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苏北笔记

过得去(第2版) 作者:杨葵 著


苏北笔记

引子

戊戌年春节,陪母亲去南京过年。她在无锡长大,祖籍河南新乡,和南京有关系的不是她,是我。我既非生于南京,也没在南京生活过,但祖籍在此。父亲倒是南京出生,不过很小就因战乱离别故土,连逃难,带求学,再没回去。

南京之行是母亲的主意,心底的细密思量没说。随着我也年纪渐大,有件事体悟渐深:万事怎么可能单一原因呢,都是复杂、复合的,欲说还休才是常态。我猜母亲内心众多原因,其中必有一项,是对自己某一身份猛醒——这个家族,她是老一辈仅存的硕果了。父亲、叔叔婶婶、姑姑姑父均已作古。我这一辈兄弟姊妹十几个,多在南京,最年长者今年七十岁,我最年轻,今年也五十岁了,母亲大概觉得有责任主持一次家族聚会。说起这份猛醒,可能也只是潜意识活动,并不那么明确。

大年初一抵宁,当晚一大家族二十多口人欢聚,欲笑还哭自不消说。初二下午,天气晴暖,全家人到燕子矶,三五成群沿江边漫步,晒太阳,唠闲话。我们轮换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她很高兴,眼睛一直由着笑容挤成细长线。

江面泛着金光,一艘大船“突突突”自西向东稳健前行,身后不远,三艘小不点儿并排紧随,步调一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令我顿感恍惚,时光倒流三十九年。也是冬季的一天,父母带着我和哥哥,天蒙蒙亮即从江苏淮阴长途汽车站出发,一路开到洪泽湖边,已近晌午,停车吃饭。下午到了南京,当日夜里又从南京坐绿皮火车,由南向北跨越此刻就在眼前“一桥飞架南北”的南京长江大桥。第二天傍晚抵达北京,和此前已先抵京的姐姐会合,一家人从此定居北京。那一年我十一岁。

乍到北京头几天,每至夜晚,半梦半醒间,老觉得整个房间在移动,仿佛还在火车卧铺车厢,床也随着同步移动,辨不出南北西东。是因为坐了太久火车,那会儿南京到北京将近二十个小时;更是因为,淮阴不通铁路,我从出生到那时,从未离开淮阴,整个童年都在淮阴度过,当然也从未坐过火车。

淮阴还是往大了说,精准表达出生地,是江苏省淮阴地区涟水县。当时行政区划,各省下辖若干地区,地区下辖若干县。淮阴是苏北一个地区,下辖涟水、淮安、盱眙、洪泽、金湖等若干县,首府清江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区制改为市区县制,清江市撤消,淮阴地区更名淮阴市。本世纪初又更名淮安市,原来的淮安县成了市里的楚州区,涟水仍是下辖县。

涟水,一个此前和我的家族没有丝毫关系的苏北县城,成了我这一生开始的地方。父母年轻时,也绝无可能想到这辈子会和涟水搭上关系,而且一搭二十年。他们黄金般的青春在涟水度过,在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生儿育女。

1949年,父母从不同的解放区进了北京城。十几年后,时势变化,他们一个成了“右派”,一个成了“反革命”,先后被发配到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中间又是多少故事,最终结为患难夫妻。1960年,他们被下放到苏北。本来应该在清江市安排工作,母亲工作落实了,却没单位接收父亲,只剩涟水县文化馆有一空缺编制。涟水离清江不足三十公里,现在看,是同城,但在当时社会文明条件下,是实实在在的两地分居。父亲怕委屈了母亲,建议她留在市里,自己去涟水,两头跑。母亲说,那么老远从北京跑来这么个奇怪地方,不就是为了两人不分开嘛,一起去。

1962年夏天,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我姐姐生于涟水县。1964年夏天哥哥出生。1968年,也是夏天,我在涟水县人民医院哭出生老病死第一腔。长大后知道有生辰八字一说,年月日明确无误,问到出生时辰,父母疑惑地对视,而后同时遗憾地对我摇头,说那年月哪顾得上这个。母亲可劲儿回忆,最后只记起,“天边刚露白”。

1979年,父母落实政策回北京,我也从此告别苏北,迄今已近四十年。如今回忆苏北的童年生活,如七宝楼台,虽在心里眩得很,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这些天读周作人杂事诗,有一组“往昔”诗,均以“往昔”二字开头,往昔居会稽,往昔在越中,往昔买玩具,等等,多是回忆童年在绍兴故乡种种,也是零散不成段落,惹得我也时时思绪荡回苏北。只恨向无诗才,更无周作人那样看似素淡实则情深的文笔,就用笔记的形式平白直叙吧,算是一份纪念人生半百的作业。

名字

先从伴随五十年的名字说起。

我出生的时候,社会流行破除各种传统,统而笼之有“四旧”之说,传承几千年的一些东西,被归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大类别,予以摒弃。“四旧”里,人有姓有名,有字有号,里面暗含家族、辈分诸多信息。一朝风雨来,这些统统被破除,姓杨,名葵。没了。

依族谱,我辈应为“恭”字辈,父亲是“信”字辈。父亲1948年从旧北大逃到河北解放区,少不了洗脑学习、更改名字,从此单字一个“犁”行世。我这辈出世,社会气息焕然一新,父亲跟时势,一不做二不休,弃族谱于不顾,也不再用“恭”字排辈。

叔叔、姑姑不似父亲一生曲折多变,寻常人家安稳度日,所以他们的孩子,起初还有几个名中有“恭”。后来的几个,大概也是时代风尚裹挟,没心思顾及这些老理儿,囫囵一个单字凑合了。

“破四旧”,具体到命名一事,少了“男楚辞女诗经”的陈词滥调,更多时代气息昂首挺立于千家万户新生儿的名字中。“葵”,正常时代想到的是葵与藿,是植物,或者向日葵这样的简朴意象,但我这个“葵”,红色气息浓郁。

据说生我之后,父亲起了若干名字备选,母亲左挑右择,没中意。一天晚上,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听见院墙外小孩子唱歌,正唱到“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忽有所感:不如就叫“葵”。

这首歌叫《毛主席呀,我们永远歌唱您》,红极一时,原唱张振富、耿莲凤,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男女声二重唱组合。另有歌词近似的两首歌,一首《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还有一首藏族歌曲《我们永远祝福您》。

大概从我这里得了经验,从此再有人请父亲起名字,一律使用贴近时代大法。比如1977年我堂姐生了儿子,父亲为他起名“治”,当时全社会最流行的词汇是“抓纲治国”。

可是,从我姐姐哥哥名字看,父亲有着知识分子一贯的小心思,“破四旧”并非义无反顾,还是悄悄留了尾巴。我长到十来岁,读了些书,知道有“伯仲叔季”之说,想到哥哥名字叫“季”,于是认真问父亲:“季”该是垫底的啊,哥哥的名字好像应该是我的?父亲沉吟片刻,岔开话题。我虽年纪小,也大概明白了自己是“计划”外产品。

遇见死亡

不知何故,后来想起苏北,常是冬日景象。不管什么回忆,底色总是萧条的冬天居多,地面下过雪。江苏的雪不会太大,积不住,满地潮湿泥泞,到处脏。

不过据母亲回忆,我出生那年冬天,有过一场豪雪。就在那场雪中,有天夜里我呼吸急促,脸憋到紫,随后呼吸越来越弱,脸越来越白。父母吓坏了,抱着我冲向医院。积雪甚深,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车(苏北叫“脚踏车”)无法骑,只能跌跌撞撞跑。心急如焚,路上像过了半个世纪,其实不过二十分钟,到诊室打开襁褓,只见一张红彤彤的小脸儿,正对他们乐。

我对此当然全无记忆,只能从母亲的说法中,体会当时的紧迫,母亲原话是,“感觉这孩子活不成了”。

我自己记忆里,也有过一次这样的感受。有年夏天,在一条小河沟旁,还不会游泳,河沟最窄处只十来米,想着憋口气必能渡过,就下水了。恍惚间觉得手已触岸,头浮出水面才发现,离岸还有一截距离,霎时惊慌失去理智,在水里扑腾得惊天动地,脚下似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吸力,将我吸向死亡。当时脑子里就是这话:可能活不成了。后来,不远处的哥哥发现,冲过来把我轻松揪出河沟。哥哥全身透湿坐在岸边大乐:这么窄的河沟,哈哈哈。我惊魂未定,也说不清当时那股神秘力量,一言未发。

在此之前,有一场更明确、更漫长的与死亡打交道的经历。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全国各地医疗人员和药品支援灾区,偏巧我右手害疔疮,因为治疗不当,病毒感染,急需红霉素。遍寻县城找不到,医院仅有的救急存货,也不是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配用的。我亲耳听到医生跟母亲说:快想办法去吧,没有红霉素,十有八九转成白血病,性命难保。父母像疯了一样,四处奔突,找救命的红霉素。我每日在家,手肿成大馒头一样,疼,用红领巾扎成绷带,吊着胳膊,分分秒秒凝视死亡的步步逼近。

如今旧事重提,虽处盛夏,仍能感受到当年那股绝望的气息,不寒而栗。好在最终母亲在邻县一位熟人手中求得几支存货,药到病除,我又活到今天。

木屐子

说到下雪,苏北的冬季,雪也是常有的。雪后四处泥浆,穿普通鞋既容易脏,又易滑倒,双脚在冰湿鞋里,还会受凉,这时候就会穿木屐子。苏北方言里,名词后边总喜欢带个“子”,木屐子就是木屐,一块木板作鞋底,鞋面是层层编织的芦苇草,两块四五厘米高的小木板一前一后钉在鞋底板下头,一来防滑,二来防冰湿。

境遇不好,父母难有闲余在家照顾孩子,我五岁就被送进小学。木屐子的记忆,从刚上学开始就有,大概那两年多雪。初穿木屐子很新鲜,可是难掌控,走起路碎步忙不迭,像小脚老太太。穿得次数多了,新鲜感消退,只剩不便。

上学的路大概四五里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靠走。平时连走带玩,路过河塘看人钓鱼捉虾,路过街口看汽车喷浓烟驶过,从不觉得上学路长,一旦穿上木屐子,什么闲情逸致都没了,只顾赶路。如今想来,不光是木屐子的问题,也是天冷,瑟瑟缩缩,哪有心思玩呢。

形容人啰唆,常见一条歇后语: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穿木屐子的时候,是要用裹脚布的,一是因为芦苇草透风,要保暖;二是普通袜子不禁磨,多裹几层布,省袜子。那年月,什么都要省。

说到裹脚布,又想到在苏北最后一年,1979年初,正值农历腊月底,父亲突然接到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筹备组电报,要他速至北京,有要事相商。当时父亲已与文坛失联小二十年,中间经历了多少胆战心惊,一时难断此兆吉凶,惯性的惶恐中,又隐约抱了希望。夜深人静,我一觉醒来,父母房间还亮着灯,俩人小声嘀咕些什么,不时唉声叹气。好歹把年熬完,大年初三,父亲起程赴京。临行前有个细节,父亲照例拿出裹脚布,熟练地一层层包裹。母亲满脸愁云说:这样到北京会让人笑话的啊,忘了给你买双好袜子。

父母因为资历老,最早工资级别评定得高,下放苏北,各自被狠降若干级,还是比县委书记高,为此我常遭到早熟同学的嫉妒,早就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一事实。可是从穿衣用度看,我家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窘迫。时过境迁,我曾问母亲,怎么会,母亲不无得意地说,都用来给你们吃啦,那么穷的年代,你们姊妹三个鱼肉常伴,多贵都舍得,就是生怕家境不好,你们身体再弱,长大了难抵灾难。

坟场中的仓库

小学语文课本里有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到他童年生活的环境,当时读了,想想自己,脑海蹦出几个字:坟场中的仓库。

县城最南边,是一条黄河故道,当地人称“废黄河”,更多的人直呼“黄河”。南岸淮安县,北岸涟水县。沿河北岸一百多米范围之内,一片庄稼地,种了玉米、花生等作物。再往北,一条带状树林,沿农田绵延十几里地,二三百米宽,槐树为主,间生杂草杂树。不知从何年起,树林成了坟场,里边或大或小、或新或旧、或高或低的黄土坟头。又不知为何,县里五金公司在林带中截出方方正正一块,平整土地,大兴土木,盖了仓库。横平竖直的红砖墙,围住整个院子。院中又有院,内有三间巨大的库房。库房内院外,五六排红砖平房,做了职工宿舍。母亲在涟水县,先供职百货公司,后来调到五金公司,我上小学后,家就搬到这个院子里。如今记起的很多苏北往事,都发生在这儿。

仓库内院里,有一辆三轮车,库房运货用的,随意停着,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放学后,父母尚未到家,作业也都做完,就默默去骑三轮。个子太小,坐不住骑凳,全靠死死踩住两个脚蹬,身体上下左右起伏,以维持平衡及向前移动。那个时间段,库区常常一个人没有,偌大的院子供我任意西东,思绪万千。显然也太闷了些,就自我假想些情境,比如设想自己是废品收购站的老头儿,沿街回收废铜烂铁,如此一来,骑一会儿就下车捡起地上一根铁丝,或者一张纸片,表情严肃地搁到车上,重新上车继续骑。甚至有时候,假想仓库门口站着一位卖废品的老太太,从她手中接过点什么,再掏出一张纸片当作酬金,郑重交付对方,互相道谢。

直至今日,偶尔看卓别林早期一些默片电影,每见银幕上他孤闷困苦、无所依傍的样子,好几次出神,恍惚间觉得又蹬上了五金公司仓库的三轮车。

母亲后来回忆,我小时候话少,到北京后才算打开话匣子。话多话少我没意识到,只记得小时候特别怕人多的环境,怕到什么地步呢?连上厕所都不愿意。

那时候厕所都是公用的,多人同时如厕乃是平常事,我不愿意,能憋就憋着。后来自己想办法,在院子里找到杂草一人多高、人迹罕至的一个隐秘角落,拿把铁锨,吭哧吭哧挖很深的坑,当成独享厕所。如厕完毕,挖出的土回填,再插根杂草做标记。

如此没过几天,父母大概见我老拿着铁锨外出,怕有什么意外,仔细盘问,吓得我不敢继续,只好依旧随大流去公厕,能憋继续憋。

写至此又突然想到,就在那间公厕,一个午后,看到半张《参考消息》,上边报道蒋介石死了。那么,是1975年。

小伙伴

鲁迅写童年,还写到儿时玩伴,我在苏北的童年,有两个要好的玩伴,都是同班同学。在涟水时,是吴大庆;后来搬家去了清江市,是魏善功。

吴大庆的父亲在县城钟表修理店工作,既修钟表,也刻图章。每次放学经过钟表店,必见吴叔叔一只眼睛上嵌着放大镜,专心致志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我上小学就有了自己一枚图章,明黄颜色,塑料质地,底部刻有楷体“杨葵”二字,既俊且秀,功力深厚,即是吴叔叔所赐。

吴大庆有七个姐姐,大姐的孩子比他年纪还大。吴叔叔坚信一定会有儿子,所以一直生到第八个孩子,终于,大庆。也因此,吴大庆在家地位颇高,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摘月亮。不过吴大庆并无半点骄娇二气,反而生龙活虎。还记得我俩一起满街捡废铜烂铁,卖给废品收购站,得了钱买冰棒吃。手脏不洗,冰棒一化,汁液滴在手上,再一抹脸,我笑话吴大庆脸上花,他憨憨笑,说也不看看你自己,比我更花。

还有一天,我带吴大庆去我家玩,快到的时候,路过一片核桃树林,见满树果实已熟,我们就钻进去大快朵颐。吃的是鲜核桃,外表那层绿皮一氧化,满手满嘴黑。吴大庆怕我父母责骂,害他连坐,无论我怎么劝,还是放弃原计划,转头回自己家了。

说到偷吃,小时候真馋啊,也真是缺吃的。不光偷核桃,还偷玉米、花生、苹果。有次和几个小伙伴刚从花生地里拔出一大串花生,突然远处农民伯伯一声断喝,向我们跑来。我们攥着带着秧的花生撒腿就跑,可怜慌乱之下跑错方向,竟跑到废黄河边,无路可退,只得跳下河,连呼这下可完蛋了,因为都不会游泳,不敢往河中间去。所幸农民伯伯并非真那么在意几串花生,吓跑我们已达目的,没再追来。惊魂甫定,我们趁便在河里清洗花生上的泥巴,干干净净吃,吃完就势打起水仗,嬉闹之声直冲云霄。

涟水县的五金公司仓库,清江市的淮阴师范专科学院,都位于城乡结合部。在淮师,一开始住平房,后来搬进新盖的三层教师宿舍楼。那是我第一次住楼房,也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

我家楼下不远,就是校园后围墙,围墙外便是乡村了。魏善功就住在那个村子里,从我家楼上,可以清楚看见他家养的鸡在院子里啄米。那道围墙对我俩来说,简直形同虚设,经常爬来爬去,我找他,他找我。还在只有二十厘米宽的墙头上,比谁跑得快,居然从未摔下来过。两家父母倒是操了不少心,连警告,带训斥,无数次。

防震棚

唐山大地震后,苏北也煞有介事全民防震,院中寻了块空地,几根木桩搭起骨架,巨幅油毡布从顶部覆盖下来,垂至地面,再钉住边沿,就建成两个防震大棚,分男女使用。我虽不喜人多,这次却例外,因为正是暑假,不用早睡早起,一院子几十号人群居,大人们聊天的、打牌的,都睡得晚,我也可以浑水摸鱼,不必按时睡觉。

第一次见识了梦游。那一夜,防震棚里鼾声四起,大多数人已入黑甜乡,我还在看几个大人打牌。沉睡人群中,突然有一位起身,直不棱登向外走。打牌的一位可能知道那位有这毛病,兴奋地压低嗓门说:看!又梦游了!几个牌友顿时兴奋起来,撂下手中牌,悄悄尾随梦游者走出防震棚。我也好奇地一跃而起,加入其中。

梦游者像常人一样,溜达到大院门口,先是良久眺望星空,随后有条不紊地解开大铁门上绕了很多圈当锁用的铁链子,迈出大门,大步流星走向坟头林立的树林。夜里的坟场,向来是我的噩梦,我被惊到,一下没忍住叫出声,被旁边大人一把捂住嘴。他们说,梦游者千万不能受惊扰,否则容易失心疯。迄今为止,对此说法我将信将疑,觉得很神秘,又好像有点道理,但又觉得是瞎扯淡,没有深入探究。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鸡叫三遍,防震棚里的人们纷纷走出大棚,精神饱满地开始新一天,我一直暗中观察那位梦游者,起身,穿衣,一切如常。前夜的牌友打招呼:又梦游喽!他腼腆地笑。

泡泡糖

小学三四年级,某天进教室,只见好多小脑袋围住一个同学。被围者嘴里,正吹出一个半边脸大的白泡泡,围观者一同发出巨大赞叹声。泡泡破了,瘪了,又被吞回口中,后槽牙使劲嚼,腮帮子一凸一凸。

这是第一次见到泡泡糖,吃进嘴里之前,它们大约十厘米长,一厘米宽,两毫米厚,白色,包在一张红白相间的糖纸里。纸上印有小孩子正吹泡泡的卡通画,旁边三个童稚体大字:泡泡糖。太新鲜了。

那天放学,同学成群结伴奔赴“部队”,只有那儿的小卖部有卖泡泡糖的。

所谓“部队”,真有一支部队驻扎于此,县城里人简称为“部队”,有时候也说得全一点,6430部队。打小儿常听大人讲起,是“李德生的部队”,具体怎么回事,还是很久之后,有天网上搜了半宿,才算基本弄清楚。

6430是番号,是第二野战军12军34师,参加过上甘岭等若干著名战役,去过朝鲜、越南。1961年底,换防驻军苏北,师部设在了涟水。

这支部队有很多军史上的名人,除了军长李德生以外,当代好几名上将都出自这支部队。六十年代初,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当时的郭兴福是34师一个副连长。

“小红花”

五十年代,南京创办“小红花艺术团”,集小学文化教育、艺术教育与舞台表演于一体,上午学语文算术之类文化课,下午学舞蹈器乐声乐,经常排练节目,四处演出,名噪一时。“小红花”被誉为艺术家摇篮,为专业文艺团体及院校培养了不少苗子,据说现在当红的演员梅婷、薛白,都是“小红花”培养出来的。

到七十年代,江苏省不少县里的小学,也都成立了小红花艺术团,我是涟水县小红花艺术团成员。县城里的“小红花”,东施效颦成分大,并未严格按上午学文化、下午学艺术这样划分。也经常排练节目,不时演出,但随意性大。尽管如此,能入选“小红花”,还是一件光荣事。

我在“小红花”,跳过《洗衣舞》里的班长,还跳过《火车向着韶山跑》《小炮兵》等等,都是红极一时的舞蹈节目。也唱过独唱,还有诗朗诵。基本每个剧目,都在县城的人民剧场大舞台正式演出过。通常是先排练几个月,突然有一天,艺术团的老师千叮咛万嘱咐:记住啊,明天,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那就是说,要正式演出了。第二天放学后不回家,学校管顿饭,然后排队去剧场。在后台,一一涂了红脸蛋儿,舞台大灯一暗再一亮,粉墨登场。

演出结束,还要回学校开总结会,绝没有人开溜,因为能领到一块蛋糕做夜宵,外加几角钱演出补助。那时候的一块蛋糕啊,恨不得从收到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的通知开始,就黏在心里,挥之不去。

“小红花”的好多演出细节,现在还记得,过五关斩六将都模糊了,留下的都是走麦城。比如有天在台上,当“花朵”一簇簇绽放时,我跑错了花簇,当时心里懊悔不已,心想台下看,肯定一簇花肥,一簇花瘦。

还有一次朗诵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排练时候,每次念到“不须放屁”,就憋不住乐,偏偏指导老师还一再强调,这句必须念得坚定、有力,就更要乐。小孩子天然就对屎尿屁敏感的。正式演出,一再强忍,自己倒是忍住了,不料台下一位大爷爆笑,我被传染,也笑呲了。当然台下也就哄堂大笑,不过那笑稍纵即逝,所有观众转瞬之间又全憋了回去。经历过禁忌年代的人都懂,毛主席诗词啊,怎么敢!

还有一年,春节去部队慰问演出,结束得晚,军营备了床铺留宿。战士们给我们洗脚,我脚底一痒,两脚乱扑腾,洗脚水溅了战士一脸。

“小红花”只是小学生的艺术团,但是从剧目变化,也能看出时代的变迁。低年级时,是《洗衣舞》这类经典剧目,到1977年、1978年,开始有《100分和0分》这样的新创作出现。全社会抓纲治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小学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所以,名正言顺地开始鞭挞0分了。

鬼火

“小红花”如果晚上排练,或者演出,经常要很晚才能回家。县城一共没几盏路灯,乌漆墨黑,感觉夜路格外漫长,很害怕。其中一大“要塞”,更是给我造成了心理阴影。

“要塞”是回家必经的一片油菜田,我几次走到那儿遭遇“鬼火”。

如今百度“鬼火”,解释说:浓绿色磷光,有光无焰,由磷摩擦燃烧,多发于夏季干燥天的夜晚。又说:磷与水或者碱相互作用,产生氧化磷,通过储存的热量,达到燃烧点时会产生化学变化。走路时会带动它在身后移动,原因是流速大压强小……总之只是个自然现象,迷信的人觉得是鬼点的火。这些内容父母也跟我解释过,但真的遭遇,仍会惊恐到灵魂出窍。

后来我想了办法,走到那段路,如果只我一人,就在路边候着,待有同行路人出现,隔几米远与他并排前行。实在等不到人,就憋足一口气,以百米冲刺速度突破“要塞”。很奇怪我从小到大跑百米的成绩一直很差,明明不乏训练啊。

本来就有心理阴影,再被强化,就更吓人。有天我从全县语文竞赛考场出来,独自回家。考得好,不免得意洋洋,又是大白天,经过那片油菜田时,“鬼火”这茬儿忘得一干二净。得意就忘形,可能蹦蹦跳跳来着,不知怎么摔了一跤。恰好一个行人路过,见我狼狈的样子,随口笑道:见鬼了吧,好好走着摔个大马趴!“鬼”字一出,我脑海里千万恐惧记忆霎时融为一片,全身汗毛和头发都竖起来了。

话说那场全县语文竞赛,后来我得了个三等奖,母亲带我去县教育局领奖品,一支英雄牌铱金笔。听到教育局的人悄声对母亲说:什么三等奖,其实是第一名,但你们是黑五类家庭啊,只能三等奖,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计算器

再次领到大奖,我已经从涟水县到了清江市。

1978年初,社会形势好转,父亲从涟水县红旗中学调入位于清江市的淮阴师范专科学院教书,母亲也同步调入学校后勤部门。我呢,从涟水县实验小学,转学到清江市向阳小学。

市里的人瞧不起县城来的,统称之为乡下人。转学那天,向阳小学一位老师就说了,乡下来的,要先考试。卷子拿来,一张语文一张算术,两堂课时间完成。我只用了二十分钟,两张卷子同时交了,都是满分。那位老师大加赞叹,不过说出的话还是:哎哟,乡下来的成绩这么好,想不到想不到。

因为成绩好,我被评为市三好学生,在市里的大礼堂领奖。颁奖仪式的流程之一,是请了个科学家做报告。他拿出课本一半大小的一个物件,举在手中说:这叫计算器,可以自动运算加减乘除。说完从台下找了两个学生上台,一个笔算,一个用计算器。所有人亲眼见证神奇时刻,那小玩意儿居然比笔算快那么多,全场雷鸣般掌声。我在那一刻,惊异得傻张着嘴,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幕。

科学家又拿出一个电水壶,演示靠电力可以烧开水,再靠压力即可将水从壶中压到杯子里,又是雷鸣般的掌声。现在的孩子看了要笑死,但我当时坐在会场,内心汹涌澎湃,惊叹科学之伟大,顿生学科学爱科学之心,顿生四个现代化不靠我们能靠谁的豪迈。

那次全市三好生的奖品,是一个蓝色塑料皮笔记本,封面右上角,有开会那礼堂的线描图,图上压着“淮阴”二字,都做了烫金处理。我后来拿它当摘抄本,抄了一些唐诗宋词,还有一些白话诗,还记得其中一首写的是什么面对大海,长发迎空飞舞云云,足足浪漫情怀。

如同拿到本子的时候还立志爱科学,用了本子却是抄文艺的诗;立志要抄满一本美言佳句的,结果只抄了十来页,就不了了之,束之高阁。不知何时起,母亲找出这本子,撕掉写了字的十几页,做了她的电话通讯录,一直用至今日。

照相

我在苏北的照片极少,照相的次数一只手即可数全。

父亲初到苏北,在县文化馆工作,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姐姐。文化馆有同事专攻摄影,父亲不时央请人家给宝贝闺女拍照,所以姐姐留下的照片最多。到哥哥出生,虽然生活日益艰难,父母这一雅兴仍有余势,所以哥哥也颇有一些儿时留影。轮到我,一是父亲早已调到学校教书,周边没人有相机;二是人疲心乏,早没了这心气儿,照相成了可望不可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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