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

1.请回答1977

昨夜，我又梦到高考了，那场景很清晰很清晰。依旧是有许多题不会做，看看数学题没做完，物理又不会。翻开哪本书，都有大半本没复习到，心里很着急。一急，我就醒来了，醒来后还心有余悸，摇摇头，确认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吁一口气。心想，这一辈子都不用高考了，一下子就轻松了。

每次的梦，地点不同，情景不同，但梦中暗示的忧愁、焦虑却是一样的。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梦，包括一些考上大学的女生。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干活。一个妇女全劳力每天能挣8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每天能挣5分。白天下地挣工分，晚上学打毛衣，生活过得平静而快乐。10月份，我在苇园地拽豆子、在前河畔掰玉米、在老坟边摘棉花、在后村崖上夹柿子。这一个月我一共挣了120分。豆子、棉花、玉米、柿子是论斤称，我是快手，干这些活我不吃亏。

10月下旬的一天，父亲下工回家对我说，他今天碰见城里一个老亲戚，到后岭上七里坡给他女儿借书。亲戚说国家恢复高考了，想让女儿复习考大学。他听说七里坡的董子安以前上过高中，后来搬到乡下了，课本可能还保存着，就跑20多里山路去借。两天后，我们村在公社高中教书的老余也证实了恢复高考的说法。老余是洛阳人，早先下放到我们大队教书，后来又升到公社高中，他和我父亲关系很好。老余说，这次不论成分了，只要达到高中文化程度，都可以参加。他鼓励我也参加考试，还给我找了一份以前的高考卷子。

平地一声春雷，我心里泛起阵阵涟漪。从小学到高中，没有人对我说过考大学的事。有时学习用功了，其他同学还讽刺说：“学那有啥用？你还想考大学吗？”现在，真的时兴考大学了，这不是做梦么？

但怎么考，考什么，我们都一无所知。

父亲替我选择了理科。他说，学文科危险，过去历次运动，很多写文章的人都被打倒了，还是学理科保险。当时流行一句话，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我的理科知识近乎零，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是没有课本。我上的两年高中后来叫“戴帽高中”，物理课学的是《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和化学课学的是《农业基础知识》，数学课学的是“优选法”，上课就是去丈量操场，去猪场称猪，或者勤工俭学，上山背木头，下河挖鱼池子。语文课上唯一能让我记得的，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我到城里找来表姐的课本，物理的，还有数学的。表姐是1972年毕业的高中生，并且她上的是县一高，正儿八经的学校。表姐不愿意参加高考，她不相信“不论成分”，还笑话我是“异想天开”。

表姐的课本很薄，但我啃起来还是很吃力。

匀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质量和重量，牛顿定律，万有引力，电与磁。我在小本子上字迹恭正地抄写着一个个公式、一条条定理。数学里的因式分解、等差数列、等比数列、三角函数、对数,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离高考还剩10多天时，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邻县复习。三舅在邻县一所高中教数学。距离174里路程，有很多上坡下坡。那时汽车很少，一天只有一趟班车，车票很难买。因此，父亲就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去，遇到下坡路父亲带我，遇到上坡路我下来帮忙推车。早上天蒙蒙亮时上路，下午4点我们才到。

在三舅那里待了10天，他们上课，我去听，但我听不懂，下课问老师，也没法问。若是某些方面不会，或某个题不会，可以问。全部都不会，怎么问？这次复习，我好像只弄懂了电流是安培，电阻是欧姆。

12月的一天，我坐在县一高某个教室的考场上，茫然无措地做题。前面第一排坐着我们学校的物理教师孙保， 他那时30岁。他似乎做得很轻松，不长时间就搞定了。前后左右离他近的几个同学都蠢蠢欲动，有几个还真抄上了。但我离得很远，根本不可能抄上。浑然中，时间就到了。

记得语文卷子上有一题是：“给下面一句话注音：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下来后我查了字典，心里很懊恼，声调错了几个。作文题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之前我也看了一些报纸，报纸上说全国各地争相把本地最好的物资运到北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女工怎样织最好的毛主席绣像的新闻。但写作文时我怎么就没有用上呢？

那一年，物理老师孙保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全县一共有5个人考上本科，他是其中一位。那两位抄上的同学也分别考上了大专和中专，剩下的全是陪衬。我们大队只有父亲在教育局工作的何粉考上了洛阳医专。她知道消息早，复习也早。那一年，我们班50多名同学有10多人参加高考，没有一个考上。全县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中专）的人，被写在一张红纸上，贴在县委门口。4.7%，是那一年的全国录取率。我们这个教育落后的山区小县，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

第一次没有考上，在我意料之中。进进场，试一试，感受一下。随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复习。新年过后，我又回到原学校复习。县里最好的高中是县一高，但我没有在县一高上过学，也没有熟人介绍，只好在母校复习。学校的老师，原来都是教初中的，后来升到公社高中了。比如余老师原来在本村教初中语文，胡老师原来是教我初中英语的。他们现在都是我的高中老师。

我要复习，但生产队不同意。他们已把我算作一个劳力了。母亲去跟队长说好话，让她一晌不落地参加生产劳动，换取我去复习的机会，队长才勉强同意了。

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有的同学在学校附近的村里找房子。我们几个没有住校的，早上从家里步行到学校，自带干粮，比如玉米面馍馍，中午在学校接点开水，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吃饭。15里路，晃晃悠悠在路上就耗去不少时间。

随后，余老师给我们几个找了一间寑室。寑室里跳蚤凶猛，好像几年没吸过人血的样子。进寑室前，我们把裤腿挽得老高，但跳蚤“嘭嘭嘭”几下就跳到大腿根了。

半年后的1978年7月，我又坐到了县一高的考场上。语文、政治感觉考得还可以，数学也还做了不少题，但物理一上来就把我唬住了，个个都似曾相识，个个都条理不清。后来据余老师说，我这次考了240分，距中专分数线只差5分。

回到村里，支书的女儿指桑骂槐地笑话我。在地里摘棉花时，她嘴一撇，眼一挤，高声说道：“哼，我敢说咱村就没有人能考上大学，老坟上就没有那苗蒿！”她说的“咱村”，这时只有我一个人参加高考，经过第一次的冲刷，村里几个高中生都偃旗息鼓了。我忍受着村人的讥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心里暗暗不服气。

正当我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妹妹却成了全大队唯一一个考上了县一高的人。

父母没有埋怨我。父亲鼓励我说：“从头开始，你年龄还小哩。不要听她们胡说。她恁能，咋连考场都不敢进呢？”

随后，我被录到县一高复习。在县一高复习的人太多，学校就在操场上给学生上大课，闹嚷嚷，乱哄哄，黑板上写的字也看不清，老师讲的也听不清。更重要的是，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感觉理亏。在这里上过学的人都很优越，他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充满气势地去找“张老师”“李老师”，问难题，受点拨，得到一些内幕消息。而我则不行，我和他们不熟悉。

我的理科基础不行，上课时老师都是讲重点，别人一听就会了，而我才刚刚入门。正想继续钻研，却下课了。另一节课，又换成其他内容了。我总是赶不上。老师讲完后，会把大量时间留给我们做习题。别人做题，像羊吃草一样，头低下，“哧哧哧”一路往前攻，我却很慢，总是被拦路虎挡住，问同桌，问老师，这一道题解决了，下一个又不会了。我的心很痛苦。

在复习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收获是背诵了大量的古文，如《劝学篇》《师说》《游褒禅山记》《送东阳马生序》《六国论》等，以前课本上没有，现在学到了，感觉很新鲜，很有趣。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的现代散文名篇。

女生寑室是大铺，一溜睡着20多个人。晚上乱哄哄的，夜里12点大家还睡不了觉。你要关灯，她要撒尿，谁也不听谁的。我躲在被窝里，读刚刚买来的复习资料里的好文章。《小米的回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挥手之间》《白杨礼赞》《歌声》。那一年，报刊杂志上忽然发表了许多优美的散文，我如痴如醉地读着，感觉新鲜、清爽。有几个白天，我也不进教室，躲在寑室里读语文。但老师说，语文是“橡皮课”，学得再好也拿不了多少分，考试还得靠数理化。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没办法。我就一边心里不安着，一边逃避着。

火麦连天的日子里，哥哥到学校里为我和妹妹送馍送面。望着哥哥憔悴的脸，我心里一阵难过。我问：“家里怎么样？”哥哥含含糊糊地说：“家里都好，你别萦记，好好复习。”谁知这时候，母亲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得了肾盂肾炎，很严重。80万单位的青霉素一连注射了40多天，她的臀部、手臂、脚上到处都是针眼，臀部隆起几块又青又硬的疙瘩。以后，每到夏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母亲的病再犯了。呋喃呾啶、复方新诺明，成了我们家常备的药。

原来，为了让我复习考大学，母亲带病参加劳动。别人干几天，还可以休息一下，而母亲却不能。割麦，摊场，打粪，锄地，她要一个人顶两个人。由于累积的劳累，母亲终于病倒了。

我在心里自责，都是因为我，母亲才累病了。我不想复习了，我要回家劳动，替母亲分担家务。但父亲和哥哥都劝我，家里有他们撑着，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哥哥说：“咱妈是为了你考学才这样的，你要是半途而废，妈受的打击才大呢。”哥哥还说，每次去学校给我和妹妹送面，他心里都很自豪。他想，自己虽然没有机会上学，但他有两个妹妹都在县里这所最高学府学习呢，他感到自豪。他相信我们都能考上大学。哥哥的话让我欣慰，同时也让我的心理负担更重了。我要是再考不上怎么办？村里人该怎样笑话我挖苦我？我怎么对得起父母？我整天就想着这些问题，闷闷不乐，与此同时又憎恨自己自制力差，心理素质不好。

每天晚上，班上一个成绩好的乡下同学，都要买一个麦面馍，奖励自己。看着他拿着那个长长的、四两一个的麦面馍，我心里很馋。但我不能去买一个吃，因为我的成绩不好，我没脸吃麦面馍，我觉得自己不配吃那种好馍。

这期间我曾想改考文科。比我高一届的两个女生，最早选择英语，她们都考上走了。我选择理科，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找来了全套的文科课本，一看头又有点大。古代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短时间里也不是容易攻下来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继续考理科。

我的前排坐着城里学生李军，他的理科成绩班里第一。老师教的内容似乎不够他学，课后，物理老师还给他开小灶。他拿着厚厚的习题集，做了一本又一本。小个子陶陶是县一高物理老师陶敏的儿子，他和李军坐一桌。下了课，其他人还在埋头做题，但陶陶和李军两个人却在说玩笑话。他们俩你到我头上摸一下，我在你屁股上贴个纸条。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很轻松。我一边听着他俩的玩笑话，一边在心里羡慕。我的同桌小琴文科不好，她拿笔的手是斜着的，字写得像蝌蚪。但她数学好，整天低着头，一道题一道题地做。

我是个用功的好学生。教室熄灯铃响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在点着蜡学习；下课铃响了，我还坐在教室里不出去；临高考科目应试的前几分钟，我还抱着书本在看。但关键是，我的用功效率不高。对于物理和数学，我总是越学越糊涂。

临近高考，我的思想压力陡增。为了我和妹妹上学，家里人省吃俭用，把仅有的一点麦面全送到学校。哥哥一星期来给我和妹妹送一次馍，让我们增加营养。但他每来一次学校，我的心就难过一次。我曾经暗暗发誓，我若是考上大学了，一定要把父母接出农村，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我若是考上大学了，一定要帮助哥哥。但现在我考不上，怎么办？

那年，李军考上西安交大，成为轰动全县的佳话。陶陶也在第二年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我的同桌小琴考上一所省气象学校。班里还有几个和我同等水平的女生，通过各种渠道，或上了本县的师训班，或上了函授，最后接父母的班，可谓“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妹妹是应届生，我在复习班。我自己成绩不好，就希望妹妹能行。如果妹妹考上了大学，我的压力也会小一些。但临近高考了，妹妹却得了猩红热。

一开始，妹妹说她发烧、头痛，她要回家。我很生气，觉得自己不争气，妹妹也不争气。我认为她娇生惯养，受不了症，不想学习了，才寻个理由回家。我把她凶了一顿，她哭着走了。

后来父亲说，妹妹得的是猩红热，急性中毒型，幸亏治疗及时，否则疹子出不来，要憋死人的。

我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小腹发热，双腿发软，像遭了雷击一般。

据说，假如上帝在你面前关闭了所有的门，一定会给你留下一扇窗。

而我的那扇窗，它在哪儿？

2.第一次远行

1983年，新年快到的时候，我穿着一双绿布鞋去了武汉表叔家。第一次远行，我穿的就是那双绿布鞋。豆绿色，涤卡的，毛白底，带襻儿。

表叔给我绘了一张图，按图索骥，灵宝、洛阳、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广水、孝感……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武汉终于到了。

我第一次吃馄饨，第一次听说武汉三镇，第一次用抽水马桶，第一次吃鱼。

我像一个北非的土著一下子来到欧洲繁华的大都市巴黎一样。

而表姐第一次见了我，竟笑得直不起腰。她躲在厨房里，“咯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足笑够之后，表姐出来，还是忍不住用手捂住嘴。虽然表叔表婶一再拿眼睛瞪她，但表姐还是忍不住。

表姐的笑，让我打量了一下自己：上衣是天蓝色的军便服，那个时候流行的，胸前两个兜，还有风纪扣，下面一条灰色裤子，脚上一双绿布鞋——都是簇新的。那双鞋曾经让我感觉良好，因为涤卡鞋面和毛白底，并不是村子里每个姑娘都能拥有的。现在想起来，那色彩自然十分不协调。但表姐说，她不是笑这，她是笑我的脸。

我的脸黑红黑红，像粗砂纸打过一样，红的地方几乎透出血丝，黑的地方又透光发亮。我俩熟悉后，表姐告诉我，她就是不明白我的脸为什么那么黑那么红，太健康、太结实了。她不知道，那是长期在大田里劳动，一任紫外线随意照射的结果。而表姐的脸是那种城市特有的灰白色——白，纤柔、细腻，带点灰，和城市的房屋设施都很协调的那种颜色。

表叔是搞文学的。从“五七干校”到市文联，五年时间，他创办杂志、举行讲座，培育了不少文学新人。后来他被调到省文学研究所了，表婶也随之被调到省社科院，只剩表姐一人在十堰报社工作。我来这里，一是陪伴表姐，二来可以借机好好读些书、见见世面，遇到机会说不定还可以借此跳出“农门”。表叔家有许多书，他又和文学人士来往密切，这对我是很有利的。表叔写信让我来，我对此行也充满了玫瑰色的梦想。

我们在武汉停了一段时间。春节过后，我和表姐回到十堰。

南方的山水和北方自有一种不同，那秀丽圆润的小山包，碧绿的橘子树，一汪一汪的水田，那太阳下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都让我这来自山村的眼睛看不够。

表姐带我去烫了发，买了一双高跟鞋，又给我做了一身衣服。草草收拾过后，表姐说，好了，这下可以拿出手了。表姐的意思是，可以带我出去见人了。但我依然感到很拘谨、无措，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我知道，我是一株生长在北方乡野上的树，要和这个城市达到协调一致，和眼前这个世界协调一致，道路将又远又长。

表姐让我把那双绿布鞋扔掉，但我舍不得。我把鞋襻儿剪掉后，改成了拖鞋，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偶尔穿一下。

穿过一段幽暗的过道，文化局第五个窗口，就是表姐的家。我和表姐在这里度过了半年时光。

报社大楼建在表姐家对面的山上，要走过一道沟，再走过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表姐每天忙着编稿，下厂采访，业余时间还要上电大，每天回来都嚷道，累死了，累死了。表姐身体瘦弱，需要经常补充营养，但我除了下面条、蒸米饭外，会做的菜很少。

星期天，表姐买回来一条鱼，我站在水池边，呲咧着嘴，咬住牙，用刀刮鱼鳞。我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终于将一条鱼收拾完，我也快呕了。再一个周日，表姐说，咱们喝排骨汤吧。我说行，我就去排队买排骨。我们做了一锅排骨莲藕汤，喝了一顿，第二天又喝。有时候，我不会做，表姐也不想动，我们就做最简单的捞面条。表姐把酱油熬熬，浇上面，就是一顿。时间一长，表姐就喊：“我受不了啦。”但身体茁壮的我，根本就觉不着。表婶知道我们的生活后，也心疼得紧，她不断托人捎回奶粉、麦乳精之类。

北方的菜我不会做，南方的菜更不用说了。在家里，一年到头都是糁子饭、糊涂面。夏天扯个黄瓜，拽点灰条菜、人仙苗，焯一下，调点盐，就是一顿菜；冬天，家家窝一大缸酸黄菜。除了过年，我们一年四季很少吃炒菜。而表姐他们南方人很讲究，吃一顿米饭，至少要炒四个菜，有鱼有肉。

表姐生气的时候总是说：“淑景，你写文章那么有灵气，做饭怎么那么笨呢，真是笨死了，笨死了。”这时我就笑笑。是的，在做饭上我对自己很失望，我承认我缺乏这方面的天赋。

最初的生活很快乐。表姐上班后，我就一个人在家里读书。表叔家的藏书很多，《普希金诗选》《莱蒙托夫诗选》《泰戈尔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呼兰河传》《郭沫若文集》《西方哲学史》等，一大箱子一大箱子，都是我在家里渴望已久的。表叔给我开了一个书单，他让我循序渐进，边读边写作，并把我以前写的一些诗拿出去推荐。表姐也带我去见报社副刊编辑，听来十堰的作家讲课，比如戴厚英、陆星儿、水运宪等，还带我去听十堰的文学青年讲座，带我去看两分钟组装一辆车的流水线。

每天傍晚表姐下班后，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表姐给我讲单位里的故事，讲李谷一，教我唱“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还有“江南雨不说一句话”，或者“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讲女孩子怎样自我防卫。我则给她讲我们村子里的故事，诸如“吊死鬼”、村子里的女孩，讲我们县的诗社。我们一起天南海北地乱扯，然后各自睡觉。

我暗暗喜欢上表姐。她美丽，活泼，直率，大方。尤其是声音，那唱歌一样拉长了喊我名字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有韵味。而表叔不时来信关照，他叫我“丫头”，很亲切，很真实，发自内心的那种。

然而时间长了，我逐渐感到一种空虚，一种窒闷。表叔给我开列的书单，我也看不进去了，我把书箱子打开，胡乱翻阅《西方哲学史》《文心雕龙》等，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写作也停滞不前。

二楼有一户人家，女主人生孩子休完产假后，着急要上班，但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她找着表姐，说：“让你表妹给我看一段时间的孩子吧。”我心里也是很愿意干这事的，起码和小孩子逗弄着，不至于那么寂寞。但表姐不愿意。打发走来人后，表姐说：“哼，找我们家的人当保姆，我们还想找保姆呢！”在我的脑子里，没有那么多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干什么事都行。但表姐她们却是相当讲究的。当我们在一起时，我是“我们家的”，但在“我们家”之间，又是有区别的。

表姐谈了一个朋友，是个工人。两个人感情很好，但表叔和表婶都不同意，一家人闹得沸反盈天。表叔家是知识分子，且是高级知识分子。表姐找了一个工人，明显的门不当户不对，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表叔自己崇尚学问，他一定要女儿找一个有学问的人，硕士或者博士。

我当时对这一点很不以为然。多年之后，我已认同了这种价值观念，我觉得表叔的想法是正确的。

青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爱情就是一切，有了爱情什么都可以克服。但很多的事实表明，不同阶层联姻是悲剧的。这悲剧不仅是对门户高的一方，对门户低的一方更是。

但在当时，从表叔他们的谈话和行为中，我敏感的心，逐渐触到了阶层差别坚硬的核。

在家里时，因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繁杂的家务，我整天埋怨没有时间读书，没有工夫写作。来到这里，有了大块大块的时间，我却读不进、写不出了。

中午，表姐不回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沿着山，一条山沟一条山沟转，或者爬到山上，在公园里一坐就是一下午。

柔和的夕阳照在我身上，大地十分平旷，温和平静的气氛簇拥着我，然而我却感到空虚、惶惑，一种身居异乡的感觉包围着我，使我难以平静。我的心已飞回故里，飞到我亲爱的人身旁。

下雨天，我打着伞，在街上慢慢走，二堰、三堰、四堰、五堰。雨点滴在伞上，也滴进我的心里。

傍晚，门前池塘边，总有许多拿着粘网的人在水边粘青蛙。我坐在埂沿上，呆呆地看着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惊喜。我是一个异乡人，我不属于这个城市。

那青青的杉树，那连天的芳草，那火红的夕阳，都使我忧伤，都使我无端地落泪。

每天，表姐上班后，我一个人空对着四堵白墙，心里充满恐惧。这个城市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件事与我相关。我思念家乡，思念亲人。

一个星期天，表姐到武汉去了，我一个人不想做饭，就上街买那种6分钱一个的饼。我慢慢咀嚼着，一点一点咬，仿佛咀嚼着我的忧伤，品尝着我的孤独。那种6分钱一个的饼，很好吃，很实惠，我现在还记得那种特有的香味。

夏日的午后，寂静异常，连空气好似都不曾流动。窗外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叫卖声：“冰棍——雪糕——绿豆冰棍！”屋子里的我，正好读到莱蒙托夫的诗《高加索》：

南国的峰峦啊，

虽然命运在那朝霞般的岁月，就使我与你们分离，

但只需来过一次，便终生铭记：

犹如我爱故乡的甜美的民歌，

我爱高加索。

在我童年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但仿佛是，在嫣红的日暮时分，

那草原向我重复熟稔的声音。

因此我爱丛山间的千峰万壑，

我爱高加索。

山谷啊，跟你们一起我真快乐，

五年逝去了，我总在怀念你们。

在那里我见过一双绝妙的眼睛；

心中悄声低语，当想起那秋波：

我爱高加索！

……

一种无名的忧伤袭上心头，我的泪马上涌流下来。家乡的草、家乡的竹林，这时候想起来都是那么亲切，那么遥不可及。

以后的每天中午，“绿豆冰棍”的声音都会准时传进耳膜，它和《高加索》、正午的寂静，还有白房子，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夏天的记忆。

表姐的生活有目标有奔头，她每天忙着上班，忙着上电大、考新闻系，还忙着谈恋爱。虽然眼前她很累，但前景很可观。而我的生活呢？除了寂寞，便是空虚和茫然。

表叔对我的初步规划是，边读书边写作，虚心请教一些老师，逐渐发表一些作品，闯出一条路，以后即使回到农村，也可以继续写作。

这期间，我也写了不少东西，寄给表叔修改，也让表姐拿到报社去。但他们说，缺乏光明的尾巴。表姐说：“农村土地下放了，农民的日子已经好过了，你写的东西还是那么悲观、沉重，怎么发表呢？”我在心里说：是的，土地下放了，农民有吃的了，但农村依然贫穷，农民依然愚昧和落后。我写的作品是：“韩二婶的小儿子前几天得病死了，被扔在医院的后坡上。韩二婶夜里做梦，梦见儿子又活过来了，第二天一早逼着韩二叔前去看，让他把儿子拾回来。”“老队长不久前得了癌症，送到西安看病，人家医院不接收。”“会计家的房子盖在崖根。地基已经下好了，但他偷偷往后挪了一米。结果崖塌了，儿子和侄子被埋在土下，压死了。”

也许从我的诗文里，表叔和表姐以为我是单纯的、朴实的。他们不知道在我憨厚的外表下，脑子里已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读过《红与黑》，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读过《忏悔录》。我崇拜的偶像是于连，是雪莱，是拜伦，还有我们家乡一个脸颊削瘦、长发蓬乱的诗人。对那些诸如《耧铃叮当的季节》《芝麻开花节节高》之类歌颂农村的作品，我不屑一顾，更写不出。

我们互相之间都感到一种隐隐的失望。在我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应该是很高雅、很脱俗的。但表叔也发脾气，也和表婶吵架，也骂儿子，也絮叨。在表叔的心目中，农村姑娘应该是心灵手巧、纯朴善良、很听话的。他不知道我还那么笨，还思想叛逆。有一次，表叔惋惜地对我说：“丫头，我有些朋友都是市里的领导，你要是手巧一些，要是在他们家服务一段时间，服务好了，他们会给你找工作的，那么婚姻问题、户口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惜你不是这块料啊。”我心里倔倔地想，我才不去伺候他们呢。虽然我也渴望逃离农村，但我隐隐约约觉得，我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一个工人丈夫、一份工作、一个城市户口。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但我要的绝不是这些。

现在想来，表叔对我的失望和我对表叔的失望，都是正常的。书信里的人和作品中的人，毕竟只有单面。而不管是伟人、名人还是凡人，都是多面性的。真正生活在一起后，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行为方式，甚至一些细微末节，都会导致碰碰磕磕的矛盾。何况是在城乡这两个充满巨大差异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人？唯其如此，也才是真实的。

表姐给我的钱，如果不买书，用于日常开销是足够了，但我还要买书。家乡的诗人给我寄来一份书单，让我为他搜寻以下书籍：

《诗学》亚里士多德，

《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狄德罗，

《美学原理》克罗齐，

《生活与美学》《美学论文选》车尔尼雪夫斯基，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普列汉诺夫，

《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

《判断力批判》康德，

《艺术的社会根源》哈拉普，

《拉奥孔》莱辛，

《四溟诗话》谢榛，

《别林斯基论文学》别林斯基，

《文赋》陆机，

《罗丹艺术论》奥古斯特·罗丹，

《诗艺》贺拉斯，

《论趣味的标准》休谟，

《艺术论》托尔斯泰，

《诗品》钟嵘，

《艺术哲学》丹纳，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柏拉图，

《唐璜》拜伦，

……

这些书高深莫测，和我的水平大不相宜。表叔说，大学里搞文艺理论的研究生才读这些呢。但我崇拜诗人，他看的东西肯定都是好的，我也要高深起来，我也要生吞活剥这些。我就经常跑书店，陆续为他购了一些书。但有的书，在当时的十堰也是很稀缺的。除此，我还买了《诺贝尔获奖作品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傅雷家书》等。

十堰的汛期还没过，我就要求回家。一开始，表姐让我再住两个月，后来又求我陪她到7月底，到那时她考试完毕我再走。但在我一遍又一遍的念叨下，表姐也烦了。

7月25日早上，表姐把我送上火车，她千叮咛万嘱托，生怕我在路上被人拐跑了。

火车开动的那一刹，望着表姐孤单的身影，我的泪“哗”一下流了下来。

我回来了，山还是那样的山，水还是那样的水。但我感觉自己已经变了，我的灵魂已崩溃过一次。

3.穿行在黄河岸边

读书、教书，为生存而奔波。从1985年到1990年的五年时间，20多次，我独自一人穿梭在黄河两岸，感受母亲河的春夏秋冬，日夕晨昏，潮涨潮落。

从卢氏坐汽车在蜿蜒的山区公路上北行156里到桃林，从桃林再坐汽车到秦岭脚下，西行40多里到小镇常闫下车，然后走20多里河滩路到大禹渡，再坐船过了黄河，爬上高高的河岸，再走20多里才能到山西省的芮城县。这是水路。

还有一条旱路。从桃林坐火车到陕西渭南市的孟塬，再从孟塬车站转乘北上太原的火车到风陵渡下车，在风陵渡再坐班车走80里路，就到芮城县城。

俗话说，隔山不远隔河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道路交通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火车还没有提速，更没有个准点。孟塬是个大车站，又是个机务段，过往车辆要在这里加水、换头，客货交混，杂乱无章，很让人操心。汽车也没有现在多，小蹦车、摩托车更没有现在这样普遍。边远一点的路线，像两省、两地区之间的交往就更麻烦了。

走水路，直线距离看起来近，但除了偶尔幸运能搭辆顺风车外，一般情况下全凭两条腿。坐火车虽然不走路，但绕得很远，从桃林坐上下午1点46分出发的火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孟塬。而在孟塬往往要等四五个钟头，才能坐上北去的火车。有时遇到客流旺季，过去三四趟火车都因爆满而不停。于是，每次我都是早上就从卢氏出发，晚上八点或者夜里两点才能到芮城县。其艰难曲折程度笔墨难尽。

冬天的天，黑得早。我从桃林火车站下车时，已是下午一点，又坐小蹦蹦车到汽车站，刚好有一辆去故县的车，我赶快跳上去。走了一截，谁知人家不走常闫这条路。我在新华书店门口跳下来，又回到汽车站，等啊等，终于等到了一辆去故县的车。司机很和气，一问，走常闫了。于是又等了一个钟头，车才开。到常闫下车，一看表已是下午3点了。时间有点晚，我心中无把握，脚步迈得很急，只怕走到渡口跟不上最后一班船，心里嘀嘀咕咕，犹豫不决。走，还是住下？一想到小镇旅社那种油腻腻、脏兮兮的情景，一个夜晚也不是好熬的，拿住劲走吧，兴许到渡口还有船。

走了5里路，同行的小姑娘到家了，就剩我一人。奇怪，今天没有一个旅伴。我一边走，一边心里不踏实。我有点底气不足，以往还能碰上顺风车，而今天越是晚了，越是没车。我犹豫不决地走着，心里嘀嘀咕咕想着三个问题：一是我能不能赶天黑走到渡口，二是我走到渡口还有船没有，三是过了河离县城还有20多里，没有车我怎么办？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到渡口还有船没有。

冬日的太阳有气无力地照着绵远的黄尘古道，村庄、枣树、土墙，还有我的影子。这就像行走在祖先居住过的部落一样的感觉，有几许荒凉，几许凄清。在家时，母亲说我口讷，从小嘴不甜，给谁称呼个“婶”“叔”都觉得很难，但现在出门在外，无依无靠，也只得由自己来问路了。经验告诉我，问路要问上年纪的人，他们不打诳腔，实话实说。于是，到了一个村庄，我上前问一个正在打粪的老头：“老伯，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走到河边，还能坐上船不能？”老伯看看我，说：“满！”满？满跟上，能跟上？没问题的意思吧。我又走，心急腿快。走了一节，碰见一个拉柴禾的中年男人，我又问：“大叔，你说我现在往河边走，还能坐上船吗？”拉车人抬头看了看我，也只说了一个字：“满！”这下我有信心了，又走。又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在地里干活的人，我又上前问，他说：“走快了能跟上，走慢了不强中。”住在河边的人，对过往船只和渡口情况最了解。听了他的话，我又加快了步伐，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狐疑：到河边，没有船，天黑了咋办？还不如现在回去，住到常闫镇上旅社里，明天一早过黄河。但又心存侥幸。又走了一截，我碰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他好心地劝我：“别往前走了，太晚了，过不了河咋办？回去住到乡政府旅社吧，我就在乡政府工作。”见我犹豫再三，他又说：“你不想回去也可以，回去还得走七八里路，前面那个村子有我的一个熟人，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今晚歇他那儿，明天一早过河。”说着，他撕开一个烟盒，拿出笔，在膝盖上写开了条子。条子上歪歪扭扭写道：“领子：你好！今向你交代一件事，现有淑景同志要过河，但天晚了，让她在你家住一夜。你要好好招呼。王相林。1987年11月23日。”真是古道热肠啊，我接过条子，谢了他。

这时我已准备按这位好心人的意见办，但望望日头还高，又准备往前走。我不认识眼前这个王相林，更不认识他的朋友领子，不是万不得已，我怎么能去一个陌生人的家里住？看我的神情，他又好心地劝我：“不敢走了，你一个小女家，天黑了会怕，住到村里还安全些。”是啊，这里毕竟是河南地界，那亲切的乡音听起来就让人舒服，心理上安全些。其时，我已做好了两种打算，如果到河边，有船，我就走了；如果没有船，我再回来，拿着这位王相林的条子去村里找那个领子。这里到河边，有五六里路吧，即使天黑了，回来也不怕。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我想起古诗十九首里的羁旅之思。大概是沿途最后一个村庄了，我又上前问一个中年男人：“能过河不能？”他说：“满！”这下，我下定决心走过河滩，走到渡口。走啊走，我前望望，后望望，人没有人，车没有车，苍苍茫茫，无际无涯，心中着实有些害怕。“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悌下。”“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我的脑海中翻腾着一些诗句。幸亏年轻，幸亏体健，行囊里装着未成章的诗句，热情还浪漫，否则我如何能受了这等苦楚？走啊走，我忘了饥饿，忘了疲劳，忘了观望，只有一个念头：走！平生没有走过这么快。

终于走到大禹渡口，但机帆船已经开走了。河边聚了连我在内4个要过河的人。他们说，上边杨家湾渡口还有小船，可以去那边。杨家湾渡口距大禹渡有一两里路，我就和他们又往上游走。走了一段路，到了杨家湾渡口，万幸，还有一只小船。是那种羊皮筏子似的小船。我坐上小船，船上总共5个人。小船晃晃悠悠在河里走，我有些害怕，款款伏在船中心，一动不敢动，终于过了黄河。

太阳已沉下山际，深沟高岸，长河落日，摇曳的荇草，还有吱吱嘎嘎的水鸟，远远近近一片苍茫。坐车是没有指望了，要到县城，还得走20多里路。我和刚才船上的两个人—— 一个老一点的男人和一个半老女人相携往岸上走。他们说带我走近路。我以为他们是一家，其实不是。老头带路，我们沿着大禹渡水电站的管坡往上爬—— 一千多级台阶啊。从远处看，水电站四根管子顺着管坡直插云霄，蔚为壮观。而人在它上面走，就小得像蚂蚁。我边走边和老头拉话。原来那女的是个神婆子，会看地方。这个老头是专程到桃林请她的。上了管坡顶，高矗在崖头的那棵大禹渡的千年古柏，已看不清模样，望上去只有黑森森一片。老头和神婆子往西陌去了，我一个人穿过村庄，向公路方向走去。走管坡，原本是求近的，结果却越走越远了。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走着问着，不知道究竟还有多远。走到一个村口，我又问一个老头，老人家说：“哎呀，你咋弄这事，这里离县城还有20多里，你怎么能走到呢？”我说：“老伯，只要能走到大路上，我是不害怕的。”正说着，一个少年骑自行车打这里过，老头喊住他，让他带我一截。于是少年带我走到他们村——程村。但一问人才知，这里距离县城还有八九里。

只有走吧，天已那么黑了，但路上还不断人，我还不怎么害怕。只是脚实在是困了，疼了。刚才紧张的心情一过，脚痛的问题又被提到议事日程。刚才走到河滩，我心里急，不觉乏，现在困乏、饥渴一齐都袭来了。路平平展展，似乎没有尽头。我走一段，问问人，还是七八里；再走一段问问，还是七八里。天哪！一辆汽车走过来了，我试探性地扬扬手，没有拦住；一辆摩托车过来了，我再次羞羞怯怯地扬扬手，还是没有拦住。最后，一辆拉沙的拖拉机开过来，这一次，我不敢再错过了，决心挡住它。我走到路中心，大声喊，向他说明情况，还好，拖拉机停住了。我赶忙跳上去，突突突，一直坐到芮城县街口。其实时间并不是太晚，只是天黑得太早了。

终于，我在晚上8点多，敲开了姑姑家的门。

……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分别了，只有隐隐的酸楚依旧。汽车迎着寒风，碾着积雪，呼啸着开出车站，把送行的人远远地抛在身后。匆匆，太匆匆。我又要离开温馨的家，踏上风雪凄迷的路途。晓星，已冉冉升起；残月，还斜挂在黑魆魆的山头。一阵黎明的奇寒袭来，我打了一个哆嗦，紧紧地裹住大衣。索性做一个梦吧，一个繁花似锦的梦。朦胧中，车厢传来一阵嚷闹声。睁开眼，天色已大亮，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又是那个玩铅笔套的小痞子在翻动嘴皮子，诱哪个不知情的傻瓜上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舍不得二百二，换不来四百四，舍不得三百三，换不来六百六，舍不得四百四，换不来八百八。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舍不得老婆捉不住和尚……” 我想，他都胡说些什么啊，也不嫌累。

孟塬车站。蜂拥的人流向检票口涌去。从早晨到中午，西去的列车还没有开过来一趟呢。等啊等，只有等了。3点，4点，5点，一趟，两趟，三趟，车是来了，但严重超员，车门不开。有人从窗户爬进去，里面传来吵骂声。唯一开着的车门，下者下不来，上者上不去，乘务员在叫骂着把人往下拉。车一辆辆开走了，站台上的人有增无减。我不能傻等啊，我和一个西安公路学院的女学生商量，咱们去第二站台吧。还有一个中年妇女也随着我们去。但去第二站台要走过高高的天桥，绕很远。我们决定钻过一个停靠的货运火车，尽快走过去。我挎着包刚钻过去，脚还没有站稳，车就开动了，那个女学生正准备钻，发现车动了就赶快退回去。而这时谁也没有注意，那个中年妇女已钻到车头下面，吓愣了，乱动弹。车上地下的人一齐惊呼：“啊，趴在中间，不要动！”车站工作人员也一起呐喊，但车一时停不下来，轰隆隆，车头拖带着几节车厢呼啸开过，震耳欲聋的声音把那个妇女的心都要震碎了。车开过后，中年妇女脸色煞白，瘫软在轨道中间。我和女学生慌忙拉起她。这一下，差点把人吓死，从此我再也不敢钻火车了。

一阵惊险过后，我们又开始在第二站台上等车。终于，最后一列火车开来了，人们一拥而上。我不能失去这最后的机会，鼓足勇气，一手挎包，一手拼命抓住车门，往里挤。下面的人簇着，拥着，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上来了。车门就在我身后关闭。我正庆幸自己终于上来了，然而立刻就反悔：车厢里密不透风，赛过炎夏酷暑。我被牢牢地固定在车门背后，想挪动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两个大汉一左一右像两座大山，胳膊架在我头顶上方。我觉得呼吸不畅，心想弄不好会被捂死的。其实那时捂死也就捂死了，那个热、那个闷呀。

火车开动以后，空气似乎流通了一些。透过脏兮兮的玻璃门，我望得见星光下的秦岭峭拔的身影。紧张慌乱、不安全感暂时撤出大脑后，疲劳就准时袭来了。我摇摇晃晃地睡着了，仿佛又回到汽车上那个梦中 ：一只鸽子，红红的小嘴正在啄蒲公英的花朵；草地上，孩子们翩翩起舞，鲜红的绸节随风飘扬；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睁大黑亮的眼睛出神……

186次列车正全力以赴，凭感觉我知道它正在通过黄河大桥。风陵渡车站到了。我将要经过一番拼搏才能下得车来，再坐汽车熬过四个小时。午夜两点，我从车站走到东关姑姑家。一路星辰一路风，只有刻在心上的两行大字在支持着我走完余下的路：在水一方情如故，离愁别绪终有期。

命运，以这样的形式让我和母亲河亲近，壮阔我的行色，沉郁我的底蕴。

4.许嫣，我的青春朋友

认识许嫣那一年，我25岁，她20岁。我高考落榜后在家里干农活，很苦闷，就给姑姑写信诉说。许嫣去姑姑家玩，看到我的信。姑姑对她说我性格孤僻，只知闭门苦读，20多岁了，没有工作没有对象很愁人。许嫣就对姑姑说：“把她交给我吧，我来帮助她。”许嫣给我写信，我俩在信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理想、谈信念，交流对爱情、友谊、孤独、苦闷的感受，探讨“人生的路该怎么走”，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许嫣是C城小有名气的女作者，14岁就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大雁学飞》。17岁时，一篇《野河滩的男人》让她名扬三晋，每年的地区创作会议，必邀她参加。许多人崇拜她羡慕她，把她当成心中的女神，就连在老山前线自卫还击的C城籍战士，也爬在“猫耳洞”里给她写信。

许嫣的父亲在县文化局工作，他19岁时因为写了一篇小说被打成右派。那时刚平反不久，他正信心满怀地主持创办一份名叫《春风》的文学杂志，扶持奖掖文学青年。他希望女儿继承他的志向，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作家。

通信半年后，许嫣力邀我过黄河去她那里。她说：“来吧，姐姐，带上你所有的作品，我帮你找事做，帮你推荐发表作品。让我们并肩比翼齐飞！”我兴奋至极，辞掉家乡小学代课教师的差事，去会见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许嫣。

七月流火，我独自坐船过黄河去见许嫣。登上高高的河岸，远远望去，许嫣和姑姑各骑一辆自行车飞奔而来。朋友见面，很是激动，我和许嫣不好意思地互相打量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长途跋涉灰头灰脸，姑姑戏称我是“黄山来的姑娘”。相比之下，许嫣就精致许多，她长得小巧玲珑，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用发卡高高地隆起，脚上穿着一双红皮鞋，鞋跟足有8厘米，这给她增加了不少高度。她的眉宇间透着一股凌厉之气。隐隐约约中，我却感到一丝失望。

这一夜，我就宿在许嫣的住处，我们聊了一个通宵。许嫣是县志办的临时人员，负责打字。县志办设在博物馆院内，这地方非常幽静，除了几名工作人员，整天难见外人。许嫣的房间很大，桌子上放着一部铅字打印机，两个文件柜装满各种资料，还有一些文学名著，比如《静静的顿河》《猎人笔记》等。从鸡飞狗跳的农村出来，这环境令我羡慕不已。但许嫣却说这里是“青灯古佛殿”，工作枯燥乏味。

初来乍到，我俩有说不完的话。童年、故乡、青春苦闷、女性秘密，都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时间一长，我就有些厌倦了。但许嫣抓住我，好像抓住一个难得的倾诉对象，她给我讲县城里的红男绿女，讲她和未婚夫谈恋爱的详细过程，模拟他们在小河边、田埂上说的话，甚至他对她唱的《塞北的雪》，都向我重复几遍。有时候我实在瞌睡得不行，她却把我拉起来，听她说话。看得出，这个少年得志的小才女是太寂寞了。她需要倾诉，而我就是她倾诉苦闷的最好听筒。许嫣说，她有许多朋友，有的在广播站，有的在幼儿园，还有的在乡镇。但她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她只和我有共同语言。

许嫣爸笔名叫“柳岸”，取柳暗花明之意，我称他“许伯伯”。许伯伯很和善，他个子不高，戴一顶鸭舌帽，眉宇间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他每天忙着组稿、编印刊物，回复文学青年的来信，还经常外出参加文学活动。他对我非常好，在我没来之前，他就到姑姑家询问我的情况，给我写信，鼓励我克服困难，自学成才。他还在《春风》上发表了我的诗歌。我来了之后，他对我更是关心，劝我不要着急，好好熟悉一下环境，再慢慢找工作，还把我的作品推荐到《河东文学》去发表。他以为我和许嫣在一起，整天在切磋写作的事。却不知我俩在一起，从不谈写作。

县文化局离县志办不远，我们有时到文化局和许伯伯一起吃饭，剩下的时间就是泡在一起，胡吹海侃。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和许嫣过着一种癫狂的生活，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上街买些饼干充饥。有一次实在饿极了，我俩把屋子里的“钢镚”搜寻尽，又把桌子上的两张邮票拿去换钱，才买了两个油饼。许嫣对姑姑说：“把淑景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对许伯伯，许嫣又说：“我和淑景一起探讨写作，你不用操心。”这样两头不透气，大人们根本不知道我俩在一起干些什么。

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了图书馆这个宝库，就去借书。我们不是一本一本借，而是论捆。管理员李林整理的书，不是按类别而是按书本的大小，把果树栽培、科学养猪和世界名著捆在一起。李林是许嫣的粉丝，自然是大开绿灯。我和许嫣意外地从借得的两捆书里发现了《简·爱》《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茶花女》《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木工小史》等，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饿着肚子缩在文化局那间偏僻的房子里读书。两天没有出门，渴了喝凉水，饿了啃饼干。我们争着看《红与黑》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许嫣说：“咱们轮流读吧，人歇书不歇。前半夜你看，后半夜我看。”我就先看，看到眼花缭乱，看到实在睁不开眼了，就交给许嫣。等她睡着了，我又悄悄起来读。但这样的情形没有持续几天，我俩就刹声了。

除了读书闲聊，我俩还经常出去“体验生活”，比如到电影院看电影，到会堂看戏，借机观察人物。时间一长，这严重干扰了许嫣的工作，她的案头堆满了许多等待打印的资料。有一次，主任来问材料打得怎么样了，许嫣说，还没打出来。主任批评了她，许嫣不服气，还当场顶嘴。过后许嫣又向我诉说她的苦闷：写作写不下去，读书读不进去，工作乏味，日子过得太无聊。而那时的我，寄人篱下，生活无着，当务之急是找一份事做。比起我的处境来，许嫣的只能算是闲愁。何况，有许多是她自找的呢。

酷暑盛夏，我们到剧院看戏。许嫣故意打扮得与众不同，她把头发梳得高耸入云，穿着无袖低领小褂，手摇一把粉红小扇，很是惹眼。我跟在后面，就像一个跟班。坐在剧院里，有许多后生拿眼瞅她，然后嘁嘁喳喳议论。这时许嫣就会猛然回头，大声斥骂道：“瞅什么瞅？八点子！”八点子是当地骂人的话，神经蛋、脑残的意思。她的声音之大，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我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到我俩身上。而许嫣根本不在乎，越多人注意她，她越高兴。后面有人故意挤挤撞撞，她就回头大声骂道：“你做巴子哩！”这话很粗野，与她雍容的打扮和曼妙的身姿绝不相称。这时我就很尴尬，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8月的一天，地区少年管教所组织少年犯来演出。一个晚上，许嫣进进出出，都很活跃。她坐在第一排，故意摇着粉红小扇，给那个唱主角的少年犯抛媚眼。那个少年犯，长得高大帅气，很像电影明星陆毅。他大概也发现了许嫣对他有意，唱着唱着都走神了。趁少年犯出来上厕所之机，许嫣躲开看管人员，大胆上去和他攀谈，问他的家庭住址、犯了什么事、狱中生活等。

第二天许嫣就扯着我和她一起去找那个少年犯的家，打听情况。我有点不愿意，但许嫣说：“姐姐你25岁了，还没有对象。这个少年犯看起来多帅气，又多才多艺，他因寻衅滋事被劳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咱们现在趁他在难中关心一下，他就会感恩，对你产生好感。若是你能和他结缘，不也是一件大好事吗？”我觉得这很荒唐，她看上少年犯了，却拿我说事。但我架不住许嫣的软磨硬缠，就和她一起去了。我们对许伯伯说，天太热，回村里住两天，又对姑姑说，我去许嫣老家玩去了。我们在许嫣村里的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坐火车去少年犯所在的县，又步行20来里，辗转来到少年犯所在的村子。我们装扮成地区报社的记者，询问少年犯的思想性格、成长经历，其实重点是想问人家有对象没有。但少年犯一家人很冷淡。他母亲和妹妹用直勾勾的目光在我们身上逡巡。我们问一句，她们不答，反过来一个劲问我们：“你问这干啥哩？你打听这啥意思？”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许嫣不甘心，又辗转找到他的邻居家打听。邻居说，少年犯有一个女朋友，就在同村，他被劳教后，女孩子还在等他，还感叹现在像这样的女孩子不多见了等等。一听说少年犯有对象了，我俩就像皮球泄了气。夜色降临了，我们就宿在镇上唯一的一个旅店，旅店很脏，被褥、床单都不敢细看，我和许嫣闭着眼躺下。刚住进来就没电了，我们喊店家点蜡。烛影摇曳，蚊虫叮咬，我们糊糊涂涂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许嫣还要去打听，我坚决不去了。这一次出行，花掉我从家里带来的不多的一点钱，使我很紧张了一阵子。

秋天开学时，我终于找到一份教书的事。许伯伯的同学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通过这层关系，我到一个镇上中学代课。许嫣、姑姑和副局长，一起把我送到学校。我对这地方很满意，一间小屋，一床一桌一凳。学校四周是田野，院墙到处是豁口，翻过墙就到田里了。不远处就是中条山，峦烟缭绕。这里距县城70多里，坐车需要一个多小时。许嫣不明白我为何对这个只有一个邮电所的小镇满意，她说换作她，一天也待不下去。说实在的，我想离开她，想静静思考一下今后的出路。这样无穷无尽地泡下去，实在有违我的初衷。还有，我想距离县城远一点，这样就少打扰亲友一些。

但我到学校教书后，许嫣一有空就去。

这天是星期日，我和许嫣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比较愉快的假日。当我俩谈了很久以后，她忽然幽幽地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之间缺点什么。”“缺点什么？”“缺一个可以谈得来的男子汉。我们虽然无所不谈，却总觉得有点单调。男子汉的观察角度、思维方式都和我们不同，如果能和他们交谈，将会丰富我们的性格。”“那你给张贤亮、张承志写信吧。”当时正是“二张”火爆的时候。“去你的！人家拿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把你吓回去了。我是说如果能在我们周围发现一个程度相当的男子。”“那你去发现呀。”不久，许嫣就发现了一个。

十月的一天，许嫣带着青年摄影家大卫来学校看我。之前，她曾对我说过大卫。“淑景，我今天给你瞅了一个对象，哎呀，长得绝了。他是咱县的青年摄影家，名叫大卫，在县城开有一家照相馆，还经常在地区报上发图片，很有才气呢，无论是长相或是气质都绝对好。怎么样？接触接触？”我白她一眼，没有当回事。许嫣总是大包大揽，几次为我找对象，都落空了。我没来之前，她就从《青年之友》的征婚广告里，给我介绍了一个陕西的小伙子。我们互通一封信后，无疾而终。后来去看那个少年犯，她也说是为我找对象。这次又是这样。许嫣还喋喋不休地给我灌输大卫的好，怂恿我给他写信，我没理她。

大卫是个潇洒的男子汉，高高的个子，头发蜷曲蓬松，一举手一投足，都透露出一股艺术家的气质。许嫣和几个女孩子争相和大卫在一起拍照。她让我看过照片，照片上几个年轻人高瞻远瞩、意气风发。但可惜的是，大卫已经订婚，未婚妻是同村姑娘。许嫣便愤愤不平地对大卫说：“你是搞艺术的，一场平庸的婚姻，就把你的艺术生涯断送了。”她还自告奋勇，要拯救大卫，上门说服那位未婚妻解除婚约，但据说最后被骂了出来。以后许嫣每次去照相馆，未婚妻和大卫的姐姐都冷脸相对。看得出，许嫣对大卫有点动心了，她的感情在未婚夫有志和摄影家大卫之间摇摆。

许嫣和大卫拿了一大堆照片，让我给题诗。照片的内容很广泛，有农村的，有街市上的，有学校、厂矿的。我在一幅题为《父亲》的照片上写道：“父亲，回家吧。”照片上的这位父亲正在街市上守着一堆扫帚，愁眉不展地等待买主。他俩拍掌大笑，说：“题得好！父亲，回家吧，人家不要扫帚了，人家用吸尘器呢。”还有一幅《蓓蕾》，我在上面题写道：“幽闭了多少时光/攒聚了多少力量/等到明晨又一轮朝阳升起/你的热情会怎样怒放？”

我们玩了整整一天，眼看天黑了，许嫣他们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提醒她，晚上7点以后就没有班车了。但许嫣竟说：不走了，我们仨凑合挤一夜吧。天已经很晚了，我实在困极了，就依墙和衣睡下。至于他们俩是什么时候睡的，我都不知道。第二天，我支应他们吃了早饭，又给他们买了车票，送到车站，才把他们打发走。后来听说他们当天并没有回县城，不知又去哪里玩了一天。

这事让姑姑知道了，姑姑很生气。她说：“你这里是学校啊，你是一名教师啊，要注意影响啊。许嫣来这里，耽搁你上课不说，还带男孩子在这里过夜，这叫怎么回事？她爸要是知道了，不打死她才怪。你爹妈把你交给我，我要对你负责。现在找一份工作容易吗？你不能和许嫣这样混下去了。”我说：她不听我的，还说我思想僵化，观念落后。姑姑就去找许嫣，提醒她不要干扰我的工作。这下又得罪了许嫣。过后有几次，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她不让你和我来往，我恨死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