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诸城之行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否到过诸城？如果到过，会在什么时间？与诸城又有些什么瓜葛？这是一个尚未引起蒲学界注意然又十分值得追寻的问题。笔者留心此事有年，今愿略陈一得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超然台》诗说起

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里有一首《超然台》七律，诗云：

插天特出超然台，游子登临逸兴开。

浊酒尽随乌有化，新诗端向大苏裁。

蛾眉新月樽前照，马耳云烟醉后来。

学士风流贤邑宰，令人凭吊自徘徊。

超然台在诸城北城墙上，苏轼守密州时常登此；而且，诗中也点明是“登临”之作，按说应为蒲松龄到过诸城的明证了。但研究者们却多不肯当真。我想，这不外有两方面的疑点：一是在所有蒲松龄的传记材料中都缺乏其去过诸城的记载；二是对诗本身觉得可疑，说明确点，便是怀疑别人的诗混进了《聊斋诗集》。在此我想先对诗的真伪做些辨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超然台》诗在《聊斋诗集》里虽被置入无法系年的“续录”中，然与著名的《般河》《田家苦》《聊斋》《钞书成，适家送故袍至，作此寄诸儿》等出自同一抄本，倘无确凿的证据，蒲氏的著作权原是不容怀疑的。而且，就诗本身来看，不但风格与聊斋诗一致，就连用韵及遣词也显示出蒲氏所独具的特点。我们不妨将此诗与蒲氏的其他类似诗篇在遣词、用韵方面做一比较：

三径苍茫满绿苔，高斋把酒共徘徊。

几家烟花芳邻隔，四塞凉云薄暮来。

——《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其二

冷雨无情鸟雀哀，画眉窗下月徘徊。

芳魂犹记泉台路，日向梨花梦里来。

——《读张视旋悼亡诗并传》之二

深山春日客重来，尘世衣冠动鸟猜。

过岭尚愁僧舍远，入林方见寺门开。

花无觅处香盈谷，树不知名翠作堆。

景物依然人半异，一回登眺一徘徊。

——《重游青云寺》

大明湖上一徘徊，两岸垂杨荫绿苔。

大雅不随芳草没，新亭仍傍碧流开。

雨余水涨双堤远，风起荷香四面来。

遥羡当年贤太守，少陵嘉宴得追陪。

——《重建古历亭》

蔓松桥上一徘徊，风过松荫爽气来。

乱树争分青嶂出，夕阳常照紫薇开。

——《石隐园中作》

朝雨暮雨云不开，浊流滚滚漫庭阶。

老屋漏剧椽生苔，中宵移床坐徘徊。

——《雨后李澹庵至》

深院无人户半开，亭亭独立意徘徊。

狡鬟斜戏双扉掩，似道狂郎今又来。

——《塔灯八首·掩扉》

可以看出，蒲松龄很喜欢用“来”“开”等字作为韵脚。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各诗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用了“徘徊”一词，且大都是韵脚。如此多的例证，总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吧？一个人在遣词、用韵方面的习惯往往是不自觉的，而且又是很难改变的。《超然台》诗与《聊斋诗集》中的其他诗篇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说明它们的作者同为一人即蒲松龄之外，还能做何解释呢？

也许有人以为蒲氏写作此诗，或是遥寄情怀，非必亲临其地。这只要细读全诗，便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诗中“游子登临逸兴开”及“令人凭吊独徘徊”两句，已足令人想见作者作为一个“游子”，乘兴登上超然台，因联想到当年东坡学士而独自“徘徊”“凭吊”的情形；而颈联的“峨眉新月樽前照，马耳云烟醉后来”两句，更是非亲临其境者所难以道出。这里的“马耳”即东坡“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之“马耳”山，以其形似马之两耳得名，在诸城城南六十里。“峨眉”既与“马耳”对举，则不单用以状“新月”，亦当是山名，即县东南二十里的卢山（以秦人卢敖由此入海得名），俗谓之“小峨眉”（苏轼也曾以障日山为小峨眉）。清初诸城诗人徐田《鹤亭宴集赠杨水心》（载《栩野诗存》）云：“峨眉因雪大，马耳以石听。城联苏公台，山戴卢敖姓。”这便是最好的说明。可见，蒲诗中之“峨眉”实有双关义。小峨眉近在城郊，新月由上升起，自然可以照耀樽前；而马耳远在南隅，又多生云烟，故云“醉后来”。试想，一个没有登临远眺的人能道出如此真切的景语吗？更不要说未到过诸城的人，根本无从晓得卢山俗称“小峨眉”了。

二、蒲松龄到诸城的时间

《超然台》诗既为蒲松龄亲自登临之作，那么，他到诸城会是在什么时间呢？也让我们从蒲松龄的另一首《崂山观海市作歌》说起吧。

《崂山观海市作歌》系于《聊斋诗集》卷一，是嘉庆年间从蒲松龄的五世孙蒲庭桔那儿传出来的1，可断为蒲氏作品无疑。诗中主要写作者登临崂山并亲见海市的情景。如：

方爱澄波净秋练，乍睹孤城悬天半。

埤堄横亘最分明，缥瓦鱼鳞参差见。

万家树色隐精庐，丛枝黑点巢老乌。

高门洞辟斜阳照，晴光历历非模糊。

繈属一道往来者，出或乘车入或马。

扉阖忽留一线天，千人骚动谯楼下。

连海市中的瓦舍、人马，甚至树上的乌鸦窝都描绘得如此真切，可以说，蒲松龄到过崂山已是没有疑问了。何况在崂山一带，还一直流传着蒲松龄在下清宫南配房的一间西耳房中住过，并在其中写下了《崂山道士》《香玉》等作品的传说呢！

据近年来学术界的考证2，蒲松龄此次游崂山并观海市是与其同乡好友唐梦赉、张绂、高珩等八人一起结伴而行的，而且唐、张、高也都有观海市的记载，所记情景与蒲氏基本一致。不过，他们似较蒲松龄为细心，连此次游历的时间也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了。如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十二《杂记》中记：

壬子夏，游崂山，见海市。时同行者八人。

张绂《焕山山市记》（《淄川县志·艺文志》）亦记：

壬子初夏，偕同人游二崂山遇雨，假宿青石涧。凌晨晴霁，过翻辕岭，矫首南望，倏见城郭楼台，旌旗人马，变幻顷刻，咸以为异观焉。问之土人，曰：“此沧州岛现海市耳。”

壬子即康熙十一年（1672），初夏谓夏历四月。此亦即蒲松龄游崂山之确切时间了。

蒲松龄往崂山是否会途经诸城呢？他本人没有说，倒是同行的唐梦赉又替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他在《志壑堂文集》卷八《诸城崇宁寺大威上人塔铭》中说：

壬子岁四月，穷迹崂桑，探奇海市，往返皆经东武之崇宁寺，始知大威上人已示寂双树者一岁矣。

“东武”为诸城之古名，“崇宁寺”在诸城邱家大村（俗谓之千佛阁），“大威”为诸城五莲山光明寺开山和尚明开之再传弟子（见《五莲山志·诸师本传》）。蒲松龄既与唐梦赉同游崂山，亦当“往返皆经东武”。至此，蒲松龄的诸城之行当是毋庸置疑了。而他的登超然台，也应是他赴崂山或由崂山返淄川的途中，在诸城停留时的事情。这一年是康熙十一年（1672），也就是蒲松龄从宝应南游回乡的第二年，他三十三岁。此与《超然台》诗中“游子”的身份也极相合。其时蒲松龄虽然生活困窘，但正努力科举，对未来也还充满着希望，所以登临时竟能表现出足够的“逸兴”，不似后来的潦倒与感伤。还要指出的是，他的《聊斋志异》这时也已经开始写作了。我们从他南游期间所咏“途中寂寞姑言鬼”（《途中》），“新闻总入《夷坚志》”（《感愤》）一类的诗句中，已很明显地感觉出来了。

三、蒲松龄与诸城的一些瓜葛

蒲松龄到诸城的时候，正是以“诸城十老”为核心的诸城遗民集团十分活跃的年代3。其时，王乘箓、丁耀亢两前辈虽已先后辞世，然刘翼明尚在，李澄中也未应“鸿博”试，丘元武方四十三岁，张蓬海、石民均三十九岁，徐田、赵清三十有余，而隋平年仅二十七。至于侨寓者，如杨涵（水心）、王玙似（鲁珍）、李焕章（象先）、马鲁（东航）、洪名（去芜）、金奇玉（琢岩）等，也正与县人亲密相处，声气互通。

蒲松龄途经诸城，又登临超然台，与诸城地方人士肯定有过接触。而其时淄川县学的教谕、蒲松龄的良师兼益友孙瑚（景夏）即是诸城县相州镇人，他也不会不为蒲氏做些介绍。但遗憾的是，这些交游材料也未见著录。不过当时诸城的这种浓厚的遗民氛围，蒲松龄还是分明地感受到了。这从《聊斋》中那些颂扬遗民、鞭笞“三朝元老”以及揭露“大兵”暴行的篇章中可以隐约地体会到。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聊斋》中还有几篇涉及诸城人、事的故事，这就是《金和尚》《丁前溪》《遵化署狐》《诸城某甲》《紫花和尚》《孙必振》以及《冷生》篇末的“附则”。大约除淄博外，诸城故事在《聊斋》中所占的数量要算多的了。这些故事的写作虽不必就在诸城，其材料的来源也或有多种途径，然与蒲松龄的此次诸城之行当不无关系。例如《金和尚》篇写诸城五莲山寺一金姓和尚发迹后如何荒淫无耻，如何横暴乡里的故事，即是取材于诸城的真人真事。余尝考定，金和尚确是五莲山光明寺之主山和尚，其事迹亦与《聊斋》所写基本一致4。而蒲松龄来诸城的那年，金和尚方五十九岁，其势焰还正炽呢！其他如《遵化署狐》记丘元武祖父事，《紫花和尚》记丁野鹤之孙事，《丁前溪》记野鹤公之祖父丁纯的从弟丁綵事，《孙必振》记孙景夏之从弟事，亦皆有所本，都不能排除这位聊斋先生在诸城的有意收集。至于诸城人士之谈奇说异的风气，如丁耀亢之谈“山鬼”，王乘箓之预言“身后”，李澄中之谈“前身”，张石民、徐田之谈龙，是否会给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以有益的启示呢？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之，蒲松龄是到过诸城的，而号称“世界短篇之王”的《聊斋志异》中也确实包含了诸城人士的一份贡献。这样说或许还不算是“无根之谈”吧！倘如是，则在将来新编的《蒲松龄年谱》中便要加上一笔了。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