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这世上没有鬼，即使有，也不应当是人怕鬼，而是鬼怕人。

世上没有鬼

撰文 阿乙

不安

两广总督孙士毅征讨安南后，回京觐见。清晨，在禁中等待朝拜时，他把玩着一只由物大如雀卵的明珠雕刻而成的鼻烟壶，见到总揽权纲的大学士和珅。后者贪饕成性，问：“您从远方归来，必有奇珍，足以增广我的见识。”因索要孙手中的宝物，且说且赞，不绝于口。孙士毅将要取还时，和珅突然说：“以此赠我如何？”

孙士毅回答道：“昨天已经奏闻圣上，一会儿就要献上，您要的话，皇上就没有了，怎么办？”

和珅说：“我不过和您开玩笑罢了，您何以把我看得如此低下。”

在这个清晨，孙士毅向和珅表示过抱歉后，再没有说什么。原作者所用的词是“亦无他言”。是的，说什么都不好，内心翻江倒海而终不能出一言，而前边有太多莫测的事。

（据许指严《十叶野闻》之《和珅轶事》）

对面飞来法

我因为一个梦找到王摩诘的诗集，阅读《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一首写于作者十七岁时的诗。根据诗集编选者董乃斌的解释，当时作者身在长安，而亲人们在崤山、函谷关以东的故乡蒲州团聚欢会。诗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诗入选过课本，因而再熟悉不过。不过直到今日才意识到作者的用心。根据董乃斌的解释，此诗后两句明明是诗人自己思念山东兄弟，却不直说，倒说是兄弟们登高遍插茱萸之时，必定会想起缺席的自己来。古人称这种写法叫“从对面说来”，或者叫“倩女离魂法”。

在查找这种写法时，又知道最著名的例作是两汉时一首不知作者姓名的诗《涉江采芙蓉》。诗云：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对于这首字面平常的诗，解释者众多。有一种说法如张玉谷（清人，《古诗赏析》著者）认为，“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是“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意在表现采莲女（居者）在想丈夫（行者）在干什么。另一种说法如王春（东北师范大学附中教师）认为，诗作者为游子（行者），前四句并非是诗人眼见之景，而应是诗人想见之景。也可以说是，丈夫（行者）在想采莲女（居者）在干什么。

这两种说法并无冲突。如将之结合起来，可以理解为“丈夫在想妻子想着身为丈夫的自己”。因为这种奇妙的循环，我写下一段读后感：

一名男子

通过光滑的水晶球

看见远方故乡的妻子正通过

一只光滑的水晶球看着

正俯首看着水晶球的自己

我既可以说这名男子是第一个开始观看的人，无限的循环在他眼底展开（他看见妻子看见他看见妻子看见他），也可以说他是这无限循环中某一个身处水晶球内的人，渺小的他试图解释这层层包裹他、没有尽头的循环。正如人类出面解释无穷无尽的宇宙。宇宙是没有止境的，宇宙之外，一定会有更大的包含它的宇宙。

我在这个突然来到的悲伤的秋季想到王摩诘，是因为在梦中，死去数年的堂兄艾施军，自小道翩然走来，用柴枝在泥地上抄写：“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们九源乡艾姓施字辈一共十七个兄弟，只有施军（小名老细）一人早逝。我在梦中略感恐怖地想到，有一位孤独的身在地府的兄弟一直在揣想我们的行为。因此再睹王摩诘的这首诗，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诗句间蕴含的鬼气。

对司法系统的利用

欧·亨利在他最闻名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发表于1906年）里塑造了一个精于算计的城市流浪汉苏比，为得到监狱的庇护，不愁食宿地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他选择去犯情节轻微的罪行，如吃霸王餐、损坏他人财物、偷窃、当街调戏妇女或大喊大叫。这也许是一篇预言性的小说。2012年，在《中国周刊》记者杨洋一篇名为《入狱养老记》的报道里，我们看见这样的情节：

2008年9月，（六十九岁的）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住进了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这里的生活赶不上监狱。”……付达信说。

根据报道，付达信实施第三次抢劫才算触动司法系统。

《新京报》曾于2008年11月26日报道，北京一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疾病的年轻农民因故意抢劫入狱，宣称自己想据此获取免费治疗。《兰州晨报》2010年4月27日刊发类似报道，四十五岁的无业男子赵小麟患有膀胱癌，在解除劳教后萌生让政府管吃管住还管医病的想法，于是怀揣自制的酒精燃烧瓶对一家银行实施抢劫。

在《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这本书的第十页，作者有这样的论断：

现今大部分国家依然存在死刑，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执行死刑时要将犯人的肉体痛苦降到最低、降低对犯人所造成的伤害。现在的死刑被认为是干净、无痛的。

这甚至构成一种诱惑。让人产生得救的想法。

我想到遍布报纸的无痛人流广告。阻碍人去流产和自杀的往往都是痛苦。也许有一天，有人为了得到司法系统近乎是安乐死的处置，而选择冒险。我不知道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里说自己的小说合适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描写的对象就是一名试图依靠警方追捕来解决自身无聊问题的疯狂少年。

钩子

眩潭人夏泽柱，婚后不久，被召至在卫生院住院的伯公面前。夏泽柱还记得当他向没有牙齿的伯公喂食人参水时，后者伸颈，大张两唇，然后紧紧含住调羹的样子。有时，为增进从孙对自己所述故事的了解，伯公还会尝试抬起小臂。这时的伯公心情既焦灼又兴奋，和平生敦慎温谨的他可不一样。伯公说，你是一个甲子以来这件事唯一的听众，而他则是上一个甲子里这样的人，讲述者是他的祖父，也就是夏泽柱的高祖父。伯公说，你念过书，所以讲给你听。夏泽柱联想到，伯公也是他们那辈里念过书的人。要到听完故事，夏泽柱才了解其中的用意。讲述完毕后，伯公倦怠至极，但还是就几处细节做出补充。不久伯公死去，火葬场的化妆工人用针线将他的嘴唇缝紧。

婚前，夏泽柱一直为自己这支不足四十户的人家的神秘来历所困扰。他们姓夏，然而和其他地方的夏姓人完全不同。根据他的说法，将近两百年前，他们唯一可考的祖先雨滴公在隐避此地后，给自己的后裔创下一个奇怪的姓：下。这似乎是一个潦草的决定，甚至像恶作剧。至于雨滴公自己姓什么，原籍何处，则无从知晓。夏泽柱有时猜测自己是一名绿林人的后代（后来在垂死的伯公那里，这一猜想得到证实）。1965年，横港公社的干部在细线般的山道上跋涉整日，找到眩潭这个地方，当时有三户还在穴居。根据干部的建议，眩潭人更姓为夏。后来夏泽柱在入党申请书上签名为“下泽柱”时，还被批评是在态度上不庄重。有人解围说，夏泽柱使用的不过是已废弃的“二简字”。

在夏泽柱的印象里，伯公所秘授的故事像一块斑斓而残缺不全的布料。夏泽柱仍然没有掌握雨滴公的身世，不过多少还是了解到他为什么要隐避此地，以及他在隐避前都干了什么。在人心躁动的傍晚，雨滴公用私刑处死异姓兄弟不灭。他将弓套在不灭的颈部，按照条例所规定，双手抓住弓把的两端，一共旋转十六圈，直至收紧的弓弦将不灭勒死。此前，在争执过程中，不灭以匕首将他们的另一名兄弟栋梁戳死。加上被政府枭首示众的馥月，这个叫“右手”的匪伙，其主事人五死其三，从此便像在水流中般旋的土块一样，分解、消失于人间。

匪伙的规模有多大，以及它造成的影响有多广，在伯公的讲述中缺乏细致的描述，不过可以通过当时政府的反应揣测到一二。几乎在抓捕到匪首馥月的同时，便有一匹邀赏的快马驰往督署里。此后，鞫讯每有进展，便有信使驰奔于驿道。有时，使者项背相望，啼声彼此相闻。馥月被抓时显得极为平静，不但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甚至在被捆绑时还配合地伸出两手。后来，雨滴公想，馥月应该是在此刻想到一个问题。内部人出卖他了。换句话说，他被使了钩子。政府在策反此人时付出极大的耐心，如今瓜熟蒂落。馥月很肯定地知道此人是谁，然而在长久的受审及坐狱过程中，他却缺乏将这个令他悲痛以致夜不能寐的情报输送出去的机会。

他的名字——原来叫斧钺——预示了他死亡的方式。在那个提前下雪的日子，刽子手将他拖到一块扫好的空地上，让他的头侧向贴住那显现出可怕年轮的木桩，然后朝他脖子吐唾沫，拿手擦来擦去。行刑后，馥月的头滚落一旁，刽子手大喊他的名字，于是在场者均看见他紧闭的眼睛睁开，甚至转动起来，以寻找呼喊的人。一会儿，就在那对眼皮又要闭上时，刽子手再次大喊，因此那双眼睛又睁开。但在睁到一半时，眼珠就永远停在那儿了。这是当日被传出来的事情之一。另外一件事，则是在行刑前，馥月喊叫着要早些去和地府的那些兄弟相会，当晚就把酒斟上。然而在刽子手带着世袭的一身寒气，拖着一把总有一头猪那么大的斧子赶来时，他却变得贪生怕死。他哭泣着恳求不要就这么弄死他。为此他提出一些荒唐的要求，最后提出的要求还算正常，因为他已经不要求免除死刑，只要求政府在处死他前，用红漆在他胸前写一个骄傲的“人”字。政府没有答应。

馥月有四个异姓兄弟，分别是栋梁、雨滴、不灭（原取名灯烛）、田园，平日互称金老、木老、水老、火老、土老。馥月死后约两月，他在刑场上的事迹传出来。也许是目击者忘记了政府的一再叮嘱，也许是他觉得这样的谨慎随着时过境迁，已经没什么意义，又或许是他觉得自己当初的所见所闻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秘密。消息给不灭带来极大的恐慌。他将兄弟中最为聪敏的栋梁（人称“足智星”）仓促杀害，他指斥栋梁试图取代馥月的位置。率先明白过来的是夏泽柱的祖上雨滴公。相信，明白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明白就像厉害的瘟疫，用不上半天，就会在匪伙里传遍。是雨滴公找来一把弓，将走投无路的不灭处死。而在当初改换灯烛一名为不灭时，其用意竟是：虽雨中灯不灭。乙，我想你也是读书人，是咱班里唯一读到省里的，现在又在北京发展，因此你不会不懂得这中间的奥秘。几乎和雨滴公同时代，我们江西抚州出过一位诗人，叫梦花楼主。他所记载的一桩传闻，证明在这个宇宙里永远没有孤独的事：过去，在长安市中起火之前，曾预言性地走过一位裸露上身的羽士，其两乳间恰恰也写着一个醒目的“人”字。

夏泽柱说：现在眩潭的人都在挖山，很多打工的人也回来挖，试图找出雨滴公可能埋藏的宝物。

鬼见愁

2016年10月，回乡葬父，见到姑妈一家。姑妈坐在棺材旁，和死去的我的父亲长时间说话。姑妈的第二个女儿嫁在距我家几里远的盘丝垄，因患宫颈癌，无法拯治，在家等死。姑妈去探望她，快到她家时，说：“弟呀，你怎么比我还先到呢？”姑妈所称之弟，即我刚刚死去的父亲。在姑妈的子女们还小时，姑父喜欢跟他们讲鬼故事。老七——也就是姑妈的第七个女儿——跟我复述了其中的一则：在乡村，有一人胆子大，敢走夜路，每称这世上没有鬼，即使有，也不应当是人怕鬼，而应当是鬼怕人。有夜，异乡的人趁他醉酒，在他辫子上系上一顶干枯的荷叶，将他唤醒。他就这样在微弱的月光下回家。每走一步，便听见身后传来跟随的声响，一回头又什么人没有。他这样行走一段路程后，终于恐惧地奔跑起来，不虞身后那追随的声响因而也更加激烈起来。

因为荷叶是系在辫子上的，我想故事发生在清朝。

现在的人都聪明了，脑筋活动得很，他们可以去发诈骗短信，黑银行账号，不然假装被车子撞——花样多得五六页纸都写不完——于是我们居然也会怀念那些又笨又老实的贼娃子，硬是要辛辛苦苦满身汗地钻到人堆子里，拿个镊子去夹那三五块钱。

平乐事

撰文 颜歌

不揣钱

在郫县新城建起来以前，我们的县城郫筒镇小得像一块叶儿粑，镇上的每个人就像这块叶儿粑里面的肉渣渣，肥而不腻地靠在一起，互相知根知底，亲亲热热。那个时候，大家形容哪个人在镇上吃得开，就说：“这娃一上街，分儿钱不揣，走路飞快！”

这话说起来豪迈，倒也未必完全客观。

有一天，我爸爸骑车带着我走西门城墙边过，忽然听见有人喊他：“戴伟！戴伟！”我爸爸惊了一跳，一刹车，扭头过去就看见路对面的抄手店里坐着南街的黄三哥。“三哥！好久不见！”爸爸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带我过去打招呼，“来，喊人，喊黄叔叔”。

我就喊了黄叔叔，黄三哥敷敷衍衍地答应了我一声，只顾扯到爸爸，小声问：“戴伟，不好意思啊，你身上有没钱啊，我这抄手吃了一半才发现今天没揣钱出来！唉呀！”

我们就一下领会了，刚才那几声喊得的确是十分惨烈。爸爸帮黄三哥给了钱，他连声地道谢，说：“唉呀不好意思啊，改天还给你！”

“一块多钱！还啥还！”爸爸摆摆手，带着我走了。

这一种只是遇到了，叫做没揣钱；还有一种就更刁钻了，正儿八经就是超得不揣钱。

那还是在爸爸他刚刚从郫师校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街上走，忽然听到有人喊他：“戴眼镜！戴眼镜！”

爸爸就转脑壳过去看，看到街对面站着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毛根儿朋友邱娃儿。说起来也是多年没见，分外亲热，邱娃儿跳起跳起地过了马路，一巴掌拍到爸爸的肩膀上：“戴眼镜！听说你超得好哦！”

“超啥子哦超，我就是教个书！”爸爸说。

“人民教师，好光荣！”邱娃儿猛起给他戴高帽子。

两个小伙子二十出头，也没耍半个朋友，肝精火旺地站在街边上摆龙门阵，一起抽了两根烟。“走嘛！戴眼镜，好多年不见了！走！我请你吃饭！”邱娃儿说。

“吃馆子啊？”爸爸就觉得很震撼，“狗的邱娃儿，你硬是发财了！”

不管嘛，邱娃儿就拖着爸爸去了东门城墙边的王家饭店，两个人坐下来就先喊了一斤卤猪耳朵，吃！

他们很是点了几个菜，还打了一斤枸杞酒，一口接一口，把天都喝成了麻麻黑。两个人把酒话当年，说眼下，基本上也展望了未来。

末了，老板过来算账：“来，麻烦，十元零三角啊。”

邱娃儿就伸手往裤子兜兜里摸包包。他这手一摸下去脸上唱戏一样变了颜色：“哎呀哎呀哎呀！龟儿子的！戴眼镜！遭了！你身上有没钱啊？我咋没带钱呢？……”

也是凑巧了，爸爸刚刚发了工资，揣得热胴胴的四十一元五角一下子去了四分之一。

那一天，他照着路灯，顺着城墙边走回去，一边走一边想：“这个邱烂人，喊得黏，待得淡！硬把我当瓜娃子在整！”

“唉，都怪我没事出门带那么多钱，下回，我也不揣钱！”他想到这十元零三角钱，正儿八经的，心口都在发痛。

所以说我们镇上人都不爱揣钱，从南门走出来，哪里不是熟人，这家吃个枣子，那家喝口凉水，忙忙碌碌就走出了北门外头——又再走回来，还是不揣钱！

这都是新城修起来以前的事情。

后来，新城修起来了，房子一栋比一栋更洋气。卖衣裳的不叫摊贩市场，而叫百货大楼，吃饭的不叫馆子，而叫餐厅，喝茶的也不是茶铺子了，叫做茶楼。

茶楼里面的茶听说要十五块钱一杯，吓掉了镇上不少老居民的眼睛，更吓人的还在后头：有一天，就在这茶楼里面，来了两个老板。一个男老板，一个女老板。这两个说起说起就争起来了。男的是说你注意到点！老子有的是钱；女的说钱哪个没见过！

他们哪个也说不赢哪个，就啪地把皮夹子甩出来：“比嘛！看哪个钱多！”

其他人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对着数票子，一二三四五六七。男的带了三千七，女的揣了四千二。

男的就蔫了，活生生输给了一个婆娘！

这场恶斗在我们镇上流传了好一阵，看过的，听过的，都觉得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

“看来出门还是要多揣点钱啊！”我们这才醒悟过来了。

大声气

开出成都市西三环，顺着羊西线笔端端开二十分钟，就开到了我们郫县的县城郫筒镇上。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天宽了，地广了，深深一口，吸进去的是故乡的气，吐出来它还是故乡的气，原汤化原食，眼角眉梢都舒坦起来。

回家三件事：走路不揣钱，吃饭盐味重，说话大声气。

今天说的是说话大声气。

第一个说话大声气的就是我爸爸。他站在院坝里打个喷嚏，一院子的楼房，第一层到第六层楼梯上的灯都要被他“刷”一声震亮；他走到家门口招呼我回去吃饭，一声出去了，没有哪家的小娃娃不敢忙丢了东西就往回跑；他给我奶奶摆个龙门阵，我奶奶八十多岁了，再是耳朵不好也要起个声音喊他：“戴伟！你小声点嘛！”

他们说是因为我爸爸现在长胖了，声音就特别大。但是，反正我没见过他年轻时候瘦的样子，更没听过他小声说话。

第二个说话大声气的就是进修校收发室的曾八伯。他每天吃了饭没事做，就站在院子门口，看到这个喊一声：“周三孃！走人户回来啦！”看到那个喊一声：“宋老师，才下班啊？今天吃饭迟哦？”不然就说：“蒋燕子，有一封你的信，广州写来的！”

也就是多亏了他这么一个人，我们院子的人全都对彼此的生活一清二楚：今天周家多吃了一盘盐煎肉，明天汪家下了三两臊子面，至于打架吵嘴，婚丧嫁娶，更是不在话下。

也有人说他烦人得很，也有人说多亏了他我们院子才从来没有遭过贼，直到很久以后他不在收发室上班了，我们才开始深深地想念他。

还有修剪刀的，磨菜刀的，卖蚊子苍蝇虼蚤药的，说出来都是些有名有姓的好汉。总而言之那几年，在我们镇上，每个人说出来都是一口标准的郫县话，说半个字都要张大了嘴，鼓饱了气，卷实了舌头，然后“啪”地一声喊出来：白是白，黑是黑，吃饭是吃饭，国家是国家。偶尔冒出来一个成都人，尖起舌头扁起嘴，说一句细声声的“吃饭”——简直就要被哈哈哈笑话半天。

当然了，有些道理我们也是懂的。比如“有理不在声高”，有时候也相互劝告“轻轻说话不费力”——但是真正走出门去，跟人家雅声雅气地摆两句，人家就说：“今天咋了？没吃饱啊？咋没声气呢？走走走！我招待你吃饭！”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大声气是不被喜欢的。我爸爸带我去医院看病，等在走廊上，多远就听到有个人在呻唤。“哎呀！哎呀！痛啊！痛啊！”——全部的人就都伸着颈项看，看了半天，看到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被扶着走过来了，表面上是好好生生的，穿得甚至还舒舒气气，就是嘴里面一声接一声地喊：“哎呀！痛啊！哎呀！痛啊！”——把半个医院都喊穿了。

其他人倒还忍着，没说啥子，有个干瘪瘪的老太婆忽然说：“小伙子！你这么大个人了，也就是生个病嘛！喊这么大声喊啥喊！羞人！”

这男人也是没想到，就跟个气球被针尖尖戳了一般，“噗”地哑了。我们就看着他蔫巴巴地走了，我爸爸说：“你看到没，吃苦吃痛要忍到，哎呀呀地喊啊，人家要笑！”

坏事都不要出门，好事才能传千里。心里面有了真情意，见人说话才是大声气。这些事情也不用多说了，反正县城里人人都是这样长大的。等到我们高中毕了业，到城里面读书了，毕业了，工作了，终于发现要轻声细语地说普通话才显得舒气；跟人聊个天，不能说：“我爸说”，“我姨妈说”，或者“谢老五说”，而要说：“我听说”，“我朋友说”，或者“有人说”，才是合适——世上的一切都清淡了，模糊了，疏远了，也就显得高雅了，文明了，恰当了。

于是你好久没有看见你的爸爸，也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妈妈，更不要说其他的张三叔陈二姐周四伯。你一年到头回一趟家，沙发茶几电视冰箱一样没变，你坐在客厅里连WiFi，生怕错过了外面世界上的精彩，这个时候你爸爸在厨房里煮饭，忽然喊：“戴月行！快点下去帮我买包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