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风疾雨益苍凉”

——读张际亮的纪行诗

吴新苗

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华胥大夫，福建建宁人。道光四年（1824）福建拔贡第一，入京科考报罢；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此后屡次赴进士试不第。一生未入仕。他最为今人所知的著作是记载道光初年名伶事迹的《金台残泪记》，民国张次溪收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经常被研究道光年间戏曲史者征引。在当年他以诗才名于世，时人说“亨甫生禀异才，足迹几遍天下，风雅主持，一时名贤无不敛手推服”，林昌彝称他“天才俊逸，腾骧变化，雄视一代”，同光时期朱庭珍《筱园诗话》说他“一代奇才，久负盛名”，张际亮自己也说“四方士半闻松寥，十年京洛名满朝”（他的第一个集子《松寥山人诗集》）。

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中存诗3051首（其诗歌创作数量不下万首，临终前亲自删订，后来又有所亡佚），阅读张氏诗歌作品，从题材角度来看，内容丰富的纪行诗是张氏诗歌的一大特色。纪行诗是指作者在因公因私的游历、旅行中，就途中所见所感而写的诗歌，一般游历的时间有一定的长度，所做诗歌往往有即事名篇、即地名篇的特征，并且也有一定的数量或篇幅（即有组诗的规模）。纪行诗起源甚早，屈原的《哀郢》《涉江》是其先声。南北朝时期有潘岳《河阳县作》，陆机《赴洛道中作》等作品，纪行诗逐渐成为一种诗歌类别，《文选》中即有“行旅诗”一类。纪行诗真正为人瞩目，是从杜甫陇右之行而写的两组组诗开始的。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辞去华州的官职。为着生计，他带着家人赴秦州、同谷，又由同谷到成都，所谓“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一路历经艰险，也饱览了陇右雄奇险峻的山川，广泛了解到各地的民风民情，写下了《秦州杂诗二十首》及《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纪行诗，在描摹山水奇观、书写黎民忧乐的同时融入个人当时处境下的心态和情感。宋代则有杨万里、范成大出使金国时一路创作的纪行诗，沿途所见破败的城郭，遭异族蹂躏的遗民，一一笔之于诗。陆游也是一位纪行诗写得很多的诗人，特别是入蜀之后，正如杨万里所评“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通过唐宋大家的创作实践和后人不断的仿效，纪行诗遂成为明清以来流行的诗歌一大种类。

张氏纪行诗的特色，一是量非常之多，约占其全集的二分之一；二是其在继承了杜甫、陆游纪行诗特色基础上，融入个人身世之感，以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切思考，从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时代特征。

张际亮主要生活在道光前中期，此时的帝国虽然带着康乾盛世的耀眼光环，但华丽外衣下已经千疮百孔。经过近二百年的统治，清朝政府这套机器开始老化，漕运、盐政、河工三大政更是弊病丛生。而在长期高压统治下，文人们要么醉心于八股制艺，腹笥枵如；精英文人则穷首皓经，心血学力都付诸古籍的考据训诂之中；还有一些文人则游戏于自我性灵的小天地，做些吟风弄月的文字。总之，传统儒家文人以道统自任，慷慨激昂、议论朝政的士风学风凋敝殆尽，思想界沉闷腐朽，正如龚自珍所云“万马齐喑究可哀”。官员文人思想因循苟且，导致政体疲敝，这又加重了清王朝的内忧外患。值此之际，道光初年出现了一批头脑清醒的有志之士，继承儒家道统，议论朝政，出谋划策，希望能救民救国，挽狂澜于既倒。这些有识之士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汤鹏、黄爵滋等为代表，张际亮也是其中一员。姚莹《汤海秋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黹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

姚莹对道光初年这批有志之士的观察，是看到了近代思潮的转捩之处，这一批人是近代第一批属意改革维新的人，对晚清近代的改革维新思潮影响深远。张际亮慷慨激励、志业高远的思想抱负影响到他对诗歌的观念，那就是提倡能写出这些志士心曲的“志士之诗”。他在《答潘彦甫书》云：“汉以下诗可得而区别之者约有三焉，曰：志士之诗也，学人之诗也，才人之诗也”，倡导“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其幽忧隐忍，慷慨俯仰，发为咏歌”的志士之诗。

张际亮的纪行诗便打上了“志士之诗”的烙印，在古代丰富的纪行诗诗林中显出一种异彩。

一

纪行诗作者一般都有好游的个性，热爱山水自然，即使身处迫不得已的迁徙旅途，也能于愁思苦闷之中以审美之眼光去观照沿途的山水奇观。正如杜甫《万丈潭》中所咏“遣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深山大林，人迹罕至的山水亦是寂寞，有诗人之巨眼才能呈现出它们的精神和气质特色，正因如此杜甫才在他那劳苦的行役之中，不忘描摹出奇诡险恶的山水景观。范成大也是如此，他有诗句云“处处青山是故人”（《香山》），“惟有爱山贪未厌，西山才了又东山”（《镇下放船过东山》）。陆游对山水自然似乎超出一般诗人的热爱，他屡屡在诗中表明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性情，“从来乐山水，临老愈跌宕”（《将离金陵》），“一见溪山病眼开，青鞋处处踏苍苔”（《闲游》）。

张际亮也是有着山水癖的作家，一生好游。他自称“我本豁达人，爱与山水嬉”，“少年偶抱澄清志，万里常为汗漫游”，“我行半天下，遍览山水区”。从他的诗歌集以及门人李云诰《张亨甫年谱》、今人曾宪辉所作《张际亮简谱》中可以看到，张际亮一生的游踪几遍半个中国，尤其是江浙闽粤、赣皖鲁豫以及京畿附近，是他脚踪常到之处。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他的诗歌也大部分写于路上，记载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他是一位真正的“行吟诗人”。

张际亮青年时代的好游完全是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并且要在与山水的对话中抒发自己慷慨之气，彰显其“豁达人”的自我形象。他自云“我本豁达人，爱与山水嬉”，是把自己和山水置于朋友般平等的关系之中，将自己的思想情趣寄托于山水，在山水景观中印证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感悟，这就是“嬉”之意。张际亮漫游山水，特别喜欢游览人迹罕到、险巇幽深的石洞、深涧、瀑布和险峰，以奇峰怪石等来彰显自己心中超迈俊爽的豪气。正如他所自言“糠秕视富贵，山水穷险巇”。他的那种豪达飒爽的主体精神和胸襟，在这些险怪凌厉的山水奇观中得到尽情显现，从而在山水歌咏中写出一个独立的主体世界。如卷四《忆大龙湫作歌》，诗人多次写诗赞美此处瀑布，此处先描写大龙湫“万石苍苍插碧天，白光一片生云烟”“空中蜿蜒一百丈，飞腾千步如太阿，峰回壁转雪一道，又如积素分珉峨”的壮观景象，最后诗人在山水奇观前逸兴遄飞，高歌道“吾将吹箫击鼓湫之旁，使汝卧龙重腾骧，沛为霖雨撒四方”。卷七《游玉华洞》中诗人这样表现宇宙间的奇观：“入洞若瓮若黑烟，洞内万石各倒悬。双持炬火烛怪异，但见鬼佛参神仙。或现牟尼髻，或擎罗汉拳。或类枯僧定，或貌少女妍。或突象奋怒，或蟠龙蜿蜒。或侧虎踞地，或垂牛饮川。或鸟上挂木，或鱼下戏莲。或枫之瘦丑，或桐之苍坚。漥之为井灶，凹之为池田。露之为浮栱，广之为长筵。张为帘幕大，散为金珠圆。艳为丹砂吐，辉为碧玉鲜。就中奇状不可一一写，直疑山鬼炼出娲皇先……”诗人通过繁复的比拟，穷其奇状，把造化之秘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那种喷薄而出、才气纵横的主体形象也同时被彰显出来。他的此类诗歌，如卷五《太弋山诗次昌黎南山诗韵》《大顶峰望海歌》，卷十九《十七日游吼山》《十八日西陵观潮》，卷二十《羚羊峡》《羚山寺》，篇什宏富，而且长篇巨幅，才气横溢。一个独立天地之间，纵横如意、慷慨激昂的诗人形象与山水奇观相得益彰。

这种主体精神是和当时士子或雅正，或靡弱，或戆陋的状态完全不同的，表现出道光初年部分士子心态的变化，这种心态在当时龚、林、魏、张等预感帝国黄昏、奔走呼号以“震其暮气”的志士身上都有所反映，并在其创作中打下深深烙印。就纪行诗或山水诗而言，龚自珍、林则徐写得比较少，而魏源和张维屏却比较多，这与他们的个性和经历有关。魏源自称“夙抱山水情”（《北上杂诗》七首之七）、“游山不厌深”（《嵩麓诸谷诗》），与张际亮一样有着山水之癖，并能把山水自然作为纯粹的审美，而不是如龚自珍那样往往是截取旅行途中某个景、事的片段，来寄托自己幽深的心情意绪。魏源《游山吟》八首、《黄山诗》六首以及《华山诗》《华岳吟》诸诗，多写山岳奇观，发其“嵚崎历落之气”，故而表现出“奇古峭丽”的风貌（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序》）。与张际亮不同的是，魏源的这些诗歌，非常注重写出审美客体的不同特色，在抒发自我意志的同时也很注重写出山岳之精魂，而张氏之作对于山水的表现略显肤廓。张维屏同张际亮一样，尤其好写瀑布，如《鼎湖飞泉亭观瀑歌》《桂林道中见瀑布》《清玉峡瀑布歌》《龙潭观瀑》诸作，后一首云：“天上白龙厌拘束，奔下人间作飞瀑。天潢屈注送龙来，风卷鳞而散珠玉。……何物巨灵逞奇变？帝命山灵铸双剑，欲截飞流截不断，万古天绅垂碧汉。”我们在其中很能看出张际亮那种与山水“嬉”的情趣，即在山水中表现出自己的情怀和个性，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

漫游途中不仅模山范水，还探寻更有人文价值的古迹，在与历史对话中抒发志士心态。这也是纪行诗作家经常书写的一种题材。比如陆游从蜀地东归之时，写下了《楚城》《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面对屈原祠、杜甫故居，发思古之幽情，把自己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拳拳之意，寄寓在这些歌咏旅途中所遇的古迹诗作中。

张际亮自许为志士，对历史上的忠臣义士凭吊颇多，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抒发自己的志士情怀。卷十九的《张家渡》《平山堂》即是此类代表作。《张家渡》写自己造访宋代两位名臣欧阳修和文天祥的故里，“我来访故里，落日莽嵽嵲。烟峦远际天，水波皓流雪。悲风起旷野，慷慨思遗烈”，歌颂他们的功绩，并感叹道“陵谷有湮颓，斯人岂磨灭”，然后笔锋一转，开始议论当代缺乏像文天祥这样危难之时的忠义之士。他说：“嗟兹当世贤，相士无乃劣。承平奖庸鄙，仓促谁奋发。古来英雄姿，豪宕自天骨，未遇或脱略，致身必勇决。”意思是当今权贵只知道提拔善于谄媚的庸鄙之人，而对那些不拘小节、有志气有抱负的英雄，却不愿意青眼相加；哪里知道国家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关键时刻还是这些人“致身必勇决”。这其实蕴含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思，要当朝权贵提拔使用有志之士来解决当下的困境。

但毕竟那已经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大官僚之骄横颟顸，士气之靡弱，正如龚自珍在《明良论》中所抨击的那样，已因循陈陋、积重难返。在这种氛围下，英特豪杰之士不仅无出头之日，还被人目为狂士、呆子而受尽世人白眼。龚自珍对此是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张际亮也是如此。张氏抱负远大，眼光也敏锐，但不愿意趋迎权贵，便被目为狂生，而屡试不第。道光四年（1824），他作为拔贡第一，进京参加考试，一到京师他的才气文名就在士大夫中传播开来。有一位权贵也想罗致他，便约请了京城的名士文人举行聚会，把张际亮也邀请在内。席中张际亮觉得贵人思想陈腐、观念乖谬，所以不以为然，而众文人却一个劲地附和，贵人更是露出得意之色。这让张际亮感到失望。恰巧贵人嗑瓜子时胡须上粘住了一粒瓜子壳，便有一位善于溜须的小心翼翼前去替贵人摘掉。张际亮见之放声大笑，大家感到很尴尬，贵人更是气愤，宴席不欢而散。张际亮回去后，又写了一封信给这位贵人，大意是贵人既然身处高位，应该培植士林风气，积极提拔人才，而从他昨日的表现来看，实际上只是邀好士之名，却助涨了文人萎靡溜须的风气，实在不应该。贵人大怒，于是在当朝权贵前诋毁张际亮，说他是狂傲之士，根本不可用。这直接导致张际亮此后科举的失败。道光十五年（1835）乡试时，主考官赴闽途中就和众考官相约，说福建的张亨甫是狂士，不可录取。这年张际亮考试署名张亨辅，主考等人发现中试之后怀疑是张亨甫，准备除名，一位副主考比较正直，以或者不是张亨甫为理由保留下来，发榜一看，果然就是张亨甫。就这样张际亮侥幸中了乡试，但此后的会试又屡次下第。姚莹在《张亨甫传》中对此事记载甚详细，并且说林则徐等人都认为张际亮是有经济大才的，叹息张际亮未能中进士，此人如果得中，对于培植士林风气非常有益处。可惜，当时的权贵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慷慨激昂、有个人主见和风骨的文人，直接导致张际亮一生困顿。

二

张际亮早年之游历，多是一般性的漫游，在山水中寄寓之时之情怀，在探幽访胜中发思古之幽情。这时经商的长兄成为他家庭经济的后盾，让他能在基本没有顾忌的情形下做汗漫之游。二十九岁那年长兄去世，张际亮失去了经济来源，养家糊口和抚养子侄的重担落在自己的肩头。他为了生计，四处浪游，依人做幕，这时候依然是漫游于各地，诗中却更多了行路难的感叹和劳苦忧患的行役之情。

张际亮自云：“人生苦异乐，苦乐各有因。志士富以义，贫夫富以身。扰扰一世间，衣食争微尘。我意不在兹，慨念千载淳。”他有着杜甫一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和理想，有着“风云自系千秋运，冠盖谁为一代人”的自我期许；但自己有才不得施展，“既无献策路，奚有负郭田”，只好“长贫更远游”“百计艰谋食，孤怀冷去乡”了。这也和杜甫“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发同谷》）一样，多是“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在道光初期的那个慷慨激昂的文人群体里，张际亮生活最为悲苦，功名没有着落，经济亦无后援。龚自珍虽然在功名路上也颇为蹭蹬，毕竟终得进士第，况且出自名门大族，是可以不“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在无法展现“剑气”的时候，用力去写其“箫心”。而张际亮却不能不为物累，故多行役之情，这无疑给张际亮本来志气豪达的心理以打击，于是他的诗作便有了“行路难”的感叹，也更多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色彩。张际亮的家乡处于八闽腹地的建宁，每次出入都历经高山峻岭或者湍流浅滩，行程道路的险恶与人生道路的艰难遂在他的纪行诗中合二为一。

自然界的风霜雪雨，秋的肃杀，夏的酷暑，冬的苦寒，都足以让走在路上的人发出喟叹，正如上所说，这种自然界的风霜和政治仕途上的艰难又融合在一起。卷四《夜饮雨农先生宅话别》最能表现这种关系：“置酒华堂月正明，朔风吹角落高城。中原名士思诸葛，四海何人荐贾生。醉里山川常怅望，年来歌舞独为情。艰难天地冰霜苦，瘦马晨征百感并。”虽然国家需要人才，但“四海何人荐贾生”呢？自己只好又走到冰霜苦绝的“艰难天地”。翻看张际亮的集子，里面有大量以苦雨、大雪、大风、险滩为题的作品，“古来行路多辛苦，况复无衣弃乡土。千里惊心途尽冰，一宵僵卧泪垂雨”，“冻馁还交并”，“互脱臂上衣，乃赋芦中行”，这样的诗句不胜枚举。

诗人用质朴而有张力的语言来描述自己行路的艰苦，或者在外奔波时对家人的思念，继承了古代乐府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如卷十三《黄田驿》中云：“冬山气更苍，寒水波更绿，霏霏雾露零，篷背如新沐。晨光正空濛，高下炫林麓。风凄鸟羽噪，泽坚鳞介伏。稍见日熹微，转讶滩迴复。嵯峨万石间，我行惨心目。可怜操舟子，晓起纷赤足。负缆越巉岩，涉濑没腰腹。贫贱性命轻，迟暮冰霜酷。嗟彼豪家儿，此时酣睡熟。岂知觅食艰，力役苦穷蹙。”前面所描写的景物给人一种肃杀凄凉之感，显得非常生硬冰冷，都是为了衬托“我行惨心目”的情绪，然后又花很多笔墨写舟子的艰难。作者能这样以同情的笔调去写拉纤的船夫，其实是完全与他们感同身受的一种表现。再如卷二十六的一首《嶅阳》：

我行冒北风，我仆随风尘。闻声骇后顾，怪石掀其轮，黑骡压辕下，仰天悲张唇。喘急不得嘶，屈蹄如求伸。念汝力已困，况此山嶙峋。谁能履险艰，任重以济人。吁嗟古志士，时危奋忘身。安知龙虎际，独角高祥麟。中原百战地，满目多悬鹑。清寒独揽辔，慷慨吾何因。逶迟墟里暮，忆旧空萧辰。遭逢岂足叹，所愧劳形神。道长足苦短，蹇卫同逡巡。凄凄落木晦，黯黯饥鸟驯。陂陀更乱石，刺海翻鲸鳞。真思铲叠嶂，豁意无崖垠。

这里写了一个驴子的形象，在乱石中负重前行。然后通过“任重以济人”联想到古往今来的志士们，这些人像驴子一样，为了他人而“时危奋忘身”。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虽然国家多难，虽然需要志士，但是志士困于乱石荆棘之中，就同这只逡巡的蹇卫一样。最后诗人发出感叹，真希望能有一把巨大的铲子，把这些乱石都铲掉，扫除各种障碍，能走上康庄大道。

三

虽然张际亮人生困顿，时常发出“晓发扁舟系何处，乾坤漂泊一儒生”的感叹，但正如前所述，这位儒生是一位有志之士，他在漫游之中，饱经风霜之苦，备尝人生失意的艰难，但他并没有局限在自我痛苦的小天地之中，只发出自我身躯病痛的呻吟。他的个人痛苦是和国家、民众的不幸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张际亮纪行诗最为宝贵的地方。

“撑肠拄腹五千卷，险阻艰难十九年。秋雨秋风人更老，淮南淮北水连天。空悲遍野流亡骨，未解孤舟去住缘。落木萧萧城郭暝，竟无灯火但苍然。”卷十八《阻雨泊宝应城外》中，自己的不幸是和“遍野流亡骨”的感叹连在一起的；卷十九《徐州》“哀鸿遍野无因问，俯仰犹怀万古愁”，这也是途中所见触发的愁怀。“思亲兼望阙，清泪对霏微”，一边望着家乡，一边望着朝廷，思念家人，忧患国家，这是他在路上久萦心怀的牵挂。他看到农村的凋敝，社会暴徒横行不法，诗中说：“二月春深麦未青，村农望雨遍郊坰。惊沙尽日空随马，枯草粘天不化萤。三辅盗多轻汉法，十州箴在忆元亭（玄亭，草玄亭，指杨雄，曾做官箴一书）。奔驰何与苍生事，野店东风自醉醒。”诗人不知道自己“奔驰何与苍生事”，陷入深深的自责。同样写这种情绪心态的还有卷二十七的一首《除夕鄱阳湖珠玑口舟中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