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康熙这个人

第一节　顺治的情史与“遗产”

顺治情史与“顺治出家”

《鹿鼎记》第一回是从《明书辑略》的文字狱开始讲述的，并点明小说的主旨在于“问鼎”与“逐鹿”这两个词。对于康熙，既要从“大帝”这个角度来看其伟大，也要从“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分析。

康熙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称得上伟大的皇帝来讲，首先是从其父亲顺治皇帝那里继承皇位，他既承接了顺治皇帝留下的各类财富，也得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难题。

我们主要围绕两点先来谈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一是小说中颇费笔墨的清宫四大疑案中的“顺治出家”案，从而探究顺治的情史和宗教信仰；二是康熙即位后出手第一个大动作——拿下鳌拜，鳌拜是顺治留给康熙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我们要知道顺治为什么指定鳌拜辅政，从而探究鳌拜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顺治皇帝，本名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的第三位皇帝，也是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他的出生地在现今沈阳故宫的永福宫，生母为孝庄文皇后，也就是博尔济吉特氏。顺治6岁登基，还是一个稚嫩孩童，当时的朝政由他的叔父摄政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打理，这便是所谓的“辅政”。

顺治元年（1644），清军大举入关，最终入主中原，并将都城迁到了北京。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出塞打猎，死在滦河，顺治这才有机会提前亲理朝政。

顺治共有过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顺治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当时由多尔衮做主订婚并聘娶。如同绝大多数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一样，强扭的瓜不甜，顺治与皇后性格相拧，后来顺治就废掉了皇后，将其降为侧妃。另一位皇后也是博尔济吉特氏，依然夫妻关系不和谐，这个女人不简单，能够忍辱负重，还能察言观色，得到了太后的支持，最终没有被废掉，史称孝惠章皇后。

顺治的性格不稳定，多愁善感，喜怒无常，情绪起伏多变。一个男人的成长与成熟往往需要一位合适的伴侣，顺治运气还算不错，遇到了他视为知己的董鄂妃，即后来追封的孝献皇后。

年轻的顺治帝对董鄂妃可谓一见钟情，这位少年天子对董鄂妃恩爱逾常。

董鄂妃出身阶层较高，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被册封为“贤妃”，一个月后，顺治就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为由晋封她为皇贵妃。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表达内心尊重和爱慕的最直接方式可以体现在他为迎娶她而举办的婚礼上。顺治为董鄂妃举行的册妃典礼可谓隆重至极，甚至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恩诏大赦天下，这一超乎寻常与惯例的做法是有清一代近300年历史上仅有的一次。

顺治对董鄂妃的激情与热情是少年人遭遇爱情时的正常反应，因为那一年顺治才19岁，董鄂妃18岁。

爱情结晶于第二年便诞生了，董鄂妃生下的这位皇四子被顺治爱屋及乌地称之为“此乃朕第一子”。皇帝最爱的儿子，自然有成为太子的可能，可惜这个爱情结晶仅在世上生存了不到三个月，悲恸欲绝的顺治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为他修建了高规格园寝。

“情深不寿，慧极必伤”，原本就体弱多病的董鄂妃因子夭折而被打击得一病不起，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病逝于承乾宫，年仅22岁。史官记载顺治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因染天花驾崩，享年23岁。也就是说董鄂妃病逝100多天后，顺治也去世了。

“后至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经卒业，习书未久即精，朕喻以禅学，参究若有所悟。”这是顺治为悼念董鄂妃所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的一句话，从中可以看出，顺治与董鄂妃不仅是男女之间的性吸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默契共鸣：共同学习《四书》和《易经》，铺纸研墨练习书法，对禅学都有一定认知与领悟。

文中提到的“禅学”则是“顺治出家”传闻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从当时事态发展的速度和细节察觉后来许多传闻的端倪。

确切地讲，顺治接触宗教以来，起初几年受汤若望耶稣会影响较大，生前最后四年间则明显倾向于佛教。顺治对汤若望信任至极，在病危议立嗣君时，考虑到皇子年龄太小想立皇弟，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为由支持立玄烨，从而使顺治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称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汤若望当然是希望顺治皈依天主教，但因顺治后来已信佛教而没有受洗。

我们来看看顺治生命的最后四年与佛教发生的关系。

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与憨璞和尚一见如故，他对佛教的兴趣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萌发的。次年，顺治传召高僧玉林琇进京，并封其为“大觉禅师”，顺治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法名行痴。董鄂妃病逝，顺治陷入了世人皆会面临和体验的痛苦之中，沉陷情海不能自拔的顺治无意于枯燥的政治，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并由茆溪行森剃度，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光头天子”。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回宫当晚即爆出染上天花的传闻，高烧不退的顺治于五天后驾崩。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一书中有注明：“顺治出家五台山一事，清代民间盛传，成为‘清代四大疑案’之一。”为了厘清这个传闻，我们需要关注两个细节：一是顺治得的这个“天花”到底是什么病，为何染上后五天就会离世；二是小说中写康熙先是派韦小宝代其在少林寺出家，后又派韦小宝前去五台山保护顺治，那么史实中的康熙是否可能在五台山见到父亲顺治。

病毒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常客，天花曾是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这种烈性传染病在当时无特效药可治，如果能够痊愈，便终生免疫，但也会在脸部留有麻子般的疤痕，因此被称为“天花”。按照现在的医学常识来看，顺治五天即死的速度确实有些过快，但也并非不可能。

李夏恩曾说：“还有什么比宫廷阴谋更能引起世人的兴趣？在平凡世人的眼中，在重重宫闱的深处，就是至高权力的隐秘所在。但高高的宫墙隔绝了窥伺的目光，只有在史官隐晦的记录和稗官野史中才透露出蛛丝马迹。这些细碎的痕迹，就像咀嚼食物剩下的残渣。正因如此，幻想才有可乘之机，用种种可能性填补无法窥见的未知领域。传说也因之而生。”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亦如此。

这个传说最早见于一位清初大诗人的作品中，此人就是后来因写《圆圆曲》而闻名的吴梅村。吴梅村擅长根据历史事实写诗，因而其诗被人称之为“诗史”。

许多人在研究他写的《清凉山赞佛诗》时发现字里行间似是暗指顺治未死，尤其是其中两句：“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这就如史学家陈垣所言：“一般传说之顺治出家问题，如果认其果有其事，固属不可，若谓其绝无根据，似亦不妥。故吾人可说：‘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金庸先生也不过是借顺治向佛的事实，借传闻而演绎道：“行痴原是个至性至情之人，只因对董鄂妃一往情深，这才在她逝世之后，连皇帝也不愿做了，甘弃万乘之位，幽闭斗室之中。”

顺治染上天花的那天，还亲临悯忠寺观看他安排的心腹太监吴良辅的出家仪式。悯忠寺现在叫法源寺，位于北京市教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前街，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有没有觉得这个历史细节与《鹿鼎记》中的哪个情节非常相似？

没错，康熙也是安排他最信任的“小太监”韦小宝出家，其目的是前去照顾和保护顺治。韦小宝不负期望，在五台山保护了顺治，并见证了顺治与康熙父子相见的现场。“康熙悲喜交集，直冲进房，抱住行痴双脚，放声大哭。行痴轻轻抚摸他头，说道：‘痴儿，痴儿。’眼泪也滚滚而下。”“呀的一声，房门打开，行痴携着康熙的手走出门外。父子两人对望片刻，康熙牢牢握住父亲的手。行痴道：‘你很好，比我好得多。我很放心。你也放心！’轻轻挣脱了他手，退入房内，关上了门。又过了片刻，喀的一响，已上了闩。康熙扑在门上，呜咽不止。”这也是康熙在整部《鹿鼎记》中最让人怜惜的一幕，任谁多么强大，见到亲生父亲也还是一个孩子。

顺治和康熙在继位初期皆为寄人篱下，难免有孤苦伶仃之感。

顺治6岁登基，摄政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死后才亲政，那时已是顺治八年（1651），他刚好14岁。康熙8岁登基，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康熙六年（1667）开始亲政，也14岁。

应该讲，顺治身受亲属长辈辅政之苦，因此给康熙安排的四大辅政大臣都不是康熙的亲属长辈。以鳌拜的身世和自立功勋而言，作为辅政大臣也算得上名副其实，只是鳌拜后来所为令人始料未及。

继承皇位与擒拿鳌拜

鳌拜出身贵族，满洲镶黄旗人，是后金开国五大功臣之一费英东的侄子。他的一生要一分为二，前后天渊之别。

我们先来看他军功显赫的前半生，那时候的他最为人称道的三大战功是皮岛之战、松锦会战和西充之战，因军功显赫而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可不是韦小宝那样“浪得虚名”“混得爵位”。

《鹿鼎记》中康熙让韦小宝调动奉天驻防兵马去剿灭神龙岛时升韦小宝为“一等子爵”和“巴图鲁”，此“巴图鲁”和鳌拜的“巴图鲁”差得可真不是一星半点。

鳌拜不仅战功卓绝，而且颇有政治敏锐性，始终都是皇太极的心腹。皇太极逝世后，鳌拜牵制多尔衮，这才有了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也就是说，顺治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鳌拜功不可没。这个连锁逻辑的重要性很简单：鳌拜确保了顺治能当上皇帝，这才有了以后康熙接替皇位的可能性。顺治亲政后，鳌拜再次成为皇帝的心腹也不足为奇了。

无论讲封建君臣的忠诚，还是讲军事能力和政治抗压力，鳌拜都超人一等，顺治指定他为自己继承人的辅政大臣自然是极为放心的。但后期的鳌拜由于摆资格、炫军功、显傲气，擅权自重，日益骄横，走上了专权的道路。康熙之所以要杀鳌拜，事出有因，我们就拿《鹿鼎记》中描述的一件事情来看两人之间的矛盾。

刚进宫的韦小宝偷溜进康熙的书房时，无意中撞见康熙和鳌拜因如何处置苏克萨哈而发生冲突与对抗。也是这一次，韦小宝才知道小玄子原来就是康熙皇帝。

鳌拜当时说：“回皇上：苏克萨哈蓄有异心，他的奏章大逆不道，非处极刑不可。”康熙不置可否。鳌拜又道：“皇上刚刚亲政，苏克萨哈这厮便上奏章要‘致休乞命’……这是说皇上对奴才们残暴得很。”皇帝仍不置可否，鳌拜继续道：“奴才和王公贝勒大臣会议，都说苏克萨哈共有廿四项大罪，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幼主，不愿归政，实是大逆不道。按本朝《大逆律》，应与其长子内大臣察克旦一共凌迟处死；养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二人，皆斩决。其族人前锋营统领白尔赫、侍卫额图等也都斩决。”康熙认为处罪太重，鳌拜道：“回皇上：皇上年纪还小，于朝政大事恐怕还不十分明白。这苏克萨哈奉先皇遗命，与奴才等共同辅政，听得皇上亲政，该当欢喜才是。他却上这道奏章，讪谤皇上，显是包藏祸心，请皇上准臣下之议，立加重刑。皇上亲政之初，应该立威，使臣下心生畏惧。倘若宽纵了苏克萨哈这大逆不道之罪，日后众臣下都欺皇上年幼，出言不敬，行事无礼，皇上的事就不好办了。”

鳌拜咄咄逼人，几无掩饰，他对于康熙提出的想法不屑一顾，说是“这几句可是小孩子的话了”，还居功自傲道：“奴才当年跟随太宗皇帝和先帝爷东征西讨，从关外打到关内，立下无数汗马功劳，汉字不识一个，一样杀了不少南蛮。这打天下、保天下嘛，还是得用咱们满洲人的法子。”

韦小宝作为不知内情的人，都觉得鳌拜“说话的语气很是骄傲”，“出言不敬，行事无礼”，只觉得“单听你的声音，就知你是个大大的奸臣”。韦小宝发现鳌拜“越说声音越响，语气也越来越凌厉”，“只见一条大汉满脸横肉，双眉倒竖，凶神恶煞般的走上前来，双手握紧了拳头”。

《鹿鼎记》中设计韦小宝无意中听到康熙与鳌拜因苏克萨哈之事而起争执具有偶然性，也很戏剧化，但与史实并不冲突。

没有哪个皇帝能忍受得了臣子如此顶撞自己，更何况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即使那时候康熙才13岁。

后来，康熙擒拿鳌拜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了，康熙在诛鳌拜诏中称：“妄称顾命大臣，窃弄威权。”也并非是欲加之罪与言过其实。

第二节　康熙的婚姻家庭与性格才干

康熙的婚姻家庭

韦小宝被软禁通吃岛多年，直到施琅收复台湾，康熙才下令召回韦小宝去攻打雅克萨。两人再相逢时，康熙笑问韦小宝生了几个孩子，并得意地说：“这件事我可比你行了。我已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实际上去掉早夭的孩子，当时他已有九个儿子、四个女儿。

根据唐邦治所编《清皇室四谱》及《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有后妃30人，史上有康熙“九妃连珠”和“八嫔临御”的说法，这是何等旺盛的精力，或许这就是基辛格先生所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进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斯认为，女性往往偏好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这是因为古往今来，社会地位总是判断生存资源控制量的最通用的线索，而社会地位所伴随的各种资源，同样也意味着基因繁殖的效率。

康熙皇帝在当时中国男人中的地位和所掌握的资源不言而喻，他共生下56个子女，其中20个女儿中仅8人长大成人，36个儿子中20人长大成人。

康熙皇帝和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在婚育问题上基本上一致：结婚早，生育早，自己身体都尚未发育完全，生下的孩子天生缺陷率很高且夭折的也多。康熙首婚时才11岁，13岁就生下了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不到3岁便夭折了。

与古代皇帝纵向比较，康熙属于长寿者，活到了69岁，在位长达61年。他曾自言：“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康熙之后，清代诸帝在位时间没有超过他的。皇帝在位时间长短，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登基早晚，比如政局形势，比如寿命长短，等等。因父亲早逝，康熙8岁当皇帝，14岁亲政，典型的政治早熟，少年老成。

康熙有一字留存至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那便是写给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的“福”字。这个福字碑现位于北京恭王府秘云洞内，上盖“康熙御笔之宝”。

孝庄聪慧能干，富有谋略，一生历经清初三朝。孝庄竭尽全力巩固了顺治的帝位。顺治驾崩后，孝庄又辅佐康熙。康熙日后曾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

无论是其先天勤奋好学的推动，还是后天客观形势的逼迫，康熙自身的性格与才干必然是构成其在位时大有作为的重要内因。

康熙的性格才干

康熙于1654年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父顺治时年17岁，母亲孝康时年15岁。“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之意。

现在人们对康熙的评价较为一致，他勤奋敬业，奋发有为，在他执政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鹿鼎记》第五十回也就是小说的最后一回，康熙好像在问韦小宝，其实是他对自己事业的开创阶段的总结：“我做中国皇帝，虽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们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关于这些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如果说功过留待后人评说的话，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些评价。

毛泽东说：“康熙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对康熙的认识和评价的意义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相提并论的。金庸先生也持此观点，在《鹿鼎记》中对康熙的描写基本上也是如此体现的，他在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前接受采访时说：“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民族大团结了，中国就强大、进步；什么时候大搞阶级斗争，搞民族争斗，中国就羸弱、倒退。”

日本人公开表达对康熙的崇拜，他们精心翻译了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并敬称康熙为“上国圣人”。

《康熙朝起居注》中也记录了康熙多次评论日本人，他称日本为“倭子国”：“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自信强大的康熙早已看透日本的本质，这一点显然金庸先生是了解的，所以《鹿鼎记》中的康熙与韦小宝谈起罗刹国的情况时说“世上有两个国家，出了名的欺善怕恶，一是日本，二是罗刹”。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此种评价中西方基本一致。

金庸先生在《金庸作品集》所作新序中坦承：“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他在台湾金庸茶馆回答读者提问时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

康熙之所以能够得到古今中外诸多肯定与赞誉，除了他能坐上皇帝宝座的“天命使然”或顺应封建王朝的“历史运数”，就一个人的成长而言，他一生取得的成就与他自小勤奋、终身学习、眼界开阔、融会贯通、格局广阔有直接关系。

史载康熙“天表英俊，岳立洪声”，法国传教士白晋说：“他威武雄壮，仪表堂堂，身材高大，举止不凡。他的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虽然脸上有一点天花留下的痘痕，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美好形象。”清人许洽的《眉叟年谱》中有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白描，虽简略，但可信度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

康熙5岁开始识字读书，勤奋好学的天性很快就展现出来。人们常觉得小孩子勤奋好学并不罕见，实际上中国历朝皇帝儿时勤奋好学的真不多。

《鹿鼎记》中，韦小宝斥退威逼康熙的鳌拜以及后来同康熙用计生擒鳌拜，两次事件的场景都是在上书房，其意也是在突出康熙勤奋读书，时常出入书房，这似乎在暗示读者，勤读好学是康熙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曾谈论自己儿时的学习情况，8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由此可见，他觉得学习是快乐的事情，如他自己所言，“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

康熙并非自夸，史料记载他对“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康熙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对西方文化萌发了兴趣，作为东方帝国的皇帝，他谦虚地向来华传教士请教和学习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等诸多领域的先进科学知识。

康熙将自己对天文、地理、古生物、动物、植物、医药、哲学等科学文化现象的调查及实验所做的笔记结集成册，名为《康熙几暇格物编》。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康熙：“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读他《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中写道：“玄烨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的统治时间不仅仅是最长的，而且也是最具有活力的，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更是最复杂的。也许同时他是冷酷而且粗心大意的，在判断的时候会犯错误，但是他拥有敏锐的自我分析能力以及对帝国的使命感，这都标志着他是少有的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人！而且被众多历史学家（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史家）所注意的是，康熙的统治可与法国的路易十四以及俄国的彼得大帝相媲美，而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标志着前工业时代，传统君主王权的最高阶段。”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把康熙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以及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相提并论，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完全等同。康熙作为当时世界大国的君主在世界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并不存疑。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应该具有辩证的眼光，鉴于横向比较最能说明特征与问题，我们就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俄国彼得大帝为例，与康熙皇帝做横向比较，以帮助读者形成一个在当时国际版图上康熙的立体具象。

第三节　康熙与同时期其他大国帝王的比较

康熙皇帝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兰斯加冕的前一个月，康熙刚在东方诞生。路易十四登基的年纪比8岁登基的康熙还小3岁，他在位72年，比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还要长十余年，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有确切记录的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鹿鼎记》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路易十四，但历史上他与康熙皇帝有着长达几十年的神交与间接联系，这种神交与间接联系得益于航海时代的开启，其中传教士功不可没。

17世纪起，大航海时代连接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航线，传教士们作为西学东渐的先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时候的耶稣会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是地球上被治理得最好的帝国。中国的皇帝——作为中国权力的中心——普遍热爱哲学和艺术，并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来管理庞大的帝国。

中国帝王的这种形象一度深入西方社会人心，伏尔泰当时甚至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使入侵者采用他们法律的国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仅康熙一朝，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就达到50多位。

这里对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的交往做一些浪漫的回顾，以期寻得两人的默契与相似。康熙皇帝爱听曲，尤其是昆曲；路易十四喜欢芭蕾舞，一生中甚至在26部大型芭蕾舞剧中担任主角，并在巴黎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康熙年间，珐琅与青花瓷得到很大发展，他重修了汉族宫殿建筑精华的紫禁城的三大殿，且把宫殿的整体色调逐渐调整为金黄色、赤红色和青蓝碧绿色，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路易十四亲政第一年就启动了工程浩大的凡尔赛宫修缮工程，使其最终成为欧洲最宏大豪华的宫殿建筑，金碧辉煌、雕花浮雕，尽显奢华；等等。

路易十四对康熙皇帝的倾慕是主动而热情的，内敛沉稳的中国式帝王康熙虽未示以奔放，但也颇为享受西来的愉悦。比如康熙本来不喜饮酒，但在晚年对传教士所进葡萄酒情有独钟，并说“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儿服人乳之力”。台北“故宫”至今仍藏有一件康熙下令江西巡抚郎廷极派家人护送西洋人殷弘绪所进葡萄酒等物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此折奏来的甚是，以后你有西洋人有进之物，折子上写明并奏闻。”

路易十四一度在欧洲引领起中国风的时尚热潮。早在康熙九年（1670），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里建造了特列安农瓷屋（中国青花瓷宫），其中包含三座精致靓丽的单层亭子，宫内梁柱墙角与屋顶都贴着五彩缤纷的瓷砖，并以白底蓝花的青花瓷器与豪奢的绸帐流苏装点。西方家具大师安德尔·夏尔莱·布尔转变设计风格，在宫内的诸多角落摆放中国家具，展现出东方文明的厚重与高贵。宫中还有中国的园林设计布置，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假山伫立，拱桥秀雅。

这是一种强国君王之间“惺惺相惜”的文化气场达成的默契与共鸣，绝非对东方古国的幼稚猎奇。

两位大国君王之间的共鸣当然不仅局限于个人爱好与享受。

康熙二十六年（1687），路易十四专门派出传教的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五人抵达中国。十年后，也就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白晋奉康熙旨意回到法国，并将他在中国的经历撰写成十万字的报告呈递路易十四，后来又将这个报告以《康熙帝传》为名公开出版发行，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

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来的使者也带回了无数珍贵的典籍，现在还有4000多部珍藏在法国皇家博物馆中。

鱼宏亮研究认为，传教士为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架起的这种沟通的桥梁，在多方面对双方产生重要影响。康熙对传教士的关注、信任也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

康熙时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重点是影响中国上层社会，传教士往往都具备一定科学知识和技能，并以科学传播为沟通交流的媒介。同时，他们对天主教教义的宣扬也充分考虑了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将天主教教义融入中国传统儒学体系，在符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规范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传播。当然，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之间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传教士对两者的分歧和冲突都隐而不谈。

罗马教廷派特使多罗和嘉乐两人先后来华，向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众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公开化。清皇权不容任何力量削弱和染指，因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

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终止，亚欧大陆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封闭期。某种程度上是两种文明擦肩而过，颇令人遗憾，但也是两种文明最终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信号。一个多世纪以后，东西方再次打开门户时，时过境迁，已是另外一幅天翻地覆的景象。

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的交流中，还曾有过一个值得注意的小插曲：路易十四曾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出一个使团从陆路经俄罗斯前往中国。当时的俄罗斯坚持任何西方国家使团除非持有所属国官方文书才可从俄罗斯通行，法国使团只好派员返回巴黎办理相关文件。这次，路易十四给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分别写了一封信，给彼得大帝的信的内容无非是希望给自己派出的使团提供过境便利，而给康熙皇帝的信则颇有意味。

路易十四这封写给康熙皇帝的书信现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处“亚洲记忆与文献特藏”，中译文来自郑如芳，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康熙皇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时，中国人民方得一见，此信全文如下：“至高无上、伟大的王子，最亲爱的朋友，愿神以美好成果使您更显尊荣。获知在陛下身边与国度中有许多饱学之士倾力投入欧洲科学，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以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但海路之遥不仅分隔您我两国，亦充满意外与危险；因此为了满足陛下，我们计划派送同样是耶稣会士，即我们的数学家们，以及叙利伯爵，以最短与较不危险的陆路途径以便能率先抵达您身边，作为我们崇敬与友谊之表征，且待最忠诚见证者叙利返回之际能发表您一生非凡的作为。为此，愿神以美好的成果使您更显尊荣。1688年8月7日写于马利。您最亲爱之好友路易。”

这个由路易十四派出的陆路使团，最终还是因为俄罗斯的阻挠没有如期抵达中国，也就是说，路易十四情真意切的亲笔信并没有递到康熙皇帝手中。

而阻挠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这次重要交流的彼得大帝，将构成与康熙皇帝另一种类型的比较。

康熙皇帝与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鹿鼎记》中写到韦小宝第一次随苏菲亚公主到莫斯科时，“但见那莫斯科城城墙虽坚厚巨大，却建造得甚为粗糙，远望城中房屋，也颇污秽简陋，别说不能跟北京、扬州这些大城相比，较之中土的中小城市，也远为不及。只几座圆顶尖塔的大教堂倒还宏伟”。韦小宝立刻瞧不起了，心里想：“狗屁罗刹国，什么了不起？拿到我们中国来，这种地方是养牛养猪的。亏这公主一路上还大吹莫斯科的繁华呢。”《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回到北京的韦小宝还对康熙说：“北京比莫斯科热闹好玩，跟随皇上办事，又比跟随那两个不中用的罗刹小沙皇，风光多了。”

两个首都之间的比较有根有据，并非空穴来风。后来改变罗刹国落后面貌的恰恰就是韦小宝提到的“两个不中用的罗刹小沙皇”中的彼得，后来也被称作彼得大帝，就是他带领俄罗斯从落后跃升强大。

这次我们收敛浪漫的思绪，回归理性，从两者都取得过举世瞩目的现实成就的相似方面展开叙述，主要挑选三个视角：文化、科技与军事战略。

文化方面的改革。康熙亲政后采取“以汉治汉”的策略，倡导“以文教治天下”，终极目的是巩固政权，毕竟满族入关后取得的成果想要长久保持就必须在意识形态和体制框架方面有上层建筑的规划。彼得则用欧洲文化来更替俄国的旧传统，比如他把俄罗斯的传统服装彻底改成了西欧风格。

科技方面的进步。康熙和彼得都设立了皇家的算学馆或科学院，尤其是俄国的国家科学院绵延至今，依然发挥着促进社会长足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清朝的算学馆只是完成了历法编纂等具体的工作后便取消了。康熙自身具有科学的意识和知识，但是他并没有把科学推广到民间。

军事方面的成就。康熙一生功绩斐然，《鹿鼎记》中提到的就有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击败准噶尔等。彼得向北欧强国学习，把俄国军队打造成欧洲标准的一流军队，并相应地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军事制度，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升级。

两者都倾向于扩张，在位期间国土都比之前有所扩大。康熙执政时期，平定了蒙古和新疆，并收复了台湾。彼得的领土扩张策略是从地域逐渐侵蚀并最终开始世界性的侵略，他反中国的老话“兔子不吃窝边草”而行之，想方设法侵吞俄罗斯周边土地，最终暴露出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

然而，战略眼光不是眼下的轰轰烈烈与红红火火那么简单热闹，战略眼光的差异需要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检验，并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康熙皇帝1722年驾崩，彼得大帝仅在这之后三年去世。两人犹如两艘航空母舰的总指挥，失去总指挥的两艘航母在接下来的世界潮流中驶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俄罗斯走上了近代化的快行道；而康熙在世开创的丰功伟绩却无法遮掩他的封建落后，中国与世界工业革命浪潮擦肩而过，迅速衰落成夕阳老人，尤其是后来还被俄罗斯侵略，马克思都不禁慨叹：“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两个大国历史走向的不同，原因众说纷纭，我们这里只想从康熙和彼得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切入分析。前面讲过康熙勤奋好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他对西学的学习热情传遍西方世界。例如，发明微积分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赞叹：“现世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位空前伟大的君主。……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在他之前，整个中华帝国境内大概还无人对此有所了解。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难耐心潮澎湃的莱布尼茨还提笔写信，这封写给康熙皇帝的信中直接表达了他加入中国国籍的诚意。

就在莱布尼茨盛赞康熙的同一年，也就是1697年夏天，彼得率200余人赴欧考察，他在印章上镌刻着：“我是一名学生，现在前去拜师。”彼得率众访问了欧洲各大强国，全面学习欧洲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彼得有一股子诚挚的热情，考察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实干，比如荷兰当时拥有欧洲一流的造船中心，彼得就在船厂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与大家一道，撸起袖子，亲力亲为。历时两年的欧洲游历与学习，打开了彼得的眼界，也坚定了他的信念和眺望的方向。返回俄国后，彼得又精挑细选出年轻好学的俄罗斯人去东欧考察学习。联想到前面我们提到路易十四也曾派遣使者到中国来，但是没有看到康熙礼尚往来地派员去法国，更别提去当时诸多正在崛起的发达国家观察和学习，这不可谓不是一种莫大的嘲讽。

学习决定命运，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也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说康熙的学习丰富了他个人的知识结构、提高了他个人的综合素质、增长了他个人的执政能力，那彼得的学习在他的基础上还提高了许多俄国人的综合素质、丰富了整个俄国的知识结构、增长了整个俄国体制全面进步的能力。

这就是两位勤奋好学的君主在学习观上的差别，没错，是学习观。在红墙黄瓦的深宫里，聪颖的康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沉醉于西学的海洋中时，彼得已走出高大宏伟的宫殿，不辞辛苦地远走欧洲寻找国家的出路，他既有姿态，又有实效，全面重构了俄罗斯的精神与体制。

一个是封建王朝的灿烂余晖，一个是帝国主义的清新晨光。我们不能完全责怪康熙的“狭隘”，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更有被一种庞大的、不易察觉的、无所不在的传统理念和氛围裹挟的无奈。

梁启超、邵力子等人对康熙没有那么宽容，直言其“窒塞民智”。确实，康熙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医学，但目的不是倡导科学，我们可以从他请传教士的目的中窥见他的真实想法。

传教士张诚的日记中对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有所记载。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实质上是为了“窒塞”中西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席宗泽院士在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曾举过一个小例子：“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以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汉人复制、改进，满族统治集团就不能垄断了。”

这种观点在对康熙和彼得执政的两个大国后来走向上的比较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鹿鼎记》第三十六回描写的是韦小宝在莫斯科如何协助苏菲亚公主夺取执政权。金庸先生写道：“苏菲亚的父亲阿莱克修斯·米海洛维支沙皇娶过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子女甚多，前皇西奥图三世和苏菲亚公主都是她所生，另有个小儿子叫做伊凡。第二位皇后娜达丽亚年轻得多，只生了一个儿子，便是彼得。”

韦小宝给苏菲亚出主意，使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苏菲亚入驻克里姆林宫后却依然无法掌权，“原来罗刹国向来规矩，女子不能做沙皇。皇太后娜达丽亚虽然已死，仍有大批将军拥戴小沙皇彼得，坚决不肯废了他”。“连日来克里姆林宫中会议，王公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拥戴苏菲亚，一派拥戴彼得，争持不决。拥戴沙皇彼得的，都是手握实权的将军大臣，生怕女沙皇登位，另行任用新人当权；而拥戴苏菲亚的，则是一批不得意的贵族和商人，只盼新主上台，自己有油水好捞。”

韦小宝想到顺治小时候的权力都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便跟苏菲亚说：“你不能做女沙皇，就先做摄政王。”“苏菲亚大喜，命人去请弟弟伊凡到来，又将小沙皇彼得从酒窖中放了出来，两人并为大小沙皇。她自己坐在两个弟弟的下首，百官奏事，升赏黜陟，都由摄政女王裁决。其时伊凡十六岁，彼得十岁，年幼识浅，一切全听姊姊的主张。”

苏菲亚主政末期，也就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俄方落款是“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暨东、西、北各方疆土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约翰·阿列克歇耶维赤及彼得·阿列克歇耶维赤”，不久，彼得亲政。“俄罗斯”也是从这时起成为大清帝国对这个北方邻国的正式称呼，至今未变。苏菲亚又在十年后密谋乘彼得在国外之机复权，但彼得及时赶回平乱。苏菲亚被令正式为尼，六年后去世。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檐曝杂记》一书的“俄罗斯”条中写道：“康熙中，圣祖尝遣侍卫托硕至彼定边界事。托硕美须眉，为女主所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十八条，皆从枕席上订盟，至今犹遵守不变。”此段记载与韦小宝和苏菲亚的情路历程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