克斯，并附有一封他所谓“胡言乱语的长信”。他说，稿子还需改进，不过估计珀金斯一定着急看这闭着眼睛乱买的货色。海明威以为这位编辑一定急于“看货”，对他信里写的其他内容没什么兴趣。但麦克斯关心他信中的所有信息，尤其是此时已经与海明威关系非常亲近的菲茨杰拉德的消息。司各特已经从最初交一个新朋友的热切心态中松弛下来；欧内斯特虽然依旧敬重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但已不再认为他是年轻一代作家理所当然的领军人物。事实上，欧内斯特此时尤以长者自居。他颇为菲茨杰拉德时常操心钱的问题而触动，决心帮助他。过去几年他自己从欧洲的文学杂志获得的微薄稿费收入尚不足以应付家用，还需妻子哈德莉从家族基金中拿钱出来贴补。现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给了他一大笔钱，他手里活络了，便心血来潮打算做一些壮举。他对麦克斯说要把所有版税都送给菲茨杰拉德，还写信给菲茨杰拉德说他刚叫来律师，指定司各特为其遗产继承人。菲茨杰拉德是否觉得此举荒诞不经如同儿戏，那就无案可查了。

一旦海明威与斯克里伯纳签约，麦克斯自然而然就成了欧内斯特与司各特两人之间文字友谊的调解人了。在菲茨杰拉德1940年去世前，麦克斯的办公室一直是交流感情的地方，尤其是当两人想要交流但又要避免起冲突的时候。

麦克斯收到海明威书稿的时候，司各特正在里维埃拉的瑞昂莱潘镇（Juan-les-Pins），享受“一个灿烂的夏天”。欧内斯特还在巴黎，接连下了三个星期的雨，他行动不得，时常苦于失眠。珀金斯的下一封信来得正是时候，像是一帖补药：

在我看来，《太阳照常升起》写得非常出色。别人写不出更有生气的书。所有的场景，特别是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来到西班牙的那些场景，还有他们在冰冷的河里钓鱼，公牛和犍牛被赶到一块儿，在一个斗牛场里斗，这些场景都描写得栩栩如生，令人身临其境。

珀金斯认为这本书堪称艺术之作，“好得惊人，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它牵涉到那么多的体验和情感，却极为技巧而又不露痕迹地将它们糅合为一部完整的佳构。我只有向你致以最强烈的敬意”。

纽约出版界开始传言，并非所有珀金斯的同事都像他这样看重这本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的编辑查尔斯·A.麦迪逊（Charles A.Madison）说，珀金斯将会发现，“要说服老斯克里伯纳出版一本包含脏话、下流对话的书”，并非易事。管一条雌狗叫“母狗”是一回事（尽管这个掌管着出版社的老头也曾骇然发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有相同比喻），但拿它来称一个女人是另一回事——在这本书里，女主人公勃莱特·阿施利夫人就是一例。麦克斯挺担心，便带着《太阳照常升起》的书稿回家跟妻子路易丝讨论。他解释说，问题还不仅是某些字词，海明威的写作主题也令人惊骇。路易丝凭直觉明白了情况，她握紧一个拳头，对丈夫说：“麦克斯，你得站出来，力争出版它。”

几天以后，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召开每月一次的编辑部会议，讨论刚收到的书稿。此时的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已经七十二岁，但他的咆哮还是中气十足。出版下流东西对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防止“肮脏的书”玷污他的出版品牌是重中之重的事。他已经被海明威的书惊得目瞪口呆，但还是保持理智，在编辑部会议前先找了他的老朋友、波士顿的罗伯特·格兰特法官（Judge Robert Grant），听取他的意见。七十多岁的格兰特也是位成功的小说家。他也对海明威粗鲁的文字大吃一惊，但非常喜欢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查尔斯，你一定要出这本书，”法官判定道，“但我希望这个年轻人以后会后悔。”

约翰·霍尔·惠洛克还记得，走进编辑部会议时，他心想：即使有格兰特法官的意见，但“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不会允许他出的书里出现粗俗亵渎的内容，因为那无异于邀请朋友把他的客厅当厕所使”。

围绕《太阳照常升起》的争论骤然升温，麦克斯·珀金斯辩称这个问题已经超出这本书的范围了。他后来写信对当时未在场的小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说，他已经在会上断言，“这是我们争取年轻作家的关键一步，我们已经在为外界给予的‘极端保守’评价而付出代价，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公平，且不无恶意。假如我们退稿的消息传出去——这一定会传出去——那这顶帽子我们就戴定了”。

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耐心地听着珀金斯坚定的阐述，这一幕一定让他想起1919年麦克斯为菲茨杰拉德辩护的情景。他听着，缓缓摇头。年轻编辑拜伦·德克斯特私底下爱传播社里的小道消息，他后来悄悄告诉马尔科姆·考利：“珀金斯代表了新思想，社里的年轻一拨都很支持他。我记得危机的那一刻……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当时还大权在握——说一不二。我们都知道珀金斯必须为海明威尽力争取，某天晚上有人压低声音说，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已经拒绝了这本书，珀金斯要辞职了。”

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投票表决后，珀金斯回到办公室，给小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写信：“我们通过了——不无疑虑。”他坦言，他关于出版社声誉的个人看法“对这一决定起了很大作用……我到最后才想到，尽管大家不无担忧苦恼，但赞成票还是以微弱优势胜出了”。

讽刺小说《春潮》于1926年5月28日出版。麦克斯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书“得到了一些好评，但并非所有人都看懂了”。麦克斯本人在书中看到的是尖刻的机智和真正的幽默，这使得它免于“一味挖苦”。不过，麦克斯说，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于《太阳照常升起》，对它的出版他都快等得不耐烦了：“那里面展现的天赋要高于我从《春潮》中得出的推断。我对《春潮》的评价不太高。”

从风格到主题，《太阳照常升起》不同于珀金斯以往编过的甚至读过的任何一本书，这使得他对提出修改意见极为犹豫。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从法国来信建议他仅要求作者作最低限度的改动，因为海明威已经“被之前那些出版人和杂志编辑对他作品的处理弄得很沮丧”。

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说他在把《太阳照常升起》改完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之后，才让菲茨杰拉德看了书稿。事实上，菲茨杰拉德在那年春天已经读过了，并且写了评论意见寄给作者。他说，一旦读者读到前15页之后，就会觉得这本书写得“真他妈好”。这15页主要是介绍勃莱特·阿施利夫人和罗伯特·科恩。菲茨杰拉德觉得写得太松散。他说，它们呈现出“一种趋势，那就是啰里啰嗦地把某件刚好吸引你的轶事都囊括或者（像通常都会发生的那样）牢牢记住”。

收到信几天后，海明威向珀金斯提议把那15页都砍掉。这让珀金斯很为难。他同意海明威说的，开头部分交代的信息在整部作品中都有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没有必要的。但他说，这部分材料“在这里写得不错……对于一个不知道你写作风格，甚至对书里很多地方会觉得奇怪的新读者来说，这样的开头很有帮助”。珀金斯让作者自己决定，并强调说：“你的写作只像你自己，我无意评判，也没有评判的信心。”

但在其他地方，麦克斯就不那么犹豫了。他觉得，《太阳照常升起》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一个个的章节，而在于单个的字词、短语——珀金斯知道，污言秽语和不堪的人物描述可能导致整本书被禁，引来诽谤官司。他还在信里对作者说，至于语言，“大多数人受语言的影响更甚于事物的影响。我得说，对事物十分迟钝的人对某种词也是十分敏感的。我认为有些词最好避免使用，这样我们也可以让人们专注于这本书的内容本身，而不是分心去讨论毫不相干的表面问题”。麦克斯认为书中有十来处不同的段落可能会触犯大多数读者的敏感神经。他说：“如果因为许多低级的、只关心下半身问题的弱智叫嚷而使得这么一本有新意的书遭受冷落，那可真是划不来。”

你也许不会理解这种讨厌的可能性[他接着说]，因为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感受不到那种氛围。那些整天呼吸着污浊之气的人抨击某本书，不仅仅看它是不是色情淫秽（这个理由在这本书里是站不住脚的），还看它是不是“正派”，指的就是用词。

“我当然相信你的作品艺术上的正直。”麦克斯说，但他还是督促海明威尽可能减少令人反感的粗口。

海明威回信说，在语言的使用上，他可以想象麦克斯和他的立场一致。每一个字词，无不是经过他推敲是否有其他词可替代再使用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埋头对校样做最后的修订，尽可能删去他认为可以删除的词。到1926年8月底，他已处理完珀金斯指出的不妥之处：将书中写到“有史记载”阳痿的亨利·詹姆斯只称作亨利；对直接提及的在世作家如约瑟夫·赫格海默（Joseph Hergesheimer）、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或删或改；用破折号代替那些下流字眼；描写西班牙斗牛时不再提它们那“令人尴尬的下体”。但在提到勃莱特·阿施利夫人时用的“婊子”一词则仍保留，因为海明威坚持说，他用这个词从来不是“点缀”，而是必需。他说，如果《太阳照常升起》确属亵渎之作，那他和麦克斯也只能认了，就指望他下一本书会写得“神圣”一些吧。他已经在考虑他想写的许多短篇小说了，关于战争，爱情，以及老套的主题“为生活奋斗”。

另一次编辑上的讨论主题是书开头的卷首语。海明威想要一段卷首语，能够设定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主题，即他这一代人在一战后的动荡漂泊中对自我身份的抗争追寻。在《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写到了他是怎么突然想到这个卷首语的。他说格特鲁德·斯泰因“当时驾驶的那辆老式福特T型汽车的发火装置出了些毛病，而那个在汽车修理行工作的小伙子在大战的最后一年曾在部队里服过役，在修理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时手艺不熟练，或者是没有打破别的车子先来先修的次序而提前给她修车。不管怎样，他没有认真对待，等斯泰因小姐提出了抗议，他被修理行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后来她对海明威说道：“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觉得这最后一句话用来形容《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人物非常贴切。他在信里对珀金斯说，他要把斯泰因小姐的话和《旧约·传道书》中引出的一段话并列放在一起作为开头的卷首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嘘气而已——传道人说——嘘气的嘘气……一代老去，一代又来，大地却依然如故。日头升起，日头落下，再喘吁吁赶回曙色之乡。

这个卷首语引起了珀金斯的很强共鸣。《传道书》是《旧约》里他最喜欢的部分——他曾对女儿佩吉说：“它包含了古代世界的所有智慧。”——他觉得这一卷首语十分妥当，欣然同意。

即使到《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之后的1926年秋，海明威仍在琢磨这段卷首语。他问珀金斯能不能把“嘘气而已——传道人说——嘘气的嘘气……”这句删掉。他觉得删掉可以强调这本书“真正的重点”，也就是“大地却依然如故”。珀金斯也同意了。他回信说，大地与人的关系是《太阳照常升起》中最强烈的主题，“大多数评论者在书评中并没有触及这一点。但我时常怀疑，这种情感本身……是否被读书阶层的那些人……所感受到。我相信比较单纯的人是能感受到的”。

麦克斯的女儿贝莎还记得父母在读到几份报纸周日书评版上的书评后轻松高兴的样子，尤其是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在《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

当今我可找不到比这写得更好的对话了。这些对话活灵活现，富有节奏，充满习语俗话，停顿间歇恰到好处，影射暗讽，是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

麦克斯的同事罗杰·伯林盖姆多年以后写道，《太阳照常升起》“让麦克斯·珀金斯等诸多编辑相信，新一代作家——即使他们也许‘迷惘’——已经找到并掌握了多数前辈作家几乎一无所知的写作方式”。麦克斯写信告诉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销量从八千册攀升至一万二千册乃至更多，“太阳升起来了……并且还在稳步上升”。

翌年春天，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的一位合伙人唐纳德·弗里德（Donald Friede）在巴黎拜访海明威，提出愿意支付大笔预付金，只要他肯回到他们出版社出书。海明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件事情免谈，他对斯克里伯纳百分之百满意。他知道他们早在《太阳照常升起》上市之前就积极做广告宣传，而过去许多出版社都不要这本书呢。海明威相信是广告宣传最终推动书卖出两万多册。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珀金斯本人为这本书付出了多少心血。

对这部小说表达愤怒的意见信几乎每周都会把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信箱塞满，然后被转给珀金斯。《太阳照常升起》在波士顿被禁，到处都有气冲冲的读者要求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对迎合公众的低级趣味道歉，至少也得给个说法。珀金斯已经成为回复此类激动质问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尊严何在的读者来信的高手；这时候都还有人来信指责那个“满嘴下流话、庸俗粗鲁、自命不凡”的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呢。珀金斯在给一位海明威的读者回信中说：“出版当然不是只看出版人的个人趣味。他要对他的职业负责，这一责任要求他出版文学界公认文学价值高超的、同时也对这个时代的文明持有批判精神的作品。”他还说：

通常对待这类书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丑恶永远不应该在文学中呈现，虽然它实际上存在，因为它令人不快；其二认为如实呈现它是可贵的，因为它的确可憎可怕，将其公之于世会令人痛恨。如置之不理或加以隐瞒，则会令丑恶披上虚假的魅力外衣，诱人堕落。

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尚未见分晓。

珀金斯忙着跟海明威的批评者们“搏斗”的时候，海明威也正焦头烂额，不是写作出现麻烦，而是婚姻出了问题。他正和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妻子哈德莉闹离婚。海明威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形，正如所有坏事的开头一样，“始于幼稚无知”。在《流动的盛宴》中，他描述道：“有个未婚的年轻女人成为另一个已婚的年轻女人的一时的好朋友。她搬来同那丈夫和妻子住在一起，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天真无邪地，毫不留情地企图与那丈夫结婚。”这个朋友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时髦女郎、《时尚》（Vogue）杂志驻巴黎的时装编辑波琳·菲弗（Pauline Pfeiffer）。1926年7月，海明威向妻子透露，他和波琳相爱了。将《太阳照常升起》题献给哈德莉并将该书的所有版税转给她，是他们这段婚姻最后的仪式。哈德莉后来回忆此事之后不久她见到麦克斯·珀金斯的情景：“他被海明威抛弃我、移情别恋（无论她多好）惊得目瞪口呆，这令我对他印象颇佳。”她还说：“我意识到自己成了海明威的附属品，而他觉得需要更多刺激。有时候距离太近的结果是只能分开。”

* * *

其他人的婚姻得以维持是因为距离。“路易丝和麦克斯是奇怪的一对，”路易丝的姐姐琼说，“相反的人相吸，他们俩从来没在什么事情上合得来。哦，他们相爱，可你瞧，麦克斯整天忙着在纽约工作，下班就盼着快点回家看女儿们。路易丝呢——她从来不想整天守在家里；自从有了这个家，她就想方设法离开。”

二十年代中期，路易丝作为当地戏剧、露天历史剧的编剧和演员，愈加活跃了。麦克斯仍然不赞成她这样——尤其是登台演出，可能他对她涉足戏剧整体上都是反对的。1925年，他认为她应该写短篇小说，写书。作为鼓励，他把她的一个儿童剧本《红桃J》（The Knave of Hearts）拿到斯克里伯纳以大开本出版，还请麦克斯菲尔德·帕利什（Maxfield Parrish）配了许多插图。帕利什是珀金斯夫妇的朋友，住处与他们在温莎的别墅仅隔一条康涅狄格河。帕利什画作的收藏者认为《红桃J》的插图可以归入这位艺术家最佳作品之列。

1926年，路易丝终于向她丈夫让步，不再写剧本，做了两次散文尝试——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客套话》（“Formula”）和《别的乐事》（“Other Joys”）。在没有珀金斯利用他的关系施加影响的情况下，两篇都卖给杂志发表了，一篇给了《哈珀斯》（Harper’s），一篇给了《斯克里伯纳杂志》。他觉得她这么轻易发表作品是很了不起的，鼓励她一鼓作气再写一个短篇。女儿们都记得他说，假如坚持写作，“妈妈会成为又一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对于路易丝而言，这种前途还不如当演员呢。但她想让丈夫高兴。

路易丝的精力是间歇性迸发的，有时候要隔几年才会写一个短篇小说，但从结果看来，她的写作技巧在不断进步。这些以她婚前的名字发表的小说在情节设置上越来越自如，人物性格也愈发微妙。即使是最初的几篇，对人物也有敏锐的观察，能有深度地表现人物内心的激情。这些短篇没有一个是自传性的，但写的都是生活不安稳的女性——通常是老姑娘、寡妇，家境宽裕（对此她有细致描写），但对孤僻的生活感到窒息。

新工作让路易丝有了奢侈的新理由。麦克斯跟菲茨杰拉德解释说：“每次有杂志接受她的投稿，她就觉得又赚了一笔，于是花钱大手大脚起来——小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表呢，她花出去的钱就是稿费的四五倍了。”

在新迦南住了一年，路易丝和麦克斯都觉得搬家到此是正确的，因为这里的社交生活比较丰富有趣。他们保持着与科伦夫妇以及其他人的交往。那年的一天晚上，茉莉带着四页书稿登门造访，她正在写一本谈文学评论原则的书《大眼睛，大翅膀》（Wide Eyes and Wings）。麦克斯在信中告诉菲茨杰拉德，这个书名表达了她的信念，即“文学评论应该是感性的，文学不应该以一套一成不变的理性标准来衡量”。麦克斯接着说：“我已经对她的思想够钦佩的了，但她仍令我吃惊：她非常清晰地阐明了四个全新的观点——而我过去（和其他人一样）经常认定女人是不善于抽象思维的——但我现在很高兴带着我那一群女孩儿，成为男女平等主义者。”因为这开头四页书稿，珀金斯提出要出版这本书。

麦克斯最亲密的朋友仍是他最早的朋友范·怀克·布鲁克斯。1926年年初，他们的友谊随着布鲁克斯得抑郁症而遇到考验。他深深陷入一本爱默生传的写作而不能自拔。只有挚友知道，他抑郁的根源并不是这本书，而是上一本文学评论著作，著名的《亨利·詹姆斯的朝圣》（Pilgrimage of Henry James）。约翰·霍尔·惠洛克说：“范·怀克意识到亨利·詹姆斯再也无法自辩，就对自己写了那么多批评詹姆斯的东西深感不安，他觉得那不可原谅。”布鲁克斯自己后来解释说：

我一心想着……我的书彻头彻尾是错误的，我说的、想的全都不对……我晚上常做噩梦，亨利·詹姆斯睁着一双发光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我迷迷糊糊地觉得在他的问题上我内心的分裂，我感到自己曾以类似柏拉图那种“伤害他人名誉的、无情的狭隘眼光”看待他，我像一个罪犯，良心受到了谴责。总之，中年的那段时期，我深陷内心的折磨。……我睡不着觉，有一年的时间几乎坐不下来，生活在一种地狱般灰暗的精神状态中……所有的感情和兴趣都停止了。

每个星期天，珀金斯都陪范·怀克走很长一段路，有时雨天、雾天也照走不误。布鲁克斯抑郁症病情加重，这对珀金斯也是一种难过的煎熬。他相信要治愈范·怀克，就要让他写完关于爱默生的那本书，可布鲁克斯宣称那是无可救药的失败。麦克斯读了他已写的部分书稿，提出一个全新的方案，安排了原作所欠缺的结构，但布鲁克斯拒绝接受。相反，他认定自己必须找新工作——最好是一份兼职，他就有时间写作了。珀金斯相信这种安排“会把人耗尽的”。他说：“在你这个年纪，声望这么高，再找工作多丢人啊。你只要写写十位不那么有名的作家，就拿他们的名字做标题，我可以以每篇500元的价格卖出去，最后出书，销量肯定超过你过去的纪录。”范·怀克说他不会写命题作文。麦克斯认为他应该学着写。

两人没再说下去。麦克斯仍然每个星期天陪日益陷入中年危机、远离人际交往的范·怀克一圈一圈地散步。布鲁克斯后来承认，他的世界变成了“一幢拉下窗帘的屋子，一个人独坐其中，当生活的女神带着愉悦的召唤前来敲门时，他都不想听见敲门声”。

不久，珀金斯意识到，在范·怀克·布鲁克斯脑海中徘徊的不仅仅是亨利·詹姆斯的面容。布鲁克斯的病情，还因他在处理与茉莉·科伦的关系上产生了负罪感而更复杂了。这件事情只有新迦南最核心的圈内人知道，麦克斯在给伊丽莎白·莱蒙的信中透露了详情。他说，范·怀克“性格腼腆、敏感，总能和女性交朋友。他妻子埃丽诺是个健康、强壮、老实的人，但在精神层面上合不来。茉莉·科伦则是知音。他们经常在一起”。约翰·霍尔·惠洛克后来对这些观察又做了补充：“布鲁克斯夫妇是非常传统的、令人尊敬的一对夫妻，虽然布鲁克斯念大学的时候很受女生欢迎……而茉莉又是那种敢作敢为的女人。”

青年编辑麦克斯，摄于1920年左右，也就是他发现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开始他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辉煌事业之时。

菲茨杰拉德（下图一）是珀金斯的第一个传奇作者，他又把另外两位作者引荐给珀金斯：林·拉德纳（上图）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下图二，摄于他在西班牙参加内战时期）。麦克斯见证了他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个人生活和写作上的困难；他温暖的友谊和坚定的支持对他们来说和他的编辑意见同样重要。

茉莉·科伦得知布鲁克斯患了抑郁症后，便着手帮他摆脱困境：试图引诱他发展出一段婚外恋——“为了让他好转”。惠洛克说：“她想与他保持一种欧洲式的恋爱关系。他正在对家庭可敬的责任心和艺术家的使命感之间挣扎，她认为可以让他将这两种责任分开。茉莉曾经嚷道：‘他那么有才华，可都被他那负责任的态度给毁了。他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男子汉的勇气。他只能发疯才会解放自己。’”

麦克斯相信布鲁克斯“根本不会干出什么不忠之举，茉莉也不会”。布鲁克斯的病历显示，他与茉莉·科伦最亲密的身体接触只是一次激情的吻。“但他的确说了一些和埃丽诺有关的事，他事后觉得不忠，觉得自己干了不可原谅的事，”麦克斯告诉伊丽莎白·莱蒙，“然后他告诉了埃丽诺。按照路易丝的说法，埃丽诺是那种占有欲很强的人。总之，她对茉莉在精神层面占了上风非常嫉妒。她的一言一行加剧了范·怀克的负罪感，这负罪感深藏在他内心，成为一种执念。这似乎就是他目前困境的根源。”其结果是布鲁克斯度过了一段兰波诗中所说“地狱一季”的日子。

布鲁克斯不再见珀金斯，他的抑郁症病情加重为精神失常。珀金斯对此虽然有些不解，仍然密切关注着布鲁克斯的病情。二十年代末，布鲁克斯唯一愿意见面的约翰·霍尔·惠洛克告诉珀金斯，布鲁克斯“病得可怕”，情况比几年前他因工作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困扰严重得多。布鲁克斯的母亲告诉珀金斯，她儿子整天来回踱步，口中喃喃自语：“我再也不见麦克斯。”从彼此生活中消失数月之后，珀金斯收到埃丽诺的一张便笺，请他再陪布鲁克斯散步，就像过去那样。麦克斯自然乐意为之，只怕“说出什么会引起麻烦的话”。

还有一个没有言明的问题。这是麦克斯遇到的问题，事实上也是许多编辑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作者成了朋友，而朋友有时会成为作者——这种近乎“乱伦”的混乱关系有时候会产生好书，有时候则会把情况搅得一团糟，令人头大。麦克斯与布鲁克斯的友谊此时危及到他与茉莉·科伦的合作关系。麦克斯把一切烦恼都向伊丽莎白·莱蒙倾吐：

几年前，茉莉提出要将她正在写的文学评论交给我出版。我们从来没有跟她正式签合同。完全出于我们的私人关系，我觉得走流程签合同挺不合适。有位英国出版人乔纳森·凯普（Jonathan Cape），找了个美国合伙人，要在美国开新的出版社，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签茉莉的这本书。茉莉说她在签约前必须先跟我谈谈。我们的见面很好笑，好像在一起演一出生意场上的滑稽情节剧。他们竭力想让她跟我的午饭饭局爽约，在我跟她见面的时候，还派人送来一张支票给她。我说，我们能提供优于他们的一切条件，她同意这一点。但是有某种障碍。我想象不出的障碍。最后，她流着泪告诉我。不知怎么的，她听说了我要去见布鲁克斯夫妇。既然我又将是布鲁克斯夫妇的朋友，那怎么能成为她的出版人呢？

“这年头男人还有什么希望能明白女人呢？”麦克斯问伊丽莎白，“女人都明白不了女人呢。你能跟得上这种思路吗？最后她还是跟我们签约了；所以我怎么着都得让她把书给写出来。千真万确……可真实的生活让我一天比一天看不懂。希望你不是这样。”

通常在夏天，他们一家外出，只留下他一人，此时他的厌世心理是最强烈的。他的情绪又按另一个周期变化着。几年来，他注意到自己的情绪在上弦月和下弦月的时候是最低落的。珀金斯知道伊丽莎白·莱蒙笃信占星学。1926年，他向她提起他忧郁的情绪似乎是周期性复发的，不管发生什么别的事；而且这些情绪的起伏会随着月亮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伊丽莎白画了麦克斯的星相图。它的准确程度令好几个认识珀金斯的占星术怀疑论者都为之折服。它显示出有多颗行星密集在一起，这表示“天才”，多达四颗行星在玄秘宫。土星在第九宫使得他无法外出旅行。伊丽莎白曾经请教当时最有名的占星师埃文格琳·亚当斯（Evangeline Adams），图书编辑最强的归属星座是什么。她说是主批评者的处女座和主爱美者的天秤座。麦克斯生于1884年9月20日上午7时，是接近天秤座的处女座。

1926年7月初，星星们显然正欢欢喜喜地排成一排，因为麦克斯去温莎的时候，路易丝说伊丽莎白两星期后就要来了。“我真不相信，”他写信对伊丽莎白说，“可我喜欢假装这是真的。”伊丽莎白和麦克斯一样是个不喜欢离开家乡的人，但她还是坐火车到佛蒙特和珀金斯一家度过了愉快的几天。她特别喜欢与麦克斯在一起的宁静时光，两人在“天堂”松林怀抱的幽谷中漫步。他后来写信对她说：“你来过这里，牧场山丘和麦克斯山就好像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但是这种好感觉又被我愤怒地看到的其他一些地方给抵消了。不知为何，我那时没有冒着被指责行为不成熟的危险而强迫你去看。”

后来，茉莉·科伦也来温莎避暑，对这里众多性格各异的新英格兰人印象深刻。她对麦克斯说：“身为评论家，我不能坐视这么好的文学素材白白浪费。”麦克斯写信告诉伊丽莎白：“我本人一直都是这么看的——虽然我知道一个男人这样看待自己的家乡和同乡人挺让人受不了的。”

夏日将尽，路易丝在空旷的“天堂”深处上演了她的一出戏。那是只演给家人看的——整个家族观众也够多了。麦克斯写信告诉伊丽莎白，演出“好得不可思议——表演、舞美、服装设计都完美无缺；完全是路易丝的功劳。最后，观众齐声喊：‘作者！作者！’孩子们大为沮丧，他们以为观众在喊：‘做作！做作！’”

麦克斯完全赞赏妻子在艺术上的探索，不过当路易丝不写作的那些时期，他便明确说她觉得她在浪费才华。如同对待其他作者一样，珀金斯从来不要求路易丝写什么：他只是希望她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路易丝从未质疑麦克斯所认为作家要高于演员的标准，因而陷入了困扰她一生的两难抉择。要么违背丈夫意愿，尝试干演戏这一行，要么放弃自己的戏剧才华，令自己抱憾。她选择了后者，这样既失去了丈夫的一些尊敬，也失去了自尊。在这件事情上她始终没有反抗丈夫的意见，也就没能显示出她性格中他最钦佩的坚强。他们彼此怨恨，而此种怨恨贯穿他们的整个婚姻。

麦克斯与路易丝分居两地时，给她写信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了。在信里，他还称她“我亲爱的”，反复地表白“我非常爱你”，落款是“你的麦克斯”。而在一起时两人连和睦相处都难以做到。他们的女儿莎比曾拿自己的两个拳头相撞来形象地形容这种婚姻。

麦克斯·珀金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向别人（路易丝除外）提供自己温暖的肩膀和同情的耳朵。他对莎比解释：“友谊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聆听。”他只向伊丽莎白·莱蒙倾吐自己周期性的忧郁。麦克斯通常是在纽约的某个俱乐部给她写信，每封都是手写的，他总想写得尽善尽美。他写给路易丝的信自信满满，带有激励劝告色彩，给伊丽莎白的信则渴望取悦她：他告诉她，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里有位做装帧设计的女同事对他说：“喝醉对你有好处。”他也不介意让伊丽莎白知道他的弱点。他会为信纸上最微小的瑕疵而道歉，接着写出一封神采飞扬、妙语如珠或简单伤感的信。他完全向她敞开心扉：

在新迦南有一封给你写了一半就放下的信。我从头读到尾，发现即便是书信这样一种最能包容写信者只谈论自我的书写形式，我在信中的自我暴露还是过头了；正因为此，写信未能受到人类的普遍欢迎，既令人奇怪，也可以接受。

伊丽莎白乐于见到他的每一封来信，而且总是那么理解他，从不提问题。“别好奇，”他曾在信中对她说，“不过你也不是那种好奇的人。”

多年以后，莱蒙小姐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任何人一样好奇。我渴望知道他的事。可我从不问。我知道如果问了，他就不会再给我写信。”

就这样，麦克斯相信伊丽莎白·莱蒙就是那个他可以对之倾诉内心不安的人。“你可以给我写个三言两语，说说你过得好不好吗？”1926年10月，他给她写信说，“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做好失去所有朋友的准备，让千夫所指。可现在风向稍转，情况对我有利，使我有胆量问你。”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他的女神是否在她的天国里。

麦克斯·珀金斯默默忍受着他的作者们经常感受的各种孤独，便大剂量地吞服他的新英格兰祖先早就开过的药方——工作。结果自然令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大大得益。到1926年，他为斯克里伯纳所争取到的作者的确不凡。菲茨杰拉德不久前向小说家托马斯·博伊德描述珀金斯“是一个奇迹。自从那个老人步入上一代人之列，他就成为出版社的智囊”。其他人大都这样认为。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非常重视珀金斯对书的判断意见，但也不总是接受。1925年，麦克斯读了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写的《没人认识的人》（The Man Nobody Knows）书稿。该书对《新约全书》做了广告式的阐述。罗杰·伯林盖姆还记得珀金斯当时就嗅出此书具有畅销潜质，拿着书稿去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麦克斯说：“这书把耶稣描写成超级推销员，一个积极分子，一个商业天才。当然可能大卖。”但斯克里伯纳具有多年出版严肃宗教图书的历史，他完全被这本书惊呆了，断然要求退稿。鲍勃斯-梅瑞尔出版社要了它，1926年第二个图书销售旺季一开始，它就成为火爆的畅销书。看到《没人认识的人》月复一月地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出版社的那位大家长叫来珀金斯，问：“这本书怎么样？我们为什么没有搞到手？”

“啊，我们讨论过，斯克里伯纳先生，”珀金斯答道，“我一年前就跟您详细介绍过它。是我们决定放弃的。”

“你跟我讨论过？你是说稿子到过我们这儿？”

珀金斯惊愕于查尔斯·斯克里伯纳的记性衰退到如此地步：“那当然啦，斯克里伯纳先生。您不记得我说它把耶稣描绘成一个推销员？我还说过它可能畅销。”

这位出版社的头头久久凝视着珀金斯，脸上毫无表情。眼中闪过一丝微光，斯克里伯纳身体前倾，摇着一根手指说：“可是珀金斯先生，你没告诉我它会卖四十万本。”

7 有个性的人

《太阳照常升起》成功出版几个月后，欧内斯特·海明威无法安心写作。为了提防从一次婚姻迅速滑入另一次婚姻，他避开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妻子哈德莉和波琳·菲弗——到奥地利滑雪去了。感情的大风大浪令他疲惫不堪。

1927年2月，珀金斯写信给在格施塔德（Gstaad）的海明威，试图让他再拿起笔写作。麦克斯希望海明威能选出一本短篇小说集，说：“你的书我们一定重推。”

珀金斯的约稿转移了海明威对婚姻问题的注意力。几天后，他告诉麦克斯，他的头脑“又活络了”。他在写一些“相当不错”的短篇小说，正挑选小说集的篇目，书名打算叫《没有女人的男人们》（Men Without Women）。珀金斯的面前很快就出现了需要他编排的十四个短篇小说，他对这本书倾注的认真劲儿是空前的。通常编短篇小说集，他把最好的几篇放在前面、当中和末尾，其他质量不一的篇目穿插其中。他决定这本《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开篇放海明威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没有被斗败的人》（“The Undefeated”），以较短的《我躺下》（“Now I Lay Me”）收尾。

虽然1927年开了好头，但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海明威的心思都不在工作上。4月与波琳结婚前后，他有好几个月在各地旅行。9月，他告诉珀金斯已经动笔写下一部长篇小说，具体情况暂且不说，因为他认为书说得越多，他的进度就越慢。

一回到巴黎，海明威就给自己限定每天写作六小时，开始工作，不到一个月，已经写了三万个单词。接着他又宣布，经过四年海外生涯，他将搬回美国生活。他终于意识到这几年他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所以很感激珀金斯让他至少在事业上稳步发展。他的“生活，心思，所有的一切，有一度全都糟糕透顶”，但他渐渐恢复了。他向珀金斯透底，他多渴望写一部好小说，只为了他俩，写多长都行。他在考虑定居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Key West），在那里会对这个问题做一慎重决定。如果他已经写了一段时间的那部小说（这部“现代版汤姆·琼斯”已经写了二十二章）写不下去，他就把它先搁一搁，转而去写两周前才动笔的另一个小说。这个小说的来历，还得追溯到海明威的两个短篇小说，一个是以欧内斯特战时在米兰爱上的一个护士为原型的《小小说》（“A Very Short Story”），另一个《在异乡》（“In Another Country”）写一个少校，他的妻子就在那位护士的医院死于肺炎。海明威抽取了这两个故事中主要的戏剧元素，着手写一个“关于爱情与战争、为生活奋斗的老故事”，他在《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曾向珀金斯提起过它。到了佛罗里达，他决定接着写下去。

麦克斯一边迫切期待早日看到海明威的完稿，一边考虑在他们社杂志上连载的可能性。杂志付的稿费估计能刺激海明威把小说写完。此外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罗杰·伯林盖姆回忆说：“社里一些不安分的年轻人似乎觉得《斯克里伯纳杂志》太老气横秋。”珀金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想提高这份杂志的文学质量。海明威从其他商业性更强的杂志上可以赚到多得多的连载稿费，但麦克斯说，《斯克里伯纳杂志》渴望刊登他的一部重要作品，愿意付10000美元，约翰·高尔斯华绥、伊迪丝·沃顿的作品在上面连载也不过如此待遇。海明威答复说，这么一大笔钱正是他想要的，可他担心这个杂志过去两年来的风格变化还不够大，不应该拿这个小说冒险。他向麦克斯解释了他作品的命运，先是因为“这里那里太过头”而被退稿，然后等到出版后，人人都赞美，人人都说他们早该出版它了。不过他还是同意让《斯克里伯纳杂志》先分一杯羹。

1928年仲夏，波琳产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帕特里克。欧内斯特为第二个儿子的诞生高兴，但对麦克斯说，他本来希望是个女儿，这样就能和他的编辑一样，也拥有女儿。母子二人都身体健康得足以外出旅行时，便前往波琳位于阿肯色州皮格特的娘家，而欧内斯特则去怀俄明州钓鲑鱼，完成小说的结尾。读完初稿，他足足喝了一加仑葡萄酒庆祝自己完工，导致工作耽误了两天。酒醒以后，他报告说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

虽然远在西部，海明威还是从斯克里伯纳另一位编辑那里得知，长期的熬夜工作令珀金斯的身体每况愈下。海明威知道他的编辑工作负担如此之重，有他的一部分责任。对于他而言，珀金斯代表着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和他整个出版前景，于是他写信督促他的编辑保重自己，“就算不为别的，也得为了上帝”。海明威计划那年秋天回基韦斯特。他请麦克斯加入他正召集的钓鱼团，其中包括约翰·多斯·帕索斯、画家亨利·斯垂特（Henry Strator），另一位艺术家沃尔多·皮尔斯（Waldo Peirce）还是麦克斯在哈佛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我愿意拿任何东西来换钓鱼，”珀金斯回复，“但我从没钓过鱼，而且估计现在也钓不了，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孩子等等其他事情。希望到六十岁的时候，我可以上路。但现在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

海明威的长篇小说终于接近尾声，珀金斯察觉到有一种刺激性因素不知不觉渗入了欧内斯特的写作习惯中。每当写作特别畅快顺利时，他就骄傲自大起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已经成为海明威往后要竞争的对手。最初，他敬佩菲茨杰拉德的才华，喜欢和他在一起；然后他目睹司各特时常陷入捉襟见肘的财务困境，眼见他说要写某本书，说了很久却总难产。海明威的性格中有欺负别人弱点的一面。终其一生，在他给麦克斯的信里暴露出他与菲茨杰拉德一争高下的心理日益强烈。而且他总是拿自己的勤奋简朴跟菲茨杰拉德的挥霍无度作对比。

令海明威不耐烦的不仅是司各特永远都缺钱，还有他在写作上苟且妥协的做法。海明威尤其对菲茨杰拉德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耿耿于怀，它们风格十分怪异。司各特曾在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Closerie des Lilas）告诉欧内斯特，他怎样先写出自我感觉很好的故事，然后为了发表而修改，他知道怎么把小说改成杂志喜欢的那种样子。这种花招令海明威震惊。他称这种做法无异于卖身。司各特表示赞同，但解释说他“只能如此，因为只有从杂志上赚够钱，才能够写体面的小说”。海明威认为任何人写作都不应该随随便便，“要么努力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要么就是伤害自己的才华”。不仅如此，菲茨杰拉德的狂欢作乐也不再让他感到有趣。在海明威离开留在巴黎的司各特之后，他最初对司各特浪费才华的担忧也渐渐发酵变成不耐烦。他从未否认在那些日子，司各特清醒的时候，是他最忠诚的朋友，但他又说，他担心司各特对写作的某些观点也许会对他有坏影响，泯灭他纯朴的理想。

1928年初，欧内斯特对麦克斯说他是多么为菲茨杰拉德感到惋惜。为了他自己好，司各特应该在一年前，最好是两年前，就写完至少一部长篇小说。现在他应该做的，就是写完它，不然就扔掉，写新的小说。他估计菲茨杰拉德在这本书上拖延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自己都不相信能完成它，但又害怕放弃。所以菲茨杰拉德写短篇小说——“排泄物”，这是海明威的说法——并且寻找任何借口，万不得已不去“啃硬骨头，完成那个长篇”。海明威说任何作家都必须放下一些小说才能写别的小说，即使这意味着他不再一味遵循那些评论家忽悠人的意见。他说，每个读他们评论的作家都叫他们给毁了。

对海明威的这套说法，珀金斯在一定程度上也这么认为，但也因此更同情菲茨杰拉德的处境。他相信菲茨杰拉德为了完成这部小说，维持他和泽尔达奢侈的生活标准，押上了自己所有的写作资源。那年早些时候，麦克斯在给海明威的信里还承认说：“的确，泽尔达虽然对他很好，但她的奢侈实在惊人。”现在他则强调：“泽尔达这么聪明能干，应该也是很坚强的吧？所以我对她面对现状时的表现，花钱不节制感到吃惊。他们的麻烦——也许最终会把司各特害死——主要源于放纵奢侈。他的朋友们如果像他们夫妇俩这么乱花钱，任谁都早已破产了。”

海明威在巴黎第一次见到泽尔达就不喜欢她。当时他注视着她“老鹰般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放纵的灵魂。他料想司各特的麻烦十之八九都是她的错，并说他的这个朋友干的每一件“蠢到家的事情”几乎都是“受了泽尔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欧内斯特常常想，假如司各特没有娶这样一个让他几乎“浪费”一切的女人，是否已经或者可能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作家。

就珀金斯看来，司各特的事业还有其他障碍。其中之一，他猜是菲茨杰拉德要在这部小说中尝试不可能的写法——他试图将一个弑母故事所固有的严肃性与他那些上流社会故事的浮华融合在一起——也许他已意识到这样不具可行性，但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麦克斯写信对欧内斯特说：“假如我能得到任何回应，暗示这种看法是对的，那我早就劝他放弃它，写新的小说了。”但司各特仍然拖着。他最初打算以第三人称视角写这部小说，如今改成了第一人称。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卡拉威不同，这部被定名为《莫拉基事件》（The Melarkey Case）的小说的叙述者，身份始终不明不白，使用第一人称似乎也不顶用，不久，司各特就彻底放弃了。

在司各特平日欢颜的背后，还有一个他竭力掩饰的问题——对衰老的恐惧。在爱丽丝·B.托克拉斯近四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她还记得1926年9月司各特一次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时对她说：“你知道，今天我三十岁了，真不幸啊。我会成什么样，我该怎么办？”

换一下环境似乎不失为可行的权宜之计。数周后，泽尔达信告麦克斯：“我们想回去快想疯了，渴望让别人看到这三年来我们在文化中心变化有多么大——尽管间歇也有愤怒，也被美丽闲适的里维埃拉所征服。住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我难以形容的好。总之，我们的言谈举止改进了，现在我们要带着那些贴有法文标签的药瓶回去。”

菲茨杰拉德从欧洲回到家乡过冬，见到了麦克斯，然后去好莱坞的第一国民电影公司工作三个星期。这是他未来数次去加利福尼亚的开端。对于司各特来说，电影业是彩虹另一端的迷人世界，他去那里永远都是为了寻得一桶金子。麦克斯信中对司各特说：“希望你只去三个星期。麻烦的是你对那帮搞电影的太有价值了，我担心他们开出多得难以拒绝的钱笼络你。不过我知道你已经拒绝了许多。看来你总是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珀金斯但愿情况如此。多少是为了分散司各特对摆在他面前亮晃晃的高薪的注意力，他在信里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因为得回答别人关于你的两个问题——你在哪儿，你的下一部小说的名字是什么。”过去几个月里，珀金斯考虑过《世界博览会》为书名；根据司各特所介绍的情况，他认为这个书名再贴切不过了。麦克斯说他想对外宣布了，这样就可以先确定“一种专用权。我认为这也有助于激发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好奇和兴趣”。

珀金斯最希望司各特做的就是回到美国定居。他想到几乎像杜邦家族封建领地似的特拉华州，菲茨杰拉德应该会喜欢，便去那里找房子。1927年4月初，菲茨杰拉德夫妇搬进了埃勒斯利别墅，这是珀金斯推荐的威明顿郊外一幢希腊复古式豪宅。令他们满意的是房租不贵，其宏伟的风格也正投他们所好——也许太宏伟了。埃德蒙·威尔逊相信这房子煽起了司各特对浮华生活的渴望。多年后，在收入文集《灯之岸》（The Shores of Light）的一篇文章里，他认为正是司各特“难以抑制如百万富翁般生活的心态”以及对那部小说的“心理障碍”导致“他不同寻常地中断严肃的写作，转而给那些商业性杂志写故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菲茨杰拉德几乎就要放弃这本书了。在特拉华州的马球球友聚会上，或独自在埃勒斯利时，他纵情作乐，三番四次因为被控扰民而遭拘留。

对于司各特奢侈的生活方式——四处旅行、华美的家居、精致的着装、与欧美堕落的富人为伍寻欢作乐——麦克斯心态矛盾。麦克斯的一部分——来自埃瓦茨家族的血统——与这种生活没有交集，但他的另一部分——珀金斯家族的血统——则以强烈的共鸣对这种感官刺激感同身受。新英格兰人麦克斯不允许自己堕入司各特热衷的声色犬马，但他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多少说明他是以一个感兴趣但不涉足的旁观者立场赞许这种自由生活的，远远说不上反感。麦克斯喜欢拿一些小礼物给司各特惊喜，譬如司各特把他最钟爱的手杖弄丢了，麦克斯就送一根新的，或者为司各特特制《了不起的盖茨比》限量皮面精装版，这就像一个颇为古板但纵容的叔叔与一个得宠、爱赶时髦又令人难以拒绝的侄子之间的关系。

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珀金斯填补了另一种角色。他很小就对父母丧失了尊敬，因为他们一生没有什么成就，所继承的遗产也大为缩水。后来在一篇自传性短文《作家的房子》（“Author’s House”）中，菲茨杰拉德回忆第一次产生的那种孩子气的自怜：“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像别人那样死，我不是我父母的儿子，而是一个王子，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王的儿子。”不久前他还写信对麦克斯说：“我父亲低能，母亲有精神病，半疯半癫的，动不动就神经质地紧张。他俩没有，也不可能有凯尔文·柯立芝那样的头脑。”珀金斯准备好了扮演父亲的角色，并一直督促菲茨杰拉德回到小说创作，那部小说的情节发展得越来越累赘繁琐。1927年6月，司各特拿出了一个与他之前的作品迥然不同的书名：《弑母的男孩》（The Boy Who Killed His Mother），而后沉默数月，远离人群，努力为这部小说理出头绪。

* * *

1927年春天，路易丝·珀金斯七十一岁的父亲在伦敦病倒了。他退休后四处旅行，研究鸟类。麦克斯和路易丝怕有不测，于6月搭乘“奥林匹克”号客轮去英格兰。在她照料父亲的时候，他可以去看看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伦敦分社的情况。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美国国土。他发觉轮船就是一座豪华监狱。除了没完没了地吃饭，无事可做。他在给伊丽莎白·莱蒙的信中说：“大海竟没有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因为你可以清楚地从各个方向看到它的边际，距离同样遥远。大海就像一个大圆盘。”才过几天，船开始晃了，麦克斯这才平生头一次感受到了大海的威力。聆听着打开的舷窗外海浪飞溅的声音，他写信对女儿莎比说：“要是还有下辈子，我会投身大海。”

珀金斯一直想象伦敦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地方，充满了呆板、冷漠的人”，结果出乎他意外，他错了。（“看，书籍给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在信里对伊丽莎白说。）

麦克斯不办公事的大部分时间，是和路易丝一起陪她病后康复中的父亲。珀金斯夫妇这次欧洲之行仅限于伦敦，除了去约翰·高尔斯华绥位于苏塞克斯的别墅拜访，之后在该地住了一天一夜。在高尔斯华绥府上的大部分时间，麦克斯都是在和他谈论书。珀金斯希望获得高尔斯华绥的支持，以扩大菲茨杰拉德在英国读者中的知名度，但高尔斯华绥对此几乎无动于衷。事实上，麦克斯发现他对当代文学根本就不以为然。麦克斯后来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高尔斯华绥提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大进步”，但真正能博得他喜欢的书，看来是那些“遵循老套的条条框框写的东西……不足以表达当下的思想、情感”。高尔斯华绥告诉珀金斯：“这些刚出道就写作的作家毫无例外会让人失望。作家在开始写作之前干点别的什么对他很有好处，这样他就有一个固定的立场看待这个世界了。”

没有比高尔斯华绥夫人更无礼的人了。她一边手提茶壶为路易丝倒她沏的茶，一边说：“当然，我知道您更喜欢喝袋泡茶。”在点燃壁炉里的木柴时，她轻蔑地盯着路易丝说：“你们肯定习惯使用仿真木材壁炉芯。”路易丝没有理睬这些无礼之辞，因为她对麦克斯的行为更失望。那天下午有一刻，高尔斯华绥夫人因为赞赏他彬彬有礼的风度，脱口而出：“珀金斯先生，您也许是英国人。”

“哦，我不是。”他面无表情地简单答道，令这场对话陷入死寂。

多年后，路易丝告诉麦克斯的外甥奈德·托马斯（Ned Thomas）：“我们当时在那儿，麦克斯就是他们埃瓦茨家固执的死样子。他把整个午餐都毁了。”不过高尔斯华绥事后对朋友说，珀金斯是他认识的最有趣的美国人。

一天下午，麦克斯和路易丝逛到英国下议院，正赶上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那里演说。议员们嗡嗡地谈论着财政问题，麦克斯却发现丘吉尔“才华横溢”。他在给女儿们的家信中说：“温斯顿·丘吉尔做了一个演讲——有朝一日我希望能说服他写一本大英帝国史——只要他说到两个党派中任何一个党派的议员喜欢听的话，他们就说：‘听呐！听呐！’”

麦克斯将这次旅行的详情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伊丽莎白·莱蒙。在描述名胜时他插入了一句温柔的话：“在伦敦能经常见到长得像你的姑娘，要比在美国见到的多。不知怎么的，她们的长发总是让我想起你，虽然她们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可爱。”

虽然这一个半星期的伦敦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在城市中生活得这么安逸。”他在信里对伊丽莎白说——但麦克斯并没有尽情享乐。路易丝本来可以愉快地在这里待整个夏天，但是等桑德斯先生康复之后不久，他们就去南安普敦坐船回国了。

夫妇俩一回到美国，路易丝就和孩子们去了温莎。除了偶尔去几次温莎，麦克斯整个夏天就待在他岳父位于纽约东49街的宅邸，替桑德斯先生照看他的鹦鹉和猴子。从那去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步行即可。

这一年里，麦克斯给伊丽莎白写了好几封信，还常常给她寄书。他告诉伊丽莎白，她的占星术研究给他在家里带来了麻烦，因为路易丝咨询了一位伊丽莎白推荐的占星师，后者给麦克斯画了一张星相图，看出他正陷入“绝望的境地，很明显是爱造成的”。

“啊，我知道他不会，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和他在一起。”路易丝说。

“但是，”占星师继续说，“你不知道他下午在干什么。”这位算命的认定麦克斯在“痛苦中”挣扎，而路易丝对丈夫根本不了解。

“对这一切你怎么看？”麦克斯问伊丽莎白。她轻巧地回复，麦克斯显然在那年春天陷入了一场婚外恋。麦克斯回信说：“你一定知道——即使我知道你对我的评价不高——可至少我是不会做那种事的。那位女士说的全都不是真的。”伊丽莎白说，尽管有星相图，她还是相信他的。

接下来的冬天，麦克斯给她写了三封长信，但都被他揉作一团，没有寄出去。他试图解释：“我不知道究竟怎么了，我觉得你的兴趣都转移到别的星球上去了。”的确，每当在工作信件中看到伊丽莎白的来信，他都难以相信。那年9月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后，他对她写道：“我把其他信都推在一边，就读它”，虽然“我以为你在喧嚣的生活中，或是宁静的乡村生活中，早就把我们给忘了”。

这一年，与珀金斯通信最频繁的是他过去的英文教授查尔斯·T.科普兰。自1920年起，麦克斯和另外好几位出版人都在约他写回忆录，但散漫和骄傲使得他没能“回忆”。他认为讲述人生经历无异于承认自己退休玩完。科佩还要教好几年书，现在还不打算回顾过去。但是，他最终编了一本他称为“活的”书。那是他最喜欢的作品选集，厚达一千七百页，收入了他二十年教学生涯中给学生们选读的文章，名为《科普兰读本》（The Copeland Reader）。

“就这样，出版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段作者与出版者的交往关系开始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主编和《哈佛的科佩》（Copey of Harvard）一书作者J.唐纳德·亚当斯（J.Donald Adams）写道，“珀金斯渴望为这位他非常敬重的人出书，准备接受他提出的任何合理要求。”但他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科普兰会在这本书的编辑合作过程中斤斤计较得寸进尺。关于《科普兰读本》（以及一本与之配套的科佩选编外国作品集，名为《科普兰翻译读本》）的文件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橱柜里占据空间之大是创纪录的。亚当斯解释道：

“他不停地写信来讨论文本的问题，作品选择的问题，宣传推广的问题；何时加印，字号开本大小，这些问题也是问了一遍又一遍，锲而不舍……无论他的信里有多少牢骚不满，还常常要求‘立即回信’，这些信都得以迅速而周到的回复。”

他给珀金斯寄了一张明信片，提醒他目录“版式必须疏朗一些”。珀金斯对科普兰的要求几乎全盘接受，比盲从更甚；他对科佩的纵容超过任何作者——更别提文集编者了。按照珀金斯的指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为他搜集了所有他编书要用的文本，还一反常规，支付了征得所有相关作品权利人授权的费用，并承担了联系一些授权必要的联系、谈判工作。

“但他们的合作中最不同寻常的一点，是科普兰对版税预付金的态度。”亚当斯指出。科佩坚持把它们视为贷款，严格地说，也的确算是。亚当斯继续写道，结果，“科普兰还要求在合约中规定对他征收预付金利息，他才接受预付金，这样的作者在出版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另一方面，科佩跟珀金斯的任何一个作者一样。要过几年《科普兰读本》才会卖出几万册，但它刚面世的时候，科佩就抱怨广告宣传还不够。珀金斯表示同意之后，科佩逼得就更紧了。最后，麦克斯认为广告宣传就好比一个人推一辆静止不动的汽车：“如果他能把它推动，那么推得越多，车动得就越快越轻巧；但如果推不动，那么就算他推死，它还是不动。”

麦克斯比过去更忙碌了，但是他知道他和路易丝不能总是谢绝菲茨杰拉德屡屡盛情邀请他们去特拉华州别墅共度周末的美意。他告诉伊丽莎白，他害怕去的原因是“那里充斥着广告、鸡尾酒、浓妆艳抹的姑娘、香烟味、闲谈”——这一切都是他痛恨的，但据说一个老道的纽约编辑都得熟悉这一套。珀金斯夫妇还是于1927年10月拜访了司各特和泽尔达。

麦克斯告诉海明威，埃勒斯利别墅是“一幢坚固、高大的黄色建筑，是我去过的房子中最独特的”。它很古老（就美国而言），绿树环绕，肆意生长。别墅前后都有廊柱，二楼的房间都有阳台，还有一片草坪一直铺展到特拉华河边。星期天，麦克斯最早起床，独自吃了早餐。秋日的微风撩拨着窗帘，阳光照射进来。他告诉莱蒙：“仿佛想起很久以前快乐的事，全都属于宁静的过去，令我觉得安详而快乐。”

但是，房子的主人与这宁静、古老的传统并不和谐。菲茨杰拉德正深受神经紧张的折磨。他酒喝得很凶，说话紧张；手会颤抖。麦克斯担心司各特随时都可能崩溃，建议他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少喝酒，坚持高强度锻炼一个月，抽一种去尼古丁的萨诺斯牌香烟。令他欣慰的是，泽尔达很健康，精神状态也很好。麦克斯在信里告诉伊丽莎白：“她是有个性的姑娘，一心想要过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

当月晚些时候，菲茨杰拉德到纽约来看麦克斯。他说小说还差五千个单词便完成了。但麦克斯觉得他神经的弦绷得太紧，无法把剩下的内容写出来。司各特在斯克里伯纳大厦五楼那间陈列着许多书的会客室工作了一个小时，突然感到一阵心烦意乱。他得出去散散步，还要麦克斯陪他喝一杯。麦克斯不知道这样对司各特会造成什么后果，警惕地答应了，说：“好吧，如果只是喝一杯，我就去。”菲茨杰拉德迸出一句：“你这样说好像我是林·拉德纳。”两人走出大楼，有一刻麦克斯觉得菲茨杰拉德似乎已经头脑冷静一些了。“我们一边喝一边聊了很多，”第二天，麦克斯写信对拉德纳说，“不知怎么的，我相信，假如他把这个小说写完……然后彻底休息一下，坚持定期锻炼，他会完全好起来的。”

过去一两年以来，菲茨杰拉德的收入因为卖出附属版权而增加了不少。《了不起的盖茨比》话剧版在纽约票房很好，电影版权也卖给了好莱坞。他又开始为《星期六晚邮报》写3500美元一篇的短篇小说了。这一年所剩各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又把长篇小说放在一边，埋头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稿，而珀金斯仍然在给他寄这本小说未来版税的预付金。1928年开年头一天，菲茨杰拉德想到自己的处境，写信给麦克斯：“请再耐心一小会儿吧，我请求您。永远感激您给我汇款。”他对自己欠了那么多钱很内疚，但又请麦克斯放心，他会一下子还清，这是“一笔安全的投资，而非冒险”，因为他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戒酒了，抽烟也只抽萨诺斯牌。

麦克斯回信说：“我们都应该为你决心戒酒而骄傲，这对一个不用上班，自由支配时间的人来说难度大得多——对任何人都不容易。”麦克斯对菲茨杰拉德的写作事业真正担忧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市场上销售失败至今，三年过去了，记得它的读者已经不多，期待他新书的读者就更少了。于是他跟他的作者，诗人和小说家康拉德·艾肯谈起菲茨杰拉德，结果倒是深受鼓舞。艾肯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评价仍然和它刚出版时一样高。而且艾肯说，这本书已经在评论界占据一定地位，因为“现在人人都知道它，知道‘盖茨比’代表什么”。

另一件令麦克斯高兴的事情是他出版了一位很有潜力的新作者，加拿大人莫里·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卡拉汉早年在《多伦多星报》与海明威共事；后来他去了巴黎，又与菲茨杰拉德等其他美国旅法作家交往。麦克斯读了好几篇卡拉汉发表在欧洲小杂志上的文章，起初只是觉得他是个“冷峻的”现实主义作家。后来见到他本人，麦克斯又认为他“非常聪明、敏锐”。卡拉汉到纽约来写一部长篇小说《奇怪的逃亡者》（Strange Futitive），小说讲述一个木场工头厌倦了婚姻生活，受人鼓动去做贩卖私酒生意。珀金斯看了未完稿，相信它将受欢迎。几个月后，小说完成，当年就由斯克里伯纳出版了。但是，菲茨杰拉德的书还在磨蹭。

2月，司各特从特拉华州发来电报：“小说未写完，上帝保佑我早点写完。”

纵然是在宽敞的埃勒斯利，菲茨杰拉德夫妇现在还是觉得憋得慌。事实上，司各特也承认，他力图追求的象征庄园生活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试图从外部弥补内心的底气不足。只要被别人喜欢，只要能让人肯定我不仅有点小天才，还是一个大人物，我都要。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是一派胡言”。于是，他们又要去欧洲了。整个春天，司各特写给珀金斯的信都是向他要钱。到了6月，他来信说他们一家已经在巴黎安顿下来，就住在卢森堡公园对面的沃日拉尔路上。他现在“滴酒不沾，专心写长篇小说，整部小说，不写别的”。他说：“8月我将带着书稿，或者未完稿回来。”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版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7月，詹姆斯·乔伊斯到菲茨杰拉德家来吃晚餐，乔伊斯的话又令他深受鼓舞。司各特问他的下一部作品——已经写了六年的《芬尼根守灵夜》——是不是快要出了。“是的，”乔伊斯答道，“我希望最多再用三四年就写完这部小说。”于是，菲茨杰拉德告诉珀金斯：“他每天写十一个小时，而我断断续续才八小时。”

菲茨杰拉德直到10月份才回国。珀金斯在轮船踏板上见到他时，发现他醉得东倒西歪的，他在船上点了两百多美元的酒。但是，司各特仍然紧紧抓着手提箱，里面装了“完整的……但未定稿的”小说稿。他说全部内容都写在纸上了，只是有些部分还需修改。

菲茨杰拉德回到了埃勒斯利，准备在下一个月交稿。书虽然未定稿，司各特写信对他的编辑说：“但我独自跟它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他打算分批交稿，那样他在这边改定稿，麦克斯在那边可以每个月读两章定稿。“又给你寄稿子的感觉真好啊。”11月，司各特给珀金斯写信说，他给珀金斯寄出了第一包书稿。这只是该书的四分之一内容——共一万八千个单词——司各特上一次给他寄稿子还是三年前的事。现在，菲茨杰拉德还得赶一篇短篇小说，这样才能有钱安心把计划12月初寄给珀金斯的第三、第四章改完。他请珀金斯等到看过完整的书稿再提出批评意见，因为“我想有一种每一部分都已定稿的感觉，不要再为它忧心忡忡了，即使我也许会在最后一刻又对全书大改。我只想知道，从总体上，你是否会喜欢它……上帝呀，看到这些章节躺在信封里真好！”

珀金斯给司各特回信说：“你有这样的安排，我非常高兴。现在可别改主意啦。”一周后，麦克斯就刚收到的书稿评论道：“我刚读完前两章。第一章我们完全赞同。写得极好。第二章里面有些片断是你迄今写得最好的——有些迷人的场景，给人以简洁而美丽的印象……我真希望有可能在春天就出版它啊，因为它前途无量，我等完稿等得都不耐烦了。”

珀金斯还在等菲茨杰拉德寄来第二批书稿的时候，他的畅销作者威拉德·亨廷顿·莱特（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也就是成千上万读者熟知的S.S.范达因（S.S.Van Dine）——寄来了他的推理小说新作。莱特曾经是收入勉强糊口的艺术评论家和报刊编辑，他把自己的优雅风度和细腻情感移植到他创造的小说人物，私家侦探菲洛·万斯（Philo Vance）身上。最初几个月，他始终找不到一家愿意出版他推理小说的出版社；后来珀金斯读了他的好几个小说情节梗概，为这些复杂的情节所吸引，便签下了他。首先出版的是《班森谋杀案》（The Benson Murder Case），接着是《金丝雀谋杀案》（The “Canary”Murder Case）。现在，在1928年新年假期中，麦克斯通宵看新稿《格林谋杀案》（The Greene Murder Case）看到凌晨三点半，觉得它写得非常好。短短几年中，S.S.范达因已经成为爱伦·坡之后最畅销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成功部分得归功于珀金斯在主人公菲洛·万斯的性格塑造上提供的细致帮助。对待推理小说作者，珀金斯所投入的思考和严格的要求，与他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以及其他文学性显然更强的作者并无二致。

* * *

从事编辑工作十五年中，麦克斯·珀金斯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逐渐被公认为最宝贵的人，他的待遇也相应得到了提高。在过去十年中，他的年薪翻了一倍——达到一万美元——还获得了为数不少的出版社私有股份。然而对麦克斯来说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斯克里伯纳兄弟让他在工作中逐渐摆脱他那年迈、保守的上司威廉·克拉里·布劳内尔的控制。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工作了四十年后，布劳内尔最近退休了。不过，七十七岁的他仍然几乎每天都要到办公室报到，他的工作效率已大不如前，而珀金斯正当巅峰期。现在，麦克斯与他的同辈同事挑起了编辑大梁，最活跃的新编辑中有一位华莱士·梅尔（Wallace Mayer），他在二十年代初曾在社内担任广告宣传经理，后来辞职出去“开开眼界”，再决定安稳下来找终身的职业。1928年，麦克斯把他哄了回来。

那年夏天，珀金斯正在温莎度假，布劳内尔去世了。麦克斯写信对斯克里伯纳先生说：“我读到布劳内尔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他是一个好人。”年龄的差距造成了他们对文学不同的欣赏口味，但珀金斯发现这位前辈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思想无损于他作为一位文学顾问的能力。珀金斯说：“如果一个年轻人在他[布劳内尔]身边工作几年，还不能成为合格编辑的话，那他就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布劳内尔所严格信守的一条原则是通过一次与作家的面谈，就跟读他的书稿一样可以掂量出他的水准，因为“流水是不会高于其源头的”。另一条珀金斯信服的布劳内尔格言是，出任何书，最糟糕的出版理由是它像其他书，无论作者多么无意，“一本模仿别人的书永远低人一等”。有时候，一本二流的书稿因为具有某些不寻常的特色而令编辑部下不了决心退稿。布劳内尔就会说：“我们不可能什么书都出。让别人去体验它的失败吧。”就这样结束了争论。

布劳内尔总是为被他退稿的作者考虑得很周到。每当一本有潜力的书被退稿，总是由布劳内尔来写一封深表同情的退稿信。珀金斯很敬佩这种富有人情味的退稿方式，视之为一门艺术。有一封退稿信写得太感人了，以至于作者又把书稿寄回来，并在信的边上写道：“那您为何不出版它呢？”

总之，珀金斯相信，布劳内尔为他作为总编辑的工作带来了尊严。一听到他的死讯，麦克斯主动提前结束假期，通知出版社他将在当周回去工作。他写信告诉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言不由衷地解释他不需要剩下来的假期：“反正剩下来那段时间，我也无事可干；虽然我觉得惠洛克和梅尔完全能够胜任任何工作，我们现在拥有一支任何出版社都渴求的、强大的编辑队伍。相信我们的书目会体现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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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珀金斯四十三岁了，已是成熟的职业编辑。风格已经定型。麦克斯在他婚后初期曾告诉路易丝，他希望成为“一个坐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人，指导将军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无人察觉到这一点”。麦克斯以各种方式指导着他的“将军们”。有时，他很大胆。他常常对请他给作品提意见的作者说：“你写作的时候必须把自己抛开。”但有时，他也刻意少说甚至一言不发。当某个作者来找麦克斯，喋喋不休地讲述作品或者生活中的种种悲哀故事，麦克斯常常只是静静地聆听。有位斯克里伯纳的同事还记得，在一次午饭饭局上，有位作家当桌就说起他的种种问题。他在那里说，麦克斯则慢慢吃着，一言不发。这顿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作家站起身，双手握着编辑的一只手，结结巴巴地说：“感谢珀金斯先生给我这么多帮助。”然后飞快地夺门而去。

罗杰·伯林盖尔也记得有一次，一位作家站在麦克斯的办公室里，倾吐自己的苦恼。珀金斯站在窗口，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同情中，凝视着楼下的第五大道。看了一会儿，他微微动了动身子，似乎准备说话，而作家也满含期待地等着编辑对他的困境发表看法。珀金斯没有转过身，说：“你知道，我不明白这些忙碌的人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偏偏行动快的人是那些溜旱冰、无所事事的男孩。我们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不穿旱冰鞋呢？”这位作家后来感谢珀金斯让他一时彻底忘了自己的苦恼。

人近中年，珀金斯对怪癖的嗜好大增。他颇感尴尬地继续相信颅相学——这是一种通过研究颅骨形状和隆起分析人性格的学说。他认为高鼻梁是有个性的标志，而小鼻子或塌鼻子的人不会特别有出息。珀金斯还认为，承认记性差是精神有病的表现。他常说：“永远别承认你想不起来，把水桶投到潜意识里去挖挖吧。”

他渐渐以自己有趣的方式变得大惊小怪起来。婴儿吸奶瓶会令他反胃。有一次，在宴请一位著名的美女之后，他批评她，因为“她的裸背上有白天穿衣服留下的痕迹”。他认为“真正的淑女”既不能喝啤酒，也不能吃辣酱油。他告诫女儿们：“在我们家，只说衬衣，不说内衣。”

他带书回家插进书架的时候，总是立刻把护封拆下来扔掉。每次看见书本打开，页面向下，他就会下意识地合上书。对别人舔手指翻书页的做法，他也看不下去。

他喜欢涂鸦，常常没完没了地随笔勾勒拿破仑肖像，毫无例外都是侧面。他还常以臆想日常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为乐。在他的概念里，蜂蜜必须装在透明的容器里，像牙膏一样挤出来才好。进而他建议一位广告界的朋友，他们应该以“液体阳光”为卖点给这种蜂蜜做营销。他还认为打字机的纸应该长长的，打孔以后像卫生纸一样卷起来。

然而，对于任何与机械有关的东西，珀金斯就一窍不通了。一位女儿说：“他连拧螺丝钉都不会。”一天，斯克里伯纳大厦五楼有好几个人因为闻到烟味而跑进麦克斯的办公室。他们发现麦克斯完全无视废纸篓里在冒火。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的外孙乔治·希弗林（George Schieffelin）说：“我敢肯定，麦克斯不知道是怎么着火的，更不知道怎么灭火。”

珀金斯的女儿们都一致认为，她们的父亲坐在汽车方向盘后，简直是潜在的危险。佩吉说：“他开车速度快得令人担心出车祸，除非他想到什么感兴趣的事情，才会放慢车速，慢得近乎爬行。别人超车会激怒他。他还总是拒绝把远光灯改成近光灯，说这很愚蠢。有一次，我们的车前方有一对男女在路边走路。他放慢车速，非常慢地跟在他们后面，试图向我们讲解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男人和女人走路姿势的区别。我们都求他快点开过去，因为这对可怜的男女显然被我们弄得不知所措。可他就是不听。他还兴致勃勃地沉浸在如何区分走路姿势的问题中呢。”

以发明家自诩的珀金斯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永远都及不上伟大诗人。他曾写信对路易丝说，前者“从外部满足人的快感，仅仅从这个角度让生活愉快舒适一点”。

发明家已经改进了我们的外部环境——假如那可以说改进的话。但诗人则改变了我们的心灵。当我们邂逅伟大诗人，我们的精神高度就永远得到升华，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深刻、更广阔地观察、聆听、感知事物。即使我们未能直接接触到他，我们仍然会被他所改变，因为他影响了别人，并通过别人将影响传给了我们；所以自古以来，一个民族会因为伟大诗人而改观，正如莎士比亚改变了英格兰。事实上，他也改变了整个世界，荷马和但丁的影响也是如此。

范·怀克·布鲁克斯在自传中写道：“我最早的朋友，也是我的终生挚友麦克斯·珀金斯过去常说，每个人都蕴藏着一部小说。这句话并非他首创——这实际上是老生常谈了——只不过他这样有个性的人把它化为己有了：我总觉得，如果他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是可以写出一流的长篇小说的。他具有风格独特的小说家的天赋，但是他没有发展自己的这一特长，而是将天赋贡献给了别人，去发展他们的写作事业。”

在这里，内战又爆发了——珀金斯家族对阵埃瓦茨家族，保皇党对阵圆颅党。布鲁克斯评论道：“一边是欣赏作者，另一边要帮助他们，这种双重心理可以解释为何麦克斯自己始终没有成为作家，而成了其他人倚靠的石头。”

8 一点真诚的帮助

1928年的秋天到了，一位活泼开朗的法国女士捧着一摞书稿来见珀金斯。她是文学评论家欧内斯特·博伊德的妻子玛德琳·博伊德（Madeleine Boyd），也是许多欧洲作家在美国市场的经纪人。在会谈中，她提起一部篇幅巨大、不同凡响的小说，作者是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大个子，名叫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接着她继续介绍别的书。当珀金斯把话题拉回到这部名叫《啊，失去的》（O Lost）的小说时，她面露犹豫之色。“玛德琳，你为何不把这本书稿带来？”珀金斯追问道。她要求珀金斯答应一字一句读完全书，才总算同意把书稿送来。他们约定当天下午五点取书稿。“但是，”博伊德太太笑着说，“你得派辆货车来装。”五点整，一辆货车准时来到她的公寓门口。她把巨大的包裹递给司机。司机问她里面装的是不是一本书。“耶稣基督！”听到她肯定的答复，司机惊呼。

二十年后，麦克斯·珀金斯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第一次听到托马斯·沃尔夫的名字，就有一种不祥之感。每一件好事总有麻烦相伴。”

珀金斯拿到《啊，失去的》的时候，他手头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这份成百页成百页的新书稿很容易淹没在每周都会堆积在他案头的几十份篇幅短的新书提案和书稿中。但这本书稿之外还有一封给出版社审稿人的短信，作者在其中解释了他这部作品的一些关键之处，写得颇为动人。以下是信的部分内容：

这本书的篇幅，我自己估计在二十五到三十八万个单词之间。一个无名作者写这么长的书，毫无疑问是一种轻率的尝试，也体现出他对出版业的运作很无知。这话没错。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但我认为，仅仅因为它篇幅长而认定它长得不能出版，是不公正的……这本书也许缺乏情节，但它不缺乏布局。它的布局精心、细致……在我看来，这本书并不冗长。它所要表达的必须用大段大段而非一句一句的文字来表现。总之，我相信它并不啰嗦、冗长、累赘。

我始终没有把这本书当做小说。对我而言，它是一本可能埋藏于每个人心中的书。它来自我的生命，代表了我二十岁时对人生的看法。

我写了这么多，并非为了取悦于您……而是恳请您，在您花了许多个小时细阅它之后，再多抽一点时间告诉我您的看法。如果它还不适合出版，是否能修改到足以出版……我需要一点真诚的帮助。如果您有足够的兴趣看完这本书，能否给我这样的帮助呢？

麦克斯拿起几页，立刻就被开篇吸引住了，开头讲述主人公的父亲W.O.甘特小时候，看着一队衣衫褴褛的南方邦联军队。接下来的一百页内容都是讲述W.O.甘特的生平，这些事远远发生在他的儿子，也就是整本书真正的主人公尤金·甘特出生之前。麦克斯后来回忆说：“所有这些都是沃尔夫听来的，与书的整体没有实际的联系，很难协调起来，写得也比第一章，乃至比书的其他部分都弱。”接着他又去忙别的工作了，将这本书稿交给华莱士·梅尔，心想：“这可能又是一本有潜力但没有结果的书。”

十天后，梅尔来找珀金斯，给他看这包巨大的书稿中另一个写得十分精彩的片断。这足以使麦克斯将注意力拉回到这本书。他开始重读。很快，他和梅尔交换各个章节，约翰·霍尔·惠洛克和编辑部其他同事也都抓了一部分书稿同时看。当麦克斯与玛德琳·博伊德谈妥出版协议条件时，他对这本书的价值已经丝毫没有怀疑。但是，他很清楚，要让这本书付印还有一些重要障碍。譬如，他知道斯克里伯纳社内会有许多人不喜欢风格如此强烈的一本书，因为它就像“一块硬得咬不烂的肉”。这本书也需要作大幅度的“结构调整”，还得删掉大量内容。麦克斯知道，在了解作者的脾气，了解请他改稿难度究竟有多大之前，还是先别保证会出版这本书为好。但他又决心要让它出版。他想起当年争取出版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时的战斗，一时为没有自己的出版社而感到遗憾。

10月末，博伊德太太查清了托马斯·沃尔夫的下落，给了珀金斯一个慕尼黑的地址，她说给沃尔夫的信件可以寄到那里。于是编辑写信对作者说：“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制订一个把这[书稿]改得我们足以出版的方案，但我确实知道，抛开这些操作层面的问题不谈，它可不是凡品，任何编辑但凡读了它，都不可能不兴奋，并会由衷喜爱它的许多段落和章节……不知道您最近会不会来纽约，那样我们便可见面商谈书稿的事了。”

这封信经德国转到正在奥地利的沃尔夫时，他知道有好几家出版社的编辑实际上已经退了这部自传性小说。其中几个说了它一些好话，但没有一人表示过哪怕一星半点出版此书的兴趣。“我无法向您表达我收到您的来信感觉有多好，”1928年11月17日，沃尔夫在维也纳给珀金斯回信说，“您的夸奖之词让我充满希望，对我而言堪比钻石。”他预计圣诞后就回美国，而且由于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过这本书，他相信回来时再看它会“有更新鲜、更挑剔的感觉”。他承认：“我无权指望别人代我做应该由我做的事情，我可以说别人的作品啰嗦冗长，但拿这来批评自己，我却做不到。”

“我需要的是一位年长的、更具批判性的人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建议，”沃尔夫继续写道，他吃不准珀金斯来信上的签名是珀金斯还是彼得斯，“不知道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我能否找到这样一个有足够兴趣和我讨论这个长篇怪物的人。”沃尔夫对自己居然与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家族出版社建立了联系颇感惊讶，“我一直模糊地认为这是一家牢靠的，但有点保守的出版社”。最后他提出了两点希望：首先，希望珀金斯能够辨认他闪电般的笔迹，“许多人看不懂我的字”；第二，“希望在我回来的时候你还记得我”。

对于第一个愿望，珀金斯基本上没问题，至于第二个就更不是问题了。博伊德太太最近告诉他，沃尔夫在慕尼黑啤酒节被人打得半死。这件事加上他通过阅读沃尔夫的自传式作品所零星收集的事实，令珀金斯窥见了未来吵闹的场面。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麦克斯忧心忡忡地思考着他将不得不驾驭两头“莫比·迪克”的问题——人比书更麻烦。

1月2日星期三，珀金斯结束新年假期上班了。他非常忐忑地准备与那部占据了他整个桌面的书稿的创造者见面。有人事先已经向麦克斯提醒沃尔夫不同寻常的外貌。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这个六英尺六英寸高的黑头发大个子吓了一跳。大个子靠在门的侧柱上，把他办公室的整扇门给挡了。多年以后，麦克斯回忆说：“我抬头看到他杂乱的头发，明亮的面容，我突然想到雪莱，虽然在体形上他与雪莱全然不同。雪莱也是皮肤白净，头发蓬乱，面孔发亮，脑袋不合比例的小。”

沃尔夫慢慢挪进办公室，上下打量这位编辑，发现与他想象的不同。作家后来写信告诉对他影响最大的、家乡阿什维尔的中学老师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这个召见他的男人一点都不像“珀金斯”。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中西部人，但他是哈佛毕业的，多半来自新英格兰家庭，四十出头，但看上去没这么大，他的衣着、举止都温文尔雅的。他看出我既紧张又兴奋，平静地和我说话，让我把大衣脱了，请我就座。然后他便开始问我一些关于书和人物的问题。

珀金斯首先谈起书稿开篇不久主人公的父亲、石匠W.O.甘特与当地妓院的老鸨之间的一幕场景。老鸨要为手下姑娘向他买一块墓碑。沃尔夫急急忙忙脱口道：“我知道这您不能出！我会马上把这段拿掉，珀金斯先生。”

“拿掉？”珀金斯叫道，“那是我见过最精彩的短篇故事之一！”

麦克斯继续就着他读的时候所做的一堆笔记，谈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提出修改和重新安排片段的意见。沃尔夫立刻抽出他愿意删掉的段落。可每次他抽出段落，珀金斯似乎都要阻止他，并且说：“不，你必须一字不动地保留——这段描写太棒了。”沃尔夫的眼睛湿润了：“我非常感动，心想终于有人这么用心地对待我的作品了，我感动得快哭了。”

珀金斯把最难谈的问题放在最后，这出于他把困难放在后面解决的本能倾向，倒不是沃尔夫可能会起疑的耍花招。《啊，失去的》缺乏真正的结构。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有选择地删节。具体而言，他认为讲述主人公的父亲小时候的第一章虽然写得很好，但书应该以他已经在阿尔塔蒙特镇（这是沃尔夫给自己的家乡杜撰的名字）长大成人为开场，以此来把故事的结构安排在主人公尤金小时候的经历和记忆中。在这初次编稿会谈中，沃尔夫还不愿意做如此大篇幅的删节，多达一百页呢。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建议而丧气。相反，他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在我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具体地告诉我，我写的东西还值那么几个钱。”

隔了几天，珀金斯和沃尔夫又见面了。汤姆带来了他的笔记，表明他在着手准备修改工作。他同意每周交一百页修改后的稿子。他还问起他现在能不能把出书的肯定消息告诉密友、舞美设计师艾琳·伯恩斯坦（Aline Bernstein）——正是她首先把这部书稿拿给玛德琳·博伊德看的——麦克斯笑着说，他认为可以，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已经决定出这本书。沃尔夫走出珀金斯的办公室，遇见约翰·霍尔·惠洛克。这位诗人编辑抓住他的手说：“希望你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艰巨的工作还在后头。”

1929年1月8日，珀金斯写信给沃尔夫，说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啊，失去的》。沉醉在荣耀中的汤姆跑来签合同，领取预付金。几年以后，他在《一部小说的故事》中形容这一欣喜的时刻：“那天我离开出版社，汇入在第五大道和第48街路口熙来攘往的男男女女巨大人流中，过了一会儿我又在第110街上了。从那天到现在，我始终想不明白我是怎么到那里去的。”一连几天，他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还把那份合同藏在贴胸的内袋里，合同上还钉着一张450美元的支票（给经纪人的10％佣金已经扣除）。“我确实没有什么理由要揣着合同和支票在纽约城里到处乱跑，可我有时会在繁忙的人群中把它们掏出来，温情脉脉地凝视，热烈地亲吻它们。”他写信对罗伯茨女士说。

“但是，现在是恢复理智的时候了，”1929年1月12日，他在给这位往日的中学老师信中写道，“狂欢结束了。我对自己发誓。”当时他还在纽约大学兼职教书，但改稿子比改学生作业更重要了。他已经想辞职当专职作家了。他一心要报答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在信里对麦克斯说：“希望这标志着长期合作的开始，他们不会为此感到后悔。”沃尔夫成天钻在位于西15街的一套二楼后排的公寓里，对付他和珀金斯都提出的一些问题。

《啊，失去的》是一幅作家在群山环绕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成长的青春肖像。书还没开始编辑，圈内小道消息渲染此书篇幅已经夸张得失实了。见过书稿的人指天发誓说它堆在地上足有几英尺高。实际上，用葱皮纸打字的书稿上共有1114页，大约三十三万个单词，厚五英寸。沃尔夫自己也意识到，这么大部头的书很可能让人读不下去，当然也太笨重。所以他在某一天的写作日记里也草拟了一个压缩篇幅的方案：“首先，删除每一页中对意思表达不是必不可少的字眼；如果每页能够找到十个这样的单词，那么整本书就可以减少一万个甚至更多单词。”1月中旬，他开始动手。

沃尔夫写信告诉他的朋友、《阿什维尔公民报》的乔治·W.麦考伊（George W.McCoy）：“出版社的人接受我的书的时候，就让我拿起小斧子，砍掉十万来个单词。”珀金斯就如何突出主人公的形象，给了沃尔夫一些总体建议，便放手让他自行删改。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几个星期后，兴高采烈地带着新版的《啊，失去的》回来了。珀金斯依旧对他诗意的文笔赞赏不已，但还不满意：沃尔夫忙了那么多天，书的篇幅才减少八页。他确实按照珀金斯的建议删了许多，但为了删稿后叙述的连贯，他加了许多过渡段落，又多出数千个单词。

沃尔夫告诉玛德琳·博伊德，删他自己的书稿是一件“费劲麻烦活儿”。从现实考虑，他知道应该压缩打字稿，可是他常常瞪着堆在面前的稿子，一瞪就是几小时。他写信告诉她：“有时候，我就想胡乱戳进一处，大肆砍削，除非我知道戳到哪里后果很严重。”博伊德夫人要沃尔夫认真听麦克斯·珀金斯的意见，因为“他是少数话不多但很有影响力的幕后人物，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能够获得成功并且现在仍然成功……唯一的原因就是有他”。每周一次，有时每周两次，沃尔夫不用事先约好，都会带着一百页的书稿来到斯克里伯纳。如果他没有出现，珀金斯就写信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何不来。

春天到了，汤姆和珀金斯每天都忙着改这本书稿。沃尔夫写信告诉姐姐梅布尔·沃尔夫·维顿（Mabel Wolfe Wheaton）：“我们大块大块地删，我的心在流血。但是，要么它成为死稿，要么我吞下苦果。我们都不愿意删掉那么多，但删完就能有一本篇幅短些、容易读的书了。所以，虽然丢了一些好素材，但我们正在将它改得浑然一体。这个珀金斯是个好搭档，也许是美国最出色的编辑了。我非常信任他，通常都听从他的判断。”

关于《啊，失去的》编辑工作的谣言也随之而来，传得就像当初说原稿的篇幅那样夸张；珀金斯也相应更为低调地评价自己在其中所做的工作。最后他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只是“重新组织一下”。的确，大段大段的叙述只是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但是，对这本书真正决定性的处理，还是删节。足以成书的九万个单词被删掉了。

每一处删节通常都是珀金斯提出的，经两人讨论、争执，然后删去。每一处删节都经过双方同意，每一页底稿也都留存着。沃尔夫保留每一件与他写作有关的边角料，珀金斯也建议他把删掉的素材都放好，今后写别的书兴许用得上。

为了把数百页《啊，失去的》中穿插的种种故事、人物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麦克斯建议小说的整个家族故事“通过男孩尤金的回忆和感受来展开”。因此，首先被删去的，也是删节篇幅最大的部分就是打字稿中开篇1377行介绍性文字。沃尔夫最终接受了珀金斯的批评意见，即当他试图追述他父亲到阿什维尔之前的生活时，那些事情并非直接取材于沃尔夫自己的经历，“其真实感和力度就大打折扣”。于是，在书中，甘特来到阿尔塔蒙特镇之前的经历便压缩到三页，他对内战的回忆只用一个只有二十三个单词的句子一笔带过：“这孩子怎样站在离他母亲田庄不远的路边，眼睁睁看着南方来的‘叛军’列队向葛底斯堡行进。”由于珀金斯觉得是他说服沃尔夫将原作中两个小男孩站在路边，大战迫近的第一幕场景删掉，有好几年时间他一直心情沉重，但没有了这一幕，读者可以马上进入故事了。

不过，更难的是要把这样的修改坚持到故事的最后。到了一定程度珀金斯就不能整页整页地删了，而经常只是删掉一些字词。他贯穿始终的标准是，尤金和他家人的关系是整部小说绝对的中心，任何干扰这一中心的情节只能删掉。例如原稿中有一段讽刺富有地主在阿什维尔郊外大盖庄园的描写，还有一首戏仿T.S.艾略特风格的诗，都因为与其他内容不协调而删去了。另外还删掉524行猥亵、不妥当的内容。

沃尔夫在书中有二十处以向读者独白的方式现身。麦克斯认为，如果此书旨在表现尤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渐强的成长意识，那么就不能安排作者在多年以后以当前的口吻评论过去的场景。于是这些内容也删去了。

珀金斯提删改意见，正如汤姆动手执行一样为难。他还觉得书中有好几个人物形象，沃尔夫虽然倾注了许多笔墨，但并没有达到他希望的效果。“当我意识到……书中所有人物几乎都确有其人，这本书可以说是自传，我记得当时感到一阵恐惧。”二十年后，麦克斯对另一位作者詹姆斯·琼斯说。但每次麦克斯宣判把某个书中人物送上“剁肉板”，沃尔夫都会声辩：“可是珀金斯先生，您不明白。我认为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应该写出来。”麦克斯认同沃尔夫的想法，但假如不为删减这些人物的篇幅争取一下，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尽责，因为他相信，其中许多人物非但不能推进情节发展，反而会令节奏缓慢。就拿沃尔夫的舅舅为例。原稿中有四页写他，最后只剩下：“[年纪]最长的亨利现在三十岁。”

那年4月，珀金斯和沃尔夫的《啊，失去的》改稿工作大有进展。两人还是每改完一个章节就碰面。他们相信书稿很快就能压缩到出单行本的篇幅了。麦克斯提出新的修改意见，沃尔夫就退居公寓继续修改，或者重写新的内容。珀金斯在提出最后一条意见的同时，又坦白了一点：他不赞成使用这个书名。他和同事们都不怎么喜欢《啊，失去的》。沃尔夫又想了许多书名，最后还列了一张备选的单子。而麦克斯和约翰·霍尔·惠洛克都倾向于用一个引自弥尔顿诗歌《利西达斯》（Lycidas）中的短语，也是沃尔夫曾暗自认为最佳的书名：《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

到1929年夏天，玛德琳·博伊德已经如同未来多年那样坚信，“如果没有另一位天才——麦克斯——世人将永远不会知道汤姆·沃尔夫。”7月底，她读了修改后的书稿，发电报给麦克斯·珀金斯：“沃尔夫的书真好。谢谢你。”的确，在见证了珀金斯对沃尔夫采取大胆创新的编辑方式之后，博伊德夫人鼓起勇气向麦克斯提了一个她很久以前就想问的问题。她在一封信中问道：“你自己为何不写作？我觉得你的写作水平会远高于现在大多数写作者。”珀金斯直到他们下次见面才作了答复。她回忆说：“麦克斯看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因为我是编辑。’”

大学毕业后，珀金斯就一辈子与文字为伍。虽然他最初的职业志向新闻业表明了他对写作的兴趣，但在其出版生涯中，他从未流露出当不成小说家的失败情绪。他自愿把想法提供给那些既有时间又愿意投入单本书写作的作者，以此来宣泄被自己压抑的写作欲望。他通过书信表达自己。在其编辑生涯中，麦克斯向秘书口授了成千上万封信，经常一天就有二十多封。“就好像对方就在他办公室里似的。”麦克斯的秘书艾尔玛·威科夫谈道。“就连标点符号珀金斯先生都要口授”——他喜欢用分号，还喜欢在逗号、句号后面用破折号——“这使得他的信特别像娓娓道来的谈话。所以他的许多作者都说他谈文学能比任何作家谈得都好。这尤其可以在他的书信中得以证实。”

范·怀克·布鲁克斯从一个更学术的角度分析珀金斯的书信，他评道：“麦克斯的书信文体带有鲜明的十八世纪风格——这是受了我和他共同欣赏的斯威夫特、艾迪生、笛福、蒲柏等人的影响，当然也包括约翰逊博士那群人。”布鲁克斯收到过珀金斯的一封来信，信中谈起斯威夫特的生平，令布鲁克斯印象特别深，它体现出他的这个好友具有“作家的敏感”。布鲁克斯说，珀金斯想的——

并不是人人津津乐道的斯威夫特与瓦内莎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小说家应该观察到的事情：斯威夫特喜欢坐在草原上的酒馆里，听赶牲口的人和马车夫谈话。斯蒂芬·克兰也爱定时坐在鲍威利的酒馆里，感受别人生动的谈话中的韵律和节奏。这些都足以让我明白为什么麦克斯好像天生就能理解同时代的本国作家。

珀金斯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作家的观点，而“真正的艺术家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出书”，决不允许编辑或者任何外人改动。他对作家的了解就使得他可以不止一次地勾勒出整部小说的轮廓，让他的作者去执行写作任务；或者建议作者们在写作时应该采用某些形式，这些形式已经证明是他们最终成功的关键。同时，他还断言，“唯一最重要的事情”是“忠诚、坚韧和正直”，他觉得“天生就知道这一点”，就意味着至少要朝着成为“技术层面之上的伟大作家”的方向努一把力。

虽然珀金斯始终没有成为“创造性”作家，但是，他成了一位真正的“开创性”编辑，也就最大程度上接近了“创造性”作家。

对于布鲁克斯来说，麦克斯最有趣的事情是“他内心反反复复的斗争，使得他最终成为悲伤情绪的俘虏”。那是“绝望地拒绝成为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违背了服从自己内心的意愿”。

* * *

那年夏天，麦克斯和汤姆·沃尔夫有五六个傍晚在一起。这座城市让沃尔夫着迷。他不工作的时候，喜欢什么也不做，就和他的编辑一起在城里到处乱逛。沃尔夫仿佛要将整座城市的光、声音和气味全部吸入。在这种时候，珀金斯就注意到，托马斯·沃尔夫就像斯威夫特、斯蒂芬·克兰一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常常光顾酒馆，在那儿喝酒，结交的酒保多达百人，”麦克斯说，“但这不是因为他爱喝酒。他爱这种生活，爱听酒馆里那些自由自在的人喝得话多起来，用生活中的语言对话，活灵活现，很有表现力。”

和麦克斯散步的时候，汤姆通常就谈他接下来想写的书。他下意识里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但又常常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当沃尔夫沉默不语时，继续谈话的重任就落在珀金斯身上，他常常提出一些新书的点子，还没有成型的故事，有时他唠叨个没完，直到汤姆听到什么有所反应。多年后，麦克斯告诉沃尔夫的崇拜者威廉·B.威斯顿（William B.Wisdom）有一次他们散步的情形：

我对汤姆说，我总是想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可以写，写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男孩，他父亲因为某种原因，譬如说当雇佣兵，而在他小时候或者更早就离开了他，然后这个男孩如何踏上寻父之旅，一路上历经种种磨难——就像流浪汉小说——最后在某种特殊环境下找到了他。这样的故事我当然是随便说说的，我觉得这种故事只有我们都出版的那种童话作者才会写。

但是汤姆对此反复思量，很认真的样子，然后说：“我想这个故事我能用一下，麦克斯。”珀金斯很惊愕，因为这只是一个肤浅的冒险故事，以汤姆的才华写这种故事是屈才。他甚至为沃尔夫竟然会考虑写它而有点担心了，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个主意对沃尔夫具有内在的意义，因为汤姆本人“在深层的意识里也在寻找一个父亲，他迟早会写这样的故事”。1922年沃尔夫还在哈佛攻读艺术硕士学位的时候，他父亲去世。在这种巨大的精神打击之下，他写了几百页详细生动的描述。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父亲的死是他写作的核心。

沃尔夫修改《天使，望故乡》校样的时候，有些段落仍然需要动手术。但他总也忍不住往书里加新东西，因为每一处对原稿的删改，在他看来都像一个开口很大、需要缝合的伤口。他并非有意要顶撞编辑。他对约翰·霍尔·惠洛克解释说：“我只是无法明智地在我删剩下的稿子里选择。”他写信给编辑们，为自己给他们添了这么多麻烦道歉：“修改定稿的过程时常令我觉得好像在给一头大象穿紧身胸衣。下一本书不会比骆驼大。”直到1929年8月29日，这本书稿才终于审定。

改稿工作一结束，沃尔夫生活中的另一个问题冒出来了。汤姆是在1929年夏天才第一次把他与一个已婚妇女的婚外恋告诉珀金斯。对方是纽约街区大剧院的著名舞美设计师艾琳·伯恩斯坦（沃尔夫没有透露她的名字）。在未来的几年中，麦克斯将读到千言万语描述她的文字，因为汤姆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小说人物艾丝特·杰克（Esther Jack）。

艾琳·伯恩斯坦和汤姆·沃尔夫于1925年在“奥林匹克”号邮轮甲板上认识的时候，她四十二岁，他二十四岁。她是一个身材娇小但精力旺盛的犹太人，有一张红润有生气、愉快的脸。汤姆对她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好看”的中年妇女。她的婚姻生活已无激情。在他们的交往中，艾琳·伯恩斯坦从各方面都支持身为剧作家却还没有剧本搬上舞台的沃尔夫，还鼓励他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如今他发觉自己“非常敬慕[她]但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那种爱了”。可她还深爱着他。

汤姆需要指点，所以他一五一十把他与这个年纪足以当他母亲的女人近四年既温柔又狂暴的生活都告诉了珀金斯。麦克斯认为这样的事情已非编辑的分内事，所以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都避开这个话题不谈。最后，他说他看不出“这种关系怎么还能维持，既然她年龄大这么多，最后当然只能了结”。这已是麦克斯干涉此事的极限了。

之后不久，沃尔夫寄来了他要放在《天使，望故乡》正文前的献辞。上面写着：“献给A.B.”，下面跟着预示分手的六行诗——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别离辞：他的名字在窗上》（“A Valediction：Of His Name in the Window”）中的片断。他拿到样书第一本就送给了艾琳·伯恩斯坦，在题写的献辞中，他说的是他们共同的过去，而不是未来。“因为她，才会有这本书，所以我献给她。在我的生活似乎凄凉惨淡的时候，在我几乎丧失自信的时候，我遇见了她。她带给我友谊，带给我物质上的需求，带给我精神上的放松，还有我从未得到过的爱。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因此会发现，这本书里至少有一部分还是对得起她这样一个女性的。”玛德琳·博伊德再次对他为沃尔夫所做的一切而道谢，并说汤姆是非常想把自己的第一本书题献给麦克斯的——“是他的朋友艾琳·伯恩斯坦首先把他的书稿寄给了我们，功劳首先是她的。所以我告诉他我觉得您不会介意他把下一本书再题献给您。我提起这件事只是想让您知道，他对您是多么感激，他也深知您的和善、耐心和理解。”

沃尔夫接受了珀金斯的最后一条建议，那就是删掉前言中所有提到编辑在成书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字眼，然后他就返回家乡阿什维尔，让乡亲们准备迎接《天使，望故乡》的出版。“我此行真是衣锦还乡呐，”汤姆在寄给珀金斯的一分钱明信片上写道，“全镇人都笑脸相迎向我道喜，给我的书加油鼓劲。我的家人都知道书的情况，我觉得他们既为它高兴，也有一点担心。”

约翰·霍尔·惠洛克谈起《天使，望故乡》时说：“就我所知，没有什么书编辑处理的力度能超过《天使，望故乡》，但麦克斯仍然觉得，这恰恰是他的责任使然。”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沃尔夫始终对珀金斯的文学造诣充满敬佩和认同，欣然接受了他的种种建议。沃尔夫对自己的写作有信心，但也非常信任珀金斯的观点。那年，汤姆还写信对玛德琳·博伊德说：“我非常尊敬他，对他也极有好感。我的信心虽然很简单，但我就是相信他会竭尽所能让书畅销。”麦克斯对这位年轻的作者越来越依赖他而感到不安，但他明白沃尔夫的作家之路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他家人看来，他仍然只是在干一些荒诞不经的事，而不是正经工作”。艺术家沃尔夫觉得自己像一头独眼怪。要是有人对他好，他就以过分的感激和奉献回报他的保护者，却无视他们合作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麦克斯曾以他那节制的惯常口吻写信对沃尔夫教堂山时代的朋友约翰·特里（John Terry）说：“跟后来相比，他当时对编辑尊敬多了。”

* * *

1928年12月6日，珀金斯收到海明威的母亲格蕾丝的电报：“设法在纽约找到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父亲今天去世，让他马上与家里联系。”不到一小时，珀金斯又收到一份电报，这次是欧内斯特本人发来的。在纽约待了几天后，他正在开往佛罗里达的“哈瓦那特快”列车上。他在特伦顿请珀金斯电汇100美元到费城北站，供他赶回家之用。几天后，海明威在橡树园给珀金斯写信说，他父亲是自杀的，丢下了妻子和六个子女，以及“该死的少得可怜的钱”。在双亲中，海明威对父亲更有感情。从那天起，他与珀金斯的友谊加深了。在海明威动荡的生活中，麦克斯成了坚实、可靠的长者，一个可以求助、依靠的人。

年底，欧内斯特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带着一个妹妹回到基韦斯特，写一部关于世界大战的小说，每天要修改六到十个小时。到1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已经修改完大部分章节，让妹妹桑妮打字。海明威打算去湾流航行几天。他邀请珀金斯同往，并提出了令珀金斯无法拒绝的条件：他如果要想得到书稿，就必须亲自来拿。麦克斯立刻想到如果能让菲茨杰拉德也参加这次旅行，倒不失为一举两得。但司各特没有去，而是安心写小说。

2月1日，麦克斯在佛罗里达见到了海明威，随后八天一直住在基韦斯特，他发现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他和欧内斯特每天早上八点外出，常常要到月光洒满椰树环绕的渔村时才回来。每天他和欧内斯特在湾流中垂钓时，都是艳阳高照。看着浅水折射出彩虹般的七色，珀金斯问：“你为什么不写写这个？”恰好正上方有一只傻头傻脑有点笨拙的鸟飞过。“有一天我也许会写，但不是现在，”海明威说，“就拿那只鹈鹕来说吧，我还不知道它在这里的一切安排中起什么作用呢。”麦克斯预感：海明威很快会想明白的，因为据他观察，欧内斯特永远都在思考，永远都在吸收、创造。

海明威一定要让珀金斯钓到一条大海鲢，这是一种名贵海鱼；而被梭鱼搞得筋疲力尽的麦克斯，不相信自己能够钓到大海鲢。但就在珀金斯的基韦斯特之行最后一天，一条大海鲢在最后一刻咬住了海明威的鱼钩。他立刻把鱼竿硬塞到麦克斯的手里。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他们打得浑身湿透，也增加了大海鲢逃脱的机会，他们在船上摇摇晃晃、不顾一切地坚持了五十分钟，珀金斯和海明威总算把鱼拖上了船。

麦克斯没有忘记他去佛罗里达的目的。他在几次外出间歇读了海明威的新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书稿，激动得不得了。他跟海明威讨论在《斯克里伯纳杂志》上连载它，虽然他还吃不准他们是否会接受这份被“脏话”污染的稿子。他从基韦斯特给阿瑟·斯克里伯纳发电报：“书很好但有很多麻烦。”回到纽约后，他给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写信努力解释：“鉴于这个主题和作者，这本书难出版是不可避免的。海明威对待生活和文学的原则就是永远不回避事实。仅仅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本书是难办的。但它一点都不色情，虽然其中爱情主要是以肉体的形式表现的。”麦克斯在具体说明哪些部分有问题的时候难以畅所欲言，因为这封信是由他口述，秘书威科夫小姐打字。不过他想，社长“对海明威风格的熟悉程度足以让他自行补充我所告诉他的那些”。

麦克斯·珀金斯与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之间就海明威这本书稿中哪些字眼不可出版的面对面商谈，已经成为出版界的传奇故事。马尔科姆·考利的故事版本通常被认为是最可信的，因为他是听麦克斯本人说的。麦克斯告诉考利，老查尔斯走进办公室之后，麦克斯就向他解释书稿中大概有三个词不能出。“哪三个？”斯克里伯纳先生问。麦克斯平时说话语气再强烈也不过叫一声“上帝呀！”而且只有在非常沮丧的时候才会这样，此时发现自己难以启齿。“那就写出来吧。”斯克里伯纳先生说。珀金斯在便笺簿上写了其中两个词，交给了他。“第三个是什么？”斯克里伯纳问，把便笺簿递回给珀金斯。最后，珀金斯写了下来，斯克里伯纳先生扫了一眼便笺簿，摇着头说：“麦克斯，如果海明威听说你连那个词都写不出手，他会怎么看你？”

在随后多年中，这件事被添油加醋衍生出许多八卦版本。有个版本说这三个问题字眼是写在麦克斯的台历上的，那一页的抬头是“今日当做之事”。艾尔玛·威科夫纠正了这一点，她回忆说：“珀金斯先生已经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可走到半路又折回来，把那张单词清单藏了起来。”

令珀金斯吃惊的是，《斯克里伯纳杂志》编辑部对这部书稿唯一提出异议的地方就只是这些问题字眼。杂志主编罗伯特·布里吉斯认为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就连对那个受伤士兵与护士之间恋情的细致描写也精彩之极。明摆着是布里吉斯接班人的年轻人、“德国佬”阿尔弗雷德·达希尔（Alfred Dashiell）和布里吉斯一样激动，只恨不能一字不改地发表它。

机会一到，珀金斯便马上通知海明威，杂志愿意支付16000美元稿费连载这本书，这是他们购买小说连载首发版权从未有过的高价。麦克斯也以直接的方式与他讨论那几个“特定字眼”的问题，解释说：“我总是夸大困难，这部分是因为我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最好一开始就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过，《斯克里伯纳杂志》也的确是被许多男女混合的学校用作教学辅助读物的，杂志社认为女生们的耳朵还太敏感，肯定受不了海明威笔下那些士兵的粗俗。

欧内斯特回信说，他不知道能抽掉哪段文字，因为这本书写得很紧凑，每一段都相互关联。他告诉珀金斯，阉割虽然对人、动物和书都是小手术，可影响是巨大的。

珀金斯希望通过《永别了，武器》扩大海明威的读者群。他在信里对欧内斯特说，他希望杂志连载的首要原因，是“让范围更广的人群看懂你写的东西，总体上帮助你获得全方位的认可”。在一封信里，麦克斯提醒作家，许多人对《太阳照常升起》是有敌对情绪的：

这种敌对情绪被这本书的质量以及相应赢得的读者忠诚度所击溃，落荒而逃。艺术上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必然会招致大量敌对势力，因为它扰乱人心。它展现出另一种方式的生活，当人们习惯了这种生活，归于平静，他们会感觉更舒服，任何令人不快的事物都被隐藏起来。有些敌意来自那些实际上根本不懂这本书的人，因为它的表现方法是全新的……一个全新的画家也会碰到无法被人理解的同样问题。人们就是看不懂，因为他们只看得懂自己习惯的东西。

珀金斯努力让海明威明白，“如果我们能够连载完而不招致太严重的指责，你就能大大巩固你的地位，并且还能避免那种讨厌的批评，那种批评很糟糕，因为它使许多人不去关注书本身真正的价值”。

对于海明威来说，个别字眼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争吵，而是一场争取“充分使用语言”的战斗。他相信以那样的方式运用这些字眼，其价值比他将来写的任何东西都更持久。欧内斯特告诉麦克斯，人们评判文学，永远都是先说第一流的文学，再说是美国文学。他要以自己的作品把这种顺序颠倒过来。但珀金斯的劝说还是让他动摇了，最后再次让步，用空格来代替那些字眼。

《弗吉尼亚人》一书的作者欧文·威斯特有一次来出版社，跟珀金斯谈到了海明威的粗俗字眼问题。他认为这些字眼完全没必要，只会招致偏见。那时候珀金斯已经明白海明威这样写并不只是行使自己的文学权利，而是要保持风格的一致。在一封信中，麦克斯告诉海明威，威斯特似乎并不明白——

任何委婉迂回的表述都会与你写作的风格不协调。我努力解释了这一点，但我实在没法完全领会你的写作路数，所以我也没法解释得非常好。但我可以提出一点为例：你几乎从不使用明喻。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我始终都清楚这不只是不使用某些词汇的问题。回避这些词就意味着背离你的写作风格、方式等方方面面。

1929年3月，海明威准备去欧洲。临上船前，他匆忙写了一张便条，叮嘱麦克斯别把他在巴黎的地址告诉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估计他也正在考虑去欧洲。上一次司各特在巴黎的时候，曾把海明威夫妇反锁在公寓外面，房东与他们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张。所以海明威听说他们去巴黎的时间又要重合，满心恐慌。他说会在一些公共场合见司各特，那样他就可以随时离开现场脱身，但他再也不会让司各特接近他的住处了。

菲茨杰拉德生活中最大的困难还是那部没写完的长篇小说，珀金斯也只看过令人振奋的四分之一内容。那年3月初，他从埃勒斯利别墅给麦克斯写信说：“我没有留下稿子就像一个贼似的溜走了。本来只要一星期时间整理就可以了，但在流感和准备出发的混乱中，我没能做完。”他打算在船上做这项工作，到热那亚就把稿子寄出。他万分感谢编辑的耐心：“请再多信任我几个月吧。过去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很丧气，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宽容以及你从未责备我这一点。”

相比书稿，珀金斯更担心的是作家本人，担心司各特“心态太紧张”。在给海明威的信中，他说如果菲茨杰拉德坚持写完，“就会好转的。虽然他珍视青春岁月，但只要他能排除麻烦，就能越老写得越好”。

整个夏天，珀金斯一直在权衡，菲茨杰拉德是否应该暂时把这本书放一放，这样会不会对他的写作生涯造成不可挽回的打击。他问海明威：“你认为他应该完全放弃这本小说，另起炉灶写新小说吗？”珀金斯听到好几个他和菲茨杰拉德共同的朋友“很不妙的报告”，但只收到菲茨杰拉德本人发来一封言简意赅的短信，含糊提了一下他的书，好像不愿意多谈，后来珀金斯写信问司各特，他在美国是不是帮不上什么忙。“如无什么理由，我不想让你给我写信，因为你手头的事情够多了。”麦克斯说。

不过，菲茨杰拉德的确有一个要给麦克斯写信的理由；他在那部小说的写作上又有了进展。那年他又给《星期六晚邮报》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惊涛骇浪中的航海》（“The Rough Crossing”）。故事讲述了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和妻子为了远离喧嚣的百老汇而远渡欧洲。在船上，剧作家迷上了一个皮肤白得如象牙一般的黑发女子——被称为“这次航行的头号美女”——这短暂的花心动摇了他的婚姻，正如这艘越洋邮轮在一股大西洋飓风中颠簸。《惊涛骇浪中的航海》给了菲茨杰拉德一个写长篇小说的新方向。他构思了一个新的三角恋：聪明、年轻的电影导演刘·凯利和妻子妮科尔在船上遇见一个姑娘罗丝玛丽，她想挤进导演拍摄的电影中当演员。

“我整日整夜地从一个新的角度写这部长篇小说，我认为这个角度可以解决此前的困难。”菲茨杰拉德充满希望地告诉珀金斯。但这个凯利的版本也没写下去，不过也不无成果。其中的许多元素仍然在菲茨杰拉德的头脑中，继续发酵。他又回过头去写梅拉齐的故事，做最后一次努力，然后就把它放在了一边。

虽然司各特进展缓慢，但麦克斯从司各特的几个朋友尤其是林·拉德纳那里等来了好结果。虽然拉德纳的记者身份阻碍了读者视他为一位严肃作家，但麦克斯仍努力提升他的声誉。在麦克斯仍在整理拉德纳两年来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别的故事》（And Other Stories）时，文学公会俱乐部（Literary Guild）找到他。他们想让珀金斯为他们出一本拉德纳短篇小说合集，把《短篇小说写作指南》《爱巢》（Love Nest）里的短篇小说和已经排好版的新作合在一起出。为此他们愿意付13500元，斯克里伯纳提出与作者各拿一半，珀金斯告诉林，比这更重要的是，出这本合集对他非常有利，因为“你的一本精选之作能够通过俱乐部的渠道送到大约七万人手中，更不必说那些通过常规渠道购买的读者了，所以你的读者队伍会大大扩大。我们认为，每家有书评版的报纸也会重新评价你作为短篇小说家的地位，这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珀金斯甚至说服了出版社，把他们从文学公会俱乐部分得的6750美元全部用于营销广告。麦克斯写信对林说：“我们一直觉得你的书现在的销量还没有达到它们理应达到的程度，现在我们要努力达到，同时也为未来打好基础。”

珀金斯暂且搁下《别的故事》，开始考虑这本新的合集用什么书名比较好——“要一种整体性的标题，强调作者特有的民族性格，或许将强调他所写的人们和环境所具有的民族特性”。麦克斯想了一串书名交给文学公会，并指出他首选其中的《聚拢》（Round Up）。他解释道：“这是一个美语词组，暗指选集——虽然乍看也许特别具有西部味道，但现在它被用于几乎每一种形容集合的场合——甚至用来形容小偷集合。”

在这个冬末斟酌书名的时候，拉德纳动身去了加勒比海，但出发的时间没有麦克斯料想的那么早。为了赶上文学公会俱乐部的截稿期，珀金斯没有征询作者的意见，就直接跟文学公会拍板，把书名定为《聚拢》。当这一消息最终传到拉德纳那里时，他给珀金斯打电报说，他更喜欢自己取的书名《合奏》（Ensemble）。麦克斯追悔莫及，因为扉页、内封和护封都已经付印了。麦克斯向作者道歉说：“真抱歉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并不想故意用你没有完全赞成的书名，我对你去拿骚的时间犯了愚蠢的错误。”但文学公会俱乐部对麦克斯起的书名反应热烈，斯克里伯纳出版社自己也加印了两万册。《聚拢》卖掉了近十万册。

珀金斯又一次问林·拉德纳是不是能写一个篇幅长一点的故事，四万个单词左右，这事儿他们已经谈论多年了。麦克斯催促道：“有了《聚拢》积累的巨大人气，现在是时候了。”令珀金斯遗憾的是，拉德纳还迷恋戏剧，忙着写剧本和俗套的轻歌舞剧，根本没考虑过写中短篇小说。“但是演艺业在经济回报上很慢，可能我很快就会向你要一点预付金了。”

珀金斯的另一位作者，同时也是菲茨杰拉德朋友的埃德蒙·威尔逊，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终于还是出书了，虽然他的精神状况仍在滑向崩溃。满脑子不忠、不满情绪，埃德蒙·威尔逊正在考虑是否和第一个妻子离婚，再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令他的抑郁症加剧的是，他最近还把一本小说书稿《我想起了戴西》（I Thought of Daisy）寄给麦克斯·珀金斯，此时正陷入通常写完一本书后都会出现的忧郁情绪。

“这种东西要么完全成功，要么一败涂地。”威尔逊写信对珀金斯说：

我的意思是，自始至终，我都让人物、事件和环境符合一整套生活、文学观，除非这些观念果真阐释清楚，除非它们能够满足读者的兴趣，补偿他在行动、情感上的缺失和他通常在小说中得到的东西，不然这整部作品的表现就会失败。

自从珀金斯几年前提出对《殡仪员的花环》感兴趣之后，威尔逊就一直与这位编辑相互通信。麦克斯始终没能帮助威尔逊作出决断的是，他究竟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哪种类型的写作上。《我想起了戴西》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负责威尔逊论文、日记的编辑莱昂·艾德尔（Leon Edel）指出：“他惊讶地发现它可能是和任何其他类型写作都不同的作品。”在修改这本书稿的过程中，威尔逊开始写作一系列长篇评论文章，这就是后来的《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他写信对珀金斯说，这些文章“更容易写，而且有一种摆脱了《戴西》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个长篇小说只卖出几千册，但它获得的好评也为他在文学界赢得了尊敬。几年后，麦克斯的女儿莎比问父亲，为什么威尔逊的小说不能赢得更多读者。他回答说：“威尔逊是美国写作最有智慧的佼佼者，但写起小说就显得自作聪明了。每当他写某些谁都想不到的东西，你读起来就感觉他好像在屈尊为大众写作。”还有一次，他说得更明白：“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那种小说家的声望，哪怕只能获得一半，埃德蒙·威尔逊都情愿不惜任何代价去交换。”

那年夏天，麦克斯总算抽出了一个月时间去温莎，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晴朗无雨的灿烂假期。这个8月，他屡屡为大女儿和二女儿迅速的成熟感到吃惊。贝莎曾经是个戴着角质架眼镜、庄重的小女孩，麦克斯常常夸耀她“哪怕违背她自己的意愿，也能够公正评价是非”。而莎比，总能够蛊惑父亲心甘情愿地带她多看几场电影，如今正出落成一个令交通阻塞的大美人。现在，这两个少女结伴去温莎、考尼什和伍德斯托克跳舞，一直玩到凌晨两点才回来。麦克斯觉得熬夜等她们回家很不成体统。

过去，珀金斯常常为了观察某一本自己经手过的新书出版之后的反响而告别温莎去纽约。而今年他按时回去是为了统筹好几本书的出版进度。《天使，望故乡》和《永别了，武器》都于1929年9月上市。从书评人到普通读者，各方面的反应都是一面倒的赞扬。

海明威告诉珀金斯要盯紧印刷进度；这是他们的“大家伙”。随着影响日增，他估计他们会突破十万册大关。不到几星期，《永别了，武器》的销量就达到了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欧内斯特对如何支配这本书的版税已有打算。他准备把前七万册的版税存起来设立一个家庭信托基金，七万册以后的所有版税都用于买一艘船。

至于托马斯·沃尔夫，尤金·甘特童年时梦想的功成名就，正在他的创造者身上变成现实。沃尔夫被赞为第一流的文学新秀，他也自认为获得了“多年来对一部新作最高的评价”，陶醉其中。要说负面反应，唯一的来源就是沃尔夫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镇。当镇上人发现自己都被写进了虚构化的阿尔塔蒙特镇，而他们所有的缺点都光溜溜地暴露在全国读者眼皮底下，所有人都气得要抄家伙干掉他。其中一人扬言要拖着沃尔夫“肥大的尸体”在阿什维尔的帕克广场游街示众。但是在北卡罗来纳州，这本书就跟在其他地方一样畅销。斯克里伯纳很快就卖了大约一万五千册。

这是珀金斯的幸福时刻。就连天空都在微笑。10月将尽，但纽约仍沐浴在温暖宜人的秋日中，空气中没有一丝冬意。在这个金色的秋季里，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大萧条时代和艰苦的岁月就要到来。

1. 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一战时参加英国海军，在航行中病亡，以大战期间描写战争的十四行诗闻名。
2. 珀金斯把书名写错了（写成了“The Romantic Egoist”）。除了个别容易引起误解的错误，本书保留所有直接引文中的拼写和标点符号。——原注
3. 潘登尼斯（Pendennis），十九世纪英国作家萨克雷的长篇小说《潘登尼斯》的主人公。
4. Ledger，原意为“账簿”，这里指菲茨杰拉德的日记，记录了他从1919至1936年间的个人收支，是研究其职业作家生涯的重要资料，本书中均译为“日记”。
5.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和记者。一战时参加在法国的美国战地服务团，二十年代移居巴黎。考利通常被看做“迷惘的一代”的代表，后来与埃德蒙·威尔逊成为著名的研究美国迷惘一代的史学家。
6. 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1921—1977），美国作家，1939年加入美国陆军，亲历二战，以对战争真实而细腻的描写著称。代表作“战争三部曲”的第一部《从这里到永恒》于1952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7. 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1815—1882），美国律师、政治家、作家，回忆录《船上两年》讲述自己的航海经历，为美国文学经典。
8. 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1808—1875），美国第十七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遇刺身亡后继任。
9.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出身显赫的政治世家，内战后成为著名政治记者，在华盛顿和波士顿的府邸为美国知识界名流会聚之地。
10. 卢瑟福·B.海耶斯（Rutherford B.Hayes，1822—1893），美国第十九任总统。
11. 坎布里奇（Cambridge），又译“剑桥”，哈佛大学所在地。
12.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最早介绍冷战概念的政治评论家，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13.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政治家、律师，以雄辩著称，曾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均失败。
14.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2年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击败西奥多·罗斯福获胜。
15. 菲茨杰拉德在这里把范·怀克·布鲁克斯的名字拼错了。他所说的《考验》（The Ordeal）即范·怀克·布鲁克斯评论马克·吐温作品的著作《马克·吐温的考验》，克莱门斯是马克·吐温的本姓，而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是与马克·吐温同时代的著名评论家、作家。
16. 大众图书（trade book）指通过书店等图书零售网点销售的小说及非小说类图书，有别于教科书、科技专业图书等通过其他渠道销售的图书。——原注
17. 约翰·巴里摩尔（John Barrymore，1882—1942），美国舞台和电影演员，出身戏剧世家，初以英俊小生形象出演轻喜剧引起关注，后主演剧情片，以演绎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莎剧角色著称。
18. 埃尔莫·赖斯（Elmer Rice，1892—1967），美国剧作家，最为知名的剧作是《加法器》和获得普利策奖的《街景》。
19. 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因其“对戏剧和舞台剧大胆杰出的改造”获得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
20. 该报英文名Boston Transcript，全名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21. 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美国派往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
22. 凯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美国第三十任总统。他沉默寡言，人称“沉默的卡尔”。
23. 教会选定的福音书一共四部。
24. 海明威的姓是Hemingway，菲茨杰拉德拼成了Hemmingway。
25. 本书中《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文均引自巫宁坤译本，人物、地点译名亦与此译本统一。
26. 沃利斯·沃菲尔德（Wallis Warfield，1896—1986），美国社交名媛，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后来的温莎公爵）为了与她结婚而退位。
27. 杰布·斯图尔特（J.E.B.Stuart，1833—1864），南北战争中著名的南方军骑兵将领，出生于弗吉尼亚。
28. 弗农山庄（Mount Vernon），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也在弗吉尼亚，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29. 罗伯特·E.李（Robert E.Lee，1807—1870），美国军事家，出生于弗吉尼亚，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任南方邦联总司令，1865年向格兰特将军投降，结束了内战。
30. 莉丽安·吉什（Lilian Gish，1893—1993），美国演员、导演、编剧，电影演艺生涯跨越七十五年，被誉为美国电影的第一夫人。《白衣修女》（The White Sister）是她1923年主演的一部电影。
31. 高杯酒，一种在烈性酒中加入水或汽水的饮料，饮用时盛于高玻璃杯中。
32. 爱抚会（petting party）上青年男女可接吻、拥抱等。
33. 卡普里岛，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部边界，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就是度假胜地。
34. “可怕的孩子”（L’enfant terrible）是个进入英语词汇的法语词，指说话令大人（尤其是家长）尴尬的孩子，也可以指以非主流的、创造性的、前卫的方式取得非凡成功的人。
35. 《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是美国女作家伊迪丝·沃顿（1862—1937）的代表作，讲述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生活。沃顿是二十世纪初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重要作家。而一战后美国崛起的新一代作家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其中以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为代表，而他们都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新的支柱作家。故有此说。
36. 海明威寄给珀金斯的书稿，书名首字母均为小写。
37. 金丘（Côte d’Or），法国东部一丘陵地带，以产葡萄著名。
38. 本书中《流动的盛宴》中的引文均引自汤永宽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39. 《我辈》（Our Type）是菲茨杰拉德为《夜色温柔》考虑过的书名之一。
40. 1924年，两个出身有钱世家的名牌大学高材生内森·李奥波德和理查德·勒伯为了试验完美谋杀的创作过程，绑架杀害了一名十四岁少年，事发被捕，被判终身监禁。李奥波德-勒伯案轰动美国。
41. 蓝色海岸（Côte d’Azur），法国南部旅游胜地。
42. 珀金斯在这里把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误写为Pyrennees。——原注
43. 本书中《太阳照常升起》的译文均引自赵静男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人物、地点译名亦与此译本统一。
44. 菲茨杰拉德在这里把envelop（囊括）误写为envelope。——原注
45. 此段引文引自冯象译注《智慧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6.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家，生于新西兰。
47. 范·怀克·布鲁克斯于1925年出版《亨利·詹姆斯的朝圣》，批评亨利·詹姆斯身为美国作家长期在欧洲生活写作，写作上丧失了美国身份。但詹姆斯已经于1916年去世。
48. 爱丽丝·B.托克拉斯（Alice B.Toklas，1877—1967），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助手和同性伴侣。
49. 仿真木材壁炉芯（gas log），一种气体燃烧器，外形像一截圆木，用于壁炉。
50. 本书中涉及《天使，望故乡》的正文引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均参考《天使，望故乡》乔志高中译本（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51. 即梅尔维尔的经典小说《莫比·迪克》中的主角白鲸，引申指麻烦、不可束缚的人和事。
52. 汤姆是托马斯的昵称。
53. 1935年，托马斯·沃尔夫应邀到科罗拉多大学作家会议上作演讲。沃尔夫将演讲稿整理成文《一部小说的故事》（The Story of a Novel），1936年由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54. 葱皮纸（onionskin），一种薄而拉力强的半透明纸。
55.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爱尔兰著名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曾与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姑娘艾丝特·范诺默利（斯威夫特称她为瓦内莎）相恋十七年，两人有大量通信，传为佳话。
56. 斯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1871—1900），早逝的美国小说家、诗人、记者。曾以报道纽约曼哈顿鲍威利区的市井生活著称。鲍威利曾是一个繁荣地区，但在美国内战后，逐渐沦为酒吧、舞厅、妓院林立的混乱地区。
57. 即艾琳·伯恩斯坦名字首字母简写。
58. 教堂山（Chapel Hill），托马斯·沃尔夫本科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
59. 橡树园（Oak Park），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的一个城镇，是海明威的故乡。
60. 湾流（Gulf Stream），墨西哥湾暖流，向东穿过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这股暖流温度比两旁的海水高，最宽处达数十英里，呈深蓝色，非常壮观，为鱼类群集的地方。
61. 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1860—1938），美国小说家，“西部小说之父”。代表作《弗吉尼亚人》开创了牛仔小说的先河，塑造了全新的兼具男子汉气概和绅士风度的牛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