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往事

杨沫

作者简介：

杨沫（1914—1995），女，已故著名作家，青年时代曾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做旁听生。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其代表作《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畅销不衰，并被改编为电影，曾影响几代青年。本文系作者生前所作，已发表，经作者亲属同意收入此书。

（一）

一件往事，我要把它记下来。

1969年初，我准备坐牢时，脑子里常常浮现出许多奇怪的想法。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当想到她时，一件悲惨的往事蹿上心头。它激励着我写出来。

那时，我才18岁。

1931年夏，我不能上学了。我去河北省香河县教书时，认识了玄。他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从此，我们相爱了。

这一年冬，母亲病重，把我从香河县叫回北平来。而我不大照顾垂危的母亲，却成天去找玄，形影难离地在他住的公寓小屋里热恋着。两三个月后，母亲去世了，父亲有外遇，不管家。

在我们那个家穷困得即将解体的时候，我发现我怀了孕。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初恋的玄时，我以为他会高兴，我们已经有了爱的结晶，谁知——那可悲的、不堪回首的日子开始了。听说我怀了孕，他突然变了，变得那么冷漠无情。我常去的他的那间公寓小屋里，已经没有一丝温暖的热气，只有冷冰冰、愁郁郁的面孔等待着我。

天啊，这对于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来说，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他农村的家中有妻子，而当时深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我，并不大在乎，因为那是包办婚姻，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可是，也许是怕负什么责任吧？这个玄，因为我怀了孕，就无声地抛弃了我。当时的我，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其他亲人的照顾，真是走投无路啊！可我又是个纯真、倔强、多情而又软弱的人。当时，不知从灵魂的哪个窍里，冒出了一股倔强之气，对于这个负心的人，我没有说过一句责备他的话。他还写诗向我叙说他的心情呢。至今，我还记得这么两句：黄叶已随秋风去，此生不复见花红。

好像我把他的前途葬送了似的。从此，我默默地忍受着揪心的痛苦，不再去找他。

翌年初，为了给母亲出殡（当时母亲的棺材停在她的住屋里两三个月，每天我就伴着棺材流泪），舅舅带我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卖父母的土地。卖了一些钱回到北平，除了给母亲出殡，我们姐妹三个每人还分得一点卖地的钱。此时已入夏，我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怎好住在家里见亲戚朋友？还是因为爱那个人的缘故吧，我悄悄搬到靠近他的一个小公寓里去住了。

一个人挺着快要临产的大肚子，孤零零地过活。他知道了我的住处，有时，在傍晚时候也来看我一下。他什么话也不说，好像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我呢，也什么话都不说。

我暗暗下定决心：用卖地的那点钱独自生活；独自把孩子生下来；以后独自抚养这个孩子……我决不乞求他的任何帮助，也不要他负担任何责任。

夜晚，我的眼泪常常浸湿了枕头。但白天见到他时，依然安详地、简单地和他谈上几句话——没有一句悲愤、怨恨的话从我的嘴里流出来。常见他那高高的个子默默地走进我的屋里，不一会儿，又见他那瘦长的身影无声地走出屋外。他走了，望着他的背影，在黄昏的暮色中，我不禁泪如泉涌……

我不能在北平城里生孩子。我到了北平附近的小汤山，住在三妹（白杨，原名杨成芳，以下称妹妹）的奶妈家里，决定在他们家里生。这样既可保住秘密，又可在生产后就地找个奶妈哺养孩子。

临产前几天，妹妹的奶爹李洪安从北平城里雇了一辆人力车把我接了去。我那个情人，眼见我一个人大腹便便地去生孩子了，却连送我一程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啊！

1932年的七八月间，在一个乡下产婆的照料下，我受了好大的罪，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了下来。这是个男孩，生下几天，就把他送到预先已找妥的奶妈——一位姓葛的农民家里去寄养。孩子安置好了，我住的那一带村庄正流行霍乱，每天死人。产后12天，我就雇头毛驴，仍由李洪安把我送回北京城里来。

我爱我的儿子，由于他的命运悲苦，我给他取名萍。但我当时只有18岁，我必须生活下去，奋斗下去，只得狠心扔下了这个似乎没有父亲的孩子。

回到北平后，在家里养了一阵，逐渐恢复了健康。这个时候，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没有叫那个人花费一文钱，孩子得到了安置。而我呢，又是一个年轻的、并不难看的女孩子。于是，那个人的爱情又回来了，而且很炽热。而这时，那个倔强的我消失了；一个多情的、软弱的灵魂又回到我身上来。

因为我还在爱他，一点也不知恨他。从这以后，我才和他公开同居，成为他的妻子，同住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里，给他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地一起过了五年的穷日子。

我的儿子萍，我们艰难地抚养着他（每月给奶妈家寄10元左右的钱）。有一天，奶爹突然来找我们说，孩子病了，叫我们去看看。我急忙买了药，还买了一只很漂亮的皮老虎，我和他一同到小汤山去看萍。黄昏时分，刚走进葛家的小院，我几乎晕倒……一具小棺材高高地架在院子里，我的儿子死了！好不容易生下来、活了1岁半的萍患白喉病死了！我倒在葛家的炕上哭了一夜。而那个人呢，似乎减去了沉重的负担，稳稳地睡了一夜。

为纪念萍，我曾写过一首拙劣而挚情的旧体诗，至今只记得这样四句：买来皮老虎，儿已入黄土。黄土太无情，永隔阴阳路。

我这段经历，多么像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某些情节。我就像那个喀秋莎——后来的玛丝洛娃，怀了孕被情人抛弃了。但我倔强、好读书、有理想。在旧社会，我没有被暴风雪卷走，我没有像喀秋莎那样走上堕落的路。

我写出这段从没有向任何人讲过的往事。我不怕有人讪笑我“浪”、“痴情”、“傻”，或者“放荡”……总之，事情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愿写出来，愿人知道我的真实面目。以免我有个意外，这种曾经使我陷入绝境的生活也跟着泯灭了。

我喜欢卢梭的诚实，他敢于袒露自己一生的真实面目。因此，我写下了这段我初入社会时的悲剧。回顾一生，命运对我并不宽厚。

悲剧结束了。后面的生活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二）

尽管往事逝去了几十年，然而我和他在沙滩小公寓里的那段生活，至今仍然印象鲜活、深刻，记下来也算一生中的片断或鳞爪吧。

我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收入，只靠他家中寄给他的少许饭费、学费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其拮据贫困可想而知。公寓里两间小屋一共十二三平方米。里面是卧室，除了一床一小桌什么也没有。外面的小屋做饭、吃饭，狭窄得勉强能转过身来。可有一阵我们是幸福的，每天清早他早饭都不吃，就夹着书包，或上课或上图书馆里去。我起床后，把小屋简单地收拾一下，铺床叠被、打扫房间，然后吃点剩下的馒头，喝点暖壶里的剩水，就开始看各种书。我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抒情的小说和古诗。跟他好，也因为他用功，有旧文学底子，又读过各式各样门类的书，懂得多，常滔滔向我讲述他读过的书的内容，我觉得他有学问，佩服他，像我的老师。自家庭生变，中途从温泉女中辍学后，再遇上他，便靠他继续帮我在北大图书馆借书读。每天买菜、做饭、洗衣等家务做完了，我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小桌前读书。累了，偶尔也去找房东太太或邻居大学生的爱人一起闲聊。那日子平静、安谧、和融。夏天没衣服穿了，我就到街上布店花上几角钱扯上几尺花布，自己给自己缝件旗袍。虽然针线拙劣，剪裁也不好，但练习了针线，像个女人。

我忘掉了他在我怀上萍以后打算遗弃我的绝情，我觉得能和自己爱着的人一起生活是幸福的，尽管物质上异常困窘。每个寒冷的冬天真难过。为了节省煤球，每天做过晚饭，火炉就熄灭了。夜晚朔风怒号，小屋里像冰窖，我们只得早早钻入被窝。早晨起来，洗脸盆的水结成了冰坨坨，墨水瓶也结了冰，可我就这样瑟缩在被子里看书。直到上午10点，为了做饭，我才在院子里用劈柴和煤球把小火炉生起来。没钱买烟筒，只能等火炉生旺了，才端进屋里来。快11点的时候，就开始做极简单的饭，买1毛钱的猪肉吃两顿；有时一天连一点肉都没有，就吃点青菜就烙饼或窝窝头。日子苦，却别有一番甜味道。

（三）

1933年春节，他回家和父母团圆去了，剩下我一个孤零零的，我就去找妹妹白杨。妹妹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一同演过电影《故宫新怨》的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刘莉影是东北人，这天她们的房里聚集了八九个人，多是东北的流亡青年。九一八后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爱国的知识青年们不甘当亡国奴，纷纷来到北平或各地，过起流亡生活。这天使我这个闭塞的、少与外界接触的“家庭妇女”大开眼界。他们悄声地唱救亡歌曲，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大家落泪纷纷。我在一旁也哭了。他们还热烈谈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反对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我傻头傻脑地呆坐在一旁，看着烛光闪闪，杯盘交错，看着一张张年轻英俊的脸上，闪烁着激动的红光，我似乎有些麻木的心，蓦然被掀动了！仿佛一个美丽动人的梦境在我的周围。我快活，又有些悲伤。因为我常看报，我也在为祖国的危亡担心，但我只是心里有这么点意思。和他，我们只沉湎在家庭的温情中，从不谈国家大事。

这个夜晚，在爆竹的噼啪声中，我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了我终生走向的、极有意义的年。刘莉影向我讲解苏联和苏联妇女的解放生活，陆万美、张子杰，还有许多人（包括后来成为烈士的许晴）都先后向我讲解必须抵抗日本的道理，接着就介绍我该读些什么书，并给我列出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名。不知为什么，我心头竟是那样的喜悦、兴奋，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人，可是却像遇到了熟悉的朋友。在妹妹和刘莉影的公寓里，我和这些朋友一起玩了一个通宵，也谈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陆万美（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当时正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果然给我送了书来。三天后我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一头倒在床上，竟那么着迷地、津津有味地读起那些枯燥的谈论革命道理的书籍来。

过了年10多天后，他从家中回来了，见我正手捧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在读，他奇怪地瞪视着我，好像我是个不认识的人，半天才说：“你怎么看起这些书来了？这书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已记不清立时怎么回答他的，但我神采飞扬，精神奕奕，过了半天，自得地回敬他：“这些书读不得么？……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他愣住了，似乎一缕愁容（也许是怒容）浮上他的嘴角。

从此，我常常去找那些朋友，常常借来各种书阅读。《资本论》《辩证唯物论》《哲学之贫困》《马克思传》等我都借来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虽然许多地方全不懂，可不懂也啃。接着我又读起苏联小说《铁流》《毁灭》《士敏土》，以及高尔基的《母亲》和他的三部曲，等等。这些书中对于革命者形象的描绘，饱含着人生的哲理和理想的启迪，使我的眼睛明亮了，心头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过去由于生活的坎坷，社会的黑暗，我曾经向往过死，我悲观厌世。和他一起生活，稍稍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然而我仍然沉默寡言，很少有欢愉之色。读了这些书，交了这些进步朋友后，我变了，他在家时，常常惊异地望着我，像看个陌生人，多次诘问我：“默，你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有什么喜事叫你成天这么高兴？”

我摇晃着脑袋，笑嘻嘻地回答：“我是有大喜事！因为我懂得了人生……”

“懂得了人生？就是你读的那些书，叫你懂得了人生？你是在做庄周的蝴蝶梦，还是拿到了唐·吉诃德的长矛？”

他的讥讽使我恼火，他的态度使我觉得他越来越不理解我。1933年北平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后来他甚至忧虑地警告我说：“你不怕么？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戴，要杀头的呀！”

我——初生的犊儿不怕虎，他说这些更加惹恼了我，我回敬他：“我不怕，谁像你胆小鬼！”

（四）

我们的和睦，我们的融洽，渐渐消失了。我们温馨的小屋，变得寒气袭人了。原来对他无话不说的情况也变了。我去找什么朋友不敢告诉他，我读一些书也设法背着他。我想跟他谈谈我的思想，也想劝他关心祖国的大事，但他根本瞧不起我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学生。一谈话，总是话不投机。于是不知从哪一刻起，我们的心疏远起来。

欢乐消失了，日子变得暗淡沉闷，我的心也感到沉重和痛苦。有时，我到进步的妹妹那儿向她倾诉心中的苦闷，她劝我说：“大姐，离开他！这样的老夫子有什么可爱？况且他家中还有妻子……”

可是，感情脆弱的我，虽然感到他身上的缺欠，对他不满，可一想到他还在爱着我，在心的某个角落，我也还爱着他，我就不忍心离开他，也没有勇气离开那个熟悉的小屋。我讷讷地回答妹妹：“你不知道爱情这件事儿是奇怪的，我讨厌他，我又爱着他，不能离开他……”

妹妹凝视着我，长长地叹着气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我打了妹妹一下，苦笑着，说不出什么。

我继续和他一起生活，很苦，时时想找工作，不想依靠他来养活。我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还在定县铁路员工子弟小学当过小学教师，但时间都不长，最多干几个月就又失业了。没事的时候，我依旧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有时忘了给他做饭。他中午回来，一看饭没有做，再看我又在捧着一本《反杜林论》阅读，便一气夺过我手中的书，扔在一边，含着讥讽怒吼道：“马克思的大弟子！既然这么革命，怎么不下煤窑去啊？”

我气极了，和他争吵起来，想起妹妹的话，我真恨自己软弱，忍不住痛哭流涕。

他见我真的难过了，又哄起我来，温存地抱着我的肩头说：“默，原谅我，我多么爱你，你是知道的……”

我挣脱他，哽咽着说：“你不爱我，你不理解我！”

我口里这么说，实际上又被他的爱情感动了。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和舅舅去古北口外的滦平县去讨佃户拖欠的购买土地的欠款，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抵抗日寇的进攻，交通断绝，我一时回不了北平，他急坏了，成日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等待、企盼着我回来。当时，他还写了一篇散文登在报纸上，什么题目已经忘了，可那篇怀念我的散文写得极精致、极有情。文中描绘，一只小狸猫轻轻在窗台上一跳，他就惊喜地以为我回来了……我回来后，发现他真的瘦了，憔悴了，再读了他那文章，我感动得哭了。初恋的情是深的，撼动它不易，抛弃它更不易。从1933年到1936年分手前，我们不断争吵，他经常刺激我、讥讽我。我有件母亲遗留下的翻毛皮大衣，有时穿在身上，他看着那闪闪发光的毛色，好像无意中又来了一句：“这衣服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小姐穿的，怎么却穿在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的身上了？”

我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知道我终究会和他分手。但越是这样想，我就越珍惜和他相处的日子。我依旧给他做饭、洗衣、补破袜子。

（五）

他有一个通县师范的同学盟兄弟贾汇川，在乡间教小学，寒暑假时到北平来就住在我们家里。认识他不久，我就认识贾汇川，我们都叫他贾大哥。他原是地下党员，因白色恐怖和党失掉了联系。他看我是个纯朴的、要求上进的青年，就常常向我讲些革命的、抗日的道理，是他奠定了我在1933年的旧历年夜能够迅速接受那些进步青年教诲的基础。1933年下半年，北平宪兵三团活动越发猖獗，大批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我在大年夜认识的青年们，有的被捕，有的不知去向，妹妹也到南方演戏去了。我想找的朋友一个也找不到，我好苦闷，好苦闷。

记得1934年的暑假，贾大哥来到北平，但这次没住我家。我去他住的公寓看他，问他为什么不住在我们那里了？

他说：“你没看出你那位的态度么？他不愿意你接近我，当然是怕我把你引‘坏’了。”

“不管他！贾大哥，我还是想请你帮助我，我要参加共产党，你能帮我介绍么？”

贾大哥望着我沉默良久：“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是真心实意么？……你看，白色恐怖多严重……”

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贾大哥，我看了许多书，我是真心真意地想参加共产党呀！你一定介绍我，我不怕死！”

贾大哥像哄小妹妹般哄着我，安慰我：“君默，我也正在找党，找到了，会介绍你的。你还要努力改变你那地主家庭给你的影响，要学会吃苦，要多接近下层群众。”

“贾大哥，我和他一起生活很痛苦，可又没有决心离开他。我该怎么办好呢？”

“我看你现在还是要好好跟他过。他是个非常用功的人，人也不错，不要以为我和他是拜把兄弟，向着他。今天的妇女找工作不易，你虽然不愿过那种依附男人的生活，可现在离开他，你的生活也成问题。”

贾大哥的话句句是实，我却固执地说：“我能参加共产党，就有出路了。贾大哥你一定介绍我参加吧！什么苦生活我都不怕，我日夜都想着参加党。”我傻傻地说着，竟眼泪汪汪了。

这个暑假，我不知找了几次贾大哥，问他找到党没有？磨着乞求他介绍我入党。一股天真的热流，一种充满幻想的憧憬，竟使我忘掉了不幸的现实，忘掉了白色恐怖，也毫不理会他（玄）对我的怀疑，甚至监视。

（六）

1936年春，寒假终了，我又一次由他介绍到他哥哥任教育局长的香河县去教小学。这时他已从北大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我随他搬到天津，虽然他有了工资，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些，可是，我仍然在各处求职，总想做个自食其力的人。他拗不过我，我终于第二次去香河县教书。这第二次去香河，掀起了我一生中巨大的波澜，从此命运把我卷入了奇异的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硝烟战火中。

贾汇川和我同在香河小学教书，这一天突然有个陌生青年来找他。我有点奇怪，来的是什么人呢？要是个革命的人该多好。不一会儿贾大哥悄悄来到我屋里，轻声对我说，马五江从北平投奔他来，因为昨天和马五江同住一室的人遇到叛徒，被国民党逮捕走了，幸亏他不在屋，没被捕，就急忙跑到香河来找他——想在这儿找个暂时存身的地方。

“马五江？——马五江来找你了？”我惊喜得几乎跳起来，一把抓住贾大哥的手，拉住他立刻要到他屋里去见那个陌生的马五江。

贾大哥按住我：“你急什么？我要先把你们的情况互相介绍一下，你们才好见面呀。”

“不，我早就听你说过他，我了解他，你们一起在平西斋堂和良乡一带搞过地下工作。他挺革命的，这下能够遇到他，我太高兴了！贾大哥，带我去看他！”

贾大哥见我那副天真的幼稚和憨态，那副火燎眉毛的急样儿，宽厚地笑着拍拍我的肩膀：“等一等，我立刻把他带来见你。”

马五江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大大的眼睛，五官端正，神态安详，一见他我就像见了多年未见的好朋友。

必须先给马找个安身的地方，否则一个闲人住到贾大哥房里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贾大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呢，我只有求他的哥哥县教育局长去。开始他哥哥怎么也不答应，说县里各村的小学教师全满了，没法安插。我说这个人是我的中学老师，我上中学交不起饭费时，他接济过我，是我的恩人，现在他逃婚到这里，无论如何也请给他安排个教书的地方。这位大胡子局长瞪着我，一副凛然、冷漠的或者说是怀疑的神情，怎么也不肯答应。我急得眼泪几乎掉下来也没用。突然我翻了脸，狠狠地说：“什么亲戚！还不如路人呢！看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弟弟！”

这样一来，局长才答应给马安排工作。我好不欢喜。

马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时常来到我的房间，给我讲形势，和我谈必须读的书，还教会我当时“左倾”青年都喜欢学的拉丁化新文字，让我几年的苦闷突然冰释了许多。短短几天的交往中，他便理解我，信任我。几天后，利用放春假期间，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回北平去找他的战友侯薪，向他了解那个被捕同志的情况，还有，是否还有人受到牵连。我像个初次出征的小战士，扛着无形的枪，神采奕奕勇气十足地出发了。初生的犊儿，我不知恐惧，也没有任何顾虑地拿着他的信，找到了侯薪。和侯薪秘密地接触了三四次，了解了情况，便高高兴兴地匆忙返回香河来向马复命。可是，他已不在了，被那位局长哥哥派到远离县城五六十里的一个村庄去教书了。我给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那被捕的同志，在诱骗敌人去帮他们捕人时，设法逃脱了；敌人并没有发现马的身份，他仍可以回北平去。可是怎么告知马呢？就在这时，天津的他突然找我来了，他哭丧着脸，立刻叫我和他回天津去。

“为什么叫我回去？我在香河还没有教上两个月的书，好不容易有个职业，你又叫我回去给你洗衣做饭陪你睡觉么？我不干！我不回去！”我怒不可遏，我气恼异常，我知道是他的哥哥向他告了密，好像我已经和马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情思绵绵地哀告我，求我跟他回去，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生活，何必劳劳碌碌当个孩子王，而且劳燕分飞。我的倔劲上来了，任他怎么说，我坚决不肯回去。僵持了两三天，我被解雇了。我又一次失业了。有什么话可说，无路可走，乖乖地跟他回了天津。

（七）

遇见了马，像暗夜中瞥见了一束耀眼的光亮，我又有了1933年年夜之后的那种勃勃情怀，又充满了青春幻想。通过贾大哥我知道马已回到北平，于是和他开始用新文字通起信来。马看我确是一个不大一般的女孩，确实有追求革命的理想，在给我的信中倍加鼓励，且蕴含着诚挚的友谊。我当时虽恼恨他干涉我的自由，限制我的行动，然而，他还在爱我，我还是难于割舍他。

有一次，马的来信被他发现了。他是不许我和马来往的，而我们竟偷偷地不断地通起信来。他不禁大怒，一脚踢翻了屋中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满地滚着馒头，水漫金山。

我发觉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哭了一场，当天下午，找到我的小学同学史瑞春，向她借了几元路费，立即回到北平我的哥嫂家，不想再回天津去。谁知没过几天他又追了来。眼泪、情话一大堆，看他那么痛苦，我又跟他回到天津那可怜的小屋中去。

这时我和马已经有了感情，我无法跟他公开通信，就由史瑞春替我们秘密传书。在一封信中，他竟说了这样的话：“君默，我们的关系可以超过同志关系么？”看了这句话，我的心狂跳起来，感到了异样的甘甜。而这时的他，对我更加严厉起来，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念着：“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恨自己软弱，明明知道和他生活下去，我只能做一个温顺的妻子，一辈子给他做饭洗衣生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死了，这时，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不，不！决不能这样活下去，不能这样活下去！他会毁掉我的一生的！

终于有一天，我又偷偷逃回了北平，接着给他去了要求断绝关系的信。这次，他不再追来，也不回信。不久，放了暑假，他到北平来了，到我哥哥家来找我，终于同意和我分手了。我们五年的幸与不幸的生活至此结束了。

附记

历史有时真会和人开玩笑，那样的“无巧不成书”，颠颠倒倒地令人眼花缭乱。

我早已忘掉了的他，在“文革”中又出现了，而且还扮演了一个颇为道德的角色。专案组里有人告诉我，为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他。调查的人以为他会恨我（因为思想不合，是我抛弃他的），一定会说出我的什么“反动”历史来。可是，调查的人失望了。他在本单位原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顶住了调查我的压力，他说了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无论怎么压——我想象得出，他们对他施加的压力会比对贾大哥的压力还要沉重，但他从未改口。他总是这两句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

听到专案组的同志这样告诉我时，我对他肃然起敬了。千钧压力他顶住了。我默默地、激动地想：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啊！美中有丑，丑中有美，恩中有怨，怨中有恩。但愿他美美地生活下去。他有学问，是会有成就地美美地生活下去的。

1. 1969年初，《青春之歌》正在接受激烈的批判。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杨沫被其丈夫揭发为“假党员”“政治骗子”。杨沫对此强烈反驳，因当时是受丈夫欺骗，以为自己已入党，而后杨沫并未因此坐牢。
2. 杨沫笔名杨君默、杨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