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滇缅公路：从云南辐射世界

滇缅公路在抗战时期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线”，曾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滇缅公路的修筑者、见证人和考察者以及中外记者、作家、学者、旅游家等对于滇缅公路的记述，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从滇西辐射世界的历史图景，其中，国际上的宣传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获取了战争中的国际物资援助，并提供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一、外国记者报道的滇缅公路

一批外国记者将目光投向滇缅公路。1939年张孟令翻译了3月26日港报所载外籍记者杉姆森（Gerald Samson）由该路经云南到缅甸沿途观察纪实。随后，《天下事》杂志也翻译了杉姆森的《滇缅公路小记》，文中记述：“滇缅公路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完成，当记者于一九三九年二月旅行经过该公路时，实系完成后第一外国新闻记者行经此地。”1939年有报载消息：《泰晤士报》记者最近乘汽车沿腊戍至昆明视察，曾著文力赞“中国工程师之伟绩”。中国政府对于此段工程，特别经营，务求达于至善。中国工程师之功绩，咸不能埋没也。凡经历云南者，均不免深羡中国人之决心及其勇气云。虽然，报纸未提及记者姓名，但从内容上与时间上推定报道所记述的有可能就是英国记者杉姆森。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929年之后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被日本人驱逐出中国。他在1940年10月12日的文章中称，尽管英国决定10月17日重开滇缅公路，但滇缅公路的价值已经下降了。在《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一书中，哈雷特·阿班重申滇缅公路的重要性过去被高估了。

胡春冰翻译了《纽约时报》登载的鲍尔温（H. W. Baldwin）《滇缅战局与滇缅路》一文，文中说：“即使如此，运输数量也还不足以支持中国境内对日巨大的陆空战事，如果美国要在东方与日本从事大陆战争，中国东海岸的港口的开辟，将是运入供应品的主要入口。”他认为：“滇缅路的开辟，主要是政治与心理上的价值，军事上的重要性还在其次。”

1940年，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作为美国《自由》杂志的远东记者，受命来到亚洲进行战争情势的采访和报道。当时，美国还没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莱士以非交战国的记者身份到过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作为美国空军第一电影制片分队成员，在战争情势系列片中，创作了一部《为中国而战》，其中谈到滇缅公路，披露了其他叙述中未见的背景，解说词中盛赞了筑路者。

在《美亚》（Amerasia）杂志中，骆传华（曾长期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工作，1938年后前往香港协助温源宁从事战时国际宣传工作）介绍了滇缅公路的情况：“滇缅公路是在战争期间才完成的，因为英国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果，曾受过三个月的封锁，到最近十月十八日才开放。特别是正当日军在越南登陆，滇越路段被截断的今日，它已成为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这通道起于云南的昆明，直达缅甸仰腊铁路的终点腊戍，同时也沟通了缅甸全境的公路网，不但在战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东南亚经济发展，也有极大的作用。”骆传华对滇缅公路的未来做出了乐观的估计：“滇缅公路总有一天要成为世界瞩目的路线，至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外货及旅客之经由中国后方门户入内者，迅速增进，实可预卜。”事实证明，骆传华的这一“预卜”，与战后滇缅公路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

上海“美国大学同学会”邀请美国《芝加哥日报》远东访员史蒂尔（A. T. Stelle）做关于滇缅公路的演讲，史蒂尔之前在西南各省游历后取道滇缅公路来沪。他首先谈了交通动脉性质的重要，并言及日军轰炸并未影响运输，滇缅公路仍川流不息，甚至说“滇缅公路即生长于轰炸之中”。他大力推崇美国红十字会中国救济事业部主任贝克博士就任运输总监后的工作成效，并对滇缅公路提出了改进方案。

在1940年至1942年间《纽约客》的闲话评论与新闻报道，频频关注滇缅公路的种种动态。1940年3月8日“热门话题”栏的《中国记者》（Chinese Reporter），通过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卢祺新的闲谈，透露了中国苦力在滇缅路上的巨大作用。

二、筑路者、旅行家、传教士笔下的滇缅公路

曾任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1945年6月在美国出版《修筑滇缅公路纪实》（The Building of the Burma Road）。作为滇缅公路改善维护工作的亲历者、领导者，作者从改善公路的艰辛，到敌机轰炸下的抢修，再到为了挡住侵略者的铁蹄，忍痛炸桥炸路，做出了全景性的描述。这部作品提供了大量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的鲜为人知的内容和感人细节。文中还描绘了工程官员、千余名技术人员与工人同舟共济、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感人事迹。这部著作原是作者为了向世界介绍国人如何修筑滇缅公路而用英文写作，国人所读到的是戈叔亚根据1945年6月再版版本翻译的中文译本。1946年的一篇书评写道：作者的叙述中对他的成就表示出了谦逊的态度，他最后希望有可能的话竖立一个纪念碑，以纪念“成百上千的无名氏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这条造福后代的滇缅公路”。

美国人史密斯（Nicol Smith）所著的《滇缅公路》（Burma Road），1940年在美国出版。随即，《天下事》杂志开始了选登连载，其在编者按中写道：《滇缅公路》为世界著名旅行家尼古拉·史密斯所著。史氏于1939年来华，得我国当局之许可，与美国驻昆明领事梅耶乘汽车遍历滇缅公路全程。全书原有二十章，首七章述香港、北海、海防见闻，中六章记滇越道上风土，后七章始为滇缅公路旅行记，本刊觉其内容富有趣味，不无价值，爰为译载，以为重开滇缅公路后之一小点缀。1941年5月中译本由亢德书店出版。不过，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书评中这样的评价：“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从香港经河内、印度支那铁路到昆明，再沿缅甸路、腊戍回来。这样一本受欢迎的旅游书，基本没有严肃地讨论滇缅公路在政治、经济、技术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意义，如果因此批评这本旅游书没什么大的价值，或许实在不公平。然而，遗憾的是，作者的确错过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机遇，即对现有关于滇缅公路（中国西南部重要的生命线）较少的一些材料做一个重要的补充。”书评人觉得，“史密斯先生刻画了一条粗糙而危险的道路，蜿蜒曲折地通过蛮荒的、多山的、美丽的但有时邪恶的国土，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民众拼命与暴雨战斗，以保持他们一手修筑起来的滇缅公路能够持续开放；满载弹药的货卡车挣扎着通过泥泞的河流，沿着陡峭、狭窄的盘山公路行驶，有时甚至倾倒在峡谷里。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浪漫的画面，但它告诉我们的并不算多。”

内维尔·布拉德利（Neville Bradley）1945年出版了《老滇缅路》（The Old Burma Road）。当1930年春决定开始仰光这段旅程时，布拉德利博士是昆明的一个医疗传教士。他在路程中做了完整的日记、笔记和照片记录。“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故事是值得出版的，如今，他所记录的地方因为著名的滇缅公路建设，其旅游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这也是一段关于云南生活的记录，暂且不说中国西部其他地方，云南受到了西方文明与抗日战争的冲击。与云南其他当地交通相比滇缅路受到更多的关注，但现在的西部云南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新滇缅公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深刻的变化即将来到，所以这个记录会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这一书评充满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论述基调。

29岁的郝乐威是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少校，他所写的《滇缅路历险记》原载于1942年10月29日出版的《中缅印战区综合杂志》（CBI Roundup）第一卷第六、第七两期，文中记叙了他在滇缅公路执行轰炸任务时，迫降在中国境内，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款待及其一路见闻。这位少校以外部人的视角对当地老百姓和风土人情做了颇为独特的记录。

三、作家眼里的滇缅公路

描写滇缅公路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广为流传。1940年8月，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表了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小说《泥金菩萨的面孔》（The Face of Gold），讲述西南中国人抗日救国的故事，其中有大量惨烈的筑路图景：“这条新路像一阵暴风雨似的席卷着这个区域，她似乎每隔几天就要加长十余里。实际上几千个满身尘埃，褴褛不堪的老少男女，好像耗子钻洞一样工作着，他们所用的锄头和竹篮担子原与儿童玩具差不多，但他们仍把这条公路迅速地而且不断地开拓出来。”疟疾的盛行导致“每隔几天就要换一批工人，因为他们死得太快了”。“那里，一群弱小的人仍在工作，但衣不蔽体，又都在发烧。在他探视的当儿，他还看见几个人病倒了。倒下去的再也爬不起来了。一个带病的身穿制服的中国人慢慢地走来，他的干枯的眼睛在那顶泥污的制服帽下显出患着热病。”小说中还提到：“如今在滇缅公路上开一趟卡车比做强盗还要有利可图。在路上开两趟来回车就可一辈子衣食无忧。”小说由以正翻译，题为《滇缅公路的故事》，小说向世界披露中国男女老幼铺筑公路用以抗战的奇迹，鼓励美国军火商援华抗日，不要再向日本销售武器。

美籍华人作家黎锦扬（C. Y. Lee）的《土司》系列故事发生在滇缅公路刚刚开通时的中国西南地区。系列中首篇发表的《方土司的摩登计划》围绕公路开通后芒市以及芒市人的种种变化展开，“最近完工的滇缅公路从芒市穿镇而过，土司一定已经意识到，对于那些初入此地的外来者，他的领土很可能被看作是一块蛮荒之地”。

四、苦难辉煌：滇缅公路的战略意义与民族精神

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在战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滇西各族人民仅用九个多月的时间，就将这道抗日战争中的“长城”克期修成。修筑滇缅公路，物资条件非常匮乏，没有现代化的筑路机器，纯属人力开辟。记者杉姆森以为：“在这种复杂地形、粗陋工作、简单设备之下，竟能于一年内造成这种伟大命脉的道路，那是非平凡的建筑可比，亦是建筑纪录上伟大之一页。”

穿越滇缅公路的史密斯记叙了他看到的筑路工人的惨状，但劳工们没有怨言，只是感叹“这就叫国难呀”。修路时，除洪水的侵袭、炸药的悲剧、坠崖的死难等意外事故之外，还有瘴气引发的各种疫病。环境恶劣、筑路艰辛、牺牲惨烈都没挫败中国劳苦大众，正如萧乾在描写龙潞段上的一位老人时所写的：“生活是那样苦，他却永远笑着。”

1942年1月，《纽约客》“档案”栏目连载了上下篇的人物专访《胡适的火枪手》（Hu Shih’s Musketeer），记叙了传奇的货车运输专家丹尼尔·艾斯坦（Daniel Arnstein）如何使用美国的货运方式管理滇缅公路，使租借给中国价值十亿美元的物资得以运送至战火前线。因贡献卓越，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将艾斯坦描述为“波尔多斯（《三个火枪手》中的硬汉）再世”。胡适称：“当我撰写中国历史时，艾斯坦先生的名字一定会在里面。”艾斯坦在《改善滇缅公路运输建议书》中多次提出对于商用车辆限制的建议，比如牌照登记、司机执照、行车运费等。他对于行车管理提出：“任何增加滇缅公路运量之建议，必须以军事当局对该路有绝对统治权力为先决条件。”随后，这位美籍交通管理运输专家便被国民政府聘用，让他来实施他的改善方案，对滇缅公路的运输进行改善工作。从某一方面讲，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像胡适这样的知识界领袖也对西方的影响做出了极为正面的回应。但是不得不说，类似这样的“先进”管理经验的援助却“将其（西方资本主义）鄙劣的一面与其有益的一面混淆在一起”，使得非西方国家在利害得失的计算中，对“西方权力扩大带来的文化传播”变得毫无意识。虽然实现“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这一目标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西方权力实质性的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往往使得非西方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现代化理论则理所当然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配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意识形态辩护”。

旅行家史密斯曾对战时滇西永平城外公路交通小官僚的家庭，做出过一幅“西方文明景象”的描绘：订着美国时尚杂志的美丽妻子、西式的晚餐……或许是应了布罗代尔所说的“为了摆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中国首先需要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西方化’”。这种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语境在滇缅公路的舆论建构中似乎处处可见，也使得滇缅公路充满了象征意味。

战时关于滇缅公路的舆论宣传的确极大程度上鼓动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内有民族团结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事实上达成了国家动员的目标。因滇缅公路通畅与否引发的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与支持，在客观上鼓舞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信心。滇缅公路的问题，在当时不仅关系到中国国防、民生，对国际外交与盟军合作，也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条公路，不仅与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

向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