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说来很有意思，我最初接触《聊斋》，竟是从地屋中开始的。

我的故乡在山东诸城农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当秋收完毕、冬季将要来临之际，村中便开始建造地屋。这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长十来米、宽三四米的地屋，在朝南的方向还辟有若干小窗，地上又铺满了麦秸，所以里面不但十分暖和，而且光线也很明亮。地屋的正中还有一个斜开的门，上面覆以芦席，人们即从那里出入。忙完秋收的人们便在这地屋中从事着他们唯一的副业——打草鞋。在我们那里，几乎每个男人都会打草鞋。他们打出的草鞋，每到逢集，便拿到镇上去卖。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一双草鞋能卖二三角钱，而一个人一集间可打出十来双，这样，五天内便有二三元的收入了。

打草鞋虽是单干，但由于都集中在一起，所以也算是集体劳动了。当时一个地屋往往可以同时容纳二三十人在其中操作。大家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一边说说笑笑，倒也不感寂寞。还有那些卖花生的，卖麻糖的，卖各种小吃的，赶完集后也常常来到地屋中，一边继续做着生意，一边说着集市上的见闻，更令地屋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到了晚上，也有一些路过此地的外乡人到地屋里借宿，并讲述着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这样一来，地屋简直成了乡间的公共场所和“信息中心”了。

地屋更是我童年时代最喜欢去的地方。尤其在冬日的夜晚，几乎一撂下饭碗，便不由自主地钻进地屋。我躺在绵软的地铺上，看着大人们在一盏盏的豆油灯下打着草鞋，听着他们以及若干外乡人所讲的许多有趣的故事，有时还吃着父亲花一角钱买来的一帽子花生，真是惬意极了，自谓人生最美的享受不过如此。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在地屋中所听到的许多故事都与《聊斋》有关。像距我家只有几十里的五莲山（今属五莲县）光明寺和尚的故事，就是大人们常常话及的。如说寺里有一口大锅，做一次饭便足够五百个和尚吃的；说大和尚们凭借势力常与周围村庄的妇女相通，所以当地一直流传着“五莲山的和尚，大榆林的婆娘”的谣谚。还说清初丁野鹤（耀亢）被官府缉拿，最初也是躲在寺院里充作烧饭僧以避祸的，后来因为他为寺院大门撰写的一副对联而泄露了秘密。我至今还记得人们所说的那副对联是：“风生禾下虫飞走，马到芦边草不生。”上联隐一个“秃”字，下联隐一个“驴”字。官府说这很像丁野鹤的文笔，于是再次搜查，果然将他从厨房里抓走。后来读了《聊斋》才发现，乡人们传说的五莲山僧的那些故事，竟与《聊斋志异·金和尚》所记基本一致。

还有对诸城望族刘家的发迹与丘家败迹的传说，也与《聊斋》故事大同小异。如谓刘统勋的祖先刘小初迁逄戈庄时，先为逄姓大户做佣工，当他看到南方人将鸡蛋埋于村南泽地，翌日竟有小鸡孵出时，遂请于主人，待其父死后埋葬于此，后刘家果然数代显宦。此与《聊斋志异·阳武侯》记薛家岛薛禄事便极相似，只不过将鸡卵生鸡变为“蛇兔斗草莱中”了。诸城丘家的丘志充遭狐报事，我也曾在地屋中听说过，其情节与《聊斋志异·遵化署狐》差不多。并说丘志充“罹难”后，他的两个儿子求身代不可，遂赤足扶榇归里，至被乡中视为孝子。至于狐精、鳖精以及鬼、妖的故事，在地屋中更是常常听到，有的甚至还指明地点，往往就在我们村周围。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卖饼人所讲的一个女鬼向他买饼的故事，听后令我毛骨悚然，都不敢夜间出门了。但越是害怕，便越是喜欢听。这样的经历一直持续到1956年。此后合作化了，没人搞副业了，地屋也就不再建了。而我也为了求学，从小村到乡镇，再到县城，最后负笈南游沪上，步步远离了故乡。

时至今日，时间虽已过去了六十多年，但当年人们在地屋中讲那些故事的镜头，还时时浮现在眼前。后来读了点书又知道，故乡这种谈奇说异的风气，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远的不说，单从清初以来，诸城文人们就有此种好尚了，连乾隆《诸城县志》（卷四十三）都说“县人丁耀亢、李澄中者，殊好传异事”。丁耀亢在其《出劫纪略·山鬼谈》中说曾与仙人张青霞有交往，仙人居于诸城南山石崖中，一般人见不到，唯丁氏及其山友王钟仙能与之一同饮酒并联诗，最后仙人还为丁氏指示其“出劫”途径。李澄中不但在其《三生传》及《自为墓志铭》中有“异香出室”的神奇记载，还在其《艮斋笔记》中汇集了大量有关诸城的奇异故事。至于我的十一世叔祖石民公（讳侗），除了与崂山道士交往密切及屡称于卧象山中遇龙事外，即围绕其自身的传说亦颇离奇，乡人至谓其有半仙之体（淄川一带亦谓蒲松龄有半仙之体），能于月夜跨长凳往来于放鹤园与石屋山间。光绪《诸城县志》（文苑）还说诸城有一位诸生隋驭远，“所著《笔记》酷似蒲松龄《聊斋志异》”，惜其著作未能流传于世。再联系到先秦的“谈天衍”“雕龙奭”、卢敖、徐福，以迄汉之东方朔，唐之段成式，宋之周密诸人，则齐鲁一带谈奇说异的风气可谓绵延不绝。而此种文化氛围不但孕育出了若干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成为《聊斋》成书的地域文化背景。

而且，就连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此种文化氛围的浸润，由喜欢听《聊斋》故事，而发展到爱读《聊斋》了。我还记得大学的最后两年，正逢“文化大革命”，我因为是“逍遥派”，无须关心“国家大事”，所以便经常拿一本《聊斋》到校园西南角的生物园，在一个内战时期留下的碉堡上去读。顺便说一句，因为“伟大领袖”说过“《聊斋》中的那些女狐狸精可善良了”的话，所以《聊斋》在当时并未被列为禁书，图书馆也还可以出借。就这样，我在“造反派”们打内战的喧嚣声中反复地读着《聊斋》（有时也读《红楼梦》），并用那些善良女性的爱意，抚慰着自己寂寞的心灵。终于有一天，盼到毕业了，在“四个面向”方针的指引下来到了大西北的兰州，即曾在碉堡上远望过落日方向的一座城市。

到兰州后，我先是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这自然无法从事《聊斋》研究，只能在案头放一本《聊斋》选本，闲暇时翻上几篇。后来调入兰州大学，领导又分配我教先秦两汉文学，整天与《诗经》《楚辞》打交道，《聊斋》研究也无从做起。只是有一个机会，即1983年的5月，我随赵俪生、高昭一、袁世硕诸先生赴山东考察乡邦文献，期间不但读到了若干与蒲松龄交游相关的文献，而且还亲赴五莲山等区域考察了一些《聊斋》故事的发生地，这才令我重新对《聊斋》研究发生了兴趣，并陆续写了一批考证文章。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这样的文章大致写了有二十几篇，收在本书中的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下面便来谈谈此书的写作。

本书名为“聊斋丛考”，约有三层意思，或曰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有关《聊斋》作者蒲松龄生平事迹的考证。我向来服膺孟子知人论世的教导。《孟子·万章》记孟子对其学生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所谓“尚友”，即追上去与古人交朋友。我认为这对研究蒲松龄也同样适合。所以我不但通过追踪蒲松龄的“秘书”生涯以解读其早年理想，通过透析其画像题词以阐发其晚年心态，与柳泉先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也对蒲松龄与部分人士（如孙景夏、李之藻、张贞等）交往的事实进行勾勒和梳理，以期能在知人论世方面补蒲学研究之不足。当然这些研究都还是很局限的，而且于学界已经涉及的部分，都尽量回避。

二是有关《聊斋》本事的考索。我始终认为《聊斋志异》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但有小说篇章，也有纪实作品，更保存有大量的文化史料。所以对于《聊斋志异》中所讲的故事，只要我能查出其人并能考其本事的，都尽力予以追索。如对金和尚及五莲山僧事迹的考证，对“姊妹易嫁”故事的解析，对“镜听”源流的梳理，以及对李象先、丘志充、丁前溪等《聊斋》人物事迹的钩稽等。近年来我还欣喜地发现，《聊斋》中竟有七篇涉及甘肃的故事，我也对其来源及故事的传播途径一一进行了考察。我认为，考证《聊斋》本事，不但于《聊斋》本身的研究极有帮助，而且有些还可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史学及民俗学价值。

三是对《聊斋》一书多种文化蕴涵的揭示与发微。我除了发掘《金和尚》篇对研究清初寺院经济及山左民俗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肯定《镜听》篇对保留传统“镜听”习俗的重要意义，以及考察甘肃故事中所呈现出的西北地方文化色彩外，也注意了对《聊斋》中“狐狸精”形象所隐含的中西交通文化背景的探讨。我从《聊斋》中“狐狸精”自报家门的“籍贯”（陕西）入手，进而联系到历史上尤其是汉唐盛世胡人的大批来华以及“胡”“狐”的特殊关联，最后发现，汉、唐的“胡姬”形象已被融入了《聊斋志异》的“狐女”形象之中。换言之，《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形象既有其自然属性与文人的精心加工，同时也与中西交通的大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此外，《聊斋》的丰富文化蕴涵也还表现在它所包孕的多种学科上，如《聊斋》中的新闻篇章可谓新闻与文学交融的杰作，《聊斋》中的爱情篇章更是情趣、美趣与理趣相融的佳作。而其中的《恒娘》篇，则是蒲老先生取《周易·恒》卦以为之，实是他援《易》理而入《聊斋》的一种尝试。凡此，我在书中都有着详尽的考释。

至于本书附录中的三篇文章，虽未直接论及《聊斋》，然与《聊斋》研究也有着间接的关系。王渔洋与蒲松龄的交往已有袁世硕先生的考证。而王渔洋除与蒲松龄交往外，也与诸城遗民集团中人有着不少的关联，其中有些人又为蒲松龄所闻知（如丁耀亢、李象先），有的还是好朋友（如张贞）。《王渔洋与诸城人士交往考略》一文便是具体考证王渔洋与诸城人士交往的事实，可为研究蒲松龄交游之参考。

《“随时莫忘汉衣冠”——〈观瀑图〉考》一文则是对《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一文的补充。《观瀑图》实际是对清初一部分坚守气节、誓不事清的诸城遗民的气质与品格的形象写照，他们的民族思想要较蒲松龄为强烈。这只要将图上“今日总为清民子，随时莫忘汉衣冠”的题诗，与蒲松龄画像题词中的“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相比较便可知。这为研究蒲松龄的民族思想也提供了一种参照。而先祖石民公（讳侗），既是《观瀑图》中的主人公之一，同时又与张瑶星及孔尚任有过交往，并为李澹庵（之藻）的小照作过长《纪》，而蒲松龄又“得读岁时之纪，聊赘俚言”（即《李澹庵图卷后跋》）。这样说来，蒲松龄与石民公虽未见面，但彼此间也是知晓的。故考证石民公交游的一篇文章（即《张石民与张瑶星及孔尚任的交往》）也附于后了。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我研究《聊斋》已有三十多年，我自己也由一个喜欢在地屋中听故事的少年而成为一位古稀老人了。回首往事，我对《聊斋》的喜爱程度虽从未衰减，但对《聊斋》的研究却依然是十分肤浅的。目前，蒲学已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千秋传唱，万世流芳”（李希凡为蒲松龄故居题词）的局面也已开启。那么，就让我的这本小书作为《聊斋》研究的一朵浪花而汇入蒲学的潮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