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请回答1977

第84封情书:一名60后女文青的青春往事 作者:骆淑景 著


致青春


1.请回答1977

昨夜,我又梦到高考了,那场景很清晰很清晰。依旧是有许多题不会做,看看数学题没做完,物理又不会。翻开哪本书,都有大半本没复习到,心里很着急。一急,我就醒来了,醒来后还心有余悸,摇摇头,确认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吁一口气。心想,这一辈子都不用高考了,一下子就轻松了。

每次的梦,地点不同,情景不同,但梦中暗示的忧愁、焦虑却是一样的。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梦,包括一些考上大学的女生。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干活。一个妇女全劳力每天能挣8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每天能挣5分。白天下地挣工分,晚上学打毛衣,生活过得平静而快乐。10月份,我在苇园地拽豆子、在前河畔掰玉米、在老坟边摘棉花、在后村崖上夹柿子。这一个月我一共挣了120分。豆子、棉花、玉米、柿子是论斤称,我是快手,干这些活我不吃亏。

10月下旬的一天,父亲下工回家对我说,他今天碰见城里一个老亲戚,到后岭上七里坡给他女儿借书。亲戚说国家恢复高考了,想让女儿复习考大学。他听说七里坡的董子安以前上过高中,后来搬到乡下了,课本可能还保存着,就跑20多里山路去借。两天后,我们村在公社高中教书的老余也证实了恢复高考的说法。老余是洛阳人,早先下放到我们大队教书,后来又升到公社高中,他和我父亲关系很好。老余说,这次不论成分了,只要达到高中文化程度,都可以参加。他鼓励我也参加考试,还给我找了一份以前的高考卷子。

平地一声春雷,我心里泛起阵阵涟漪。从小学到高中,没有人对我说过考大学的事。有时学习用功了,其他同学还讽刺说:“学那有啥用?你还想考大学吗?”现在,真的时兴考大学了,这不是做梦么?

但怎么考,考什么,我们都一无所知。

父亲替我选择了理科。他说,学文科危险,过去历次运动,很多写文章的人都被打倒了,还是学理科保险。当时流行一句话,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我的理科知识近乎零,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是没有课本。我上的两年高中后来叫“戴帽高中”,物理课学的是《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和化学课学的是《农业基础知识》,数学课学的是“优选法”,上课就是去丈量操场,去猪场称猪,或者勤工俭学,上山背木头,下河挖鱼池子。语文课上唯一能让我记得的,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我到城里找来表姐的课本,物理的,还有数学的。表姐是1972年毕业的高中生,并且她上的是县一高,正儿八经的学校。表姐不愿意参加高考,她不相信“不论成分”,还笑话我是“异想天开”。

表姐的课本很薄,但我啃起来还是很吃力。

匀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质量和重量,牛顿定律,万有引力,电与磁。我在小本子上字迹恭正地抄写着一个个公式、一条条定理。数学里的因式分解、等差数列、等比数列、三角函数、对数,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离高考还剩10多天时,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邻县复习。三舅在邻县一所高中教数学。距离174里路程,有很多上坡下坡。那时汽车很少,一天只有一趟班车,车票很难买。因此,父亲就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去,遇到下坡路父亲带我,遇到上坡路我下来帮忙推车。早上天蒙蒙亮时上路,下午4点我们才到。

在三舅那里待了10天,他们上课,我去听,但我听不懂,下课问老师,也没法问。若是某些方面不会,或某个题不会,可以问。全部都不会,怎么问?这次复习,我好像只弄懂了电流是安培,电阻是欧姆。

12月的一天,我坐在县一高某个教室的考场上,茫然无措地做题。前面第一排坐着我们学校的物理教师孙保, 他那时30岁。他似乎做得很轻松,不长时间就搞定了。前后左右离他近的几个同学都蠢蠢欲动,有几个还真抄上了。但我离得很远,根本不可能抄上。浑然中,时间就到了。

记得语文卷子上有一题是:“给下面一句话注音: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下来后我查了字典,心里很懊恼,声调错了几个。作文题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之前我也看了一些报纸,报纸上说全国各地争相把本地最好的物资运到北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女工怎样织最好的毛主席绣像的新闻。但写作文时我怎么就没有用上呢?

那一年,物理老师孙保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全县一共有5个人考上本科,他是其中一位。那两位抄上的同学也分别考上了大专和中专,剩下的全是陪衬。我们大队只有父亲在教育局工作的何粉考上了洛阳医专。她知道消息早,复习也早。那一年,我们班50多名同学有10多人参加高考,没有一个考上。全县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中专)的人,被写在一张红纸上,贴在县委门口。4.7%,是那一年的全国录取率。我们这个教育落后的山区小县,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

第一次没有考上,在我意料之中。进进场,试一试,感受一下。随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复习。新年过后,我又回到原学校复习。县里最好的高中是县一高,但我没有在县一高上过学,也没有熟人介绍,只好在母校复习。学校的老师,原来都是教初中的,后来升到公社高中了。比如余老师原来在本村教初中语文,胡老师原来是教我初中英语的。他们现在都是我的高中老师。

我要复习,但生产队不同意。他们已把我算作一个劳力了。母亲去跟队长说好话,让她一晌不落地参加生产劳动,换取我去复习的机会,队长才勉强同意了。

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有的同学在学校附近的村里找房子。我们几个没有住校的,早上从家里步行到学校,自带干粮,比如玉米面馍馍,中午在学校接点开水,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吃饭。15里路,晃晃悠悠在路上就耗去不少时间。

随后,余老师给我们几个找了一间寑室。寑室里跳蚤凶猛,好像几年没吸过人血的样子。进寑室前,我们把裤腿挽得老高,但跳蚤“嘭嘭嘭”几下就跳到大腿根了。

半年后的1978年7月,我又坐到了县一高的考场上。语文、政治感觉考得还可以,数学也还做了不少题,但物理一上来就把我唬住了,个个都似曾相识,个个都条理不清。后来据余老师说,我这次考了240分,距中专分数线只差5分。

回到村里,支书的女儿指桑骂槐地笑话我。在地里摘棉花时,她嘴一撇,眼一挤,高声说道:“哼,我敢说咱村就没有人能考上大学,老坟上就没有那苗蒿!”她说的“咱村”,这时只有我一个人参加高考,经过第一次的冲刷,村里几个高中生都偃旗息鼓了。我忍受着村人的讥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心里暗暗不服气。

正当我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妹妹却成了全大队唯一一个考上了县一高的人。

父母没有埋怨我。父亲鼓励我说:“从头开始,你年龄还小哩。不要听她们胡说。她恁能,咋连考场都不敢进呢?”

随后,我被录到县一高复习。在县一高复习的人太多,学校就在操场上给学生上大课,闹嚷嚷,乱哄哄,黑板上写的字也看不清,老师讲的也听不清。更重要的是,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感觉理亏。在这里上过学的人都很优越,他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充满气势地去找“张老师”“李老师”,问难题,受点拨,得到一些内幕消息。而我则不行,我和他们不熟悉。

我的理科基础不行,上课时老师都是讲重点,别人一听就会了,而我才刚刚入门。正想继续钻研,却下课了。另一节课,又换成其他内容了。我总是赶不上。老师讲完后,会把大量时间留给我们做习题。别人做题,像羊吃草一样,头低下,“哧哧哧”一路往前攻,我却很慢,总是被拦路虎挡住,问同桌,问老师,这一道题解决了,下一个又不会了。我的心很痛苦。

在复习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收获是背诵了大量的古文,如《劝学篇》《师说》《游褒禅山记》《送东阳马生序》《六国论》等,以前课本上没有,现在学到了,感觉很新鲜,很有趣。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的现代散文名篇。

女生寑室是大铺,一溜睡着20多个人。晚上乱哄哄的,夜里12点大家还睡不了觉。你要关灯,她要撒尿,谁也不听谁的。我躲在被窝里,读刚刚买来的复习资料里的好文章。《小米的回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挥手之间》《白杨礼赞》《歌声》。那一年,报刊杂志上忽然发表了许多优美的散文,我如痴如醉地读着,感觉新鲜、清爽。有几个白天,我也不进教室,躲在寑室里读语文。但老师说,语文是“橡皮课”,学得再好也拿不了多少分,考试还得靠数理化。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没办法。我就一边心里不安着,一边逃避着。

火麦连天的日子里,哥哥到学校里为我和妹妹送馍送面。望着哥哥憔悴的脸,我心里一阵难过。我问:“家里怎么样?”哥哥含含糊糊地说:“家里都好,你别萦记,好好复习。”谁知这时候,母亲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得了肾盂肾炎,很严重。80万单位的青霉素一连注射了40多天,她的臀部、手臂、脚上到处都是针眼,臀部隆起几块又青又硬的疙瘩。以后,每到夏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母亲的病再犯了。呋喃呾啶、复方新诺明,成了我们家常备的药。

原来,为了让我复习考大学,母亲带病参加劳动。别人干几天,还可以休息一下,而母亲却不能。割麦,摊场,打粪,锄地,她要一个人顶两个人。由于累积的劳累,母亲终于病倒了。

我在心里自责,都是因为我,母亲才累病了。我不想复习了,我要回家劳动,替母亲分担家务。但父亲和哥哥都劝我,家里有他们撑着,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哥哥说:“咱妈是为了你考学才这样的,你要是半途而废,妈受的打击才大呢。”哥哥还说,每次去学校给我和妹妹送面,他心里都很自豪。他想,自己虽然没有机会上学,但他有两个妹妹都在县里这所最高学府学习呢,他感到自豪。他相信我们都能考上大学。哥哥的话让我欣慰,同时也让我的心理负担更重了。我要是再考不上怎么办?村里人该怎样笑话我挖苦我?我怎么对得起父母?我整天就想着这些问题,闷闷不乐,与此同时又憎恨自己自制力差,心理素质不好。

每天晚上,班上一个成绩好的乡下同学,都要买一个麦面馍,奖励自己。看着他拿着那个长长的、四两一个的麦面馍,我心里很馋。但我不能去买一个吃,因为我的成绩不好,我没脸吃麦面馍,我觉得自己不配吃那种好馍。

这期间我曾想改考文科。比我高一届的两个女生,最早选择英语,她们都考上走了。我选择理科,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找来了全套的文科课本,一看头又有点大。古代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短时间里也不是容易攻下来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继续考理科。

我的前排坐着城里学生李军,他的理科成绩班里第一。老师教的内容似乎不够他学,课后,物理老师还给他开小灶。他拿着厚厚的习题集,做了一本又一本。小个子陶陶是县一高物理老师陶敏的儿子,他和李军坐一桌。下了课,其他人还在埋头做题,但陶陶和李军两个人却在说玩笑话。他们俩你到我头上摸一下,我在你屁股上贴个纸条。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很轻松。我一边听着他俩的玩笑话,一边在心里羡慕。我的同桌小琴文科不好,她拿笔的手是斜着的,字写得像蝌蚪。但她数学好,整天低着头,一道题一道题地做。

我是个用功的好学生。教室熄灯铃响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在点着蜡学习;下课铃响了,我还坐在教室里不出去;临高考科目应试的前几分钟,我还抱着书本在看。但关键是,我的用功效率不高。对于物理和数学,我总是越学越糊涂。

临近高考,我的思想压力陡增。为了我和妹妹上学,家里人省吃俭用,把仅有的一点麦面全送到学校。哥哥一星期来给我和妹妹送一次馍,让我们增加营养。但他每来一次学校,我的心就难过一次。我曾经暗暗发誓,我若是考上大学了,一定要把父母接出农村,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我若是考上大学了,一定要帮助哥哥。但现在我考不上,怎么办?

那年,李军考上西安交大,成为轰动全县的佳话。陶陶也在第二年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我的同桌小琴考上一所省气象学校。班里还有几个和我同等水平的女生,通过各种渠道,或上了本县的师训班,或上了函授,最后接父母的班,可谓“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妹妹是应届生,我在复习班。我自己成绩不好,就希望妹妹能行。如果妹妹考上了大学,我的压力也会小一些。但临近高考了,妹妹却得了猩红热。

一开始,妹妹说她发烧、头痛,她要回家。我很生气,觉得自己不争气,妹妹也不争气。我认为她娇生惯养,受不了症,不想学习了,才寻个理由回家。我把她凶了一顿,她哭着走了。

后来父亲说,妹妹得的是猩红热,急性中毒型,幸亏治疗及时,否则疹子出不来,要憋死人的。

我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小腹发热,双腿发软,像遭了雷击一般。

据说,假如上帝在你面前关闭了所有的门,一定会给你留下一扇窗。

而我的那扇窗,它在哪儿?


2.第一次远行

1983年,新年快到的时候,我穿着一双绿布鞋去了武汉表叔家。第一次远行,我穿的就是那双绿布鞋。豆绿色,涤卡的,毛白底,带襻儿。

表叔给我绘了一张图,按图索骥,灵宝、洛阳、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广水、孝感……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武汉终于到了。

我第一次吃馄饨,第一次听说武汉三镇,第一次用抽水马桶,第一次吃鱼。

我像一个北非的土著一下子来到欧洲繁华的大都市巴黎一样。

而表姐第一次见了我,竟笑得直不起腰。她躲在厨房里,“咯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足笑够之后,表姐出来,还是忍不住用手捂住嘴。虽然表叔表婶一再拿眼睛瞪她,但表姐还是忍不住。

表姐的笑,让我打量了一下自己:上衣是天蓝色的军便服,那个时候流行的,胸前两个兜,还有风纪扣,下面一条灰色裤子,脚上一双绿布鞋——都是簇新的。那双鞋曾经让我感觉良好,因为涤卡鞋面和毛白底,并不是村子里每个姑娘都能拥有的。现在想起来,那色彩自然十分不协调。但表姐说,她不是笑这,她是笑我的脸。

我的脸黑红黑红,像粗砂纸打过一样,红的地方几乎透出血丝,黑的地方又透光发亮。我俩熟悉后,表姐告诉我,她就是不明白我的脸为什么那么黑那么红,太健康、太结实了。她不知道,那是长期在大田里劳动,一任紫外线随意照射的结果。而表姐的脸是那种城市特有的灰白色——白,纤柔、细腻,带点灰,和城市的房屋设施都很协调的那种颜色。

表叔是搞文学的。从“五七干校”到市文联,五年时间,他创办杂志、举行讲座,培育了不少文学新人。后来他被调到省文学研究所了,表婶也随之被调到省社科院,只剩表姐一人在十堰报社工作。我来这里,一是陪伴表姐,二来可以借机好好读些书、见见世面,遇到机会说不定还可以借此跳出“农门”。表叔家有许多书,他又和文学人士来往密切,这对我是很有利的。表叔写信让我来,我对此行也充满了玫瑰色的梦想。

我们在武汉停了一段时间。春节过后,我和表姐回到十堰。

南方的山水和北方自有一种不同,那秀丽圆润的小山包,碧绿的橘子树,一汪一汪的水田,那太阳下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都让我这来自山村的眼睛看不够。

表姐带我去烫了发,买了一双高跟鞋,又给我做了一身衣服。草草收拾过后,表姐说,好了,这下可以拿出手了。表姐的意思是,可以带我出去见人了。但我依然感到很拘谨、无措,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我知道,我是一株生长在北方乡野上的树,要和这个城市达到协调一致,和眼前这个世界协调一致,道路将又远又长。

表姐让我把那双绿布鞋扔掉,但我舍不得。我把鞋襻儿剪掉后,改成了拖鞋,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偶尔穿一下。

穿过一段幽暗的过道,文化局第五个窗口,就是表姐的家。我和表姐在这里度过了半年时光。

报社大楼建在表姐家对面的山上,要走过一道沟,再走过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表姐每天忙着编稿,下厂采访,业余时间还要上电大,每天回来都嚷道,累死了,累死了。表姐身体瘦弱,需要经常补充营养,但我除了下面条、蒸米饭外,会做的菜很少。

星期天,表姐买回来一条鱼,我站在水池边,呲咧着嘴,咬住牙,用刀刮鱼鳞。我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终于将一条鱼收拾完,我也快呕了。再一个周日,表姐说,咱们喝排骨汤吧。我说行,我就去排队买排骨。我们做了一锅排骨莲藕汤,喝了一顿,第二天又喝。有时候,我不会做,表姐也不想动,我们就做最简单的捞面条。表姐把酱油熬熬,浇上面,就是一顿。时间一长,表姐就喊:“我受不了啦。”但身体茁壮的我,根本就觉不着。表婶知道我们的生活后,也心疼得紧,她不断托人捎回奶粉、麦乳精之类。

北方的菜我不会做,南方的菜更不用说了。在家里,一年到头都是糁子饭、糊涂面。夏天扯个黄瓜,拽点灰条菜、人仙苗,焯一下,调点盐,就是一顿菜;冬天,家家窝一大缸酸黄菜。除了过年,我们一年四季很少吃炒菜。而表姐他们南方人很讲究,吃一顿米饭,至少要炒四个菜,有鱼有肉。

表姐生气的时候总是说:“淑景,你写文章那么有灵气,做饭怎么那么笨呢,真是笨死了,笨死了。”这时我就笑笑。是的,在做饭上我对自己很失望,我承认我缺乏这方面的天赋。

最初的生活很快乐。表姐上班后,我就一个人在家里读书。表叔家的藏书很多,《普希金诗选》《莱蒙托夫诗选》《泰戈尔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呼兰河传》《郭沫若文集》《西方哲学史》等,一大箱子一大箱子,都是我在家里渴望已久的。表叔给我开了一个书单,他让我循序渐进,边读边写作,并把我以前写的一些诗拿出去推荐。表姐也带我去见报社副刊编辑,听来十堰的作家讲课,比如戴厚英、陆星儿、水运宪等,还带我去听十堰的文学青年讲座,带我去看两分钟组装一辆车的流水线。

每天傍晚表姐下班后,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表姐给我讲单位里的故事,讲李谷一,教我唱“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还有“江南雨不说一句话”,或者“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讲女孩子怎样自我防卫。我则给她讲我们村子里的故事,诸如“吊死鬼”、村子里的女孩,讲我们县的诗社。我们一起天南海北地乱扯,然后各自睡觉。

我暗暗喜欢上表姐。她美丽,活泼,直率,大方。尤其是声音,那唱歌一样拉长了喊我名字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有韵味。而表叔不时来信关照,他叫我“丫头”,很亲切,很真实,发自内心的那种。

然而时间长了,我逐渐感到一种空虚,一种窒闷。表叔给我开列的书单,我也看不进去了,我把书箱子打开,胡乱翻阅《西方哲学史》《文心雕龙》等,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写作也停滞不前。

二楼有一户人家,女主人生孩子休完产假后,着急要上班,但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她找着表姐,说:“让你表妹给我看一段时间的孩子吧。”我心里也是很愿意干这事的,起码和小孩子逗弄着,不至于那么寂寞。但表姐不愿意。打发走来人后,表姐说:“哼,找我们家的人当保姆,我们还想找保姆呢!”在我的脑子里,没有那么多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干什么事都行。但表姐她们却是相当讲究的。当我们在一起时,我是“我们家的”,但在“我们家”之间,又是有区别的。

表姐谈了一个朋友,是个工人。两个人感情很好,但表叔和表婶都不同意,一家人闹得沸反盈天。表叔家是知识分子,且是高级知识分子。表姐找了一个工人,明显的门不当户不对,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表叔自己崇尚学问,他一定要女儿找一个有学问的人,硕士或者博士。

我当时对这一点很不以为然。多年之后,我已认同了这种价值观念,我觉得表叔的想法是正确的。

青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爱情就是一切,有了爱情什么都可以克服。但很多的事实表明,不同阶层联姻是悲剧的。这悲剧不仅是对门户高的一方,对门户低的一方更是。

但在当时,从表叔他们的谈话和行为中,我敏感的心,逐渐触到了阶层差别坚硬的核。

在家里时,因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繁杂的家务,我整天埋怨没有时间读书,没有工夫写作。来到这里,有了大块大块的时间,我却读不进、写不出了。

中午,表姐不回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沿着山,一条山沟一条山沟转,或者爬到山上,在公园里一坐就是一下午。

柔和的夕阳照在我身上,大地十分平旷,温和平静的气氛簇拥着我,然而我却感到空虚、惶惑,一种身居异乡的感觉包围着我,使我难以平静。我的心已飞回故里,飞到我亲爱的人身旁。

下雨天,我打着伞,在街上慢慢走,二堰、三堰、四堰、五堰。雨点滴在伞上,也滴进我的心里。

傍晚,门前池塘边,总有许多拿着粘网的人在水边粘青蛙。我坐在埂沿上,呆呆地看着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惊喜。我是一个异乡人,我不属于这个城市。

那青青的杉树,那连天的芳草,那火红的夕阳,都使我忧伤,都使我无端地落泪。

每天,表姐上班后,我一个人空对着四堵白墙,心里充满恐惧。这个城市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件事与我相关。我思念家乡,思念亲人。

一个星期天,表姐到武汉去了,我一个人不想做饭,就上街买那种6分钱一个的饼。我慢慢咀嚼着,一点一点咬,仿佛咀嚼着我的忧伤,品尝着我的孤独。那种6分钱一个的饼,很好吃,很实惠,我现在还记得那种特有的香味。

夏日的午后,寂静异常,连空气好似都不曾流动。窗外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叫卖声:“冰棍——雪糕——绿豆冰棍!”屋子里的我,正好读到莱蒙托夫的诗《高加索》:

南国的峰峦啊,

虽然命运在那朝霞般的岁月,就使我与你们分离,

但只需来过一次,便终生铭记:

犹如我爱故乡的甜美的民歌,

我爱高加索。


在我童年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但仿佛是,在嫣红的日暮时分,

那草原向我重复熟稔的声音。

因此我爱丛山间的千峰万壑,

我爱高加索。


山谷啊,跟你们一起我真快乐,

五年逝去了,我总在怀念你们。

在那里我见过一双绝妙的眼睛;

心中悄声低语,当想起那秋波:

我爱高加索!

……

一种无名的忧伤袭上心头,我的泪马上涌流下来。家乡的草、家乡的竹林,这时候想起来都是那么亲切,那么遥不可及。

以后的每天中午,“绿豆冰棍”的声音都会准时传进耳膜,它和《高加索》、正午的寂静,还有白房子,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夏天的记忆。

表姐的生活有目标有奔头,她每天忙着上班,忙着上电大、考新闻系,还忙着谈恋爱。虽然眼前她很累,但前景很可观。而我的生活呢?除了寂寞,便是空虚和茫然。

表叔对我的初步规划是,边读书边写作,虚心请教一些老师,逐渐发表一些作品,闯出一条路,以后即使回到农村,也可以继续写作。

这期间,我也写了不少东西,寄给表叔修改,也让表姐拿到报社去。但他们说,缺乏光明的尾巴。表姐说:“农村土地下放了,农民的日子已经好过了,你写的东西还是那么悲观、沉重,怎么发表呢?”我在心里说:是的,土地下放了,农民有吃的了,但农村依然贫穷,农民依然愚昧和落后。我写的作品是:“韩二婶的小儿子前几天得病死了,被扔在医院的后坡上。韩二婶夜里做梦,梦见儿子又活过来了,第二天一早逼着韩二叔前去看,让他把儿子拾回来。”“老队长不久前得了癌症,送到西安看病,人家医院不接收。”“会计家的房子盖在崖根。地基已经下好了,但他偷偷往后挪了一米。结果崖塌了,儿子和侄子被埋在土下,压死了。”

也许从我的诗文里,表叔和表姐以为我是单纯的、朴实的。他们不知道在我憨厚的外表下,脑子里已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读过《红与黑》,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读过《忏悔录》。我崇拜的偶像是于连,是雪莱,是拜伦,还有我们家乡一个脸颊削瘦、长发蓬乱的诗人。对那些诸如《耧铃叮当的季节》《芝麻开花节节高》之类歌颂农村的作品,我不屑一顾,更写不出。

我们互相之间都感到一种隐隐的失望。在我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应该是很高雅、很脱俗的。但表叔也发脾气,也和表婶吵架,也骂儿子,也絮叨。在表叔的心目中,农村姑娘应该是心灵手巧、纯朴善良、很听话的。他不知道我还那么笨,还思想叛逆。有一次,表叔惋惜地对我说:“丫头,我有些朋友都是市里的领导,你要是手巧一些,要是在他们家服务一段时间,服务好了,他们会给你找工作的,那么婚姻问题、户口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惜你不是这块料啊。”我心里倔倔地想,我才不去伺候他们呢。虽然我也渴望逃离农村,但我隐隐约约觉得,我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一个工人丈夫、一份工作、一个城市户口。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但我要的绝不是这些。

现在想来,表叔对我的失望和我对表叔的失望,都是正常的。书信里的人和作品中的人,毕竟只有单面。而不管是伟人、名人还是凡人,都是多面性的。真正生活在一起后,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行为方式,甚至一些细微末节,都会导致碰碰磕磕的矛盾。何况是在城乡这两个充满巨大差异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人?唯其如此,也才是真实的。

表姐给我的钱,如果不买书,用于日常开销是足够了,但我还要买书。家乡的诗人给我寄来一份书单,让我为他搜寻以下书籍:

《诗学》亚里士多德,

《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狄德罗,

《美学原理》克罗齐,

《生活与美学》《美学论文选》车尔尼雪夫斯基,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普列汉诺夫,

《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

《判断力批判》康德,

《艺术的社会根源》哈拉普,

《拉奥孔》莱辛,

《四溟诗话》谢榛,

《别林斯基论文学》别林斯基,

《文赋》陆机,

《罗丹艺术论》奥古斯特·罗丹,

《诗艺》贺拉斯,

《论趣味的标准》休谟,

《艺术论》托尔斯泰,

《诗品》钟嵘,

《艺术哲学》丹纳,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柏拉图,

《唐璜》拜伦,

……

这些书高深莫测,和我的水平大不相宜。表叔说,大学里搞文艺理论的研究生才读这些呢。但我崇拜诗人,他看的东西肯定都是好的,我也要高深起来,我也要生吞活剥这些。我就经常跑书店,陆续为他购了一些书。但有的书,在当时的十堰也是很稀缺的。除此,我还买了《诺贝尔获奖作品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傅雷家书》等。

十堰的汛期还没过,我就要求回家。一开始,表姐让我再住两个月,后来又求我陪她到7月底,到那时她考试完毕我再走。但在我一遍又一遍的念叨下,表姐也烦了。

7月25日早上,表姐把我送上火车,她千叮咛万嘱托,生怕我在路上被人拐跑了。

火车开动的那一刹,望着表姐孤单的身影,我的泪“哗”一下流了下来。

我回来了,山还是那样的山,水还是那样的水。但我感觉自己已经变了,我的灵魂已崩溃过一次。


3.穿行在黄河岸边

读书、教书,为生存而奔波。从1985年到1990年的五年时间,20多次,我独自一人穿梭在黄河两岸,感受母亲河的春夏秋冬,日夕晨昏,潮涨潮落。

从卢氏坐汽车在蜿蜒的山区公路上北行156里到桃林,从桃林再坐汽车到秦岭脚下,西行40多里到小镇常闫下车,然后走20多里河滩路到大禹渡,再坐船过了黄河,爬上高高的河岸,再走20多里才能到山西省的芮城县。这是水路。

还有一条旱路。从桃林坐火车到陕西渭南市的孟塬,再从孟塬车站转乘北上太原的火车到风陵渡下车,在风陵渡再坐班车走80里路,就到芮城县城。

俗话说,隔山不远隔河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道路交通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火车还没有提速,更没有个准点。孟塬是个大车站,又是个机务段,过往车辆要在这里加水、换头,客货交混,杂乱无章,很让人操心。汽车也没有现在多,小蹦车、摩托车更没有现在这样普遍。边远一点的路线,像两省、两地区之间的交往就更麻烦了。

走水路,直线距离看起来近,但除了偶尔幸运能搭辆顺风车外,一般情况下全凭两条腿。坐火车虽然不走路,但绕得很远,从桃林坐上下午1点46分出发的火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孟塬。而在孟塬往往要等四五个钟头,才能坐上北去的火车。有时遇到客流旺季,过去三四趟火车都因爆满而不停。于是,每次我都是早上就从卢氏出发,晚上八点或者夜里两点才能到芮城县。其艰难曲折程度笔墨难尽。

冬天的天,黑得早。我从桃林火车站下车时,已是下午一点,又坐小蹦蹦车到汽车站,刚好有一辆去故县的车,我赶快跳上去。走了一截,谁知人家不走常闫这条路。我在新华书店门口跳下来,又回到汽车站,等啊等,终于等到了一辆去故县的车。司机很和气,一问,走常闫了。于是又等了一个钟头,车才开。到常闫下车,一看表已是下午3点了。时间有点晚,我心中无把握,脚步迈得很急,只怕走到渡口跟不上最后一班船,心里嘀嘀咕咕,犹豫不决。走,还是住下?一想到小镇旅社那种油腻腻、脏兮兮的情景,一个夜晚也不是好熬的,拿住劲走吧,兴许到渡口还有船。

走了5里路,同行的小姑娘到家了,就剩我一人。奇怪,今天没有一个旅伴。我一边走,一边心里不踏实。我有点底气不足,以往还能碰上顺风车,而今天越是晚了,越是没车。我犹豫不决地走着,心里嘀嘀咕咕想着三个问题:一是我能不能赶天黑走到渡口,二是我走到渡口还有船没有,三是过了河离县城还有20多里,没有车我怎么办?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到渡口还有船没有。

冬日的太阳有气无力地照着绵远的黄尘古道,村庄、枣树、土墙,还有我的影子。这就像行走在祖先居住过的部落一样的感觉,有几许荒凉,几许凄清。在家时,母亲说我口讷,从小嘴不甜,给谁称呼个“婶”“叔”都觉得很难,但现在出门在外,无依无靠,也只得由自己来问路了。经验告诉我,问路要问上年纪的人,他们不打诳腔,实话实说。于是,到了一个村庄,我上前问一个正在打粪的老头:“老伯,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走到河边,还能坐上船不能?”老伯看看我,说:“满!”满?满跟上,能跟上?没问题的意思吧。我又走,心急腿快。走了一节,碰见一个拉柴禾的中年男人,我又问:“大叔,你说我现在往河边走,还能坐上船吗?”拉车人抬头看了看我,也只说了一个字:“满!”这下我有信心了,又走。又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在地里干活的人,我又上前问,他说:“走快了能跟上,走慢了不强中。”住在河边的人,对过往船只和渡口情况最了解。听了他的话,我又加快了步伐,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狐疑:到河边,没有船,天黑了咋办?还不如现在回去,住到常闫镇上旅社里,明天一早过黄河。但又心存侥幸。又走了一截,我碰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他好心地劝我:“别往前走了,太晚了,过不了河咋办?回去住到乡政府旅社吧,我就在乡政府工作。”见我犹豫再三,他又说:“你不想回去也可以,回去还得走七八里路,前面那个村子有我的一个熟人,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今晚歇他那儿,明天一早过河。”说着,他撕开一个烟盒,拿出笔,在膝盖上写开了条子。条子上歪歪扭扭写道:“领子:你好!今向你交代一件事,现有淑景同志要过河,但天晚了,让她在你家住一夜。你要好好招呼。王相林。1987年11月23日。”真是古道热肠啊,我接过条子,谢了他。

这时我已准备按这位好心人的意见办,但望望日头还高,又准备往前走。我不认识眼前这个王相林,更不认识他的朋友领子,不是万不得已,我怎么能去一个陌生人的家里住?看我的神情,他又好心地劝我:“不敢走了,你一个小女家,天黑了会怕,住到村里还安全些。”是啊,这里毕竟是河南地界,那亲切的乡音听起来就让人舒服,心理上安全些。其时,我已做好了两种打算,如果到河边,有船,我就走了;如果没有船,我再回来,拿着这位王相林的条子去村里找那个领子。这里到河边,有五六里路吧,即使天黑了,回来也不怕。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我想起古诗十九首里的羁旅之思。大概是沿途最后一个村庄了,我又上前问一个中年男人:“能过河不能?”他说:“满!”这下,我下定决心走过河滩,走到渡口。走啊走,我前望望,后望望,人没有人,车没有车,苍苍茫茫,无际无涯,心中着实有些害怕。“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悌下。”“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我的脑海中翻腾着一些诗句。幸亏年轻,幸亏体健,行囊里装着未成章的诗句,热情还浪漫,否则我如何能受了这等苦楚?走啊走,我忘了饥饿,忘了疲劳,忘了观望,只有一个念头:走!平生没有走过这么快。

终于走到大禹渡口,但机帆船已经开走了。河边聚了连我在内4个要过河的人。他们说,上边杨家湾渡口还有小船,可以去那边。杨家湾渡口距大禹渡有一两里路,我就和他们又往上游走。走了一段路,到了杨家湾渡口,万幸,还有一只小船。是那种羊皮筏子似的小船。我坐上小船,船上总共5个人。小船晃晃悠悠在河里走,我有些害怕,款款伏在船中心,一动不敢动,终于过了黄河。

太阳已沉下山际,深沟高岸,长河落日,摇曳的荇草,还有吱吱嘎嘎的水鸟,远远近近一片苍茫。坐车是没有指望了,要到县城,还得走20多里路。我和刚才船上的两个人—— 一个老一点的男人和一个半老女人相携往岸上走。他们说带我走近路。我以为他们是一家,其实不是。老头带路,我们沿着大禹渡水电站的管坡往上爬—— 一千多级台阶啊。从远处看,水电站四根管子顺着管坡直插云霄,蔚为壮观。而人在它上面走,就小得像蚂蚁。我边走边和老头拉话。原来那女的是个神婆子,会看地方。这个老头是专程到桃林请她的。上了管坡顶,高矗在崖头的那棵大禹渡的千年古柏,已看不清模样,望上去只有黑森森一片。老头和神婆子往西陌去了,我一个人穿过村庄,向公路方向走去。走管坡,原本是求近的,结果却越走越远了。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走着问着,不知道究竟还有多远。走到一个村口,我又问一个老头,老人家说:“哎呀,你咋弄这事,这里离县城还有20多里,你怎么能走到呢?”我说:“老伯,只要能走到大路上,我是不害怕的。”正说着,一个少年骑自行车打这里过,老头喊住他,让他带我一截。于是少年带我走到他们村——程村。但一问人才知,这里距离县城还有八九里。

只有走吧,天已那么黑了,但路上还不断人,我还不怎么害怕。只是脚实在是困了,疼了。刚才紧张的心情一过,脚痛的问题又被提到议事日程。刚才走到河滩,我心里急,不觉乏,现在困乏、饥渴一齐都袭来了。路平平展展,似乎没有尽头。我走一段,问问人,还是七八里;再走一段问问,还是七八里。天哪!一辆汽车走过来了,我试探性地扬扬手,没有拦住;一辆摩托车过来了,我再次羞羞怯怯地扬扬手,还是没有拦住。最后,一辆拉沙的拖拉机开过来,这一次,我不敢再错过了,决心挡住它。我走到路中心,大声喊,向他说明情况,还好,拖拉机停住了。我赶忙跳上去,突突突,一直坐到芮城县街口。其实时间并不是太晚,只是天黑得太早了。

终于,我在晚上8点多,敲开了姑姑家的门。

……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分别了,只有隐隐的酸楚依旧。汽车迎着寒风,碾着积雪,呼啸着开出车站,把送行的人远远地抛在身后。匆匆,太匆匆。我又要离开温馨的家,踏上风雪凄迷的路途。晓星,已冉冉升起;残月,还斜挂在黑魆魆的山头。一阵黎明的奇寒袭来,我打了一个哆嗦,紧紧地裹住大衣。索性做一个梦吧,一个繁花似锦的梦。朦胧中,车厢传来一阵嚷闹声。睁开眼,天色已大亮,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又是那个玩铅笔套的小痞子在翻动嘴皮子,诱哪个不知情的傻瓜上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舍不得二百二,换不来四百四,舍不得三百三,换不来六百六,舍不得四百四,换不来八百八。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舍不得老婆捉不住和尚……” 我想,他都胡说些什么啊,也不嫌累。

孟塬车站。蜂拥的人流向检票口涌去。从早晨到中午,西去的列车还没有开过来一趟呢。等啊等,只有等了。3点,4点,5点,一趟,两趟,三趟,车是来了,但严重超员,车门不开。有人从窗户爬进去,里面传来吵骂声。唯一开着的车门,下者下不来,上者上不去,乘务员在叫骂着把人往下拉。车一辆辆开走了,站台上的人有增无减。我不能傻等啊,我和一个西安公路学院的女学生商量,咱们去第二站台吧。还有一个中年妇女也随着我们去。但去第二站台要走过高高的天桥,绕很远。我们决定钻过一个停靠的货运火车,尽快走过去。我挎着包刚钻过去,脚还没有站稳,车就开动了,那个女学生正准备钻,发现车动了就赶快退回去。而这时谁也没有注意,那个中年妇女已钻到车头下面,吓愣了,乱动弹。车上地下的人一齐惊呼:“啊,趴在中间,不要动!”车站工作人员也一起呐喊,但车一时停不下来,轰隆隆,车头拖带着几节车厢呼啸开过,震耳欲聋的声音把那个妇女的心都要震碎了。车开过后,中年妇女脸色煞白,瘫软在轨道中间。我和女学生慌忙拉起她。这一下,差点把人吓死,从此我再也不敢钻火车了。

一阵惊险过后,我们又开始在第二站台上等车。终于,最后一列火车开来了,人们一拥而上。我不能失去这最后的机会,鼓足勇气,一手挎包,一手拼命抓住车门,往里挤。下面的人簇着,拥着,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上来了。车门就在我身后关闭。我正庆幸自己终于上来了,然而立刻就反悔:车厢里密不透风,赛过炎夏酷暑。我被牢牢地固定在车门背后,想挪动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两个大汉一左一右像两座大山,胳膊架在我头顶上方。我觉得呼吸不畅,心想弄不好会被捂死的。其实那时捂死也就捂死了,那个热、那个闷呀。

火车开动以后,空气似乎流通了一些。透过脏兮兮的玻璃门,我望得见星光下的秦岭峭拔的身影。紧张慌乱、不安全感暂时撤出大脑后,疲劳就准时袭来了。我摇摇晃晃地睡着了,仿佛又回到汽车上那个梦中 :一只鸽子,红红的小嘴正在啄蒲公英的花朵;草地上,孩子们翩翩起舞,鲜红的绸节随风飘扬;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睁大黑亮的眼睛出神……

186次列车正全力以赴,凭感觉我知道它正在通过黄河大桥。风陵渡车站到了。我将要经过一番拼搏才能下得车来,再坐汽车熬过四个小时。午夜两点,我从车站走到东关姑姑家。一路星辰一路风,只有刻在心上的两行大字在支持着我走完余下的路:在水一方情如故,离愁别绪终有期。

命运,以这样的形式让我和母亲河亲近,壮阔我的行色,沉郁我的底蕴。


4.许嫣,我的青春朋友

认识许嫣那一年,我25岁,她20岁。我高考落榜后在家里干农活,很苦闷,就给姑姑写信诉说。许嫣去姑姑家玩,看到我的信。姑姑对她说我性格孤僻,只知闭门苦读,20多岁了,没有工作没有对象很愁人。许嫣就对姑姑说:“把她交给我吧,我来帮助她。”许嫣给我写信,我俩在信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理想、谈信念,交流对爱情、友谊、孤独、苦闷的感受,探讨“人生的路该怎么走”,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许嫣是C城小有名气的女作者,14岁就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大雁学飞》。17岁时,一篇《野河滩的男人》让她名扬三晋,每年的地区创作会议,必邀她参加。许多人崇拜她羡慕她,把她当成心中的女神,就连在老山前线自卫还击的C城籍战士,也爬在“猫耳洞”里给她写信。

许嫣的父亲在县文化局工作,他19岁时因为写了一篇小说被打成右派。那时刚平反不久,他正信心满怀地主持创办一份名叫《春风》的文学杂志,扶持奖掖文学青年。他希望女儿继承他的志向,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作家。

通信半年后,许嫣力邀我过黄河去她那里。她说:“来吧,姐姐,带上你所有的作品,我帮你找事做,帮你推荐发表作品。让我们并肩比翼齐飞!”我兴奋至极,辞掉家乡小学代课教师的差事,去会见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许嫣。

七月流火,我独自坐船过黄河去见许嫣。登上高高的河岸,远远望去,许嫣和姑姑各骑一辆自行车飞奔而来。朋友见面,很是激动,我和许嫣不好意思地互相打量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长途跋涉灰头灰脸,姑姑戏称我是“黄山来的姑娘”。相比之下,许嫣就精致许多,她长得小巧玲珑,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用发卡高高地隆起,脚上穿着一双红皮鞋,鞋跟足有8厘米,这给她增加了不少高度。她的眉宇间透着一股凌厉之气。隐隐约约中,我却感到一丝失望。

这一夜,我就宿在许嫣的住处,我们聊了一个通宵。许嫣是县志办的临时人员,负责打字。县志办设在博物馆院内,这地方非常幽静,除了几名工作人员,整天难见外人。许嫣的房间很大,桌子上放着一部铅字打印机,两个文件柜装满各种资料,还有一些文学名著,比如《静静的顿河》《猎人笔记》等。从鸡飞狗跳的农村出来,这环境令我羡慕不已。但许嫣却说这里是“青灯古佛殿”,工作枯燥乏味。

初来乍到,我俩有说不完的话。童年、故乡、青春苦闷、女性秘密,都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时间一长,我就有些厌倦了。但许嫣抓住我,好像抓住一个难得的倾诉对象,她给我讲县城里的红男绿女,讲她和未婚夫谈恋爱的详细过程,模拟他们在小河边、田埂上说的话,甚至他对她唱的《塞北的雪》,都向我重复几遍。有时候我实在瞌睡得不行,她却把我拉起来,听她说话。看得出,这个少年得志的小才女是太寂寞了。她需要倾诉,而我就是她倾诉苦闷的最好听筒。许嫣说,她有许多朋友,有的在广播站,有的在幼儿园,还有的在乡镇。但她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她只和我有共同语言。

许嫣爸笔名叫“柳岸”,取柳暗花明之意,我称他“许伯伯”。许伯伯很和善,他个子不高,戴一顶鸭舌帽,眉宇间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他每天忙着组稿、编印刊物,回复文学青年的来信,还经常外出参加文学活动。他对我非常好,在我没来之前,他就到姑姑家询问我的情况,给我写信,鼓励我克服困难,自学成才。他还在《春风》上发表了我的诗歌。我来了之后,他对我更是关心,劝我不要着急,好好熟悉一下环境,再慢慢找工作,还把我的作品推荐到《河东文学》去发表。他以为我和许嫣在一起,整天在切磋写作的事。却不知我俩在一起,从不谈写作。

县文化局离县志办不远,我们有时到文化局和许伯伯一起吃饭,剩下的时间就是泡在一起,胡吹海侃。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和许嫣过着一种癫狂的生活,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上街买些饼干充饥。有一次实在饿极了,我俩把屋子里的“钢镚”搜寻尽,又把桌子上的两张邮票拿去换钱,才买了两个油饼。许嫣对姑姑说:“把淑景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对许伯伯,许嫣又说:“我和淑景一起探讨写作,你不用操心。”这样两头不透气,大人们根本不知道我俩在一起干些什么。

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了图书馆这个宝库,就去借书。我们不是一本一本借,而是论捆。管理员李林整理的书,不是按类别而是按书本的大小,把果树栽培、科学养猪和世界名著捆在一起。李林是许嫣的粉丝,自然是大开绿灯。我和许嫣意外地从借得的两捆书里发现了《简·爱》《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茶花女》《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木工小史》等,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饿着肚子缩在文化局那间偏僻的房子里读书。两天没有出门,渴了喝凉水,饿了啃饼干。我们争着看《红与黑》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许嫣说:“咱们轮流读吧,人歇书不歇。前半夜你看,后半夜我看。”我就先看,看到眼花缭乱,看到实在睁不开眼了,就交给许嫣。等她睡着了,我又悄悄起来读。但这样的情形没有持续几天,我俩就刹声了。

除了读书闲聊,我俩还经常出去“体验生活”,比如到电影院看电影,到会堂看戏,借机观察人物。时间一长,这严重干扰了许嫣的工作,她的案头堆满了许多等待打印的资料。有一次,主任来问材料打得怎么样了,许嫣说,还没打出来。主任批评了她,许嫣不服气,还当场顶嘴。过后许嫣又向我诉说她的苦闷:写作写不下去,读书读不进去,工作乏味,日子过得太无聊。而那时的我,寄人篱下,生活无着,当务之急是找一份事做。比起我的处境来,许嫣的只能算是闲愁。何况,有许多是她自找的呢。

酷暑盛夏,我们到剧院看戏。许嫣故意打扮得与众不同,她把头发梳得高耸入云,穿着无袖低领小褂,手摇一把粉红小扇,很是惹眼。我跟在后面,就像一个跟班。坐在剧院里,有许多后生拿眼瞅她,然后嘁嘁喳喳议论。这时许嫣就会猛然回头,大声斥骂道:“瞅什么瞅?八点子!”八点子是当地骂人的话,神经蛋、脑残的意思。她的声音之大,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我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到我俩身上。而许嫣根本不在乎,越多人注意她,她越高兴。后面有人故意挤挤撞撞,她就回头大声骂道:“你做巴子哩!”这话很粗野,与她雍容的打扮和曼妙的身姿绝不相称。这时我就很尴尬,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8月的一天,地区少年管教所组织少年犯来演出。一个晚上,许嫣进进出出,都很活跃。她坐在第一排,故意摇着粉红小扇,给那个唱主角的少年犯抛媚眼。那个少年犯,长得高大帅气,很像电影明星陆毅。他大概也发现了许嫣对他有意,唱着唱着都走神了。趁少年犯出来上厕所之机,许嫣躲开看管人员,大胆上去和他攀谈,问他的家庭住址、犯了什么事、狱中生活等。

第二天许嫣就扯着我和她一起去找那个少年犯的家,打听情况。我有点不愿意,但许嫣说:“姐姐你25岁了,还没有对象。这个少年犯看起来多帅气,又多才多艺,他因寻衅滋事被劳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咱们现在趁他在难中关心一下,他就会感恩,对你产生好感。若是你能和他结缘,不也是一件大好事吗?”我觉得这很荒唐,她看上少年犯了,却拿我说事。但我架不住许嫣的软磨硬缠,就和她一起去了。我们对许伯伯说,天太热,回村里住两天,又对姑姑说,我去许嫣老家玩去了。我们在许嫣村里的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坐火车去少年犯所在的县,又步行20来里,辗转来到少年犯所在的村子。我们装扮成地区报社的记者,询问少年犯的思想性格、成长经历,其实重点是想问人家有对象没有。但少年犯一家人很冷淡。他母亲和妹妹用直勾勾的目光在我们身上逡巡。我们问一句,她们不答,反过来一个劲问我们:“你问这干啥哩?你打听这啥意思?”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许嫣不甘心,又辗转找到他的邻居家打听。邻居说,少年犯有一个女朋友,就在同村,他被劳教后,女孩子还在等他,还感叹现在像这样的女孩子不多见了等等。一听说少年犯有对象了,我俩就像皮球泄了气。夜色降临了,我们就宿在镇上唯一的一个旅店,旅店很脏,被褥、床单都不敢细看,我和许嫣闭着眼躺下。刚住进来就没电了,我们喊店家点蜡。烛影摇曳,蚊虫叮咬,我们糊糊涂涂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许嫣还要去打听,我坚决不去了。这一次出行,花掉我从家里带来的不多的一点钱,使我很紧张了一阵子。

秋天开学时,我终于找到一份教书的事。许伯伯的同学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通过这层关系,我到一个镇上中学代课。许嫣、姑姑和副局长,一起把我送到学校。我对这地方很满意,一间小屋,一床一桌一凳。学校四周是田野,院墙到处是豁口,翻过墙就到田里了。不远处就是中条山,峦烟缭绕。这里距县城70多里,坐车需要一个多小时。许嫣不明白我为何对这个只有一个邮电所的小镇满意,她说换作她,一天也待不下去。说实在的,我想离开她,想静静思考一下今后的出路。这样无穷无尽地泡下去,实在有违我的初衷。还有,我想距离县城远一点,这样就少打扰亲友一些。

但我到学校教书后,许嫣一有空就去。

这天是星期日,我和许嫣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比较愉快的假日。当我俩谈了很久以后,她忽然幽幽地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之间缺点什么。”“缺点什么?”“缺一个可以谈得来的男子汉。我们虽然无所不谈,却总觉得有点单调。男子汉的观察角度、思维方式都和我们不同,如果能和他们交谈,将会丰富我们的性格。”“那你给张贤亮、张承志写信吧。”当时正是“二张”火爆的时候。“去你的!人家拿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把你吓回去了。我是说如果能在我们周围发现一个程度相当的男子。”“那你去发现呀。”不久,许嫣就发现了一个。

十月的一天,许嫣带着青年摄影家大卫来学校看我。之前,她曾对我说过大卫。“淑景,我今天给你瞅了一个对象,哎呀,长得绝了。他是咱县的青年摄影家,名叫大卫,在县城开有一家照相馆,还经常在地区报上发图片,很有才气呢,无论是长相或是气质都绝对好。怎么样?接触接触?”我白她一眼,没有当回事。许嫣总是大包大揽,几次为我找对象,都落空了。我没来之前,她就从《青年之友》的征婚广告里,给我介绍了一个陕西的小伙子。我们互通一封信后,无疾而终。后来去看那个少年犯,她也说是为我找对象。这次又是这样。许嫣还喋喋不休地给我灌输大卫的好,怂恿我给他写信,我没理她。

大卫是个潇洒的男子汉,高高的个子,头发蜷曲蓬松,一举手一投足,都透露出一股艺术家的气质。许嫣和几个女孩子争相和大卫在一起拍照。她让我看过照片,照片上几个年轻人高瞻远瞩、意气风发。但可惜的是,大卫已经订婚,未婚妻是同村姑娘。许嫣便愤愤不平地对大卫说:“你是搞艺术的,一场平庸的婚姻,就把你的艺术生涯断送了。”她还自告奋勇,要拯救大卫,上门说服那位未婚妻解除婚约,但据说最后被骂了出来。以后许嫣每次去照相馆,未婚妻和大卫的姐姐都冷脸相对。看得出,许嫣对大卫有点动心了,她的感情在未婚夫有志和摄影家大卫之间摇摆。

许嫣和大卫拿了一大堆照片,让我给题诗。照片的内容很广泛,有农村的,有街市上的,有学校、厂矿的。我在一幅题为《父亲》的照片上写道:“父亲,回家吧。”照片上的这位父亲正在街市上守着一堆扫帚,愁眉不展地等待买主。他俩拍掌大笑,说:“题得好!父亲,回家吧,人家不要扫帚了,人家用吸尘器呢。”还有一幅《蓓蕾》,我在上面题写道:“幽闭了多少时光/攒聚了多少力量/等到明晨又一轮朝阳升起/你的热情会怎样怒放?”

我们玩了整整一天,眼看天黑了,许嫣他们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提醒她,晚上7点以后就没有班车了。但许嫣竟说:不走了,我们仨凑合挤一夜吧。天已经很晚了,我实在困极了,就依墙和衣睡下。至于他们俩是什么时候睡的,我都不知道。第二天,我支应他们吃了早饭,又给他们买了车票,送到车站,才把他们打发走。后来听说他们当天并没有回县城,不知又去哪里玩了一天。

这事让姑姑知道了,姑姑很生气。她说:“你这里是学校啊,你是一名教师啊,要注意影响啊。许嫣来这里,耽搁你上课不说,还带男孩子在这里过夜,这叫怎么回事?她爸要是知道了,不打死她才怪。你爹妈把你交给我,我要对你负责。现在找一份工作容易吗?你不能和许嫣这样混下去了。”我说:她不听我的,还说我思想僵化,观念落后。姑姑就去找许嫣,提醒她不要干扰我的工作。这下又得罪了许嫣。过后有几次,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她不让你和我来往,我恨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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