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因为从事旅游工作和旅游研究的缘故，和国内地理学界的专家们接触较多。最早是在1982年，为北京慕田峪长城的开发，我到北京大学去拜访过林超先生，先生坐拥书城，娓娓道来，又专程到慕田峪考察并讲话，给我们以很大支持。前辈学人学贯中西而又虚怀若谷的风貌给我以极深的印象，尤其是看到林先生书斋里的书统一装订，书脊上均冠以“林超藏书”四字，真使后学晚辈羡煞。之后接触较多的就是陈传康先生，他是中国旅游地理的开创者之一，自号“粤东游子”，多次听他侃侃而谈，思想活跃，工作执著，亦见大家风范。

和王恩涌先生认识则是前些年的事了，也是在旅游规划评审会和旅游项目讨论会上，各自说些看法。王先生话不多，但往往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阐述。比如有一次说到江苏省的行政区划何以如此不规整但又历朝历代得以延续，王先生说：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自然也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独特性。细细想来，确为此理。还有一次，是在一个项目论证会上，文本是王先生参加了意见的，显出学术的厚重，但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所以我谈了一些不同意见，也有些“少年气盛”，会后我着意去向王先生解释，王先生只是淡淡一笑：有不同意见才好深入嘛。使我体会到学人的涵养和学术的沉稳。

近些年，旅游规划之风大盛，我又到规划发展司工作，和北大的接触更多一些，虽然我只是从评论者的角度出发，但也觉得获益不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王先生的几篇文章，拜读之后大吃一惊。于我而言，这几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角度，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运用了一套分析手段，综合分析的手段；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问题是我们熟知但不觉其为问题的。有关大禹治水神话的地理透视，把妇孺皆知的事情重新加以透视，分析过程头头是道，结论自然是有说服力的；有关魏、蜀、吴三国时代的政治地理战略分析，可以说是一篇新的三国志。尤其可贵的是，这样大的题目，但文字并不冗长，三五千字的篇幅，说得清清楚楚。而就我辈治学而言，这样的题目是可以拉开写书的。从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思想的穿透力，也感受到一种平实的学风。

统观下来，本书有几个特点。首先，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人地关系的分析、文化现象的解释、文明变迁的认识，从大的时空尺度上，可以理解为是环境决定的；而在具体把握上，必然是互动的，必须要从人的活动出发，加以深入的认识。其次，是题目的丰富。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语言、宗教、建筑、饮食，林林总总，均有所涉。这既反映了人文地理的综合性、交叉性，又反映了作者的视野宽阔，覆盖广泛。再次，是方法的运用，如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小中见大”。有些文章题目甚大，而着眼点却甚细，独辟蹊径，结论自然也是独特的。书中“中国的文明为什么没有中断”一文就是如此。另一方面是综合性方法的运用，形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成果。复次，是良好的学风。书中几篇文章都谈到在哪些方面认识不足甚至认识有误，从哪些人和哪些著作中受到什么影响，有什么收获等等。从如此坦诚的态度中，我体会到前辈学人永无止境的缘由。虚怀若谷，无虚就没有实。认识都有过程，谁也不是完人，这本是常识，而现在却往往是常识不能成为常理，更不能成为常态，常见的是稍有名气就霸气十足。

本书基本内容可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一块是涉及政治地理学的，一块是涉及地理教育的。其中有史有识，有叙述有介绍，文体多样，文字平实。也有关于旅游地理及相关的内容。多年以来，旅游地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发展，著作很多，在旅游实务和教育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已初成体系。但也有不足，主要是对资源的介绍和描述过重，体系性的建设还不足。作为一门实用性的学科，更多的应当是经验的归纳提炼，以指导实际，但不应因此而忽略其基础理论与方法。作为边缘性和交叉性的新兴学科，也只有发挥杂交优势，才有创新，才能大行其道。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方法都是很有意思的，也都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有关人士研读，举一反三，必有所悟，必有所获。

王先生这本书知识性趣味性很强，常常是以小见大，也有些是老题新论，似乎不应作为学术文章看待，但又有很深的学术含量，堪称深入浅出。作为刚刚起步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和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恩涌等编著的《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2000年，该社又出版了王恩涌等编著的《人文地理学》，这两本书都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而这本随笔集中的许多内容反映了上述两部著作中主要思想和观点的形成过程，反映了一门新兴学科的起步过程，读来就更有兴味。

人文地理学是人文与地理的结合，以人地关系为中心，又以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作为研究主体，因此，其涉及面极广，可以研究的题目极多，小自吃穿住行，大至文化变迁，都可以在地理变化的背景之下做出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体系性的框架。在西方，现代地理学产生于19世纪，人文地理学产生于20世纪，这本身就可以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进行解释。正是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全球化，使人们的视野大大拓宽，对各类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愈加深入，而不同现象之后的共同本质也逐步被揭示出来。其中，人地之间的互动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自《禹贡》、《山海经》到《徐霞客游记》、《昌平山水记》等等，地理性的著作林林总总，地方史志更是汗牛充栋，但是却始终未能成学。人文地理的描述性著作也很多，大量的山水游记更是寄情于山水，以抒文人之情怀，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但也仍未见体系性的思考。何以如此？恐怕根本还在“人文”二字。人文之本是人本，而人本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始终是缺乏的。正如书中所谈到的，大河文明面对着治水的需要，所以形成了强力的社会动员体制，夏朝“家天下”的制度得以形成，由此进一步形成延续几千年的皇权本位和官本位的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之内，没有人的位置；虽然也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说法，但充其量可称为“民本”，而不是人本。没有市民社会发育而产生的个人主义的全面制度安排，没有文化性的个性张扬，我们的很多学说就只有“学”而很少“说”。李泽厚先生曾经归纳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用理性精神”，重功用而轻思想，重技术而轻科学。轻视科学的必然结果就是使学不成科。

政治地理学是时空中的政治格局，是研究国家、民族、综合国力的时间空间变化和消长的学问，地缘政治学是其中的重点。在政治地理学的形成过程中，海权说、陆心说、陆缘说、冲突说等等此消彼长，各显其胜。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立身的基本依据之一，是发展的要求之一，这类学说的产生也是一国国力的客观反映。而我们在农业社会的总体环境下，过去积累的只是“资治通鉴”性的治国权术，是内部权力的争斗和消长变化。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各类实际运行规则的关注点。在近代史上，我们被迫门户开放，睁开眼睛看世界，才知道我们固守的中国之“中”，像地心说一样可笑。但一直到社会思潮在狂热幻想世界革命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建立地缘政治的概念，致使在地缘政治的变迁中，同样丧失了机遇。

一百多年以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疾呼，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的，历史上朝代更迭，生灵涂炭，但社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从进步的意义上来说，苦难越重，进步反而越小。李鸿章们所惊呼的，只是外力的压迫，变局只是刚刚开始。毛泽东感慨，学生向先生学习，但先生为什么总是打学生？所以百年来的变迁史，只是救亡图存的历史。新中国开国以来，既是对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一种延续，又是一种超越。其延续在于政治思想的混乱，以各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超越在于开始了工业化的积累，奠定了社会本质性转变的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是本质意义上的变革。在此期间，国际上的环境是冷战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超多极格局的产生。这才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天下真小”不仅体现在日常人际关系中，而是真正体现在天下大势上。比如，自1993年开始，中国从石油输出国转化为净进口国，现在二分之一的石油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地区的局势对于中国而言，就不是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更不是道义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经济命脉的问题了。作为世界第三位的贸易大国，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涉及我们数以百万人计的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地理学的重要性自然凸显，建立我们自身的地缘政治战略就成为首要问题。农民可以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皇上可以只管自己的家天下，但企业家则必须研究市场，跨国公司更要研究世界。现代政治家必须保护自己的企业，支持自己的企业。无现代企业就无综合国力，无综合国力就无现代政治家，就只能在富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当配角，企业也只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系于末端。

躬逢盛世，才有学术的繁荣；学术的繁荣也是盛世的要求。明代冯梦龙曾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喻世明言》问世，现在观之，大可以作为人文地理的话本来读。但现在更需要的，恐怕是盛世危言。凡事都有两面理，只强调一面，也难成立。而学者之本，首在人本。没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没有人文地理学的孕育和发展。

魏小安

2010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