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的爽直

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曾经很知名的民主人士。早年加入中共，后来是民盟成员。曾与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政治部，与夏衍等合编《野草》杂志，与叶圣陶同奉开明书店，与胡愈之共办桂林文化供应社。还曾为商务印书馆选注《资治通鉴》、为开明书店校订《辞通》（近300万字），有《东汉之宗教》《王阳明与理学》《明文学史》《中国近百年史》等著作行世。

宋氏著述亦有日记。由其《北京日记》可知，他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特别留意他人发言，并作评价，秉笔直书，留下颇有趣的记录。

1949年9月21日是第一次全体大会。听过周恩来报告代表人数、毛泽东致开幕词及各界代表讲话后，他写道：“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生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

次日，第二次大会举行。宋云彬日记中说：“今日作报告者，大都就拟定之报告书宣读一过，所费时间不多，独谭平山作口头报告，一口广东话，说来又不甚有条理，费时一点钟，令人生倦。”

9月24日，仍为全体会议。在22位发言者中，宋云彬评价说：“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虽然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先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梅兰芳善唱戏，但上台读演讲词可不成。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得全场掌声。许德珩之发言稿文字不通，念出来当然也不通，俨然以学者身份登台发言，殊令人齿冷也。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

9月25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有20人发言。宋云彬认为：“其中以陈明仁言辞最诚恳，大可钦佩。钱昌照根据事实发议论，颇不空泛。若马叙伦之流，大抵八股一套而已。”

9月27日下午，全体会。据宋云彬记录，在既定的25位发言者之外，“有自己要求发言者，如罗隆基、刘清扬等。尤其是刘清扬。余笑语邻座之吴茂孙：‘清扬如得不到这次的发言机会，将死不瞑目也。'”“讨论过程中，袁翰青忽起立发言，对于中央政府组织法有文字上之修改，遂引起辩论，好出风头者乘此时机纷纷要求发言。余有意见发表，起立两次报号数，均为他人抢先夺去，主席周恩来问余有何意见，余谓众说纷纭，漫无目标，余固有意见，但不愿发表矣。”

宋云彬的耿直，一向为其朋友公认，体现于其日记，对人臧否分明。1950年1月23日，他记录说：“昨日《人民日报》载有冯友兰《一年学习的总结》……冯君自认过去观点错误，语甚爽直。近来作此类文章者甚多，要以冯君为最能说老实话者……圣陶近日偕同金灿然、周建人访周作人。梁漱溟亦已到京，明日圣陶将偕彬然往访。余则谓‘行客访作客’，通例也。梁不来访余，余亦断断不往访。”

自己爽直、坦诚，往往讨厌周遭的隐晦、虚假、言不由衷。再加上厌恶官场陋习，宋云彬在日记中不仅记录，且予声讨。50年代初，他参加教育部与出版总署编审局联合组建的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某日，他在一个会议之后写出如下文字：

各处负责人作冗长之报告……凡历四小时而毕，殊可厌恶……彬然谓他所领导之第四处工作不够紧张，以视东北各工厂，有增加工作至每日十数小时者，颇感惭愧云云。呜呼，此果由衷之言邪？编辑工作万不能与体力劳动者比。每日七小时，并所谓学习一小时，谁不感疲惫者！他日彼如再发此种妄言，余必请其躬自一试，以作表率也。

即便对高层领导，宋云彬的笔也毫不客气。某次开明书店会议，“胡愈之以出版总署署长身份登台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钟头，噜哩噜苏，聆之欲睡。邵力子继胡讲话，亦少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