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精神与西南交通大学的抗战

冉绵惠 彭晓伟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乃至在处理战后诸多问题时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升华，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斗争实践中的精神结晶，它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升华了伟大民族精神。

抗战精神饱含着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越挫越勇、开拓创新的必胜信念和民族创造精神；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民族意志；伸张正义、维护和平的人类主张。正是这种抗战精神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英勇奋战，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唐山交大（现西南交通大学）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学府，在全民抗战的大潮中，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茅以升在钱塘江修桥、炸桥的抗日壮举；许多青年学生、军训教官纷起投笔从戎，应征翻译，积极报名从军，奔赴抗日前线；全校师生多次为抗战踊跃捐献，交大校友奋战在全国各大交通战线；学校的中共组织领导学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等，唐山交大人发扬抗战精神，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建桥又炸桥：茅以升的抗日壮举

（一）历经磨难修建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大桥是在中国现代历史和铁路桥梁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桥，而设计和主持钱塘江大桥施工的正是中国现代桥梁事业的先驱、西南交通大学杰出校友、曾先后多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唐院）校长的茅以升。从1933年8月到1949年9月止，茅以升前后16年（其中因抗战曾撤离杭州8年）一直是钱塘江大桥的主持人。

钱塘江，简称钱江、浙江、浙河、渐江、曲江、之江、广陵江、罗刹江等。钱塘江之得名，是因杭州在秦代名钱唐，虽经王莽时期短暂易名泉亭，东汉即复名。又由于唐朝时期讳国号，遂将钱唐江更改为钱塘江。由于钱塘江横亘，浙江省被分成两半，浙西、浙东交通极为不便，因此钱塘江大桥的修建，对浙江省乃至整个华东、华南的交通和经济发展、军事运输、政治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战爆发。1933年8月，钱塘江大桥开始筹备修建。与娴静秀美的杭州西湖不同，钱塘江潮水汹涌澎湃，是著名险恶的大江，尤其当上游山洪暴发时，江流汹涌，而下游的海潮涌入时则浪涛翻滚，如果遇到上下游同时爆发，激流险恶，势不可挡。台风来临时，辽阔的钱塘江面浊浪排空，更为凶险。在杭州民间流行一句谚语，叫作“钱塘江造桥”，意思是形容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李白有诗云：“海神东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如连山喷雪来。”正是在这“浪打天门石壁开”的钱塘江上，茅以升通过对收集到的一切钱塘江水文资料、气象资料、地质资料进行研究调查之后，提出了公路、人行道和铁路分为一上（公路）一下（铁路）的双层联合型钱塘江大桥设计方案，造价仅510万银元（完工最终决算为540万银元），比当时美国人华德尔博士设计的人行道、公路、铁路三种路面并行的单层联合型大桥（造价758万银元）的设计方案造价低廉，而且设计精巧美观，质量也好，所以，最终在评选中一举夺标。随后，茅以升带领着中国早期的桥梁先驱们于1935年4月正式动工开建钱塘江大桥，修建过程中还有许多交大校友参与其中。在那样一个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在那样一条凶猛异常的河流上，建设那样一座高难度的大桥，注定钱塘江大桥自奠基那天起，便命运多舛，历尽磨难。

磨难之一：沉箱，这是困难最大的。沉箱是指先在岸上做好的长方形结构钢筋混凝土（重约六百吨，长约十八米，宽约十一米，高约六米），因其体积庞大，运送难度极高。要从岸上将沉箱运到江中的桥位，更是困难重重。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开始大家设想的解决方案是：在江边挖一船坞，将闸门关上，再抽干坞中的水，把沉箱在里面做好，之后开门放水，浮起沉箱，沉箱就可被拖出去，这是最便捷的方法。但钱塘江底部是流沙，岸上挖土不多即遇流沙，继续再挖，水和流沙就一起涌入，越挖越多，即使勉强把船坞挖成，却永远抽不干船坞里面的水。第一个难题必须解决才能继续开工。于是改用“吊运法”，就是两旁各筑轨道一条，把中间的沉箱排成一线，临江那一头使用木桩排架，这样就可把轨道伸到江里的深水处，组成一座临时码头。又运来钢架吊车一辆，钢架吊车行驶在轨道上，沉箱整个就可吊起来，被搬运到排架尽头，运到后放入水中，就完成了浮运。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很多个沉箱可以用一套设备浮运，吊车将上一个沉箱运下水后，再去运下一个沉箱，沉箱在轨道上的所有移动完全由机械控制，快慢进退，操纵自如，更妙的是下水后的沉箱还可吊起来检查修理。但这种吊运法也遇到了几个困难：一是沉箱下水处在组成临时码头的两行木桩排架之间，对水的深度有一定要求，而处于深水之中的两旁木桩排架由于两桩间的土被冲刷淘空越来越深，木桩排架的承受力会受到影响；二是沉箱太重，悬挂在吊车中必须四角平衡，速度恰当，否则有倾覆危险；三是由于沉箱太重，人力转动螺旋机失效，经过较长时间摸索才成功改用电力推动。

离开码头的沉箱被浮运到桥址后，用铁链缆索连接到六个三吨重的大铁锚上，前后左右分列，使沉箱定位。而要避免沉箱走得太快，浮运沉箱时就要利用潮水顶托江流。但沉箱就位后，又可能因落潮时江水与潮水处于同一个方向，使沉箱受到合力冲击，铁索及铁锚就不易支持，因而浮运沉箱经过多方摸索，出现过多次险情：如没有控制好的沉箱随波漂到下游闸口电灯厂去了，只好想办法拉回来；有一次已经将沉箱沉到江底，却遇大潮来袭，铁链被切断，浮起的沉箱又飘到上游的之江大学去了，且退潮后沉箱陷入沙土中，费了很大劲才拉回来；进行沉箱下沉作业时忽遇到大风雨，沉箱竟然拖带铁锚浮走下游，一直浮走到4公里外的南星桥，还撞坏渡船，当时江上二十四只汽轮齐心协力，才把沉箱拖回原址；不久之后，遭遇大潮，捆沉箱的缆索松断，沉箱飘出去十公里后深陷沙层，用了许多办法才拖回桥址。后来改进了技术，用十吨重的混凝土大锚代替了铁锚，沉箱拖回桥址才不再乱跑了。

沉箱就位后如何平稳沉入江底，也是问题。为了让沉箱平稳就位，防止流水冲刷，茅以升等人在江底预先铺了一层很厚的用树枝编成的“柴席”；沉箱下沉时，他们又想办法在箱内把柴席切除，锯了一百六十根桩头让沉箱顺利下沉；又采用“喷泥法”提高效率。多次摸索、多次失败后，他们才成功且快速地将沉箱下沉至规定位置。

磨难之二：打桩。钱塘江大桥是以价格低廉而又轻的木桩为基础的，每墩160根桩，每桩长度大约30公尺。但钱塘江水流太急，茫茫一片，加上泥沙太厚太硬，木桩打轻了打不进去，打重了，木桩“咔嚓”一声就断了，这样一个晚上就只能打进去一根桩。而全桥在江心有9个桥墩，要打1440根桩，照这样的速度，何时能打完桩？焦灼的茅以升受到浇花的启发，创造性地发明了打桩的“射水法”：打桩时先用高压水直冲江底，等到泥沙被冲出一个深洞后马上放木桩，再用气锤打进去，打桩的难题迎刃而解。之后通过改进技术提高速度，一昼夜能打30根桩，打桩的难关终于闯过了。

磨难之三：战火硝烟的阻碍。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第二天，正当茅以升和罗英等工程技术人员在水下进行沉箱攻关时，日军轰炸机飞至上海、南京、杭州投弹，并轰炸钱塘江大桥，顿时整个杭州硝烟遍地，其中不少炸弹投进江里，激起层层浪潮。战争直接威胁到大桥的修建。此后，日机不时前来骚扰、侦察、轰炸。钱塘江上大桥建桥纪念碑的碑文详细记录了修建大桥时硝烟弥漫的场景：“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敌机轰炸下昼夜赶工。”面对燎原战火，所有建桥员工没有退缩，他们高扬爱国热情，同仇敌忾，尽忠尽职，不问假期，不分昼夜，尽力让大桥早日通车，为抗战做贡献。

此外，还有“围堰”“钢梁”“引桥”“各种工伤事故”……各种苦难、困难、技术难题，被一个个战胜、克服。正如茅以升的母亲曾比喻的那样，孙悟空用他那如意金箍棒帮助唐僧渡过了取经过程中的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号唐臣）造桥也渡过了八十一难。茅以升带领全体修桥队伍挥动的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法则，即因地制宜，发挥人的聪明智慧，利用自然力来克服自然界的种种困难和障碍（如用钱塘江的水克服钱塘江的流沙），解决一个个技术难题，大桥也因此得以顺利修建。正如桥梁工程专家、曾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工程师的李学海在《钱塘江桥回忆》中所评价的那样：“钱塘江桥，以极少之经费，极短之工期，极坏之水文地质，在从古以来认为不可造桥之地点，兴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联合长桥，而又是第一次自行设计和建造。为了赶工，更不得不打破常规，钢梁、桥墩、沉箱、桥基等不分上下，同时并举，一气呵成，其技术之精湛，尤其是该桥的下层建筑水下工程，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工程，洵足为中外桥梁工程人员学习。”

（二）为了民族抗战修桥又炸桥

1937年9月26日，是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钱塘江大桥顺利通车。当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淞沪抗战激战正酣。大桥通车后，旋即投入到支援淞沪抗战当中。据统计，在钱塘江大桥建成后的89天里，经大桥运送的抗战军用物资、民生物资，其价值应在三千万元左右。更有数十万难民通过大桥逃难。就在大桥被炸的前一天，铁路机车运行达300多辆次，公路客货车通过2000多辆次。

大桥通车后，战事愈见吃紧。上海沦陷后，日军逼近，形势更加危急。12月下旬，日寇即将到达桥北。为了阻滞日军的进攻，无奈之下，茅以升不得不含恨下令炸桥。1937年12月23日，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响，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从六处被炸断。历经两年零195天夜以继日紧张修建，耗资540万银元的现代化大桥，当时通车仅仅89天，就被迫炸断。

事实上，钱塘江大桥尚未完工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攻上海，所以茅以升在修桥时就担负有炸桥的任务，做了炸桥的准备，在一个正桥桥墩内预留了一个放炸药的空洞。这实非易事，因炸桥的炸药不能等到炸桥时才放进去，需要预先就按计划安放充足的炸药在很多钢梁爆炸点上，再用引线接通岸上的“雷管”，到时只要起爆雷管，炸药爆炸，全桥即炸毁。因此，从1937年11月17日大桥通汽车这一天起，所有过桥的火车、汽车、行人都是在炸药上走过，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和伤亡，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钱塘江大桥位于杭州闸口、沪杭甬铁路闸口站终点，临近六和塔。当时国民政府和浙江省联合修建这座桥的目的有三：第一，使东南铁路系统连成一片，沟通京沪杭铁路与浙赣路，并与粤汉路相接，这样上海和广州就可以直接通车；第二，沪杭甬铁路得以接轨，由宁波直通上海；第三，贯通浙西、浙东各公路，并连通其他各省公路。

钱塘江大桥全长1453米，内江中正桥1072米，两端之北岸引桥288米，南岸引桥93米；正桥16孔，每孔跨度67米，桥高为71米；桥墩15个，其中岸边6个，江心9个；上层公路宽6.10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52米，下层为单线铁路桥面。1933年8月至1934年12月筹备修建，1935年4月正式开工；1937年9月，大桥铁路通车，同年11月大桥公路通车。1937年12月23日，杭州沦陷，同一天，钱塘江大桥由中方用桥里预埋的炸药主动炸断，全体修桥员工撤退到后方。日本占领杭州期间，日军只于1943—1944年将钱塘江大桥草草修理，供临时军用。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钱塘江大桥桥工处在杭州恢复，同年9月开始修复大桥。1947年3月，大桥铁路和单行公路恢复临时通车，但由于损坏严重，限制颇多。此后，修桥工作进展缓慢。杭州解放前夕，大桥又遭国民党撤退军队爆炸破坏，所幸损坏不大。1949年5月，杭州解放，9月，铁道部上海铁路局接手大桥未完的修理工作，到1953年9月全部修理工作竣工，回复原设计状态。

为什么钱塘江大桥两次被炸还能顺利恢复原设计状态呢？是因为钱塘江大桥桥工委员会在1933年8月成立时，鉴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侵占东北，极有可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上海、杭州一带随时可能爆发战事，因此桥工委员会除考虑建桥工程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还必须特别注意大桥如果遭遇破坏后如何迅速修复的措施。桥工委员会遂就原设计在正桥方面予以变更，作出了四项决定：“（一）各孔跨径必须一律，以便桥梁被破坏时，可移用靠岸边孔迅速修复。（二）采用浮运安装法，将浮运机具妥为保管，以便桥梁被毁修理时，得用以迅速进行。（三）将桥梁跨径改为不超过60公尺上下。（四）建桥工料费以500万元左右为限。”

（三）钱塘江大桥的多重历史作用

钱塘江大桥的修成通车和炸断，以及后来的修复运行都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

第一，在钱塘江大桥之前，中国的铁路桥梁建设都是由外国人包办的。钱塘江大桥改变了这个历史，成为第一座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大型铁路公路联合大桥，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

第二，钱塘江大桥在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后建成通车使用，用于运送战略物资、疏散人口。1937年11月17日开通公路的这一天，过桥逃难的群众就达十万以上，还有众多的火车、汽车通过。虽然大桥不久就因为形势需要被迫炸断，但仍然起到了生命线的巨大作用。

第三，通过修建钱塘江大桥，茅以升为首的修桥技术人员以精湛而高超的技术享誉中外，赢得普遍赞扬，并通过实际锻炼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不仅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来更成为新中国各地桥梁工程建设的骨干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钱塘江大桥在修建过程中，既聘请了几位国内知名桥梁工程师，还有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的青年参加大桥绘图设计和勘测施工，他们被培养成了设计施工的骨干分子；同时钱塘江大桥桥工处还向有工科的国内各大学发函，每年招收80名各大学选派的三年级肄业的大学生到工程处实习两个月。各大学的热烈响应，争相推荐，使工地轮流实习计划圆满执行。这些人后来在中国各铁路、公路桥梁工程方面做出贡献的为数不少，如在抗战时期任滇缅铁路工程局、叙昆铁路工程局、四川綦江铁路工程处技正、工务课长、正工程司、处副总工程司、副处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武汉长江大桥总工程师的汪菊潜；全面抗战期间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处正工程师和湘桂铁路桂南工程局正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的梅旸春；曾任云南长虹大桥总工程师的赵守恒；曾任郑州黄河大桥总工程师的赵燧章等。

第四，钱塘江大桥用科学、用事实打破了钱塘江上不能修桥的迷信，战胜了唯心主义的认识。

第五，钱塘江大桥使东南铁路系统连接一气，特别是使京沪杭铁路与浙赣路相连接，并与粤汉路相接，由此上海和广州可以直接通车；沪杭甬铁路得以接轨，由宁波可直通上海；大桥贯通浙西、浙东各公路，并连通其他各省公路，极大地便利了中国东南部的交通，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使中国东南部区域尤其是两岸人民的生活方便快捷。

钱塘江大桥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公路铁路两用大桥，自其建成以来，历经修桥、炸桥、复桥的曲折经历，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第二次新生，其安全行车纪录至今仍未被超越。如今，这座见证了中国从战乱时期到和平年代沧桑巨变的大桥依然挺立在钱塘江上，英姿巍然。它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在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中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二、莘莘学子投笔从戎：知识青年从军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难当头，当时的唐山交大内迁，经湖南、广西等地，最终在贵州平越办学6年，与北平铁道学院合并称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尽管地处偏僻的贵州平越县（现福泉市），但全校师生同仇敌忾，救国不甘落后，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许多青年学生、军训教官等本一己之长，纷起投笔从戎，应征翻译，积极报名从军，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在西南交大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1944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发出《告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书》，号召知识青年十万从军，掀起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当时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师生响应国民政府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应征译员或报名从军，主要有五次。

第一次是1943年9月至12月，应征译员报考者13人，录取9人，到昆明译员培训班报到7人。1943年9月29日，学校收到教育部建字第305号代电，事由就是准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函，续征通译人员检附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在学学生充当译员办法仰遵限办理由。学校接电后，即将此项办法抄录公布，并定于10月7日至9日报名。11日上午8时举行考试，教室临时决定。体格检查由医务规定时间办理。学校于10月20日以交黔（三十二）字第2121号函连同试卷一包（计十三份）、试验名单一份（照报名册缮）、体格记录单十三份（其中包括学校军事教官马绍武，志愿赴前方服务效忠国家）寄送军事委员会外交局，请其核定公布取录名单。1943年11月1日学校收到外事局录取陈宗载、徐钦瑶、孙永平、莊育智、吴占裘、李道磐、戴国权、谭英俊、马绍武等九人电文。后前往昆明报到者计有谭英俊、徐钦瑶、戴国权、孙永平、李道磐、陈宗载及军事教官马绍武等7人，由学校垫发所有旅费每人4000元共计28000元，由外事局昆明译员培训班如数归还学校。

第二次是1944年4—5月，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在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分两批，共招收译员74名。1944年4月30日，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发函至学校，说明译员训练班二期已告结束，第三期训练正在筹备继续征调译员，以适应战时急需起见，特派出训练班训导长戴世光教授前来学校办理征调学员事宜。5月18日戴世光教授来到学校，经过与戴世光教授面谈，学校得知“盟军与国军合作范围庞大，需要通译人员甚多，本校各系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均可志愿参加报名应征”。戴教授向学生发表演讲说明了盟军与中国军队合作的情况，学生们忠义填膺，纷纷请求志愿参加。学校也积极支持学生的报国行动，对所有报名应征前往的学生都大开方便之门。5月19日至20日短短两天学校即组织完成了学生报名、考试等工作，5月20日学校公布录取应征学生名单，录取应征学生凌大伟等43名。由于学生报名踊跃，学校又打电报给戴世光教授，他核复允许再应征20名，结果报名者超过30人，学校委托王教授芳荃代为考试，5月25日学校一方面将录取的33名学生名单公布，一方面再次发电报给戴世光教授商洽超额录取事宜，复得到同意，但公布的名单上划掉了5个（未说明原因），加上了戴教授复电嘱在贵阳取录之郗正、傅曾佑、汪菊潜等3名共计正式录取31名。这两批学生共计74名分别于5月24日和5月30日出发去昆明受训。学校为使这两批学生顺利到达昆明受训，多次与昆明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译训班在贵阳的主任王士桢、叙昆铁路管理局、川滇铁路公司、军委会后勤部马场坪军车管理站、川滇铁路公司曲靖车务段长等联系学生免费乘车等事宜。后第二批志愿通译学生（31）名中李盛春、吴铮两名因病回校；冯孔修1名到昆后规避受训，应昆训班之请被学校勒令退学。

第三次是1944年11—12月，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自动投考译员29名。自1944年11月起，受日本进攻贵州南部的影响，在贵州平越的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被迫再度迁校四川，学校的许多学生在此期间自动投考昆明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具体人数学校也不得而知。所以在1945年2月21日学校向昆明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发出代电，询问自1944年11月起本校学生在迁校途中自动投考该班受训者的确实人数，以便报教育部备案，特电请训练班予以查明。据1945年3月17日学校呈教育部的呈文所说，“窃查本校学生于迁校期间自动应征译员者颇不乏人，经函讯昆明译员训练班，据复‘贵校学生参加本班第五期（卅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卅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训练结业者计有张玉纯等廿九名，相应造附名册一份，函请查照，根据教育部通令规定对该生等予以保留学籍之优待’等由，准此。除按照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应予保留学籍外，理合缮造名册一份，备文呈请，鉴核备查谨呈。教育部次长”。

第四次是1944年11月—1945年，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分批参加青年军、远征军人员20余名。1944年，国民政府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在当时的大中学生中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此后教育部陈立夫也电告学校：“中央此次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旨在增加云云，并望随时详函报部为要”，学校又奉教育部陈部长酉□电开：“此次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关于抗战前途至为重大，各大学校院应率先倡导以树风范，前经通饬遵照办理在案。兹中央后派黄参政员俞宇人至黔指导不日前往，关于该校学生从军事件可与妥商办理，特电知照。”学校接到令函后，校长罗忠忱即电复国民政府及遵令组织征集委员会并致电黄参政员欢迎来校指导，此外，合行布告全校诸生一体遵照《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暨《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仰各尽国民天职慷慨从戎，荷戈杀敌，以增强抗战反攻力量，捍卫国家，一俟本校征集委员会组织成立再行布告诸生自动开始报名踊跃参加并仰知照。

1944年11月14日，校长罗忠忱又布告全校：本校征集委员会已遵照上项组织办法正式成立。由本校长兼任主任委员，聘请伍教授镜湖、郭主任安万为副主任，委员王教授芳荃为总干事，其余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暨各处室组主任、军训主任教官等为委员，并派许镕钧兼总务股长，郭安万兼宣传股长，鲍志澄兼编组股长。自即日起开始办公，并分别呈报教育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暨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备案。11月17日，罗校长又布告全校，殷殷教诲同学们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当兹国难方艰，寇氛甚炽，衡湘沦陷，柳桂濒危，半壁西南渐渐可危，整个金瓯岌岌不可终日。救危图存，时机□容再缓救，转祸为福。重责实诸生等仔肩，幸勿稍存畏耐之心，各怀苟生之念。须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诸生系国家之中坚为民族之翘楚，谅不至甘贻亡国之羞，坐待灭族之惨，则台湾朝鲜之种族，安南印缅之黎庶，迄今呻吟于铁蹄之下，呼号于尊俎之间，想为诸生等所熟知。是以吾国志士决尚节操，例如苏子卿坚不降虐之志，鲁仲达决耻事秦之心。诸生等读书明理，当知所取法，况皆皇汉之子孙，更受国家之培植，尤应慷慨悲歌敌忾同仇，本男儿长虹万丈之壮志，奋发鹰扬神武之威风，效定远之投笔，步终军之请缨，本国父读书救国之旨应。”他希望“志愿从军诸生自即日起至本月卅日止，赴编组股申请登记报名，听候征集训练，荷戈灭虏，反攻杀敌。岂特学校之荣，抑亦邦家之光，本校长有厚望焉”。

根据学校于1945年4月19日向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抄送本校志愿从军青年学生名单（按其要求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职业、党团籍等项）的电文所说：“查本校志愿从军学生前在平越报名参加者计黄章尧等二十二名，又随校播迁抵渝后迳赴贵会请求参加者计崔志雄、李猛、鲍景远等三名，连同职员陆锺南、李静娟等二名，又学生冯大宗、陆汝春等二名，共计二十九名。”

第五次是1944年11—12月，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有5名学生参加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第八期学习毕业。1945年9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向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发来训令（高字第49866号）：案准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函送第六、七、八各期毕业学员名册请转饬各生原校保留学籍。其中明确指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第八期毕业学员名册有：傅文斗、李士良、王宇舟、梁定伟、黄章尧。

三、师生踊跃为抗战捐款

抗战时期地处偏僻贵州平越小城的唐平两院师生尽管生活清贫，条件艰苦，但他们没有忘记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他们节衣缩食，多次为抗战捐款捐物，出钱出力，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忱，尽其所能为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尤其是学校的罗忠忱教授，罗忠忱校长真不愧忠忱二字，常常是捐款最多的。以下仅将笔者所见的学校捐款档案列举如下：

1943年4月捐款两笔：一笔是向胜利托儿所捐献创办费630元，另一笔是向浙灾筹振会捐款280元。

1943年12月捐献湘鄂前线将士慰劳金2681元。

1944年2月捐款两笔：一笔是捐助印灾捐款1000元，另一笔是向敬之植物园捐献赞助基金2000元。

1944年11月，捐款较多，是向中国国民节约献金运动总会捐献16719元。1944年11月，荣誉军人王长喜到校讲述抗战经过，使全校师生为之动容，大家群情激愤，慷慨悲歌，师生慷慨解囊，捐献16719元，矢志报国。12月6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致函校长罗忠忱，对全校师生的捐献表示感谢，并附收据两张，分别是1627元和15092元，总数就是16719元。

交通大学贵州分校1945年4月25日收到4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来“为筹募捐款请予惠助见复由”的公函，5月21日学校就向红十字会总会捐赠10000万元。

1945年6月，捐献湘西前线将士慰劳金18300元。

四、各地校友奋战在各大抗战交通线上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远在国外留学的唐山交大校友也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救国行动，以报效国家。如在美国留学的周惠久（1931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本还有一年公费留学的机会，他放弃两所大学导师的挽留，毅然下决心提前回国。1938年9月，周惠久到昆明西南联大机械系和航空系任教授，并在清华航空研究所兼职。为了更直接为抗战做贡献，他于1941年转到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机械工程研究所工作，次年任所长，主要研制战时运输急需的汽车配件，特别是在材料代用方面进行研究，同时还在该校机械化工程学院任教，培养车辆工程专门人才。

于1933年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考取清华选美留学公费生的林同骅也于1937年回国，因林同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修飞机设计制造，所以回国后即随清华航空研究所内迁，先迁南昌，后迁成都，后借用到迁入四川南充丛林一巨大山洞中的第二飞机制造厂工作，他同季文美等一起仿造原苏式E-16型驱除机20架及训练机30架。到抗战后期，为节省金属材料，他们又自行设计试造木质飞机成功试飞。这对急切需要飞机的中国抗战来说，其作用非同一般。

在荷兰留学的严恺（1933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得知国难日亟，于1937年9月24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要求“即日回国参加救国工作”。1938年12月，严恺从欧洲回到祖国，在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任工程师，从此一直致力于中国水利事业。抗战后期，严恺于1943年10月被黄河水利委员会聘请为简任技正兼设计主任，一年半时间内负责完成了“宝鸡峡水电站”“渭河治理”“黄河下游治理”等重要规划设计项目。1945年3月，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宁夏工程总队总队长，率领近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对宁夏地区黄河流域进行综合地形和水文测量，提出整个灌区的改建和发展规划。

奋战在修建各大抗战交通线上的唐山交大各地校友们，也为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因事例很多，笔者只能挂一漏万，略举一些例子。如1914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的杜镇远，1929年到1933年主持修建了全长300余公里的杭江铁路。1934年5月至1937年9月，杜镇远任浙赣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主持修通了全线长1008公里的江南大动脉——浙赣铁路。钱塘江大桥是浙赣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修建衡阳至桂林的铁路，即湘桂铁路。1937年9月至1940年10月，杜镇远临危受命，毅然带领25万员工冒着日机空袭的威胁，克服重重困难，使湘桂铁路于1940年10月全线通车，并创造了当时日平均修铁路1公里的最高纪录。正是湘桂铁路，将大量从浙赣铁路转运过来的军工器材、难民、物资运往大后方。1939年3月，沿海港口被日寇封锁，国民政府为了沟通与缅甸的国际交通，急调杜镇远任滇缅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赶修滇缅铁路。滇缅铁路停工后，杜镇远又受命赶修西祥公路，公路于1940年11月开工。全长548.7公里的公路，在杜镇远的主持下，只用了半年时间（到1941年4月）即修通。1942年，杜镇远调任粤汉铁路局局长，在战事紧迫的情况下，杜镇远八方奔走，组织军运，救济安排员工生活，同时他还在湖南组织员工训练，准备有一天能带领大家直接参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1923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龚继成，抗战期间主持呈贡机场、滇缅铁路、滇缅公路等多项重要工程，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工程师”，并被授予中国工程师的最高荣誉——“中国工程师奖章”。1926年以唐山交通大学本科第一名成绩毕业的汪菊潜，1930年拒绝了美国桥梁公司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到铁道部工作，并于1934年主动要求调到粤汉铁路参加修建株（洲）韶（关）段，任分段长，副工程司。因工程质量好，他受到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孙科的表扬。1936年调铁道部工务司任技正。全面抗战爆发后，当日机轰炸沪宁路时，汪菊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桥梁。抗战期间，汪菊潜还先后担任过滇缅铁路工程局、叙昆铁路工程局、四川綦江铁路工程处技正、正务课长、正工程司、副总工程司，副处长等职。1931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林同炎留学美国毕业后回国，抗战时期先后任成渝铁路桥梁课长、滇缅铁路设计课长等职。

1934年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的李温平，1936年从美国返回祖国，在湖南大学任教，并就近受聘担任湘黔铁路工程局设计课帮工程师。1937年李温平又被调入四川，修建川滇、川中、乐西公路。1941年夏，李温平被指名调到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的滇缅公路，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修缮路面的工作，以保障盟军援华物资得以运到昆明。滇缅公路修复后，李温平又被派去与美军合作，修建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后来被称为“直捣东京”的史迪威公路，在迫使日军无条件投降的伟大事件中起到了作用。当时，还有刘元敬（1934届）、蔡世琛（1926届）等唐山交大校友参加了工程修建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赴国难，刘恢先（1933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于1938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历任湘桂、叙昆、黔桂、平汉等铁路工程司。吴钰，1934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后即参加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的新建工程。新线通车后，他继续担任该段的养路工作。1937年至1944年间，吴钰先后担任工务员、帮工程司、副工程司，并先后兼任郴县（郴州）工务分段段长。1944年郴县沦陷后，吴钰率部分职工撤到汝城，任桥梁组长，负责铁路抢修和桥梁修复工作。石衡，1935年从唐山交大毕业，被分配到津浦铁路徐州工务段实习，一年后任工务员。全面抗战爆发后，专门从事抢修被日军轰炸的铁路和桥梁的工程。1938年参加修建滇缅铁路，先后担任第二测量队、第二总段工务员、帮工程司，第二工程处第三总段副工程司兼分段长。1942年任呈贡飞机场工程处副工程司兼工区副主任、工务课课长，负责飞机场的工程技术工作。1945年参加修建白色机场，任工程处副工程司兼专员。

总之，众多唐山交大校友奋战在抗战时期中国各大交通线上，为修建和保障中国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敬仰。

五、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地下党在唐山交大的活动有着较长的历史。早在1922年8月，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当时的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是当时全国大学中为数极少的中共地下组织。此后，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中共唐山交大地下组织进一步发展，并领导着学校的革命斗争。

在整个抗战时期，唐山交大先后辗转搬迁至上海、湘潭、桂林、柳州、贵州平越、重庆璧山等地，校内中共党员也随校迁徙。1938年年初，辗转至湖南湘乡杨家滩复课时，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成员包括：书记朱瀚谱，组织委员李先芬，党员吴公伟、段清涛、龚铨衡，受湖南湘乡蓝田（今涟源市）地方党的领导。同年5月至8月，先后有党员张钺、曹元钧从陕北公学回到杨家滩复学；党员武可久从新四军政治部返校考试并补修；管理系学生徐大德入党。8月，朱瀚谱、李先芬、吴公伟、段清涛、龚铨衡毕业离校后，蓝田地方党组织任命武可久为支部负责人。

1939年2月，唐山交大内迁至贵州省平越县恢复办学。同年3月，中共唐山地下党支部发展章守华、王方玉（后名王方）、刘询岳（后名刘志诚）、李梅英、万蓉先加入党组织。至1937年7月，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的党员增加到13人。而此时，校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学生队员数已由湖南湘乡杨家滩时的20余人增至50多人。在当时全校三四百人的规模中，中共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已占不小的比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学生组织中都能顺利得到贯彻。实际上，这也是平越时期唐山交大进步力量发展最好的时段。

同时，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还派党员徐大德与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及熊蕴竹取得了联系，接转了学校党员的组织关系。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直接隶属贵州省工委领导，不与当地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

由于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就命令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所以全国“民先”总队、贵州省队部和其他高校“民先”组织均已解散。1939年5月，按照中共贵州省工委指示，唐山交大“民先”队部召开了队员大会，中共党员张钺、武可久作了《转变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改变斗争策略》的讲话。随后，全体队员高唱《民先队歌》，“民先”组织宣布解散。但由于此后中共党员与“民先”队员仍然保持了紧密而稳固的斗争情谊，团结互助，因此“民先”组织实际上解而不散，继续进行着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9月前，中共贵州省党组织总结过去贵州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学运新方针，其中包括：（一）建立各移黔学校组织基础，……对原有同志加紧进行理论教育。（二）广泛发展群众组织，用各种不同之组织形式和方法，建立大量小型群众组织，如体育会、歌咏队、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成为党的外围。（三）加紧对顽固落后及一切认识不清而被利用之分子，进行争取说服和对坚决及反对分子作必要斗争或肃清工作，并指明其非政党间之摩擦或斗争。（四）注意知识青年之桥梁作用，特别在学校所在地，组织乡村青年、苗族青年、妇女儿童，并将已有组织之少数邮工店员等扩大或改为单独部门之青年组织。（五）贵州青年守旧生活态度应严重注意，肃清各种腐化、堕落、消极、散漫、灰颓的生活，特别肃清因恋爱问题而致代替一切毁灭一切之恶劣和危险倾向，干部同志最好不讲恋爱，以免引起纠纷，进而争取青年生活部分改善，培养高尚理想，崇高人格，建立真正严肃规范生活，提倡互助互爱共患难的精神，从生活上来团结青年。（六）注意养成富有朝气有进取之学习精神，以便对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抗战理论基础，统一战线下群众运动工作方式、妇运工作经验教训的接收和学习，在学校中要求教师增加必要知识之讲授，认真学习学校规定各课，争取群众中学习模范，来影响与教育各种民众，此外对各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亦应注意。

根据此方针，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在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把广大同学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7月，张钺担任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书记，曹元钧、徐大德任支部委员。10月，党员张钺、武可久、章守华、董杰、左翼民、王方玉毕业离校，曹元钧接任支部书记，支部工作转入隐蔽状态。1940年3月，曹元钧因事离校，徐大德接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为李保汉、万蓉先。由徐大德与省临时工委邓止戈单线联系。5月，支部发展郭承珠（女，后名郭祝）入党，支部党员共有7人。

地下党在领导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之时，却没有警惕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可能带来的危害，没有警惕国民党的镇压和破坏，所以组织纪律也不够严格，致使不良分子有机可乘，混入内部对组织进行侦察破坏。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也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如派训导长郭衡来到平越交大、陈立夫到平越视察鼓动师生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筹备成立三青团支部并发展三青团员等。

1939年9月25日，国民党中统局得知中共贵州党组织制定了学运的六条具体方针，遂制定了相应的六条对策，要求“当地教育行政机关妥慎办理，并转饬所属各县党部遵照办理具报为荷”。于是，国民党平越县党部加强了对唐山交大学生的监控。1940年9月5日，国民党平越县党部书记长许骍密报国民党平越县党部：“据密报有交大学生徐大德一名，系共党首要分子，其住处所藏各种文件、册籍甚多，职拟即联合当地军警假借其他名义予以搜查逮捕，为以事关重大，未敢擅专，理合备文呈报敬请。”

这说明国民党特务实际已侦知徐大德身份，并准备实施抓捕。

1940年9月1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晚，学校同学举行中秋联欢晚会，中共贵州省委临工委书记邓止戈应徐大德之邀来校参加联欢会。休会后邓止戈与徐大德、李宝汉等开会，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抗战斗争的形势、地下党活动的任务及应注意的问题。深夜他与徐大德、李宝汉住在一起，结果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邓止戈被捕后，平越县政府几次审讯，均没有搞清他的身份，所以狱卒对他看守不严。邓止戈趁机逃出，后辗转去了延安。徐大德、李宝汉被捕后，地下党组织找到徐大德的表兄、贵州省绥靖公署上校军法官石毓嵩设法进行了营救。学校也向平越县政府和有关单位提出了抗议，一再向有关当局说明“本院各系教授多系在唐平两院任教有年，绝无左倾思想及同情学生为共党活动之情事”，“《越光》周报社，知行学会、矿冶学会，女同学会，四团体曾经成立但均非共党之外围团体”等。徐、李二人则只承认自己是已解散的“民先”队员，坚决不承认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所以国民党有关方面无法确认徐、李二人中共党员的身份。三个月后的12月底，徐、李二人被营救出狱，离开平越去了昆明。

徐大德、李宝汉被捕后，支部委员万蓉先派人将交通员陈英（邓止戈妻子，被安排在学校食堂工作）及其婴儿送往贵阳。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离开学校，如刘洵去了重庆，支部委员万蓉先受到威逼利诱，被迫中断学业前往昆明。其他党员则就地隐蔽。党员李海英、郭承珠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活动被扼杀。唐山交大的抗日爱国运动由此受到极大挫折。

（一）组织和领导文艺队伍宣传抗日救亡

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在中共贵州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教育同学，团结了大部分学生，掌握了各种群众团体，引导学生参加到抗日阵营中来，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组织和领导话剧团、歌咏队等文艺队伍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是重要的形式之一。

话剧团是学校中力量最强、最受群众欢迎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很多，由中共平越交大地下党和“民先”队员张钺、万蓉先、李保汉等领导。话剧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型剧目开始，发展到能上演《日出》《雷雨》等大型话剧。最先出现在平越街头的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党支部书记张钺担任主角演出的。党员万蓉先、李宝汉在《凤凰城》《前夜》等剧目中都担任过重要角色。话剧团演技日益成熟，受到群众的称赞。

话剧团利用节日或墟日，组织各种形式的义演，演出的剧目还有《血溅九一八》《心防》《雾重庆》《上海屋檐下》《寄生草》《塞上风云》《这一代》等，都是宣传抗日救亡和进步思想的，感染力强，深受广大师生、城镇市民和农民的喜爱。每次演出，台下座无虚席，观众往往报以热烈的掌声。话剧团的演出，很好地活跃了平越山城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志。

由中共党员章守华、“民先”队员陈敬昭和张蒙领导的歌咏队是群众基础最广泛的组织，拥有100多位成员。歌咏队队员经常三五成群，或走上街头，或到犀牛潭边，或登上城楼，或攀上高真观，开展歌咏活动，演唱的歌曲包括《抗战进行曲》《生产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嘉陵江上》《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延安颂》《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黄花曲》《民先队歌》《流亡三部曲》《念故乡》《长城谣》等，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平越上空。

在1939年7月举行的“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活动中，歌咏队指挥4000民众合唱“七·七挽歌”，盛况空前，歌词“抗战已满两周年，敌人末路快来到，他们的铁蹄在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始终不倒……”萦绕山城。

（二）领导创建进步社团，创办各种进步刊物

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不能公开活动，就利用学生会等一些可以公开开展活动的群众组织进行活动。在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校内的各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也纷纷创建、创办起来。各进步社团充分利用刊物平台，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

“山城社”由中共党员刘询乐、徐大德、李宝汉及同学罗离等创立，并主办有《山城》壁报。“山城”壁报以杂文为主，政治观点明确，文笔流畅，既针砭时事，又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引人注目，促进民众觉醒，深得师生和山城人民好评，对学校政治生活影响很大，是抗日救亡活动的一支号角。

“民先”队员黄家骐、李范初、王家林、林大庆等倡导组织的越光社，因平越的救亡烽火而得名。越光社出刊了手抄本《越光周刊》，介绍国内外大事，向民众和师生讲解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任务；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社长刘立绪、总编辑黄家骐精心组织，把周刊办得很有特色。周刊分四版，一版国内战报和新闻；二版国际形势及论坛；三版大众画刊；四版文艺和妇女专刊。周刊用四个镶嵌成的玻璃框罩好，悬挂于平越小学外墙上，读者众多，被誉为平越的《大公报》。此外，越光社还收集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报刊，供学校师生和民众阅读，其中有《鲁迅全集》《资本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战争与和平》等著作以及《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越光社还经常开展学习讨论会、郊游、歌咏等活动，唤起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

中共党员王芳玉、李梅英、万蓉先领导的女同学会积极组织女同学参加歌咏、话剧、刊物撰稿等活动；“知行学会”主办的墙报《大家看》，贴在县城民教馆的一侧，一时被赞誉为“平越的《新华日报》”；由学生会宣传部出面、“民先”队员主办的全校性壁报《呼声》，影响面宽，撰稿人多，主要宣传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由“民先”队员王家林任会长、党员岳翼民为骨干的漫画学会则创作了妙趣横生的近百幅宣传抗战的作品，举办街头展览等，都起了很好的抗日救亡宣传作用。

（三）组织和领导节假日的抗日救亡宣传

除了组织和领导文艺队伍，创建各种进步社团、创办各种进步刊物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以外，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还充分利用节假日到街头场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传播抗日胜利的消息，歌颂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

1939年7月，在纪念全面抗战两周年之际，除了歌咏队在平越中山广场指挥4000名民众合唱“七·七挽歌”外，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学生会还特地邀请山城各界人士、各校师生及街道群众参加规模空前的纪念大会。会上，师生们争先恐后登上讲台，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齐声高唱抗日战歌。会后，参加纪念大会的群众又集队示威游行，雄壮的歌声、愤怒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响彻山城，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英雄气概。

唐山交大所在的平越，是一个汉、布依、苗、水、侗等十多个民族的杂居县。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配合抗战教育，1939年4月，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促进下，学生会出面组织学生们在万寿宫开办了民众夜校，招收家境贫困子女入学。后来，民众夜校进一步发展，男女老少都可以成为学员。校长由“民先”队员尚澍担任，教员也主要由“民先”队员担任。民众夜校除免费提供课本、向民众传播文化知识外，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唱抗日救国歌曲，夜夜上课，风雨无阻，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称赞。

1940年2月农历元宵节，学校歌咏队、宣传队、话剧团还特地到离县城70多里的苗乡野鸡坡村进行宣传演出。为了搞好这次活动，同学们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调查了解了当地苗族同胞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把讲稿、歌曲、剧本全部译成苗文并记熟，于节日的前一天整装出发。到野鸡坡苗寨后，学生们把带去的最珍贵的两挑盐巴、几罐好酒及一些“碗儿糖”分给各家各户作为见面礼，进行慰问。与此同时，苗胞们盛情款待了学生们。元宵节当晚，学生们穿起艳丽的民族服装，苗寨男女老幼涌入场坝，点上汽灯，燃起篝火，翩翩起舞，进行联欢，寓教于乐。同学们全身心投入，演好每一个节目，声情交融，深深感染了苗族同胞，场坝上时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学生们当晚夜宿苗寨，与苗胞拉家常，谈古论今，畅谈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宣传抗日救亡。第二天，苗寨青年特地演出斗牛、跳月等传统节目，答谢远方的客人。通过此次赴苗族村寨的活动，学生们不仅向苗族同胞宣传了抗日救国道理，而且接触了兄弟民族的生活，对学生自身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交大师生也因此与少数民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民族情谊。

小结

抗战期间，交大师生发扬抗战精神，以各种方式为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书写了交大人爱国爱校的光荣历史，将永远激励一代一代交大人为国家和民族富强振兴，为学校的发展而奋斗努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继承和弘扬抗战精神，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抗战精神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交大人，要学习先辈，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要继续发扬抗战精神，树立远大人生理想，做中华民族的脊梁，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情。

1. 《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页。
2. 《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485页。
3. 参见《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498页；茅以升：《两脚跨过钱塘江—钱江大桥史话》，镇江茅以升纪念馆馆藏钱塘江桥资料（由镇江博物馆移送）：登记号648，原号648，第19-20页。
4. 茅以升：《钱塘回忆——建桥、炸桥、修桥》，浙江省档案馆馆藏钱塘江大桥资料，资料编号：L109—1—1，第46-48页。
5. 《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6. 李学海：《钱塘江桥回忆》，镇江茅以升纪念馆馆藏钱塘江桥资料（由镇江博物馆移送）：登记号231，第41页。
7. 《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527页。
8. 《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526-527页。
9. 茅以升：《钱塘江大桥概述》，浙江省档案馆馆藏钱塘江大桥资料，资料编号：L109—1—10—3，第1页。
10. 茅以升：《钱塘江桥工程记》，浙江省档案馆馆藏钱塘江大桥资料，资料编号：L109—1—10—3，第73页；《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521、478、515-518。
11. 李学海：《钱塘江桥回忆》，镇江茅以升纪念馆馆藏钱塘江桥资料（由镇江博物馆移送）：登记号231，第2页。
12. 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内部使用），2006年4月，第二篇“抗日”，第69、123-127页。
13. 《译员材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39-48-79，案卷号1；《译员训练班名册》，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43-152。
14. 《译员材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39-48-82、83，案卷号3、4；《译员训练班名册》，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43-152。
15. 《译员材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39-48-83，案卷号4。
16. 《译员材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39-48-88，案卷号9。
17. 《青年军材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39-48-39，案卷号2。
18. 《青年军材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39-48-40，案卷号3。
19. 《青年军材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39-48-43，案卷号6。
20. 此名单与参加青年军、远征军人员有重合。《译员材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39-48-86，案卷号7。
21. 《杂项捐款》，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44-64，案卷号4-14-5。
22. 《代收转款》，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号1945-81，案卷号3-3-7。
23. 李泳主编：《竢实扬华桃李春风——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友风采录》（第一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37页。
24. 李泳主编：《竢实扬华桃李春风——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友风采录》（第一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290页。
25. 《严恺公费留荷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66。
26. 李泳主编：《竢实扬华桃李春风——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友风采录》（第一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333页。
27.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杜镇远》。
28.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龚继成》《林同炎》；李泳主编：《竢实扬华桃李春风——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友风采录》（第一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210页。
29. 李泳主编：《竢实扬华桃李春风——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友风采录》（第一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55页。
30. 李泳主编：《竢实扬华桃李春风——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友风采录》（第一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384、420-421页。
31. 文件中未提到唐山交大，所以估计时间应在该校内迁贵州平越前后，至少是在该校地下党支部向中共贵州省党组织结转组织关系前。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34. 《平越县党部密报》，福泉市档案馆馆藏《平越县党部档案》，档案编号：1-1-215。
35. 《地下党资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藏资料，档案编号：1939-48-107。
36. 《地下党资料》，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藏资料，档案编号：1939-48-108.
37. 本部分内容除特别注释外，其余资料主要来源于：贵州省福泉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福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福泉市史志编篡委员办公室1999年编内部资料《福泉史志资料丛书》之三《平越曙光》，第298-306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福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编内部资料《福泉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科教文卫专辑），第30-33页；西南交通大学校史办公室2002年编内部资料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期，第3-42页；李万青主编：《竢实扬华自强不息——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到西南交通大学》（上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248页。
38. 福泉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泉史志资料丛书之三＜平越曙光＞》（内部资料），1999年，第77-78页。
39. 福泉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泉史志资料丛书之三＜平越曙光＞》（内部资料），1999年，第79页。
40. 用土法制作的一种蔗糖，“碗儿糖”是当地人的俗称。
41. 李万青主编：《竢实扬华自强不息——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到西南交通大学》（上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4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福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福泉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科教文卫专辑）（内部资料），1986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