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三太爷虽然没有儿子，但有了我父亲这个孙子，就急着要抱重孙子。1928年，也就是我父亲7岁那年，三太爷从平凉城里给我父亲买回来一个大他一岁的童养媳，就是我的母亲。当时，1929年的大饥荒已经初露苗头。

母亲说她是羌巴人，小名叫茂丹，娘家原在甘肃省岷县。母亲6岁时，她父母及同族的好多人因为宗教冲突而去世，她被族人领着从岷县逃到陕西宝鸡千阳，被吕姓人家收养。一年后，人家家里生了一个儿子，就不要她了。这也可以理解，当时饥馑已经开始，谁也不愿家里多一张吃饭的嘴。于是，她们几个流浪的女孩就跟着一位好心人一路乞讨来到平凉。后来，母亲就被卖到我三太爷手里，当了我父亲的童养媳。

三太爷的孙子很金贵，但这个孙子的童养媳却不好当。三太奶奶有点偏心，舍不得她的女儿和我的父亲受累，什么粗活重活都让我母亲做，担水、拾柴、给长工做饭，里里外外，样样都是我母亲的活计。还没长大的父亲却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从来不关心母亲。但与母亲同岁的姑姑却和她相处得不错，时时处处照顾着母亲。母亲说她骨头硬朗，身体健康，又生性好强，能吃苦，尤其善于粗活细做。母亲14岁时就和父亲结了婚，17岁生了大姐，接着生了大哥、二哥，后来又怀上了我。三太爷看家口越来越多，就让父亲回蒋家沟去继承爷爷启智的家业。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在平凉家里

父亲带着一家六口，来到蒋家沟与二爷的儿子启海比邻而居。其实父亲继承的所谓家业，不过是几孔窑洞和几十亩山坡荒地，而且有地没牛，只能与别人进行变工耕种。

日子过得紧巴巴，我还未出生，父亲就发了愁，又要多一张吃饭的嘴，怎么养活得了。正好村里有一家姓刘的人说：“这孩子生下来，你要不愿要，就干脆送给我好了。”父亲当时就答应了。

我一直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12个月，于1949年10月9日（阴历八月十八日）才出生。据说我刚生下来时，崆峒山上一个道士化缘到我家，他得知我家生子后说：“你家里生贵子了！”父亲顿时后悔不已，但话已说出口，第三天刘家就拿着衣物用品来家里抱娃娃，反悔已经来不及了。正在父亲踌躇为难时，忽然听见二爷在隔壁院子里高声叫骂起来：“蒋家的孩子你不能送人，我们蒋家人丁稀少，你多生了几个儿子你就有脸送给别人？你要是没本事，养不活，我来给你养好了……”虽然二爷把父亲骂得狗血喷头，但父亲心里暗暗庆幸，多亏二爷这一顿臭骂，给了他一个台阶下，纠正了他可能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我小时候常听别人讲起此事，也常常为此感激二爷，要不是他，也许我就成了刘家的人了。

我出生之后，父亲对母亲也好了许多，对亲情也越来越看重。父亲时时惦记着麻武杨家山把他养大的三太爷，有空就叫我们去山后麻武看望三太爷，给他送好吃的。我三太爷个头大、膀大腰圆，长长的白胡须随风飘动，80多岁时仍徒步20里山路来帮我们收麦子。他于1966年过世。

我的奶奶改嫁到8里外的太统山下，我们也经常去看望她，与她家的孩子相处得很好，就像一家人。

也许是从小就没有父亲的缘故吧，我父亲当时把村里一位当了一辈子长工却没拿到钱又积劳成疾的老人接到家里养着。这人姓任，是甘肃临洮人。就这样，他成了我们的爷爷，给我们家种菜。平时，我和任爷爷睡在一个炕上。他有严重的肺气肿，父母向来都是给他好吃好喝的。任爷爷脾气很坏，但父母总是笑脸相待。1967年，任爷爷去世了，父亲给他买了一口棺材，做了老衣（寿衣），像安葬自己父亲一样把他安葬了。

小时候，在兄弟姊妹中父亲最疼我，他每天进山砍柴回家，就是再饿再累也要把我扛在肩上，在院子里面走一圈才吃饭。农闲时，父亲还烧了个石灰窑，把石灰拉进城卖了，以补贴家用。他每次从城里回来，买了锅盔腊肉，给其他人分一点点，剩下的都留给我吃。父亲对我的偏爱导致大哥、二哥心里不平衡，后来居然影响到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父亲当时在生产队里当队长，处事公正廉洁，谨小慎微，从不亏待别人，却总亏待自己。虽然一家老小生活得紧巴巴，但父亲却从来不悲观。父亲会吹箫，村里有个自乐班，空闲时大家聚在一起自得其乐，这也影响到我们兄弟三个，使我们都喜欢音乐。

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对农村的礼节和礼仪特别讲究，家教很严。父亲最爱我，但我最怕父亲，我们跟父亲说话的时候不能把手放在兜里，跟其他长辈说话时也不能把手放在兜里。父亲说，天晴修水路，人要讲德行，做事要勤快，要“笨鸟先飞”。他说：“你要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一只笨鸟，要先飞。即使这样后面的人都会把你追上，你要是再晚飞的话，人家更会把你超过了。”父亲的这些话我记了一辈子，受用了一辈子。

我小时候爱武术胜过一切，但父亲坚决不让我习武。我个性很强，不服输，怕父亲知道，就偷偷地跟我表叔学武术。我在家里弄了一个练功的泥锁，偷偷地用它练臂力，父亲发现后把它扔了，我大哭了一场。他一心让我学文化，在我六七岁时就让我在砖头上练习写毛笔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让我练武，因为练武之人容易受伤，他是对我太爱惜了，希望我能从文。

20世纪70年代初，平凉市政府在崆峒峡里修崆峒水库，公社领导指定父亲在工地上管炸药。父亲睡在靠山挖的湿土窑里，日夜看守了三年，得了风湿病，全身肌肉萎缩。那时我在兰州上学，每个假期都跑回来看望父亲，父子抱头痛哭，当时我真希望老父亲的病是得在我身上。1972年，父亲的病严重了，1973年3月父亲去世前不让家人跟我说，后来电报发来，我悲痛欲绝，当时托人给父亲买的天麻还没送回去。等我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安葬了。父亲在世时几乎没有留下照片，他生病期间我回家给他画过像，但他很瘦，人都变了样。我本想等着他一天天好起来，再给他照张相。父亲是一个很有气质的男子，常穿着白衬衣、黑马甲，戴一副老式的石头眼镜，谈笑之中总有一股威严。我太爱我的父亲，只要一谈到他，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会号啕大哭。此生我也无法报答父母的恩情。每年清明节，我都回家给父母和祖先上坟，每到大的节日都在家门口给他们祭祀。

因为父亲去世，毕业分配时，我决意回平凉照顾我的母亲。当时大哥因腿部骨折已成残疾，二哥又在外地工作，家里没有一个男人主事。当时，大嫂对我母亲不好，但我母亲大度善良，从来不对外人说。我回来可以就近照顾母亲。

我回到平凉群艺馆后，每月工资不到40元，但每月要给家里10元，好买回销粮。每个星期六我都要回家去看看母亲，每次回去，老远就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站在家门口，我知道那是我母亲在等我。

后来我在兰州工作，生活状况开始有了一点改善，我就把母亲接到了兰州。我住在兰州定西南路甘肃画院的临时办公室，大概40平方米。母亲住了三个月，觉得这里空气不好，光线不好，没有人聊天，生活上有诸多不便。没办法，我只好把母亲送回老家。不料她刚回去三个多月，就突患心肌梗死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