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与母

我不知道我是孝顺的不孝子，或是不孝顺的孝子。我常常对学生说：“我的母亲从小被我骂到大。”小时候，我拒吃一切拜过的东西。餐桌上发现到拜过的食物，小则绝食抗吃，大则弃碗掷筷、痛骂一顿。年幼的我并未绝情到要母亲弃绝那些最基本的人性的信仰、崇拜。但在几次示威、抗争后，她不得不把祭拜的形式，次数降到最低；往往只在过年或妈祖生辰时才摆一些简单的水果或汽水作为祭品。我容忍水果是因为小时的我一向不喜欢吃它们；至于汽水——根据幼时的我的理论，因为有瓶盖密封，所以虽拜过亦安全可食。

此种对宗教的反感大概跟妈祖庙就在我家前面有关吧。“聪明好学”的我自小就必须忍受来自于庙的种种无理喧闹；经由扩音器夸大、渲染了的诵唱声——木鱼、钟磬外，附加电子琴、风琴伴奏；逢年过节号召善男信女踊跃捐输的精神喊话；庙前广场“三不五时”搬演的不伦不类的新布袋戏……所以当有人拿着一本红簿子要来募捐什么香油钱、祈神费时，我总把拿着钱包准备掏钱的母亲骂回去，自己跑进房间把珍藏的耶稣像取出，交来人细看，说：“失礼，我家信这个！”从小，我即以此类自以为是的前进理论时时指导着我的母亲。

中学时家中经济陷入困境。我不知道在那段日子里，她如何以她微薄的雇员薪水，一面为丈夫还债，一面抚育三个儿子。我想除了省以外，就是忍吧——忍亲友间的冷语；忍对自己美丽青春的回忆；忍希望之幻化为失望。我特别记得自己的冬季卡其制服：星期一穿到星期六，星期日脱下来洗。高一穿太长，高三穿太短，只有二年级刚刚好。我在每天听她催我报考师范学校声中回训她有眼不识她儿子的异禀。“只期待我当老师？你不知道你儿子超人一等哦？”我把学校里可以领到的每一种奖状、奖学金几乎都领回家了。餐桌上看着她把刚煮好的饭菜推到我面前，自己却吃着前一餐、前两餐甚至前三餐的剩饭菜——我又骂了：“你没有读过数学是不是？你今天吃昨天的剩菜，明天还不是要吃今天的——为什么不干脆今天吃完今天的，明天再吃明天的？”我的数学也许太好了，我没有算到小家子气、省之又省的我的母亲是怎么样也不敢把眼前的菜吃完的！

师大毕业后我回到家乡任教。领到的薪水不是拿去买一些看不懂的外文诗集、画册，就是一些奇贵无比的原版唱片。母亲看我整天沉浸在一大堆不切实际的东西里，心头很不舒畅。偶然会鼓起勇气对我进言：“唱片有几张轮流听就够了，买那么多干什么？那些书你真的都用得到吗？”“真是无知的妇人！”我说，“你懂什么叫音乐吗？艺术的境界是永无止境的。几张就够了？有人单单一首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就买了十二种版本呢！合唱交响曲你知道吗？就是有3345543211233·22那一首歌的伟大乐曲。”我连珠炮似的谩骂，串起来比《欢乐颂》的主题还长。

母亲也许不了解我了解的“伟大音乐”，但她不会不喜欢音乐。长大的我不是因为小时候她的启蒙、关注，才会对这世界上美好的事物那般痴狂吗？五十年代，当别人家也许连收音机都还没有的时候，我很幸福地坐在家中那架巨大的哥伦比亚立体唱机前，一遍遍听着波斯市场、军队进行曲等世界名曲。小学时学校常推销一些音乐会，舞蹈表演会的入场券，每班强制分配的两张，十有八九都是母亲给我钱买的。

母亲养成了我从小听音乐的习惯，虽然每况愈下的家境不能充分实现我进一步的欲望。每一次想到了，她就会说：“很抱歉以前没有让你去学琴。”中学时我用母亲给的零用钱去买一张新台币十元的台湾版唱片，在那架一边喇叭已经坏了的哥伦比亚唱机上开始我对古典音乐长期、无悔的涉猎。一直到今天，早改听CD的我仍然奇怪为什么当时从那些充满杂音的唱片里听到的，仍如此鲜明、美好地留在我的脑海。

母亲从来不喜欢我写诗，除了有一次参加报社征诗领到的巨额奖金。她一直想不通写诗到底跟生活，跟快乐有什么关系。她总是希望我把浪费在上面的时间拿去补习赚钱。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写的诗，特别是跟她有关的，拿给她看。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哦、哦、哦地继续做她的家事。我就会骂她：“小时候你不是叫我要多读多学吗？怎么每次叫你读一点东西你就推三阻四的。你不是说你少女时候也是很用功的吗，怎么愈来愈不长进了？”骂归骂，她照样守着她的十八吋黑白电视，仿佛那里是她一生的大学。不能改革她学习的内容，退而求其次，调整一下形式也好；我不顾她强烈反对，买了一部新的、大的彩色电视机给她。她先是说：“我还是要看我的旧电视。”等过了一个礼拜，总算承认：“彩色电视机还是比较漂亮！”

然而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她被动的求学态度：妈妈土风舞。好几次深夜了，我仍听到她抱着一台小录音机，在厨房里神秘、专注地练习着她的舞步。然后是三番两次跟我要空白录音带；三番两次要我帮她转录这条、那条乐曲。我甚至看到她戴着老花眼镜，乐此不疲地在午夜的灯前，东抄西抄地编辑着她自己的“土风舞大全”。这不就是我自己的样子吗？我看她这么勤奋好学，先斩后奏地买了一台新录音机给她，让她自己也能玩编辑、拷贝的游戏。这一次她几乎全无抗拒，只是哦一声说：“太浪费了。”但第二天起，就马上毫不害羞地进行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与同事、好友共享妙舞佳乐的“义务拷贝事业”。这下子，她总算有一点点了解到她儿子为什么倾其所有，搜藏一些无甚具体价值的唱片、镭射影碟、画册、录像带了。她总算有一点点“继承”到她儿子对于未知事物狂热的追求、对于已知事物感恩的珍惜，并且——进一步地——把这种狂热、喜悦，毫不吝惜地与别人分享。

这几年，随着我收藏范围的扩大，我的母亲也毫不客气地玩起录像机来了。从我这儿看到什么好看的，就急着想拷贝给她那三两个童年好友看，仿佛要从这一卷卷录像带里重现她少年的渴望，青春的美梦。

俗话说：“孩子不打不成器。”我恐怕要说：“母亲不骂不上进。”

（一九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