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 秘史朦胧

三年前，在上海的一家茶室，一位八十多岁的韩国老人，满脸皱纹，但身板挺直，带着助理和翻译，出现在我面前。

我安排他们坐下，沏上茶水。

老人立即就做自我介绍，他和我一样，也姓余。九百年前，宋朝派出不少使臣去高丽，其中有一位姓余的，办完事情后留了下来。到今天，余氏家族在韩国已经繁衍到两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遍布科学界、传媒界、企业界。他本人，便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已经退休。

九百年前？宋代？姓余的使臣？两万四千多个后裔？我一听，立即来了精神。

老人急切地问我：“我们余姓，在中国怎么样？”

“人数不多，但也不错。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顶级诗人余光中，顶级小说家余华，顶级音乐家余隆，以及已故的顶级传媒人余纪忠……这些人，都是我的好友。

“我想证实一下，我们余姓的男人，是否有两个共同点？”老人严肃地问。

“哪两个共同点？”我饶有兴趣。

“一是倔。”老人说。

我想了一想，说：“对。”

“二是特别疼老婆。”老人说。

我连忙向翻译确认：“他是说怕老婆，还是疼老婆？”

“疼。”翻译说。

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忍不住笑了，便大声地回答：“对！”

老人很满意，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

余姓，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秦代的“由余”氏派生出来的。反正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到了宋代稍有起色，除了那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外，还有一位出使契丹的叫余靖。好像余姓比较善于与周边世界交往。据宁波余君方先生考证，宋以后，浙江余姓的线索也渐渐明晰起来，其中“上林车头余氏”一脉显然与我家特别亲近。

但是，余姓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族群，历来颇多纵横驰骋的脚印，因此，我更愿意离开谱牒排列，把目光放得广远一点。例如，公元十三世纪余姓中所出现的奇迹，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

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

请看，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来自古羌民族。

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

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

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

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我的朋友、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据调查，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而且，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比较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

十三世纪那些年月，大家还没有搞清余姓和蒙古人的血缘关系，却有一个名字把蒙古人吓了一跳，那就是抗击蒙古军队最有力的将军，叫余玠。

余玠是在一二四二年出任抗蒙总指挥的，具体职位是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当时，半个世界都在蒙古马队的踩踏下颤抖，但是由于余玠的高明策划，合川钓鱼城居然像一座铁铸的孤岛，保持了整整三十六年的不屈态势。结果，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改变了蒙古军队的战略方向，由此也改变了世界历史。只是余玠本人未得善终，才指挥了几年就死于他人的诬陷。

余玠画下了宋朝在军事上最动人的一笔，尽管这一笔已经无救于宋。元朝终于取代了宋朝。

但是，谁能想得到呢，九十几年后元朝也走向了灭亡，而为元朝画下最动人一笔的将军，也姓余。尽管他的这一笔，也已经无救于元。

为元朝画上这一笔的将军，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由唐兀人演变而来的余阙。在元朝岌岌可危、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并最后破城的时候，作为守将的他自刎坠井而死，妻子相与投井。与他一起赴死的大批官员中，记有姓名的就有十八人。安庆城的市民知道余阙的死讯后，纷纷搬出楼梯爬到已经破城后的城墙上，说要与此城共存亡，誓不投降。当时城墙已被焚烧，冲入烈焰自愿烧死的市民多达一千余人，实在是够壮烈的。

有记载称，余阙死后没留下后代。但是，当时为余阙作传的著名学者宋濂访问了余阙的门人汪河，知道余阙还留有一个幼子叫余渊。

余渊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为捍卫元朝而死的，但他仍然接受了明朝，还在明朝中过举人。根据几部《余氏宗谱》记载的线索调查，余渊的后代也是强劲繁衍，至今在安徽合肥大约有五千多人，在桐城有一千多人。四川有一万多人也很可能是余渊的嫡传，但还无法确证。

……

余姓，实在让我晕眩了。早的不说，就在宋代那个去了高丽的使臣之后，就有唐兀人的余，铁木氏的余，抗击蒙古人最坚决的余，最后为蒙古人政权牺牲得最壮烈的余……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为什么最后一面破残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余”？为什么在战事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

细细想来，这几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

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

余孙啸荒沙，

财帛奉老家。

闭户逐不肖，

唯仁走天下。

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

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

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二 秘史渐近

余家流徙到浙江的流脉，我在这里不做仔细考证了。只说可以排得出辈分的祖辈，在家乡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山上种茶，一支在山下养蚕。

简单说来，我的祖辈，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

粗粗一想，这环境，这活儿，都不错。

他们怎么会想到，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给中国带来了灾祸。

原因是，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时间一长，他们发现，为了茶叶和丝绸，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这个情景，与他们现在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如出一辙：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却要惩罚中国。

为了取得贸易平衡，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结果，贸易逆差快速扭转。

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毒瘾笼罩九州，到处烟灯闪闪，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一个个面黄肌瘦，沦为废物。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

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一次次割地赔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

有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人口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

例如，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们家乡人。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此外，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张啸林，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

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没有他们那么出名，却与他们基本同龄。与他们一样，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

余、朱两家只隔半华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从慈溪的庵东出发，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

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

老上海

两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从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断，他们所带的茶叶和丝绸，在数量上差不多。

曾祖父稍胖，曾外祖父略瘦，个子一样高。他们走得很快，大概走到胜山头，曾祖父哼起了这里流行的滩簧调。

邋遢包袱重九斤，

出门就是吴石岭。

曾外祖父一笑，含糊地跟了下面两句：

千难万难都是难，

一步一步要小心。

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发达，终于都成了大老板。

他们的发家史，可说是干脆利落。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起开了一家不小的烟草公司，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则买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这已经使他们进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染料停运，曾外祖父趁机大大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成了大富商。十年后，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国暴行的“五卅爱国运动”连带出了“不吸外国香烟”的热潮，给曾祖父的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

余、朱两家，都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中真正的“阔佬”。

花园洋房、私家汽车、银行账户、大批仆役……一切好像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余、朱两家对此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克服这种不安全感的方法，就是强化对儿子的教育。当时上海的富人，都看不起贵族背景，认为那只是北京、天津的破衫遗老在翻已经发霉的老家谱。他们自己的家谱是新的，正装在儿子的书包里，让儿子一年年去编写。

祖父和外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启慧学校，成了同学。

祖父和外公在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认出来了，两家父母经常餐聚，他们多次见过。一星期后，他们又结交了一位叫余鸿文的同学，细说起来还是祖父的远房堂弟。半个月后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邻班同学叫吴瑟亚，他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

外公和余鸿文经常去虹口的一家“复礼书院”，能够见到一些穿着长衫马褂前来演讲的国学名家。祖父和吴瑟亚偏向西学，喜欢去徐家汇的一家“东印度总会”。

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一年后，曾外祖父也走了。那年月，多数人的寿命都不长。两个葬礼办得非常隆重。余、朱两家，就此进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时代。只可惜，祖父和外公为了当家，都把学业中断了。中断了国学，中断了西学，一头扎进了当时亚洲最繁华的街市，刚起步，便昂首。

这两个富家子弟，都风度翩翩，堪称典型的“海派俊彦”。但是当他们接手了企业，仅仅十年，两家几乎同时败落。在上海，这个过程之快，甚至来不及细加描述。

像一切败落一样，最后一关是人格灾难。正是在这一点上，祖父首先崩溃。

他，抽上了鸦片。

鸦片肯定是在东印度总会抽上的。外公和余鸿文先生一直认为，这是那个总会的两个英国经理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为了报复曾祖父在五卅运动中令他们遭受的亏损。但是，这种说法缺少证据。

一切高明的报复都缺少证据，何况，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小。说大了，鸦片是对茶叶的报复；再说大一点，毒品是对快乐的报复。人类的一切灾难都因报复而来，只是人们找不到其间的因果线索。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置身在密密麻麻的报复图谱中。

天地间再小的报复，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能是灭顶之灾。而且，灭顶的，不止是自己。

祖父上瘾后，不敢到家里抽。他知道这事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一直隐瞒着，不露任何痕迹。

祖父不仅把家吸穷了，而且把身体吸坏了，但他已经不能自拔。他变卖和典当了家里的大量财物，而他那时已经有了七个孩子。

每天下午，祖父避开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门。他去的地方既明确又不明确，因为当时上海的鸦片馆数不胜数，仅法租界就有一万多个。

深夜回来，祖母还没有睡，祖父总会从皮包里拿出七八本书交给祖母，说：“收在书柜里，以后孩子们要读。”

这事一直让祖母感到奇怪。孩子们不都在学校里读书吗，为什么还要在书柜里存放以后要读的书？

原来，祖父已经看到自己的末日。他算来算去，被自己吸剩下来的家产，今后没法让七个孩子都上学了，那就只能让他们去做工，回到家里还有一柜书可读。但是，吸到后来，他已经举债累累，断定自己走后，妻子根本养不活这么多孩子，只能送人。因此，不再买书。

“你已经一个多月没买书了。”那天祖母对祖父说。

“读书也没用。”祖父说，“大难一来书作坟，乱中添乱是儒生。”

祖母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怎么了。

三 还债

一九三七年的春节，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向祖父、祖母拜年。外公是个热闹人，还带来了自家的几个亲戚。其中一位，大家叫她“海姐”。海姐一进门，就伸手挽住了祖母的手臂，亲亲热热叫了声“阿嫂”。

祖母平常是受不了这种亲热的，但今天很高兴，没有让开海姐的手。

海姐是上海市民中那种喜欢附着另一个女人的耳朵讲悄悄话的人。她拉祖母到二楼的一个小客厅，突然反身把门关上，扣住，把祖母按在椅子上，随即轻轻问了一句：“阿嫂，你先生每天晚上是什么时辰回家的？”

这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被她神秘兮兮的动作一衬托，祖母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

海姐知道祖母误会了，立即解释道：“放心，不是轧姘头。是这个——”她伸出右手，翘起拇指和小指，把中间三个指头弯下，再把大拇指移到嘴边。这是对鸦片烟枪的摹拟。

祖母稍稍松了口气，却又坐在那里发怔。

海姐细声地在一旁劝慰，祖母听不进。海姐终于要走了，祖母疲乏地站起身来，送到门口。

是的，丈夫不仅说了“大难一来书作坟”的话，而且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似乎成天没精打采，脾气变得异常柔顺，眼角里却又会闪出一些特别的光亮。晚上回家，身上有一股幽幽的气息，不香，不臭，不清，不腻，有点像乡下道士炼丹炉边发出的味道。

祖母没想多久，就做出了确定无疑的判断。她在晚饭时想对丈夫开口动问，看到满桌孩子的眼睛又停止了。丈夫放下饭碗就出了门，祖母追出去，早已不见踪影。

祖母把家事全都托给女佣陈妈，自己一家家找去，想把丈夫拉回家。她知道找到也没用，但还是找。

天下妻子对丈夫的寻找都是这样，要找了，已经没用了。追上了，也不是自己的了。

祖母一直没有追上祖父，而是祖父实在跑不动了，自己倒下。

祖父临终前两眼直直地看着祖母，牵一牵嘴角露出笑意，嗫嚅道：“本来想叫孩子们多读点书，出一个读书人。我这么走，不说读书，连养活也难……”

祖母擦了一下眼泪，按着祖父的手说：“会养活，会读书。”

祖父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嗫嚅道：“天天都在防灾难，没想到，灾难出在我身上……”

没说完，他头一歪，走了。

周围的人都在猜测，带着七个孩子的祖母会做什么。

出乎大家意料，祖母做的第一件事是卖房还债。

祖父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向祖母一一交代过家里的账务，自己欠了哪些人的债，哪些人欠了自己的债。祖母一笔一笔记住了。按照当时闯荡者的习惯，这些债，大多是“心债”，没有凭据。

那天晚上祖母把家里的女佣陈妈叫到房间，感谢她多年的照顾，说明今后无法再把她留在家里，然后，就细细地打听穷人的生活方式。陈妈早就看清这个家庭的困境，却没有想到祖母会做出卖房还债的决定。

“这房子卖了，不能全还债。选一选，非还不可的还了，有些债可以拖一拖。孩子那么多，又那么小……”陈妈像贴心老姐妹似的与祖母商量。

“这没法选。”祖母说，“还两笔，拖两笔，等于一笔也没有还。”

陈妈叹了一口气，说：“老爷前些年借给别人的钱也要去催一催。那些人也太没有良心了，明明知道这一家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么多天来也不来还！”

“有两个到灵堂来了。”祖母说。

“那就去找！”陈妈忿忿地说，“领着最小的两个，志杏和志士，上门去要，我也陪着。”

祖母想了一想，说：“没凭没据，上门要债，他们一尴尬反而会把账全赖了。这样吧，我领着孩子上门去向他们一一讨教卖房事宜。这比较自然，顺便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还债的心思。你就不要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祖母就领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在三天之内“讨教”了五个人。结果比祖母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谁也没有提到那些账。

一双大人的脚，两双小人的脚，就这样在上海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三天。

很快，原来在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卖掉了，去偿还祖父生前欠下的全部债务。

还债的事，祖母叫十八岁的大儿子和十五岁的二儿子一起去完成。大儿子叫余志云，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大伯伯；二儿子叫余志敬，那就是我的父亲，他后来习惯于“以字代名”，叫余学文。

两兄弟把一沓沓卖房得来的钱用牛皮纸包好后，放在书包里，一家家去还债。很奇怪，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房间里一片凌乱。搬家最需要用钱，一见有人来还债都高兴地说是“及时雨”。只有最后到一家鸦片烟馆老板家还债时，那个黑黑瘦瘦的老板不说一句话，也并不数钱，只是用手按了按纸包，便翻开账簿，用毛笔画掉了欠债。

兄弟俩正准备离开，忽听得屋子角落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慢交走！”

随着声音，一个浓妆艳抹的高挑女子趿着绣花拖鞋从背光处走了出来。她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懒懒地走到兄弟俩跟前后举手把香烟从嘴里取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涂着指甲油。

她问志云：“听你刚才说，这烟债是你父亲欠下的。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志云懒得理她，低头轻轻地说：“他刚过世。”

女人顿了顿，问：“他过世，与鸦片有关吗？”

志云点点头。

女人停顿的时间更长了。

终于她又问：“那你们为什么急着来还鸦片债？”

志云不语。弟弟志敬抢着说：“妈妈说了，好债坏债都是债……”

女人又问：“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志云想拉住志敬不要说，但志敬还是说出了口：“我们把房子卖了！”

女人又紧接着问：“你们有兄弟姐妹几个？”

志敬说：“七个。”

女人走到桌子跟前，看了黑黑瘦瘦的老板一眼，说：“这事我做主了。”顺手就把那包钱拿起来，塞在志云手上。

志云、志敬大吃一惊，连忙把钱包放回桌上，说：“这不行，这不行……”

女人又一次把钱包塞给志云，说：“回去告诉你们妈妈，我敬佩她这样的女人！”

志云毕竟懂事，拉着志敬向着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阿姨，你退还给我们这笔钱，等于救了我们家。我想请教你家老板的尊姓大名，回去好向妈妈禀报。”

女人笑了，说：“他叫吴聊，一听就是假名。真名我也可以偷偷告诉你，叫吴瑟亚，琴瑟的瑟，亚洲的亚。”

四 墓碑

志云、志敬回家后问祖母，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吴瑟亚的鸦片馆老板。祖母觉得名字有点耳熟，但一听是鸦片馆老板就没好脸色，说：“不知道。”

志云随即拿出那包钱，把吴家老板娘的表情、动作、语言详细说了一遍。祖母听完，开始发呆。

祖母在闸北地区的一个贫民窟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全家大小都挤在里边，晚上一起打地铺。

到了闸北，志云、志敬才明白，为什么他们去还债时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

家难，撞上了国难。

闸北，已经是一个战场。就在祖父去世的前几天，日本军队从几个方面向上海发动了进攻。与闸北隔了一条河的南岸，有两个受英国、法国、美国控制的“租界”，日本军队暂时还不敢侵入，成了一个“孤岛”。前些天志云、志敬看到的那些搬家人家，都是从租界外面向租界里面搬。余家本来住在英租界，这下反倒搬到租界外面的闸北来了，在当时完全是逆向行动。

闸北地区的人流越来越大，主要是上海周边几个省逃避战乱的难民。不巧安徽淮河又发生水灾，大批灾民涌来，壅塞在街道、弄堂、屋前屋后的每一个角落，连走路都很困难了。

正在这时，原来家里的女佣陈妈找来了。她告诉祖母，自己正在附近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工作。收容所目前缺少人手，陈妈知道祖母处理麻烦事的能力，因此问祖母，愿不愿意参加。

祖母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那些日子大家都忙着抗日，她总觉得自己也要做点什么。这份工作有一点微薄的薪水，可以勉强地养家糊口。

大儿子志云在另一个难民收容所里做事。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先前在一家佛教精舍担任文书，战争爆发后他在难民收容所里办了一个小学，自任校长，每天回家都疲惫不堪。

志云病了几次，医生说，都是从灾民中传染的。志云问医生有什么方法防治，医生说，这年景也找不到什么药，多吃大蒜头吧。

有一天，志敬急急跑到祖母面前，兴奋地说：难民收容所新来了一位负责人，竟然是吴阿姨。

“哪个吴阿姨？”祖母问。

“就是那个退钱的鸦片馆老板娘！”志敬说。

祖母刹时停下了手上的活。那包钱，实实在在帮助余家渡过了难关。她本想好好去道谢，却又不愿意面对一个鸦片馆的老板娘。好几次，她重复地听着两个儿子对这个老板娘的描述：浓妆艳抹，高挑个子，绣花拖鞋，细长的手指上涂着指甲油……

她急急地拍了一下志敬的肩膀说：“快，领路，我要见她！”

祖母见到这位女人时上下打量了一下，发现她已经完全没有浓妆艳抹，只是嘴上还叼着香烟。祖母对她诚恳地笑着，又指了指志敬，说：“吴太太，我是他的母亲。上次的事，真该好好谢谢你了！”

“是余太太啊，”吴阿姨上前一步，对祖母说：“其实是你开导了我。这是阿坚，我的儿子，我想让他与你的儿子多交往！”说着她把一个蹲在地上玩的男孩子拉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祖母叹了一口气，对志敬说：“打仗是坏事，却让我、陈妈、吴阿姨，还有很多女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志敬说：“刚才阿坚说了，那天我们去了以后，他们家关了鸦片馆。”

大蒜毕竟只是大蒜，防疫的功能有限。

三年后，大儿子志云终于从难民、灾民中传染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绝症。

志云很快就去世了。由于家里房子太小，完全无法隔离，他的病已经传给了三弟志夏和四弟志纪，他们也都在一年之内走了。

又过了一年，女儿志梅得了一种说不清名目的怪病，人急剧消瘦，而且连日高烧不退。医生说，需要用美国生产的一种药，但这药跑遍上海的药房和医院都买不到，最后也只能放弃。到一九四三年，祖母的七个儿女只剩下了三个：志敬、志杏、志士。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苦的年月，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死人，在那个时候变得稀松平常。到处都是纸幡飘飘，哭声连连。祖母的嗓子哭哑了，却很少有人听见。

一天，祖母到菜场为难民收容所采购食品，一个熟悉的身影挡在了她的眼前。祖母一愣：这不是海姐吗？

祖母对她，有点害怕。

祖母站在菜场的过道上一时不知言动，却眼圈泛红。海姐，自从那天你拉我到二楼小客厅里说了鸦片的事情之后，你知道余家发生了什么吗？

海姐一把拥住了祖母的臂膀，还是亲亲热热地叫“阿嫂”。这一声“阿嫂”，叫得祖母头皮发麻。

“阿嫂，你家的事，我全都知道。四个孩子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给他们的父亲抬轿子去啦。不多不少，正好四个。所以，你要赶快给你先生好好做个坟。坟做好了，他也就不必再坐轿子了。”

祖父去世后立即运回家乡安葬了，但是，坟做得比较马虎，这倒是真的。家乡已被日本人占领，灵柩运回去时一路麻烦重重，能安葬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听海姐一说，祖母半信半疑，但无论如何，把家乡的坟重新做一做，是应该的。

要重新做坟，立即想到的是墓碑。书写墓碑最好的人选，远近都知道，是后来成为我外公的朱承海先生。朱家应该还很有钱，但按照祖母万事不求人的脾气，再困难时也没有想过要去叩求“朱门”，因此差点儿想不起来了。这时猛然记起，又知道海姐是他的亲戚，就问：“朱先生怎么样了？”

海姐一笑，说：“他呀，也气数将尽！”

祖母问：“怎么回事？”

海姐说：“像你老公一样，陷到上海的一个黑洞里去了。”

祖母问：“也抽上鸦片了？”

海姐说：“不，他是迷上了跑狗场的跑狗。”

祖母松了一口气：“哦，那还好。”

海姐说：“什么还好，比抽鸦片还上瘾，手上的五家厂已经毁了三家半。怎么，你有事找他？”

祖母说：“请他写墓碑。”

海姐说：“这好办，我告诉他，他一定答应。”

祖母说：“不，这不是小事，还得我自己上门去求他。”

过了几天，祖母叫小儿子志士陪着去朱家，志士竟然明确拒绝。志士现在已经十五岁，上了中学。他与姐姐志杏最要好，志杏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前些年已经虚报年龄到一家纺织厂做了工人。志士上中学的费用，都是志杏供给的。志杏听母亲说过，父亲临终前曾说希望余家出一个读书人。现在家里最有文化的大哥去世了，志杏决心让小弟弟把书读好。

志杏在工厂里受到社会反抗力量的强烈影响，年纪轻轻就成了罢工和示威的积极分子，很快又成了组织者。后来她显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还是一个不小的首领。这一来，她对弟弟上学的目标有了更明确的设定，希望他成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到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延安去。

志士在姐姐的影响下，已经开始阅读革命书籍。但他在文化上受大哥志云和堂叔余鸿文的熏染很深，更喜欢的是《红楼梦》。这种喜欢他只是藏在心底，而在社会观念上，则越来越明确地追求公平、正义、进步、反抗。因此，他完全不能接受朱承海先生这种天天迷溺于跑狗场的富家士绅，认为他们是国破家亡中的“寄生虫”。即使只是见见面，他也不愿意。

他知道，这样激烈的观点不能讲给自己的母亲听，因此换了一种说法来劝阻。他说：“这个人与爸爸，算得上是两代世交。但是，除了在爸爸出殡的时候送了一副挽联，后来就百事不问了，这算什么人哪？墓碑不能让他写，你更不要亲自上门！”

祖母听了，深深吐了一口气，说：“他不是一个势利人，而是一个糊涂人。糊涂人不知人情世故，你不求他，他想不到你。”

祖母觉得，凭着两代交情，墓碑还是要请他写。但又担心志士心中有气，到了人家面前也会露出脸色，就不要他去了，让志敬陪去。

朱家在沪西安定盘路，口语中叫忆定盘路，现在叫江苏路。当时，这是富人的聚居区。志敬刚刚在铁门环上轻轻叩了两下，门就开了，好像早有准备。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快速从书房来到门厅，满脸是一种像做错了事一样的笑容。

有哪个人做了一大串让人生气的窝囊事惹得什么人都想斥责他但一见他真诚的眼神就会把气消了一大半的吗？有哪个人已经两鬓斑白满脸皱纹却又能不知伪饰地咧嘴而笑而且笑出一个既天真又无知的童年的吗？如果有，那个人现在正站在祖母和志敬面前。

祖母一看就明白，今天这里的气氛，完全是海姐造成的。她昨天就派了一个佣人来通报了，什么人将来登门拜访。

对于余家的事，外公知道得很少。不是因为糊涂，而是他被一场心理风暴击倒了。

他在启慧学校与余鸿文一起，信奉国学救国，甚至从学术到服饰都在警惕“汉奸嫌疑”。但是，事实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他极为尊重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和另一位国学水准很高的官员郑孝胥，居然都做了汉奸。他认识的一个长期研究古代谋略的长髯学者，居然用文言文写了一本《支那之诈》在日本出版，连“中国”也不想提了。在他自己庞大的朋友圈中，对国学最精通的，是清代硕儒梁章钜的孙子梁鸿志，他经常到毕勋路梁公馆的“三十三宋斋”请教。这个斋名就让人只敢仰望宋代，不敢多提明、清的事。但是，上海沦陷后，外公再到梁公馆，说已经搬到日租界去了，梁鸿志结交了日本军方。

外公发觉自己错了，却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从根子上不喜欢西学，现在又失去了固守国学的理由，心中立即变成了荒原。

他一次次喝醉了酒痛骂汉奸又痛骂自己，骂过后，走向了跑狗场。那跑狗场，离原来梁鸿志的“三十三宋斋”只隔了一条路。

在跑狗场，他总是输。唯一的办法，是贱卖家族企业。他当然不愿意说“贱卖”，甚至连一个“卖”字都不能说，只说“盘”。这次他又搓着手对身边一个企业主说：“我把兆丰公园后门那家厂盘给你，今后不管赢钱输钱，都算在那个账里了。赢够了，把厂还我；输光了，把厂给你。”

过不了一年，兆丰公园后门的那家厂完全不属于朱家了。丢了一家再把另一家“盘”出去，海姐说原来拥有的五家厂已经毁了三家半，其实第四家的产权转移文书也已经签过，海姐不知道。

外公有很多酒肉朋友，主要是同乡。同乡的概念，以余姚、慈溪、龙山为主，东至镇海，西至绍兴，再远一点，就不算了。把同乡当作自己生存的第一群落，这是当时上海的风尚。连已经出了大名的虞洽卿、黄金荣、张啸林、黄楚九等，也不会拒绝与同乡一起喝酒。

那年张啸林做了汉奸，相传即将出任伪浙江省省长，朱承海先生就把同乡们召集起来，几十人签名写了一封绝交信，放在一只砸破的酒坛里，叫人抬到张啸林家的门口。绝交信的最后几句话是朱承海先生自己想出来的：

吾等与尔绝交，实乃家乡与尔断情。故园山水，桑梓鸡豕，皆鄙尔唾尔，啄尔逐尔。倘若奸公读此函而发怒，下令缉捕，则不必四处查访，吾等于沪西跑狗场左厅大包厢静候。

当然，张啸林并没有下令到跑狗场来缉捕，他成天提心吊胆，后来确实也被暗杀了。只不过，朱承海先生自从策划了这件事之后，觉得自己的民族气节问题已经解决，就更加安心地跑狗、喝酒了。偶尔，喝到一定程度，他还会冒出半句豪言壮语：“我连汉奸都不怕，难道……”

“难道”什么呢？他永远无法把这句话讲完。

此刻祖母看着他友善而尴尬的表情，笑一笑，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她拍了拍志敬的肩说：“他父亲的坟，想在乡下认真做一做，麻烦你为他写一个墓碑。”

朱承海先生一听，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立即就说：“阿哥的碑，我当然要写。这不麻烦，举手之劳。不，不能说举手之劳，我会恭恭敬敬地写，一遍遍写到满意为止，你放心。”

说着，他向门外挥了一下手，招进来一个托着木盘的仆人，木盘上，有几沓塞得满满的红纸袋。显然，这是早就准备好的。

“阿哥家的事，我一直没有尽力。又要过年了，我给孩子们准备了一点压岁钱。这是给孩子们的，大人不能拒绝。”

他边说边把脸转向志敬，又说：“我记得阿哥下世时你们兄弟姐妹有七个，我准备了七份，你代我去分一分。”

一看红纸袋的厚度，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压岁钱，是他对余家的一种援助。这些钱，可能与他刚刚签过产权转移书的第四家工厂有关。

志敬束手，不知接还是不接。祖母慢慢抬起手，从木盘中取下三份交给志敬，然后又把木盘搬到朱承海先生面前，说：“死了四个，只剩下三个了。”

朱承海先生一震，后退一步，眼睛直直地看着祖母：“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祖母说：“我代表三个孩子，谢谢你这么厚重的压岁钱。墓碑写好后，我叫志敬来取。十天，够吗？”

“够了，够了。我很快就能写好。志敬，你明天下午就来取吧。”

五 朱家小姐

第二天下午，志敬到安定盘路的朱家叩门，开门的是一位小姐。她的容貌，让志敬吃了一惊，连讲话都不利索了。

眼前这个小姐，眉眼间埋藏着浙江山水，而神情又分明被大都市描绘。这对志敬而言，有双重的亲切感。他突然想起，远房堂叔余鸿文曾经说过，他一生所见好女子，以朱家二小姐为最。那位海姐也说过，朱家家境日衰，最大的财富是两个女儿。两个都好看，但论身材，大小姐更胜，而论品级，二小姐更高。

志敬想，眼前的，一定是二小姐了。

“你是余家兄弟吧？”小姐主动开口了，“我爸爸的字写好了，你请进来，坐下喝口茶，我马上去叫爸爸。”

志敬在客厅坐下，小姐就招呼女佣上茶，然后又很随意地说了一句：“我最崇拜你母亲。”

“你认识我妈妈？”志敬奇怪地问。

“不认识，但她的事情我全知道。一个女人，无依无靠，卖房还清了丈夫欠下的债，用自己的力量养育那么多孩子，而且都养得那么登样。”

小姐在说“都养得那么登样”的时候，还用手向着志敬比画了一下，使志敬很不好意思。

“你是二小姐吧？”志敬问。

“我是大小姐，二小姐是我妹妹。”她笑着问志敬，“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二小姐更漂亮？”

志敬哪里听过这么爽直的小姐谈吐，连忙解释：“没有，没有，我是看你年轻……”

正说着，朱承海先生从书房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沓折好的宣纸，递给志敬。

志敬站起身来，叫声“朱叔”，恭敬接过。

朱承海先生说：“除了主碑外，我还写了两翼副碑。告诉你母亲，要请好一点的石匠来凿。如果做不好，我对不起你父亲。”

志敬连忙答应，一再道谢。

就在这时，听到内门传出一阵笑闹声，又是大小姐。她说：“来，二小姐在这里！既然你点到了她，就让你看看！谁叫我崇拜你母亲呢？”

二小姐显然在挣扎，传来轻轻的声音：“别这样，姐，不要拉……”

志敬终于看到二小姐了。个子比大小姐略小，满脸因害羞涨得通红，眼睛完全不敢正视客人。志敬一看就明白了，海姐说二小姐品级更高，是指书卷气。有她在边上静静一站，大小姐就显得有点过于热闹，哪怕只是稍稍。

朱承海先生对着大小姐说：“客人在这儿呢，不要哗啦哗啦。”

大小姐笑着声辩：“爸，我什么也没有说啊，怎么变成哗啦哗啦？”

志敬给二小姐打了个招呼：“二小姐。”

二小姐这才抬起头来看了志敬一眼，轻轻地点头一笑，但目光快速移开了。她躲在大小姐身后，一起送志敬出门。

余鸿文先生一手握着酒杯，一手点着朱承海先生说：“你家大小姐，算是许对了人家。王家的两家纱厂去年突然停产，厂房都改作了仓库，囤积了不少棉布和大米，到今年赚了十倍！这真叫闷声大发财啊。”

朱承海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哪一天，一仓库的东西都不值钱了，这可怎么办？”

余鸿文先生说：“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亲家，钱财上总算有依靠了。”

朱承海先生说：“嫁女儿不为这个。为这个就对不起孩子了。”

余鸿文先生问：“那你说为了什么？”

朱承海先生说：“人品。找一个人品好的，苦一点也能过一辈子。幸亏王家的少爷人品不错，老实，不刁。”

“要说人品，我们余家堂弟的几个孩子倒是都很挺刮。可惜现在只能免谈婚事了。”余鸿文先生在说我的爸爸和叔叔。

“为什么？”

“他们家多灾多难。要不然，那个叫志敬的后生真可以成为二小姐的候选。咳，我这只是随口说说，余家配不上。”余鸿文先生怕老朋友产生误会。

“志敬？那个后生？到过我家。”朱承海先生说，“本分，有家教，看上去也还聪明。”

“他到过你家？二小姐见过吗？”余鸿文先生问。

“见过。姐妹俩都见了。”朱承海先生说。

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朱承海先生派了一个仆人给余鸿文先生送来一份邀请喝酒的短信。

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十个月之后，上海已经全被日本军队占领。他们约在一家叫状元楼的宁波菜馆，中午，人很少。朱承海先生早到一步，已经点好了几个菜。

“今天完全没事。大事说也没用了，只说家里小事。”朱承海先生端起了酒杯。

余鸿文先生也把酒杯端了起来，笑眯眯地等他说下去。

“我家弄堂口，有家银行，这你是知道的。银行宿舍就在我家隔壁，那些职员，成天围着我的两个女儿转。后来知道大女儿已经订婚，就盯上了二女儿。前天，连行长也上门来，说来说去都是他儿子。我知道他的意思。”朱承海先生很苦恼。

“那你不妨认认真真挑一个当女婿。”余鸿文先生说。

“没法挑，”朱承海先生说，“看到他们那一副副长相，就不适意。”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其实并不急。上海结婚的年龄要比乡下大。如果你家表侄，那个叫志敬的，愿意好好出息几年，我们倒是可以等等看。”

余鸿文先生不知道他所说的“好好出息几年”是什么意思，便问：“你是说，让他有能力在上海成家？”

在上海成家，是一件难事。朱家嫁女，上层社会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大小姐已经与巨商王家订婚，更会牵出一批贵客，从新房到礼仪总要说得过去。但是，“说得过去”又谈何容易！例如，只要亲戚中哪个女人悄声问一句，婚后落户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就能把人憋晕了。因此，很多闯荡上海的男人只敢回到老家乡下去娶妻生子，自己每年去探亲。像志敬这样的贫困背景，当然也只能走这条路。可惜他从小出生在上海，连家乡话也不会讲。他要“出息”到哪一年才能在上海成家，娶得起堂堂朱家二小姐呢？

余鸿文先生想到这里苦笑一下，也不等朱承海先生回答了，只顾埋头吃菜。

“也不一定在上海成家。”这是朱承海先生的声音。余鸿文先生吃惊地抬起了头。

“二小姐受得了吗？”

“她没有吃过苦，但她吃得起。”朱承海先生回答。

那天离开状元楼后，余鸿文先生独自叫了一辆三轮车，到沪西的兆丰公园坐了很久。

秋天的夕阳下树叶有点晃眼，他在犹豫要不要把朱承海先生的意思向祖母和志敬转达。他到现在还是理不清朱承海先生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逻辑，但他很熟悉自己的这个老朋友，毛病很多，却不会讲假话。余鸿文先生掐指一算，朱承海先生最多也只是见过志敬两三回罢了，而且时间都不会长，怎么就看上了呢？他又一次觉得，人世间的所谓“对眼”，实在是一件神秘的事，谁也说不清。

他最不解的是，朱承海先生怎么会把自己的两个同样美貌的女儿推向极富和极贫的两个婆家？这让两姐妹今后如何见面？又让她们背后的两个家庭如何见面？这种极端性的分裂，是做过仔细考虑的，还是一时心血来潮？

大概在兆丰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个时辰，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还是要找另一个人过几天再去确认一下。找谁去？他想起了长期为朱家和自己家做衣服的裁缝铺冯老板。裁缝可以出入内室，认识每个家眷，谈这种话没有忌讳。

第二天他就去找了冯老板，让冯老板过五天之后去找朱先生，证实“从余鸿文那里听来的传闻”。然后，冯老板必须向朱先生说一句关键的话：“如果二小姐可以到乡下去与志敬成家，那几乎立即可以订婚，太便宜这小子了。”

第六天，冯老板传来了朱先生的回答：“今年就可以订婚。”

当天晚上，余鸿文先生就去找了祖母和志敬。

听完余鸿文先生的话，祖母立即摇头，却不说话。再问，再摇头，还是不说话。

余鸿文先生扭头看志敬，却不见了身影。

余鸿文先生叹一口气，起身要离开。

祖母想站起来送，却又觉得站不起来，又坐下了。

祖母整整十天没有在家里讲话。

志敬也不讲，而且尽量躲开祖母。有几次碰在一起吃饭，只听到筷子碰到碗碟的声音。

直到第十一天黄昏，无声地吃完晚饭，祖母喊住了即将溜脚的志敬：“别走。我想了十天，也看了你十天。今天要问你三个问题。”

志敬站着，说：“妈，你问。”

“第一个问题，我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你会记恨吗？”祖母问。

“不会。”志敬很快回答。

“既然这样，为什么一直不讲话？”祖母问。

“因为你也没讲话。”志敬说。

祖母又开口了：“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与二小姐在乡下成家了，留在乡下的是她，我可以陪着，但你还要在上海做事。人家可是上海富贵人家的千金，你有没有决心用七八年时间，再把她接回来？”

志敬沉默了一会儿，说：“试试吧。”

“这事不能试试，得下决心。否则对不住人家。”祖母说。

志敬抬起头来，轻轻点了点头。

“第三个问题，”祖母又问，“如果二小姐实在住不惯乡下，你又没本事在上海安家，她一气之下回家了，离婚了，你受得了吗？”

“那就只好认命。”志敬说。

过了一会儿，祖母说：“这是余家要冒的最大的风险，比当初卖房还债的风险还要大。就看你了。”

志敬连“唔”一声都不敢。

祖母撩起衣襟擦了一下泪。她平常很少流泪，这样大幅度的擦泪动作，志敬更是第一次看到。

事情一旦起头就变得很快，两方都怕哪一步稍有迟疑引起对方不安。结果，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就在上海举行了订婚仪式，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是星期一。

来的人不多，余鸿文先生和冯老板两人共同做了媒人。除了主角志敬和二小姐外，朱承海先生一边还带来了大小姐和三位白胡子老人，那三位老人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大家都对他们很恭敬，其中最年老的那一位还担任了证婚人。祖母这一边来的，有吴阿姨、陈妈，还有女儿志杏和小儿子志士。

吴阿姨一见低头害羞的二小姐就快步迎了上去，凑着脸横看竖看好一会儿，嘴里啧了几声，然后举起右手食指，狠狠地点了志敬三下。

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的是两个年轻的“革命者”：志杏和志士。一个穿着工装，一个穿着学生装，毫无打扮。

志杏是个行动者，一切思维都非常简明。她认定朱承海先生是抗日人士，因此是好人，不反对这桩婚事。志士的思维也非常简明，他认定朱承海先生是赌徒，因此从心里反对这桩婚事，但又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也就不发言了。今天是余鸿文先生硬叫他来的。他只坐在屋角，看着一本书。

志杏上下打量了一下穿着银色旗袍的大小姐，又回头看一眼二小姐，说：“你们姐妹俩，怎么长得和月份牌上的美女完全一样？”

大小姐一笑，说：“帮帮忙，总比月份牌上的人好看一点吧？”

志杏原是恭维，没想到对方骄傲得那么可爱，这是志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她一高兴，就把手搂到了大小姐的肩膀上，但又似乎觉得不妥，把手收了回来。

志杏觉得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就说：“感谢你的父亲朱先生，为我父亲写了墓碑。”

大小姐听了眼睛一亮：“原来是余家妹妹。现在我们是亲戚了，谢什么。早就听说你很厉害，几十个工厂的工会都归你管，可以呼风唤雨。”

“这是夸张，不能听。”志杏说。

这时，二小姐端起一杯茶，走到一直在低头看书的志士面前，说：“余家弟弟真用功，喝口水。”

志士茫然抬起头来，知道这位给自己端水的是今天的女主角，刚才进门时介绍了。但当时根本没有多看，现在近距离一看，他感受到一种少有的亲切。这是他心中最典范的嫂嫂的目光，但他不知道该不该叫“嫂嫂”，因此愣住了。

“哦，是《史记菁华录》。”二小姐看了一眼他手中的书说。志士有点惊讶，她把“菁”准确地读作“精”，而且把这个书名读得那么流畅。这在当时的中国女性中，少而又少。

志士站了起来，接过茶杯，说声谢谢，却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

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当时都还不到二十岁，还没有结婚，在上海。

六 乡下

从此，朱家门里的两个小姐都算是订了婚。

她们突然变得客气起来，分头做着各自的事，又会天天抬眉看一眼对方在做什么。

大小姐到平桥路虞洽卿路口的“冯秋萍女子服饰训练班”报了名，又每月一次到“新世界”听金陵女子大学校友的家政知识讲座。她也曾要妹妹陪她去，但妹妹笑着摇摇头。妹妹通过海姐的介绍，到冠生园设在郊区七宝的一个种植场去见习，每次回来脸上都是晒得红扑扑的。

朱承海先生坐在餐桌的上方，喝着酒。他的妻子坐在他的正对面。他的左右两侧，应该是两个女儿的位置，但她们都还没有回来。朱先生看了妻子一眼，说：“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巨富，一个嫁给赤贫。这可不是我的故意。”

“还好，是阿凤到富家，阿秀到穷家。要是倒一倒，阿秀哪能抗得住富家，阿凤哪里熬得住穷家？”妻子说。她所说的阿凤，是大小姐的小名；阿秀，是二小姐的小名。

“这是命。”朱先生说。

“说来说去我还是不放心阿秀。结婚后在乡下安家，志敬在上海，只有一个婆婆陪着。要是和婆婆脾气不合怎么办？想来想去，索性我也到乡下去吧，有个照应。”妻子说。

“你走了，我怎么办？”朱先生说，“我也一起回去？”

妻子没有吱声。

这次餐桌闲聊，几个月后，渐渐变成了一种明确的行动。朱先生夫妇在一件件地变卖家产，最后，连房产中介都上门了。

大小姐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妹妹，寻思着今后嫁入王家后一定要尽力接济。但是，当她真的看到父母亲都要陪着妹妹住到乡下去时，立即产生了惶恐。

那天，大小姐终于爆发了。

也还是在餐桌上，她听到父母亲又在谈回乡的一些具体事项，便放下筷子哭了起来。

她边哭边说：“嫁给王家也不是我定的，你们全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在上海？我不嫁了！我不嫁了！”

二小姐也哭了。姐妹的哭是最容易传染的，何况二小姐马上明白这事与自己有关。

朱先生夫妇不知道怎么来劝慰自己的这两个女儿。朱夫人跟着擦起了眼泪。她这一擦，两个女儿哭得更厉害了。

朱承海先生在三个女人的哭声中两眼发直。

他又喝了半杯茶，把脸转向大女儿，说：“阿凤，不是丢下你。是我实在没钱了，在上海过不下去。到了乡下，什么都便宜，好过一点。”

大小姐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父亲对自己讲那么坦诚的话，便把哭声收住了，抽抽噎噎的。朱先生还在说下去：“我和你母亲在乡下，还指望你寄点钱回去呢。你不嫁，跟着我们，大家吃什么？”

大小姐说：“我如果熬不住，一定逃婚，逃到乡下来！”

二小姐破涕为笑，说：“如果你逃婚，王家少爷还不跟着你私奔？”

“那就把财产偷出来私奔。”大小姐也笑了。

余家委托媒人余鸿文先生和冯老板，去与朱家商量结婚的日期。两位媒人很快就带来了回音：朱家二小姐说，长幼有序，只有在姐姐结婚半年后她才能结婚。

那天余家正好全家都在，大家听了一起点头，觉得二小姐说得有理。志杏突然站起来说：“那我也在哥哥结婚后半年结婚吧！”她强装大方，却还是红了脸。

原来她与一个“革命同志”的关系，早在一系列生死考验中成熟。他们的结婚方式，也会非常简单，甚至连是不是请客吃饭也说不定。

志士也站起来了，大声说：“那我，我也在姐姐结婚半年后结婚吧，可惜还没有女朋友。”

大家都笑了起来。

朱家大小姐与王家少爷的结婚日期是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结婚仪式之隆重，震动了上海商界。

朱家二小姐与余志敬的结婚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结婚仪式在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余家村和朱家村之间举行，两个村子相隔半华里。

朱承海先生和夫人早几个月就到乡下定居了，边收拾房舍边为二小姐准备嫁妆。

朱家的宅第是朱承海先生的父亲朱乾利先生建造的，当时正是朱家的鼎盛期，造得很有气派。一个高墙围成的院子，大门和正厅之间有贴墙的护花长廊。此刻，二小姐正在几个伴娘的护送下经过这条长廊，走向那顶放了好几天的华丽花轿。

照例新娘子上轿时要哭几声，但二小姐哭不出来，只是微笑着到母亲怀里偎一偎，再伸出双手搂了一下父亲的双臂。朱先生以为她会因势跪下，忙着翻过手来阻止，但她并没有跪的意思，只附耳对父亲轻声说：“等一会儿还要在余家正式拜堂。”

朱先生对女儿客气起来：“免了，免了。”

朱夫人从旁拍了他一下：“拜堂怎么能免？糊涂了吧？”

这时，预先雇来的两位“哭轿嫂”突然高声“哭”了起来。这种“哭”是带词的——

花轿一抬就要出门，

父亲大人你真狠心。

求你再宽限一两天，

我要与母亲诉衷情……

二小姐对这种哭轿毫无思想准备，更没想到有这样的词句。她觉得很对不起父亲，便撩起轿窗上的花布帘，用手指点了点哭轿嫂，笑着向父亲皱了皱眉。朱先生根本没有听到那词句，迎到轿窗口问女儿：“还有什么事？”

女儿摆摆手，又向母亲摆了摆，放下了花布帘。

花轿抬出了花岗石的大门。经过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的门场，越过一条“穿堂”，便到了河边。船码头上有挑夫把嫁妆小心搬到船上，花轿不上船，只沿着河边一道道缠满藤蔓的竹篱，走上了田边小路。

过了一座小小的老桥，便到了余家村。余志敬就在村口迎接。

在婚宴上，媒人之一的冯老板指了指门口一桌，对朱承海先生说：“你认识那两个后生吗？”

朱承海先生眯缝着眼看了一会儿，说：“有点眼熟，记不起来了。”

冯老板说：“这是你女儿在上海的同学，与我搭同一条船来的。他们很多男同学都不相信你女儿真会在这么贫困的乡村住下来过日子，就打了赌。今天他们看了婚礼，回去报告，有一拨同学就输了。”

正说着，便看到新娘子在新郎倌的陪同下向那两个后生去敬酒。新郎倌走到一半突然站住，又立即快步上前，大叫一声：“阿坚！吴阿坚！”

阿坚，就是那个鸦片馆老板的儿子，由于他妈妈吴太太的关系，早已成为志敬的好朋友。但志敬哪里知道，他竟然是自己妻子的同学。

“志敬！”阿坚也在欢快地喊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引起打赌的婚礼中，新郎居然是志敬。

“算你凶，把我们班里多数男同学的梦捣碎了。”阿坚不轻不重地砸了志敬一拳。他所说的“凶”，在上海话里的意思是厉害，而不是凶恶。

“酸去吧。”冯老板笑着说。

外公家的一角山墙。当年，这是乡间的罕见豪宅，我妈妈的花轿就从这里抬向余家。

七 那天下雨

从爸爸、妈妈结婚到我出生，这段时间，天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爸爸、妈妈结婚后的四个月，德国宣布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再过三个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这些大事，在上海闹得天翻地覆，但乡下却不知道。没有报纸，没有公路，没有学校，无从知道外面的消息。四乡村民都过着最原始的日子，种稻，养蚕，捕鱼，自给自足，又总是不足。真正统治这些村落的，是土匪和恶霸。

祖母回乡后面对这种情况，立即明白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到吴山庙去念佛。这位在上海叱咤风云的社会活动家，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便在佛堂里为一个个死去的亲人超度。

这天佛堂里一起念佛的，有七八个中老年妇女。闭着眼睛的祖母突然听到有轻轻的脚步声在自己跟前停下了，连忙睁开眼睛，只见这所小庙的住持醒禅和尚站在面前。祖母赶紧站起身来，醒禅和尚便目光炯炯地说：“刚才金仙寺的大和尚派徒弟来通报，日本人已经在昨天宣布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祖母低声重复了一句，大颗的眼泪立即夺眶而出。那几个中老年妇女惊讶地问她怎么回事，她只向醒禅和尚深深鞠了一躬，便立即转身回家，她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告诉我妈妈。

身后，醒禅和尚正在向那些妇女兴奋地解释。

祖母回家给我妈妈一说，妈妈说“这事必须马上告诉我爸”，便匆匆出门，去了朱家村。

外公听到这个消息后，站在天井里抬头看了一会儿天，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到墙角，弯腰旋出一坛酒，拿一个小28c4d头轻轻敲开坛口的封泥。

外婆说：“厨房里那半坛还没有喝完呢，又开？”

外公说：“这事太大，半坛不够。”

他用长柄竹勺从酒坛里取出酒，倒在一个很大的青边瓷碗里，端起来，走到大厅前面的前庭中央。他把酒碗举到额头，躬身向南，然后直起身子，把酒碗向南方泼洒。做完这个动作，他又拿着那个青边瓷碗返身回里间，仍然用长柄竹勺向酒坛取酒，再端到前庭中央，向东泼洒。接着，再重复两次，一次向西，一次向北。

四个方向都泼洒完了，他向我妈妈挥一挥手，说：“阿秀，今天你要陪我喝酒！”

妈妈说：“爸，我陪你喝几口。现在那边家里只有婆婆一个人，我要早点回去。”

妈妈回到余家，祖母仔细问了外公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然后说：“阿秀，今天晚上多点一盏灯吧。”

妈妈说：“好，把那盏玻璃罩灯点上！”

当时村庄里点的灯，都是在一个灰色的煤油碟上横一根灯草。那盏玻璃罩灯是妈妈的嫁妆，在村庄里算是奢侈品了。妈妈点亮那盏灯后，又说：“我把它移到窗口吧。”

祖母说：“对，移到窗口。”

窗外，一片黑暗。妈妈知道，如果在上海，今天晚上一定是通宵游行，祖母会带领着难民收容所的大批职员出来参加全民欢庆。

“我去炒点花生吧。”祖母说着站了起来。

“好，我来帮你。”妈妈跟着向厨房走去。

过了七天，妈妈特地上街，去看看挂邮箱的南货店有没有上海来的快信。

一问，刚到。妈妈站在街角赶快拆开，果然是爸爸来通报日本投降消息的。但信后有一段话，使妈妈紧张起来。

爸爸在信里说，我的姑妈余志杏，已经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个晚上，当街向民众宣布，与她的那个革命战友正式结婚。当时像他们一样宣布结婚的，有十几对。到第二天，姑妈才突然醒悟，这事祖母知道了一定会生气，但已经来不及了，她决定过些天带着丈夫一起到乡下向祖母请罪。爸爸在信中要妈妈先对祖母做一点试探。

那天吃过晚饭后，妈妈对祖母讲述爸爸的来信。她绘声绘色地称赞上海青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夜的狂欢场面，又故作轻松地说到很多恋人当场宣布结婚，祖母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妈，我真希望志杏、志士他们那天晚上也把自己的对象拉出来一起宣布结婚呢！”妈妈说，小心地看着祖母。

祖母说：“他们哪有这种好福气！”

妈妈说：“志杏可是说过，要在我们结婚半年后宣布结婚。那天晚上……”

祖母立即转过头来，看着妈妈：“是不是志敬信上还写了什么？”真是敏感。

妈妈笑了，说：“果然是做娘的厉害。志杏那天晚上真的宣布了……”

祖母的脸，突然被打了一层寒霜。

这下妈妈慌乱了，支支吾吾劝解了好半天。

祖母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如泥塑木雕。

终于，祖母说了声“睡吧”，就回自己房间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祖母对妈妈说：“那个人，我连见也没有见过。我一个人，这么多年，就她一个女儿了，她都知道……”

妈妈听出祖母今天讲话很不利索，连声调也变了，便立即打断，说：“是不对。让他们在谢罪时多跪一会儿！”

“你写信给志敬，我不见他们，叫他们不要来，来了也没用。”祖母说得斩钉截铁。

我出生那天正下雨。雨不大，也不小，接生婆是外村请来的，撑一把油纸伞。雨滴打在伞上的啪啪声，很响。

按照我家乡的风俗，婆婆是不能进入儿媳妇产房的，因此祖母就站在产房门外。邻居妇女在厨房烧热水，进进出出都会问接生婆“小毛头是男是女”、“小毛头重不重”。祖母说：“不要叫小毛头，得让他一出生就有一个小名。”

“叫什么小名？”邻居妇女问。

祖母想了一会儿，又看了看窗外，说：“小名随口叫。秋天，下着雨，现成的，就叫秋雨。过两天雨停，我到庙里去，请醒禅和尚取一个。”

第二天雨就停了，祖母就滑滑扭扭地去了庙里。醒禅和尚在纸上画了一会儿就抬起头来说，叫“长庚”吧。他又关照道，不是树根的根，是年庚的庚。

回家的路上祖母想，管它什么庚，听起来一样的，村里已经有了两个，以后怎么分？

她还是没有进产房，站在门口对妈妈说：“和尚取的名字不能用，和别人重了。还得再找人……咦，我怎么这样糊涂，你就是个读书人啊，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取？”

妈妈躺在床上腼腆地说：“还是您昨天取的小名好。”

“我取的小名？秋雨？”

“对。我写信给他爸爸，让他定。”

妈妈也想借此试一试爸爸的文化修养。爸爸回信说：“好。两个常用字，有诗意，又不会与别人重复。”

于是，留住了那天的湿润。

从此，我就成了我。那么，这本书里的一切称呼也就要根据我的身份来改变了。除了祖母、爸爸、妈妈外，爸爸的妹妹余志杏我应该叫姑妈了，爸爸的弟弟余志士我应该叫叔叔。妈妈的姐姐，那位朱家大小姐，我应该叫姨妈，而朱承海先生夫妇，我则应该恭恭敬敬地叫外公、外婆。

外公是我出生后第七天上午才来的。他一进门就是高嗓子：“听说取了个名字叫秋雨，好，这名字是专门送给我写诗的。”他清了清嗓子，拿腔拿调地吟出一句：“竹篱——茅舍——听秋雨，哦不对，平仄错了。秋是平声，这里应该放仄声……”

妈妈知道，这是外公在向自己卖弄，便轻轻一笑，对着产房门口说：“爹，竹篱茅舍也落俗套了！”

外公说：“那好，等我用点心思好好写一首。你姐生的儿子取名叫益生，也不错，但不容易写诗。”

妈妈说：“志敬也说秋雨的名字有诗意。”

“志敬也懂诗？他怎么不早说！”外公嚷嚷开了，“要不然，我也不用犹豫了。让他赶紧回来一次，看看孩子，再与我对诗。”

八 叔叔二十岁

爸爸在上海要上班，没法因为我的出生赶到乡下来，写信写得很勤。邻居上街，几乎隔天就带回来一封。

见有信，祖母就从妈妈手里接过我，坐下，准备听妈妈读信。妈妈用剪刀把信封剪开，抽出信纸，打开，掸一下，就读了。

今天祖母看到儿媳妇只看不读，表情有异，连忙追问。妈妈突然回过神来，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其实，不是没有什么。爸爸在信中告诉妈妈，姑妈好像怀孕了。更麻烦的是，姑妈的丈夫，我的姑夫，已经去了遥远的东北。

我到长大后才知道，姑夫去东北，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对东北的争夺。他受组织调配，准备在共产党军队占领几座东北城市之后参与管理。上海与他一起北上的地下革命者有好几十名。当时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会因为妻子怀孕而不服从这样的调配。

妈妈在读信时只为姑妈感到鼻酸。丈夫远走了，母亲反目了——这样的怀孕多么可怕。

几个月后是严寒的冬天。那天上午，妈妈出门去买菜，刚走了一半，就遇到一位被称为“信客”的私人邮差。那人心急火燎地拦住妈妈说：“就为你家的事，我特地从上海赶来！”

说着，从包袱里拿出一封急信，是爸爸托他送的。

妈妈在路上拆开信一看，完全愣住了。

爸爸在信上告诉妈妈，姑妈昨天因难产而亡！

爸爸说，这事不能瞒着祖母，祖母经受过太多孩子的死亡，应该经受得起。但是，说的时候一定不要莽撞。爸爸又说，他和叔叔会把后事处理好。

妈妈回家后避过祖母的脸就上了楼。不久，祖母听到楼上有奇怪的声音，那是妈妈捂着被子在哭。

很快祖母就问出了真相。妈妈说完后就一直搂着祖母，摩着她的背。祖母始终不说话，闭着眼睛。

半个时辰后，祖母站起身来，对妈妈说：“叫隔壁桂新陪我走到观城，那里有汽车到宁波，我赶今天晚上的轮船！”

妈妈说，由她陪着到上海。

祖母问，小孩怎么办？

妈妈说，交给邻居管几天。

祖母厉声说，那怎么能放心？你万万不可走！

这是婆婆对媳妇的第一个强行命令。

祖母说完，点了一点钱就上路了。从家到观城，有十里路。冷风夹着雪片，几步一滑。祖母一路催促着桂新，像是在奔跑。

第二天下午，祖母在上海安乐殡仪馆里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姑妈余志杏。

一个女婴在哭。听说姑妈临死前一直在念叨：“保孩子，保孩子……”

姑妈的遗体边站着很多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一律笔挺的身子，瘦削的脸，都低着头，擦着泪。谁都知道，他们是姑妈的“战友”。再过两年，他们的党将夺取全国政权，但现在，他们这一群人的首领，却走了。

祖母挣脱了我爸爸和叔叔的搀扶，一步上前，细细地看着姑妈的脸，摇了摇头，轻轻叫一声：“娘错了，阿囡！”

然后，祖母把脸贴到了姑妈脸上，呜咽着：“娘错了！娘真的错了……”

吴阿姨也来了，陈妈也在。爸爸和叔叔要张罗追悼会的事，吴阿姨和陈妈搀扶住了祖母。

又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祖母浑身一抖，问：“孩子交给谁？”

本来，爸爸和叔叔已经与姑妈身边的战友商量过，寻找孩子父亲在上海的亲戚，让他们暂时领养，今后可以把孩子交给父亲。但是，地下工作的严密规则使这些战友互相之间都不知道亲属关系。现在，孩子在临时雇用的女佣手里。

我的叔叔余志士看了一眼祖母，立即上前抱过了孩子。他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养这个孩子！”

叔叔个子很高，此时他正好二十岁，用很不熟练的姿势抱起了亡姐留下的孩子。他一脸悲壮，夹着点儿凄迷。扶养这个孩子的代价，他刚才只说了一项，其实更大的代价还有一项，那就是他一直希望尽快到北方参加革命队伍，有了这个孩子就不可能了。

正在这时，另一双手把孩子夺过去了，那是我爸爸。爸爸盯着叔叔的眼睛说：“我来养，我们已经有了秋雨，加一双筷子就成。你，必须结婚！”

祖母当然立即赞成了我爸爸的决定，说：“明天我就抱着她回到乡下去。”

这个由祖母抱回来的婴儿，就是我的表妹。家里人总希望哪一天她能找到自己的亲爸爸，很多年后打听到，她的亲爸爸已在东北的丹东市定居并结婚，也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过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彻底成了我家一分子。

转眼就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取了政权。这件事，叔叔本应高兴的，但他却郁郁寡欢。

偷偷传阅的禁书突然成了课本，暗暗崇拜的英雄全都成了官员，这让叔叔很长时间适应不了。他不看报纸，也不听报告，觉得那些本应在夜间发出神秘幽光的文字和声音一下子铺陈到大街小巷，就不属于自己了。

这正好与爸爸产生了明显的对照。爸爸在以前对任何革命宣传都不感兴趣，觉得那都是危言耸听。现在，他知道自己确实落后了，便虚心地学，很快就显得比叔叔“进步”了。

那天刚吃完饭，爸爸随口说起，他们单位的学习已进入到“辩证唯物论”。叔叔一听就站起身来，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起了半年前发生的事。

半年前，共产党还处于地下。有一个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到八仙桥青年会用暗号叩击一闭小窗，便有一位黑瘦老人出来，领他到一个仓库，那里已经会集了四个与他一样的年轻人。这次，黑瘦老人领着五个人，推着一辆大板车做伪装，来到西郊一所丹麦人的住宅，再拐进这所住宅边一个废弃的地下酒窖中，见到一个戴眼镜的人，年纪比他大不了几岁，却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辩证唯物论”。这位老师叫江斯达，大家佩服极了。后来还去听过两次，叔叔觉得就像在深山绝壁处，受到了高人摩顶。

怎么，才半年，这些深藏密裹的秘哲，居然成了街道间很多职工的口头语？叔叔觉得，这样的城市没法再待下去了。

他必须离开，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每天懒懒散散地在马路边走着。这天，他见到一个院子门口挂着“土改报名站”的张贴，便进去看看，发现那是在招募到苏北和安徽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队员，已经聚集了不少年轻人。

他觉得这事应该多问几句，便拨开人群走到一个正在低头登记的工作人员面前。问了几声，那人都没有抬头，看来是太忙了。过了一会儿，那人才连声说“对不起”，抬起头来。

这一抬头，叔叔傻了：这人居然就是在地下酒窖讲授“辩证唯物论”的江斯达！

江斯达也认出他来了，叫一声“余志士！”

叔叔在凳子上坐下，与江斯达谈了一会儿。原来，江斯达是上海赴安徽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下面管好几个工作组，已经招募了三天，基本够了。他问叔叔，想不想一起去。

叔叔对于自己心中最神秘的传道者坐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未免有点失望，但自己的去向问题却顷刻解决了。是江斯达，就可信任。跟他去，没错。

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准备，很快就去了安徽。

当时安徽的贫困，是在上海长大的叔叔完全无法想象的。他终于看清，这是中国大地的真实。因此，应该挑战的，是自己。几年挑战下来，他觉得连上海普通市民走柏油路、用自来水都过于奢侈了。

与他一起来的，土改结束后就回了上海。但他没有回，找了江斯达，要求留在安徽做事。江斯达说：“你这几年也看到了，安徽最大的灾难是淮河泛滥。我已经接受了治淮工程指挥员的职务，你也跟我去吧。”

于是，他又投身于赤脚挑泥的治淮工程。人更瘦更黑了，而且浑身是伤。

治淮工程告一段落，很多参与者又要回上海了，叔叔还是不走。他觉得自己的血肉已经和安徽长在一起。又去找江斯达，江斯达说：“像你这样一心要帮助安徽的人，最好做一个干部。但你又不肯入党，那就麻烦了，能做什么呢？”

在当时，加入共产党是做干部的必要条件，但叔叔却一直走不出这一步。理由是入党太风光、太荣耀，他受不起，而且也怕不自由。结果，又是江斯达给他做了介绍，到当地一家工厂做技术员，后又升任工程师。江斯达自己，则出任了这家工厂所在地的副市长。

这样，余家在上海只剩下一个人了，那就是我爸爸。他每年回乡探亲一两次，对我来说，很是陌生。

其实爸爸对家乡也很陌生。但他并不想克服这种陌生，只想一天天努力，什么时候能把家搬回上海。他不知道，那个家，已经在家乡生了根。他幼小的儿子，我，更是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