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结群英名闻长安

禹锡读书日积月累，渐渐竟至无可计数，待禹锡感觉自己需要从书海之中抬起头来之时，已是贞元六年（790）。禹锡正及弱冠，心存高远。刘绪亦改官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埇桥。当年权德舆曾言，禹锡不过一纪必中高策，如此算来，也只还有两年时间。刘绪春秋渐高，格外思念洛阳故土，常叹先人冢茔无人照料，又思禹锡经年苦读，在江南成名已久，理应在帝国的中心赢得应有的位置。禹锡亦感羽翼渐丰，正应是雏凤清鸣之时，祖居之地洛阳和帝国都畿长安才是属于他的舞台。恰逢乡邻父老与父母官皆推禹锡参加将于贞元九年（793）在长安举行的科举考试，长安之行，理所当然。

行程既定，禹锡弱冠之礼便一切从简，仅由父母及部分亲友见证。典礼既成，依照风俗，刘绪应为禹锡赐字，禹锡才正式成为一名成年男子。

刘绪心中已然有了主张，谓禹锡：“我儿取名‘禹锡’，乃取‘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之意，今取字，亦应与此意相合。按《孝经.钩命决》所云，‘命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乃定‘梦得’二字。今汝得字，已是铮铮男儿，即日北上，一则祭祀祖先，二则往长安拜会贤达，以备科考。”

禹锡生于江南，长于江南，虽常在江湖走动，却不远行千里。刘绪为父，自然搜肠刮肚，与自己多年来所结交的在京好友一一修书相托，纵不能得遇伯乐，亦可令禹锡在远方有所依靠。

对于年方二十的刘禹锡而言，初次出远门便要奔赴长安，心中当然激动不已。长安，大唐帝国的核心，禹锡脚下的终点。往昔刘绪调度钱粮转运，禹锡往往随他同往漕运码头，送船队启程。从第一次望着漕船远去的白帆时，刘禹锡就已向往长安的风土人情，更向往施展才能的舞台。在他所能看到的任何一本书中，凡是提到长安，必然会用无数炫目缤纷的溢美之词加以描述，仿佛那是人间之外的胜境，那里有巍峨宏伟的宫殿，有昼夜喧闹的青楼教坊，有万国商人汇聚的商栈集市，还有威严圣明的天子，有天下撷萃的文武精英，甚至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就能讲出个汉唐神采来。总而言之，那是一座梦幻之城，也是一座寻梦与圆梦之城！禹锡常这么认为，并且十分肯定。他想，眼前那些川流不息的漕船所满载的金银、粮食、绸帛等等的美好事物，都堆在了长安城里，铺满街巷，如果长安不是天堂，还能是什么呢？

怀着对天堂般长安的憧憬，年轻的刘禹锡踏上了进京扬名的旅程。因其母卢氏素来不喜江南水土，此次禹锡北游，她便一路同行，回归洛阳祖居。有母亲相伴，禹锡离家远行之情稍慰，但是没有走出数日，他就已对长安的状况发生了怀疑。

大运河显然是很久没有得到有效的整修与疏浚了。河岸残破，泥沙淤积，漕船数日不得前进。无奈之中，刘禹锡弃船登岸，转走陆路。但他更加怀疑，书中那沃野千里的中原怎么会是眼前这片荆棘横生的荒野？那些仓满廪实的村庄呢？那些载歌载舞的百姓呢？安史之乱结束已经二纪有余，纵使当年战祸惨烈，果真能祸及三代？渐渐地，一些他在父亲的邸报旮旯里瞥见过的消息，慢慢浮出脑海……

刘禹锡陪伴母亲历时月余，自江南回到中原故土。一路之上，觉得自己如同穿越大唐的历史。禹锡携母回到荥阳短暂停留，专一前往檀山原祭拜祖茔。

刘家祖茔原在洛阳。七世祖刘亮曾在北魏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刘亮带领全家追随孝文帝入洛，定居洛阳都昌里，并定姓“刘”。刘亮辞世后，安葬在洛阳北邙山。北邙山是历代官贵逝后争相殡葬的风水宝地，尺土寸金。刘家数代入葬北邙，以至难有卧牛之地，只好在荥阳的檀山原开辟新的茔地。刘禹锡的曾祖父刘凯官至博州刺史，自刘凯起，刘氏家人逝后，皆安葬在荥阳。墓地的坟茔排布有序，左尊右卑，序列分明。望着先祖的墓碑，如同沐着先祖期待的目光，禹锡心中暗含弘扬家风之志。

禹锡携母在荥阳檀山原祭拜了祖茔，又将母亲安顿在洛阳的卢氏旧居，便独自带着对大唐历史的疑问继续西行长安。直到长安萧瑟青灰的城墙出现在傍晚的薄暮中时，刘禹锡终于将藏在那些熠熠生辉的邸报中的一连串墨点，连缀成一幅焦黑的图卷……

经过唐肃宗与唐代宗两代人的努力，安史之乱的贼酋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相继伏诛，但朝廷为了迅速平叛，对贼酋的部将采取分化瓦解、封官拉拢之策，对平叛将帅，更是姑息纵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策略的恶果在唐代宗后期渐渐显现了出来：魏博军节度使田悦，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李惟岳父子，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李纳父子，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诸如此类的藩镇豪强自恃骄兵悍将，父终子袭、兄亡弟绍之事往往有之，甚至牙军废立、暗杀篡夺之事亦不鲜见。至于相互攻伐，则时时不绝。

德宗继位之初，曾下定决心剪除藩镇。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病故，其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传袭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同向朝廷上表，请求允许李惟岳继承父位，以此试探朝廷态度。德宗果然不允，李、田便知朝廷确有削藩之意，于是勾结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等阴谋起兵反唐。后李正己未反先亡，其子李纳以承袭父位为条件与朝廷谈判，被德宗拒绝，李纳终于下定决心与田悦、李惟岳等沆瀣一气，同日称王，将战事日益扩大。

建中四年（783）正月，割据淮西的李希烈起兵谋反，进攻襄城。德宗派哥舒曜讨伐，却被叛军击败并围困，德宗又调泾原兵去解围。泾原本与朝廷有隙，大军路过长安时，因赏赐不周，三军乱卒挟持节度使姚令言哗变，将长安洗劫一空。姚令言毕竟根基浅薄，泾原乱兵又请出朱泚主持大局。朱泚曾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因其弟朱滔意图谋反而被软禁在长安。变乱发生之后，德宗逃往奉天，朱泚被叛军迎出。此番游龙入海，朱泚立即自称大秦皇帝，后改称大汉皇帝，史称“泾卒之变”。

朱泚妄图将李唐宗室一举歼灭，亲率大军进攻奉天。所幸李怀光率朝廷援兵勤王，大败朱泚，迫使叛军退守长安。孰料李怀光为奸人所谗害，几近于不保。旦夕之间，救驾功臣反戈一击，竟与朱泚联合，进击奉天，德宗被迫逃往梁州。兴元元年（784）五月，唐将领李晟等攻克长安，七月迎德宗回朝。后朱泚被部下所杀，朱滔病死，李怀光兵败自缢，战乱方息。

经过这种种战乱，旧的藩镇割据势力不但未能扫平，其他藩镇见朝廷可欺，纷纷蠢蠢欲动，各地局势越发紧张。而在朝廷内部，德宗皇帝居然总结出一条奇怪的“教训”：文武官吏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只有他身边的人——宦官。显然，德宗皇帝已经忘记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把持、祸乱朝政的这些前车之鉴。其结果是，外乱未平，内患丛生。渐渐地，德宗皇帝失去了甫登大宝时的锐气，变得刚愎而多疑，进一步恶化了大唐的局势。

长安城经过安史之乱和泾卒之变两场滔天巨祸，早已不复天宝承平之时的绝代风华，所遗不过淡淡几丝当年的风韵，却也飘荡在烟灰和血腥之中。若无刘禹锡从小所见的漕船转运之钱粮物资，和朝廷坚守长安龙脉的决心，恐怕那座曾经令禹锡神往的、饱经沧桑的古都早已沦为荒草丛中的断壁残垣，供后人凭吊而已……

因在荥阳和洛阳耽搁时日较多，且刘禹锡一路之上特意走访乡野民情，来到长安时，已是贞元七年（791）初春时节，正值当年科考放榜之时，整个长安城都在传诵一件足令天下士子们兴奋不已的故事。刘禹锡往吏部交纳省卷之时，恰见一群人在门口议论。

贞元七年，黄门侍郎杜黄裳知贡举。杜黄裳早年为郭子仪从事，耿直清正，功在社稷，为典守者之楷模，主持贡举乃时意所归。当时裴延龄为宰相，其人一意媚上，深得皇帝宠信，朝野内外无不避让。恰其子裴操这一年参加科考，应鸿词科，延龄为人之父，必然为之奔走。考官阅卷将毕，裴延龄早早便在吏部贡院外等候，一见杜黄裳出来，立刻迎上去探问情形。因自武后朝起，考生试卷均需糊名，裴延龄于是问道：“请教杜黄门，今次鸿词科得中之文章中，可有以‘是冲仙人’为赋头者？”

“是冲仙人”正是裴操答卷文章的赋头。

杜黄裳面无异色，问同行的苗给事：“君可记得有此文章得中？”

苗给事不假思索地答道：“应该没有！”

说罢，两人不待裴延龄说话，大步流星而去。裴延龄垂首顿足，仰头大呼“不得！不得！”悻悻而归。及敕书下达，裴操果然榜上无名。时议以为，裴延龄正当圣前恩宠方炽，呼风唤雨无不遂愿，杜黄裳依然能秉中守正，抵制其请托，坚持以文章优劣选拔贤才，而裴延龄亦无可奈何，可见朝廷重视科场纪律，天下贤才，无论寒门庶子或是朱门高第，均得同竞科名，岂非鼓舞人心之事？

刘禹锡听说此事，格外高兴。虽然眼前的长安并非早年梦中所想，但只要朝廷能令如杜黄裳之人执掌科考，选拔天下英才充实庙堂，那么弭平灾祸、再造盛世，又有何难？以自己的才学，他日得中高第乃探囊取物一般。高兴之余，禹锡见人群中述事者形貌伟岸，气质高贵，虽然同为布衣学子，但他言谈之间毕露一派领袖风采，身边众人无不有钦服状。待人群散去，刘禹锡方上前相拜。

“这位兄台，适才听你说杜黄门秉公拒延龄之事，在下深受鼓舞。又见兄台神采飞扬，出口成章，想来必有满腹文章。小弟姓刘名禹锡，字梦得，方抵京师，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那人一听是刘禹锡，十分惊喜，连忙纳礼：“贤弟竟是澈上人弟子刘梦得，愚兄闻名已久，不意今日偶遇，实乃幸事！不才赞皇李绛，字深之。”

刘禹锡见对方知晓自己是澈上人弟子，实出意外。李绛见他满脸惊讶，大笑释疑：“澈上人前年奉诏来长安讲禅，愚兄仰慕上人，曾与上人纵论诗歌。闻上人言，其有弟子名禹锡，江南之才子也，久怀报国之志，日后将与不才同登庙堂，为国效力。今日偶遇，贤弟果然一表人才，心中慰甚！”

原来李绛也是澈上人故交，刘禹锡顿觉亲切。见刘禹锡初到京城，人生地陌，李绛又约三五好友，为禹锡洗尘，顺便为禹锡讲解京城风物，时事人情，以助禹锡投纳行卷。傍晚时分，诸位才子纷纷而至，众人便于客栈中置一桌薄酒，共叙佳话。

长安虽饱经战火摧残，但毕竟贵为一国之都，天下才子云集，谁都无法预料，自己今日所交之人，哪一日便可飞黄腾达，因此，年轻士子往往爱好聚会，相互酬赠唱和，始终兴盛。尤其是负有时望者所邀之会，更是令人趋之若鹜。

李绛正是当时众望所归之人。以其学识声望，来年高中必然水到渠成。得其邀请者，亦非泛泛之辈，皆有进士之望。待众人到齐，李绛先引禹锡与大家相识：“诸位秀才，某今日邀集群贤，乃为江南刘秀才禹锡接风洗尘之故。诸位应闻吴兴妙喜寺诗僧澈上人之大名，梦得贤弟为澈上人入室弟子，深得传承，在江南负名已久。今日到京待考，实是幸事！我等早到长安，谬有薄名，高门高邸寻常出入，当为梦得指引，他日同登朝堂，共佐圣主！”

座中诸人多识澈上人，因而对刘禹锡的态度格外热情，一一起身行礼，互通姓名。第一人老成持重，自谓昌黎韩愈，字退之，以散文见长，时人重之；第二人为陇西李观，字元宾，家于江东，与韩退之相要好，文章功力在伯仲之间，世人正望二人于科场之上一决雌雄；第三人与禹锡同甲子，姓崔名群，字敦诗，行大，贝州武城人，为人温文儒雅，近仁复礼，时有雅望；第四人为太原王涯，字广津，博学广识，工于属文；另有四人乃从兄弟，禹锡在江南时已有耳闻，为婺州东阳“孝冯家”四子——冯宿、冯定、冯审、冯宽，冯家乃江南望族，家学显赫，时人瞩目。

引见完毕，众人推杯换盏，互以行卷相示，争相品读点评，诸君子心意诚恳，言之由衷，无为相忤者。谈笑间，李绛翻阅刘禹锡的行卷，不无惋惜地感叹：“梦得贤弟，今日聚会尚有缺憾！”

刘禹锡不明就里，以为自己文章有疵，因而问道：“今日群贤毕至，相谈甚欢，小弟荣幸非常，兄长何言有憾？莫非小弟文章……”

李绛发觉刘禹锡面有尴尬，忙答道：“非也非也！贤弟文章出众，无可挑剔。长安有河东柳氏，家有宝驹，名宗元，字子厚，少贤弟一岁，自幼为京城神童，文章学问早已为关内传颂。只因其父贞元初年在外为官，柳子厚随亲同往，不在京城。今日观贤弟诗文，竟与柳子厚旨趣相近，诗力相当，不免有怀旧友。”

刘禹锡听说柳宗元之文章与自己风格相类，志趣相投，却无缘得见，心中果有同感：“既然柳子厚学业已有所成，想必亦应回长安备考，相见之时，岂非不远？”

李绛笑道：“前月得子厚来书，说克日将归长安，以备来年科举。待到那时，才真可谓‘群贤毕至’！”

说起柳宗元之事，刘禹锡亦想起一人，谓之同为天下英才，却不能同聚长安，亦深以为惜，不禁长叹，自言道：“可惜白二十二郎竟不在此！”

刘禹锡提及“乐天”，其余众人无不知晓，皆恍然道：“果如梦得所叹，白乐天成名甚早，为何独不见人影？”

白居易与刘禹锡两家大略同时从北方南迁，白父白季庚与刘父刘绪二人宦况踪迹略同，白、刘二人同为江南闻名之神童才子，亦同甲子，早已相互往来，并引以为友。白居易十多岁时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后刘禹锡读之，自以为不如，遂越发与居易为善。贞元三年（787）时，白居易以十六岁之幼龄往长安拜谒顾况，又以《赋得古原草送别》名噪京城，妇孺皆知“赋得佳句，白居犹易”。此后，白居易在京城踟蹰三年，不得进退，只好回乡。正所谓雁过留声，白居易归乡年余，长安仍流传着他的才名佳声，座中诸才子亦有曾与白居易唱和者，深深为白居易早早回乡而觉意犹未尽。而可令诸人稍为宽慰者，乃本朝科举纲纪严明，历年时望所重者往往得中，不过早晚之事。

宴罢，众人各自为禹锡指点了几位相熟的长安名士，并写下荐书，方才散去。此后数月，刘禹锡先向朝廷上书，虽未得德宗垂恩，却引起当朝大儒注意。随后，禹锡又纳行卷于陆贽、董晋、郑珣瑜、顾少连等重臣，又拜访钱徽、李夷简等名士，皆因其文章工整而得礼遇甚隆。短短一年之中，刘禹锡便已扬名长安，为士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