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小传——大唐的注脚

本书根据顾学颉先生校点的《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精选整理

白居易是中唐后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生活的时代习惯上又称为“元和”时代，“元和”与六朝的“元嘉”、北宋的“元祐”并称三大“诗运转关”。中国的诗学，在元和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分化成了不同的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平白浅易、关注日常生活，白居易就是这个方向的代表。

这个时代之所以诗学发生了转折，还是因为历史发生了转折。中唐被称为“百代之中”，它不仅是唐代文化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这个时代是中国由贵族社会转向平民化社会的节点。在这个时代之后，权贵门阀与士族清流更彻底地分离了，贵族社会积累下来的文明精华渗入了平民的生活，平民趣味也渗入了士大夫的生活。白居易的诗歌，正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个标本。

白居易的诗风被称为“白体”，或者跟元稹合在一起，称为“元白体”。“白体”或“元白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中晚唐到北宋，“白体”都一直是诗坛的主流。在后来的世代里，诗人们也一直或多或少受到“白体”的影响。“白体”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六朝和初盛唐的审美范式，并且被后人广泛地接受着。

“白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很“白”，流畅易懂。传说，白居易写了诗，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妈妈听，一定要让老妈妈听得懂才行。其实，白居易的诗也没白到不识字的老妈妈能听懂的程度，这个传说只是用来形容“白体”的风格的。这种风格，在古代收到的不都是好评。难道只有老妈妈能听懂的诗才是好诗吗？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诗人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白体”也一直是一种饱受争议的风格流派。

白居易的诗，最出名的是“讽喻”和“闲适”两种类型。在今天看来，这两种类型的反差未免太大了，前者非常“政治”，后者过于不“政治”。其实，白居易一生的诗，都是在唐王朝历史的边边角角写下的闲言碎语。闲适诗是闲言碎语，讽喻诗也未尝不是一种闲言碎语，因为这些诗不过是一位青年言官的个人感触；讽喻诗关系家国天下，闲适诗未尝不关系家国天下，因为这些诗是一位受挫官员对自己政治境遇的隐晦纪念。白居易一生写诗很多，写的诗都比较轻松，他有点像今天的“自媒体”，热衷于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触，或许有点芜杂，但不失可爱地真实。

少年才子

按白居易自己的说法，他的祖先是北齐的高官白建。这样的话，他就算山东士族，即使不是最著名的“山东五姓”，在唐代也算是很体面的出身了。可惜，这个说法，连给他写墓志铭的李商隐都不信。李商隐不好意思多说，只说白居易的世系无可查考。现代的考证早就揭了白居易的老底，他的祖先不仅不是山东士族，其实连汉人都不是。他的这个“白”，是西域胡人改的汉姓，最大可能是出自龟兹王族，跟汉族原来那些姓白的都没有关系。

不过，对这件事也不必特别介意，不必“脑补”白居易说不好官话、会跳胡旋舞什么的。白家在中原住了好几代，早就汉化了。民族这个东西，不是看血缘，是看意识的。论起血缘，大家都是智人，遗传基因没有太大的差别，你是什么民族，关键还是看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民族。白居易说自己是山东士族的后代，那么他就是汉人。更何况，白居易写汉人的诗写得那么好，是汉人中的最高水平，那么他就是最汉人的汉人。至于多少代之前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很难说白居易还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汉族就是这样，重文化而轻血缘，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周边民族的精英，才创造出了如此辉煌的文明。

白居易给自己认的这个祖宗，其实也不是北齐的官，而是北周的官。白居易非要说他是北齐的，是想说自己是山东士族。这说明，白居易在心理上认同的是山东士族的文化。在中晚唐，攀附士族祖先是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积极的角度想，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士族的认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一概认为是可耻的。白居易虽然出身于谈不上世系的家庭，但他心里是把自己视为山东士族的。白居易的童年，是在山东士族文化的中心之一荥阳度过的，这才是对他的文化心理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白居易的父亲，是他母亲的亲舅舅。这件事听起来也有点骇人听闻，但这也不能证明他跟西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说，胡人就都不讲究，汉人就都那么讲究。这件事只能证明，白家在白居易以前，并不是什么讲究儒家礼法的人家。

白居易实际上出身于一个基层官僚之家。他的祖父、外祖父、父亲都是明经出身，做到县令。明经也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只是比进士科要简单一些，所以考中明经的平均年龄会比考中进士的低一些，但明经出身也就不如进士出身那么受人重视。明经出身未必没有前途，而且从现实考虑，那些不期望将来在士大夫中获得崇高地位、更想早早做官养家的孩子，恐怕会更喜欢明经科。考明经、做县官，已经成了这个家族最熟悉的路径。这个路径，恐怕也是白家本来为白居易规划的，以至于白居易到十六岁才听说世界上有“进士科”这回事。

白居易的祖父、父亲也写点诗，但是他们的诗都没传下来。他的外祖父陈润算是一位不错的诗人，在唐朝这样的朝代也是有一席之地的。白居易写诗，应该也会受到母系文化的影响。

白居易很小就表现出诗歌天赋。他十七岁就可以写出《王昭君》这样的好诗，说明他已经很清楚诗是怎么回事了。他早年的作品同样充满了青春感伤，看不出“乐天”的影子，倒是有点像稍晚的李贺。如果白居易后来不是福寿双全，或许也会被人叫作“诗鬼”的吧。

自从听说了世界上还有进士，白居易一下子爱上了这条路，他废寝忘食地读书，一心要考进士。当时，他去拜见著名诗人顾况。顾况听说这个少年叫“居易”，开玩笑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那个年代，要挤进长安居住，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了。但是顾况看了这位少年呈上的诗卷，看到了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又笑着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诗写得这么好，长安还是可以让你挤一挤的。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白居易已经很娴熟于赋得体五律的写法了，这可是进士考试中的利器。

经过曲折的努力过程，白居易终于在二十九岁时考中了进士。虽然为科举考试做了多年准备，但在当时，他已经是同榜中最年轻的进士了。这时的白居易，自然是意气风发，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在数年守选后，三十二岁的白居易在书判拔萃科考试中表现优异，获得了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这是唐朝最好的起家官，往往由一代人中最被看好的青年士子担任。这时，白居易还结识了一同通过考试的元稹，收获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白居易获得了稳定清贵的职位，在京城租了一处房子安顿下来，这处房子是前朝一位宰相私宅的一部分，有四五间屋子。他平时工作不累，就是校勘一下珍贵的古籍，十天半个月才需要上一次班。家里有一匹马，有两个仆人，每个月的工资花不完，还能有点存款，日子过得很滋润。白居易是个记账狂人，他几乎每次涨工资都要写首诗做纪念。当上校书郎这一次，他是第一次领工资，当然尤其得意。他把以上待遇一字不落地写进了诗里，可见他当时对生活是多么地满意。

白居易依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摆脱了“明经—小吏—县令”的家族生活轨迹，如愿以偿地成为前途无量的进士、校书郎，实现了小小的阶层跃升，这在中唐是很不容易的事。终其一生，白居易对自己的生活都是大体满意的，他很珍惜自己的士大夫身份。所以，他一面很注意享受生活，一直在计算自己获得了什么；一面很愿意为唐王朝效力，总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这其实是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共同心态。只不过，有的士大夫比较忸怩，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得比普通人好得多，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和皇权有密切的关系，而白居易显得比较直率，把这些都老老实实地写进了诗里。

在这个阶段，白居易已经开始显示出他的可爱之处。比起之前的某些诗人，他显得有点“话痨”。他会把日常生活中某些无关紧要但是有点意思的小事写下来，把脑海中闪过的不那么高端大气但是很真切的小念头写下来。他不一定非要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才写诗，而是大大拓宽了诗的题材范围，诗成了他的日记。这种写法，是“白体”的重要特征，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诗歌。

青年言官

唐王朝让最有希望的青年才俊先做校书郎，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为了在读书和做官之间给他们一个过渡，先做点不会出人命的工作，把心态调整过来。秘书省的工作是清闲的，但也有点寂寞，壮志凌云的白居易，也并不安于这样的生活。好在，他很快迎来了迁转。

三十五岁的时候，白居易到盩厔去做县尉。清流官做县尉，是做县令的副手，为的是在小地方全面地熟悉政务，其实就是见习县令。这是唐代官员迁转的必由之路。作为县令的儿子，白居易对县里的事务并不陌生，但是作为官员，他看到这一切难免有新的感触，甚至同时在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在盩厔，他写下了著名的《观刈麦》，“白体”的风格也初步显现。

大约在做校书郎、盩厔尉的时代，白居易还收获了美满的婚姻，娶到了当时显赫的世家大族“靖恭杨氏”的女儿。杨家属于古老的弘农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汉代就出了很多大儒，是典型的关中儒学家族，也是李唐王朝青睐的选官、婚配重点，著名的杨贵妃也号称出自这个家族。白居易的岳父杨宁做到国子祭酒。这个家庭，无论是郡望、官职、文化地位，都没的挑了。这家肯选白居易做女婿，也说明白居易的身价确实高了。白居易尝到了婚姻生活的甜蜜，也从杨家听说了很多贵族圈子的掌故，开始融入高等士族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长恨歌》。

在盩厔县历练一年后，白居易回到京城，出任翰林学士，官品定为拾遗，这是典型的清流官待遇。翰林学士的职位，代表着朝廷对他学识和清流身份的肯定，拾遗则是被重点培养的青年官员由校书郎升迁的下一站。拾遗只有八品，却属于言官，他的本职工作就是向皇帝进谏，议论朝廷政策的得失。这样官品低、没有包袱、可以不计个人得失的言官，在朝廷中是必需的。拾遗位低而权重，很适合授予被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年轻人担任拾遗，仍然是见习朝政，不直接参与决策。皇帝只是让这些年轻人在旁边观察，朝中大佬是如何行政的，做法是否有偏差，有意见随时可以提。我们看到很多诗人在初入仕途的时候就上书提了很多意见，这不是因为他们格外耿直，而是因为他们是清流出身，担任了拾遗，进谏是职责所在。

白居易当上了拾遗，也是格外激动的，因为他的偶像陈子昂、杜甫都在这个尊荣的职位上待过，更因为这个职位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可以直接为朝廷、为百姓做事了。

次年，元稹失去了妻子，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白居易少不得要写诗来安慰这位好友。

白居易做拾遗是很认真的，提出了很多切实的建议。光上书还不够，他下班还要在自己的地盘写诗，继续评判社会现象。同为言官的元稹也跟他一起写。他们给这些诗取名“新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